2004年中国经济史研究总论述评

    2004年史续有，经济史研究者在承继选题日渐细密化的同时，加强对理论的探讨，收到了丰硕的成果。
    史学理论与方法  罗炳良认为观是历史学的根本问题：1、历史观的进步促进了历史学的迅猛发展。2、历史观是决定历史学前途和命运的大问题。3、历史观在历史研究中居于理论指导的地位．①李良玉认为历史学有丰富的方法论系统，既有基本的思想原则，同时在不同的研究领域，为解决不同的问题，又分别形成了不同的学术路径。历史研究应提倡深入调查，详尽地占有资料，先把历史事实搞清楚。反对照搬照抄西方理论。机械地模仿西方学者的范式，离开具体事实空发议论。②冯尔康认为历史学是说故事的陈述之学，表达方法以寓论于史为特色。史学特征及其发展历程表明，史学功能应当而且正在转换：由教化转向社会文化，研究成果由大众分享，实现历史知识大众文化化一一历史研究走近古人生活世界，史学作品贴近今人生活。为此，史学著作应有大众文化的表达方式，以适应社会的要求。③蒋大椿针对人类历史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合乎的客观发展过程的传统见解，提出正是人的意志支配下的对象性实践活动创造和改变了实际历史进程。历史发展的“合力论”不能成立。④邓京力在《求是学刊》2004年第1期刊登题为《事实与价值的纠葛一一试析历史认知与历史评价的关系问题》的文章指出：历史认识的两种基本形式：历史认知与历史评价，在诸多方面有明显差别又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具体展现了事实与价值在历史认识过程中复杂的交互运动。赵理文在《中共中央党校学报》第1期发表题为《论历史发展的合主体性》的文章说：历史发展除了具有合规律性外，还具有合主体性。合主体性是历史不同于史的本质特点，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和必然趋势。人类历史活动既是客观活动又是价值活动的双重特性，是历史发展既具有合规律性又具有合主体性的客观根据。商景龙认为历史与实践是人类存在和存在方式的同位语，两者互为对象性而存在，并在其相互作用中互相创造。历史重审是发生在历史活动过程之中体现着创造历史的主观能动作用的人的感性活动。它既体现人们以当代实践为基点从事历史活动的历史态度，又是人们在理解历史活动、经受历史活动本身检验过程中获得的历史评判的主观尺度⑤。萧致治探讨历史研究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主张根据当前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确定研究选题。⑥张云在《历史教学问题》第1期《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历史学的研究与应用》中谈到：“应用史学”的提出是我国社会发展对史学研究提出的要求。其特点是：田野化作业、市场化操作、多样化载体和职业化的史学家。发展方向应为：文物的开发和利用、历史知识的普及、口述史料的挖掘、提供咨询服务和决策以及史学的影视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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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罗炳良：《历史观是历史学的根本问题》，《学术月刊》2004年第6期。
②  李良玉：《历史学的观念、方法与特色》，《史学月刊》2004年第6期。
③  冯尔康：《“说故事”的历史学和历史知识大众文化化》，《河北学刊》2004年第1期。④  蒋大椿：《历史与人的意志支配的实践》，《安徽史学》2004年第1期。
⑤  商景龙：《论历史重审的意义》，《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⑥  萧致治：《历史研究与现实》，《求是》2004年第13期。
 
如何看待西方史学理论是近年学界思考的问题之一。侯云灏主张在引进西方史学理论时不应照搬照抄，生吞活剥，食洋不化，而应把它放在西方社会历史和思想进程中来理解，进行不同层次的“还原”，忠实把握其思想本质，进而进行改造，与中国固有的传统结合，朝着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学体系而努力。①
    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史观一直是国内历史研究的理论指导。俞吾金从技术双重功能看历史唯物主义叙述方式的改变，认为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叙述体系包含三个理论前提，即资源和生产发展的无限性；科学技术具有生产力的功能，起历史作用始终是进步和革命的；科学技术不是意识形态。当代西方家对三个理论前提提出了挑战，揭示了科学技术的另一功能一一意识形态功能．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的叙事方式应对此做出积极回应：1、切人生态语境；2、重新认定生产力本质和历史作用；3、重新阐释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4、重新表述意识形态概念。②隽鸿飞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具有双重内涵：在形而上学的层面，把人类历史的发展划分为人与人相互依赖、人与物相互依赖和人自由自觉地存在的三个阶段；在现实层面，强调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具体分析，区分东西方两种不同的发展道路。二者是统一的，其中起核心作用的是人自身发展的三阶段论。他为我们研究人类文化模式的演进提供了标准。③苏风捷指出《(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集中表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为唯物史观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理论空间。④李维意运用系统分析的方法，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进行了初步的解读，认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具有系统的整体性、相关性和动态性特征。系统要素之间的冲突集中表现为东西方文明发展的不平衡性，这种不平衡性推动了世界历史的发展和进步。⑤
后现代主义是产生于20世纪下半叶的学术流派，无论人们如何评价，其对史学的冲击已成为有目共睹的事实。《史学理论研究》编辑部以“后现代主义与历史学”为议题，组织“圆桌会议”，与会者就此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大部分学者认为：后现代主义没有提供有关历史发展的一般概念和模式，但它的批判态度及对“进步观”的批评，开阔了史学研究者的视野，引发了各种思考与联想。为史学实践开拓了更大的空间。有学者指出：以叙事为研究焦点的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给传统史学带来了新气象，一是对历史叙事的功能强调，使史学回到“文史不分家”的传统；一是在后现代主义史学的视野中，历史的客观性变得更加微妙、复杂，只有在历史叙事与历史实在之间重建有效的关联，才能重建历史知识的客观性。⑥王晴佳强调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史学的冲击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历史研究兴趣的转移。现代主义历史研究以揭示历史演变的大趋势为目的，即历史一线发展进步论；以中心、精英为主要研究对象，即西方社会中心论，西方精英史学，西方民族国家史学等。后现代主义历史研究则以打破历史一线进化、注重非中心、非精英和非理性的活动为主要特点。二是对现代主义历史认识论的根本颠覆。现代主义的史学认识论以实证主义观念为基础，即在主、客严格区分的前提下倡导“科学史学”、“客观史学”等。后现代主义则通过“话语的转折”，“语言学的转折”等理论对现代主义史学的“科学性”、“客观性”加以否定，重新界定了历史研究的性质和意义，重新区分了历史学和其它学科的关系。⑦陈启能指出：对后现代主义的看法一般分为两种，即阶段说和反省说。阶段说强调“后现代”是“现代”之后的一个新时代(后时代、信息社会等等)，后现代主义是适应新时代的新变化而应运而生的理论。反省说强调后现代主义是对当代西方发达社会，特别是它的文化状态，以及对自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西方认知范式和理论概念的反省和批判。在众多后现代主义学者中，法国学者利奥塔的“后现代状态”论对历史学的挑战最为明显，因为他认为自启蒙运动以来的“宏大叙述”已失去可信性，出现了“后现代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历史学的“元叙述”发生了危机，亦即有关完整的历史概念的说明、完整的历史知识都发生了危机。历史研究出现了“原子化”、“微观化”等变化。⑧李荣海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认为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并不像一些人所认为的具有“相近”、“相通”的性质。二者有着承诺本体论与反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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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侯云灏：《正确认识西方史学对中国史学的影响》，《郑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②  俞金吾：《从科学技术双重功能看历史唯物主义叙述方式的改变》，《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③  隽鸿飞：《马克思历史理论的双重内涵及其文化学意义》，《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3期。
④  苏凤捷：《关于坚持与发展唯物史观的几点思考》，《史学月刊》2004年第4期。
⑤  李维意：《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系统分析》，《云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    
⑥  详见《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2期。
⑦  王晴佳：《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史学的前景》，《东岳论丛》2004年第1期。
⑧  陈启能：《“后现代状态”与历史学》，《东岳论丛》2004年第2期。
 
论、坚持历史进步观与断裂历史观的对立。从批判视角的指向看，资本主义在马克思的事业内属必然灭亡的历史现象，而在后现代主义的理解中，则是躺在手术台上待诊的病夫。①
    在研究西方史学理论的同时，学界日渐重视对中国传统史学理论的。《史学月刊》2004年第9期“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笔谈”刊发6篇文章，分别探讨天人关系、通变思想、地理条件与社会发展、民族观念与民族史观念。正统的政治内涵和在历史观上的意义及人物评价的理论和方法问题，反映了中国史学遗产的部分内容。瞿林东认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遗产的主要特点是：多种存在形式，如史书中的史论、历史评论专篇、历史评论专书等；深入探索的连续性及其在不同理论层面上的表现；未尝离事而言理，即依事言理、据史发论；名篇、名著所具有的气势和魅力。②
    近年口述史学日渐流行。2004年《史林》编辑部举办了口述史研究座谈会，并就口述史学发行增刊。学者多强调口述资料与资料互补对史学发展的意义，有的学者对口述史学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探讨。口述史学是建立在访问基础上的史学研究。王艳勤考察中国口述史学的历史与现状，提出在口述史研究过程中，存在真实性与客观性问题，强调口述成果不是口述的简单汇编，而是访问双方共同完成的互动过程。③口述史学通常有两种访问方式：主访人预设问题。为受访人提供追忆方向；任由受访人自由陈说。游鉴明从实践出发，探究二者产生的背景，解说如何在虚构与真实之间建构历史。由于口述史学无法将受访人完全还原到当时的历史时空，主访人能够考证的部分有限，无论何种访问都无法逃脱虚构的口述历史。主访人可藉考证及与受访人的互动掌握真实，降低口述史学的虚构之虞。④李良玉认为回忆录的本质是记忆资料，所回忆事件的史学价值、当事人对所回忆事件的参与或知情程度、当事人回忆的准确性决定着回忆录本身的史料价值。回忆录对于历史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而在使用时也应注意一些问题．⑤
    多学科交叉渗透是近年社会科学的发展趋势。《历史研究》编辑部为纪念创刊50周年，于2004年4月召开“理论与方法：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学术座谈会。与会者就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以及其他涉及当前中国史学发展的诸多问题，如历史学的时代特点与学科定位、中学与西学、现代史学与后现代史学、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史实重建等进行了广泛交流。《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发表了15位与会者的笔谈。张国刚论说历史学与社会学的关系，认为历史学和社会学都以人的活动为研究对象，但历史研究强调知识和事件，社会学则强调以特定的方法与理论规范某一类事件和活动。社会学针对某种社会现象提出假设，收集例子证明或证伪这一假设，具有从理论到理论的特点，且要借助特定的方法和规则；历史学要求正确描述事件，并不规定描述方式。但历史学的叙事需要观察角度和史实分析，社会科学的概念和范畴就在这里发挥作用。⑥黄志繁指出，根植于人类学学科传统的历史人类学重视在历史中寻求对现在的解释，历史学家则追求重建“真实”的历史；历史人类学强调自己是在“建构”历史，注意记录和描写局内人的看法、假设和感觉，并用局内人自己的社会文化措辞表达，而不是研究者的观察和论述。⑦
区域史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反映了方法论方面的偏差。陈支平指出：近年区域史的研究存在1、讲好的多，不能如实反映某些糟粕；2、只顾及本地区的情景，未能进行不同区域的比较分析；3、运用地方文献时不加鉴别与选择；4、把中华文化共性的东西当作区域的特征论述等缺陷，如何排除干扰，恰如其分、实事求是地进行区域史研究是今后必须时刻警觉的问题。⑧陈春声认为，深化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关键之一，在于把握区域社会发展的内在脉络。1、要理解特定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有贡献的做法不是归纳特点，而应揭示社会、经济和人的活动的机制。2、鉴于中国的史实，不可以“国家一地方”“全国一区域”等二元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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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荣海：《相遇后的尴尬》，《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1期。
②  瞿林东：《略论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特点》，《学术研究》2004年第1期。
③  王艳勤：《中国口述史学的历史、现状与未来》，见《史林》2004年增刊。
④  游鉴明：《女性口述历史的虚与实》，《史林》2004年增刊。
⑤  李良玉：《回忆录及其对于史学研究的价值》，《社会科学研究》2004年第1期。
⑥  张国刚：《独立与包容：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略说》，《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⑦  黄志繁：《历史人类学：读〈走进历史田野〉》，《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1期。
⑧  陈支平：《历史学的困惑》，中华书局2004年版。
 
立的概念为分析工具，实际上区域社会的历史脉络蕴涵于对国家制度和国家“话语”的深刻理解中。3、区域研究要有“地点感”和“时间序列”，“地域空间”实际反映多重叠合的动态社会经济变化的“时间序列”。①行龙强调应从整体史的角度出发，加强区域间的比较研究；重视区域史的分歧问题及其划分区域的客观标准；加强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提倡研究者走向田野社会。②
    李根蟠回顾“封建”概念在中国古代和近代的演变，着重考察了近代引入西方"feudalism"概念以后人们的逆向认识过程：首先认识了现实社会的封建性质，据此确定了民主革命的纲领，进而追溯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他指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史大论战的焦点之一，就是秦汉以后的中国是否封建社会。经过长期的认真讨论，多数学者不但肯定了秦汉以后中国社会的封建性质，而且认定它是区别于西欧中世纪的“封建地主制”。一些学者以现在使用的“封建”概念不同于中国古代的“封建”为由，否定中国历史上(或秦汉以后)存在过封建社会，是站不住脚的。他强调批判西欧中心论不能由此否定人类历史发展的共同性，否定马克思主义所包含的对人类历史发展普遍性的认识。③陈支平重新思考有关“封建社会”的理论，提出5大疑问：1、中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制下的阶级划分是否合理?2、地主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的基础吗?3、中国封建社会君主专制是对农民专制吗?4、中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制能够实行经济的高度集权吗?5、地租、赋役、利息可以用“阶级剥削”一言以蔽之吗?④
    史学史  乔治忠指出：在当前史学发展中，迫切需要倡导兼指得失、尖锐泼辣的史学评论，需要对历史学各个专业、各大专题的研究历程与状况予以学术性的总结、评析，需要加强史学史的研究。这三个层次具有相同的学术特点和学术方法，应当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统称之为“历史学科学术史”，其实质是在学术史的视野下总体强化与分支细化的史学史研究。⑤
回顾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姜胜利将中国史学史学科自20年代梁启超倡立至今的历史，以1949年为界分为旧、新两个阶段。认为当前的史学史研究呈现繁盛局面，但存在着基本理论尚不明确、重要问题研究不够、研究内容低层次重复、学风浮躁和管理者重视不够等问题。⑥陈支平认为：20世纪中华民族是在苦难深重的沼泽中步履艰难地走向未来，它使历史学家在传统扬弃与时代创新的磨合中，身不由己地形成许多难以摆脱、甚至有所偏执的人文情结，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政治、道德、洋人三大情结。⑦孙云在《兰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刊发的文章《告别史学的“政治情结”一一从“三年之丧”起源问题谈起》谈到：传统史学无法割舍的“政治情结”，过度影响20世纪的一些史学家们，由于具体国情的复杂性，众学者在研究中承担了太多的社会政治责任感，给史学研究造成了消极影响。吴怀祺认为，20世纪的中国史学近代化具有时代性和民族性，与古代史学有区别又相互联系。各个流派史家在史学近代化过程中，经历不同的途径，有不同的治史特色。⑥陈其泰从三个方面描述了20世纪史家探索民族风格的故事：l、20世纪之初夏曾佑、章太炎、梁启超的尝试；2、20世纪三四十年代吕思勉、张荫麟的探索；3、马克思主义史家范文澜、翦伯赞的贡献。⑨冯胜君论20世纪古文献新证产生的学术背景，认为20世纪上半叶的学术界具有空前活跃和自由的学术氛围，为古文献新证的研究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而大量地下新材料的发现，引发了对新、旧材料之间关系的理性思考，在疑古思潮的刺激和古史新证的影响下，古文献新证研究在20世纪得到了长足发展。⑩侯云灏论说20世纪中国的四次实证史学思潮，揭示其各自的特点，认为学科化建设和科学化道路是贯穿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两大主题，考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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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春声：《历史的内在脉络与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史学月刊》2004年第8期。
②  行龙：《论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4期。
③  李根潘：《中国“封建”概念的演变和“封建地主制”理论的形成》，《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
④  陈支平：《历史学的困惑》，中华书局2004年版。
⑤  乔治忠：《论学术史视野下的史学史研究》，《南开学报》2004年第2期。
⑥  姜胜利：《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与存在的问题》，《南开学报》2004年第2期。
⑦  陈支平：《历史学的困惑》，中华书局2004年版。
⑧  吴怀祺：《古代史学思想研究与民族精神》，《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⑨  陈其泰：《20世纪史家探索史学民族风格成就举要》，《人文杂志》2004年第1期。
⑩  冯胜君：《20世纪古文献新证产生的学术背景考论》，《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3期。
 
只是手段，实证史学已不适应社会变革和学术发展的要求。①陈其泰追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道路，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分为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前、建国后17年、“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至今等阶段，分别叙述各个阶段的特征。②
    王学典回溯近50年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依学术取向的不同，将中国史界分为史观派与史料派；从学风丕变、话语系统转换、史观派与史料派沉浮等角度观察，把近50年的史学发展划分为前40年与后10年两个阶段，阐述了新中国史学的历史。他还提出：近20年来，在中国史学界的史观派与史料派之间成长起一个融合史观与史料并超越史观与史料之上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重史观与重史料两大史学取向的合流或会通，既重材料尚考证，又不轻理论卑方法，是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的重要特征。③刘宗汉对王文将史学家分为对立的“史观派”“史料派”提出异议，指出将建国后的史学家分为对立的“史观派”“史料派”不妥。④戴鞍钢着重论述20世纪后半叶中国大陆史学理论探索进程，揭示了这一进程的坎坷曲折。⑤李振宏对近五年国内史学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诸如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反思与总结、关于21世纪中国史学发展方向的思考、中国社会形态问题的讨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命运等等作了概述与评论。⑥许殿才论述了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发展趋势。⑦徐国利从四个方面总结了新时期史学界有关史学与现实关系讨论的四个方面的内容：一、史学是否要面向现实及史学服务于现实的特点；二、史学的价值和功能的构成及“古为今用”；三、如何认识史学的社会价值与学术价值及其关系；四、基础史学与应用史学。⑧
    陈其泰探究西学传播与近代史学演进之间的关系，认为由鸦片战争时期发轫的近代史学，在历史观、著述内容和体例形式上经历了一系列的深刻变化，而导致变化的重要原因即是西学传播的推动。⑨李勇探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影响，认为论战中唯物史观的著作被大量翻译并被学者们争相引用，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学说受到广泛注意，促进了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⑩张广智论民国时期外来史学输人中国的特点：由欧美输入取代由日本输入；归国留学生是传播西方史学的主体；传播内容以史学理论和方法论为主；出版机构起重大作用。⑾他还探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史学大量输入中国及其对中国史学产生的深刻影响，着重论述苏联史学东来的多种途径，以及它的历史理论在我国史学界所激起的回应。⑿邹兆辰认为新时期以来中国史学的发展与中国史学工作者在坚持唯物史观的同时大力吸收西方新学理分不开，并以全球史观、长时段理论和现代化理论为例，概述了当前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对我国史学的影响。⒀
张桂萍指出：《史记》在汉代被誉为“实录”后，历代史家从各个方面探讨《史记》实录的特征，“实录”的内涵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不断的充实和发展，使实录成为史家史料运用、历史评价和文字表述等各方面最基本的标准，也使史家思想和学风中融人了实录精神。⒁方秋梅考察“近代”“近世”在清末民国时期词义的演变及其对中国历史分期、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影响。⒂王学典在《山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十九世纪的自然科学与历史学：塑造、同化与区别)中指出：19世纪以来，将历史学科学化、尤其是自然科学化，一直是一种强劲不衰的倾向；澄清“历史”与“科学”之间的纠结关系，也因而成为理解和把握历史学学科性质的一把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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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侯云灏：《20世纪中国的四次实证史学思潮》，《史学月刊》2004年第7期。
②  陈其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道路的思考》，《当代中国研究》2004年第2期。
③  王学典：《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学》，《历史研究》2004年第l期。
④  刘宗汉：《对{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学}一文的几点看法》，《历史研究》2004年第2期。⑤  戴鞍钢：《坎坷前行一一20世纪后半叶中国历史学的演进》，《复旦学报》2004年第2期。
⑥  李振宏：《近五年国内史学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l期。
⑦  徐殿才：《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发展趋势》，《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⑧  徐国利：《关于新时期史学与现实关系讨论的回顾与总结》，《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⑨  陈其泰：《西学传播与近代史学的演进》，《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⑩  李勇：《“中国社会史论战”对于唯物史观的传播》，《史学月刊》2004年第12期。
⑾  张广智：《论民国时期中西史学交流的特点》，《史学月刊》2004年第11期。
⑿  张广智：《苏联史学输人中国及其现代回响》，《社会科学》2004年第12期。
⒀  邹兆辰：《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对我国史学的影响,《学术研究》2004年第1期。
⒁  张佳萍：《〈史记〉与中国史学的实录传统》，《学习与探索》2004年第1期。                                              与探索)2004年第1期。
⒂  方秋梅：《“近代”“近世”历史分期与历史观念》，《史学史研究》2004年第3期。   学者大都将梁启超的史学以欧战为转折点分为前后两期，认为其前期提倡进化史观、启蒙精神以及的史学，而后期则放弃进化史观，转而关注文化的特殊性。汪荣祖认为，欧战对梁氏的影响并不如许多人所说的那样悲观，他的史学思想固然有所改变，但也有持续。晚年他的史学知识与日俱增，是前期的。总体而言，梁启超的主要贡献有二：其一，引进西方的史学概念与方法；其二，凭所知之西方史学知识批判与评论中国传统史学，促使中国史学的现代化。①张昭军声言章太炎是传统学术现代转型期的代表人物，他的“六经皆史”说、“征信”论“求真”精神是对传统学术思想的重要发展。②罗义俊指认主持古史辨运动使顾頡刚成为20世纪中国新史学的一位著名领军人物的三个理由：古史辨运动展现了一个无“的应用’的束缚、无家派门墙的学术大平台，顾颉刚性的超越学问境界和广纳歧见的大胸襟，并提出四项顾頡刚的原则性意见。③路新生认为钱大昕是乾嘉年间主流派学术的重要代表人物，却并非专治音韵、度数、考据的章句小儒。其沛然的文论，奔涌的史论以及深刻的“理”论，无不清晰地折射着强烈的“时代精神”，反映出乾嘉考据学者的一般治学倾向。④吴汉全指出，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李大钊对历史、历史学、历史等概念进行了科学的诠释，为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体系做了基础性的工作。⑤胡绍皆提出冯友兰治史思想上的创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提出“释古”的思想；二是提出区分本来的历史与写的历史；三是突出强调．史识”；四是评价历史人物坚持通观通识的原则。⑥
    研究和评价20世纪中国史学，是发展21世纪中国史学的学术前提之一。郑州大学学报编辑部为推进这一重要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以"20世纪中国史学：评价尺度与评价标准”为题，组织刊发一组文章，着重从理论、方法论的角度探究史学的评价标准。⑦瞿林东将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主要趋势概括为三个方面：走向近代和走向科学的趋势日益明显；社会化和大众化的趋势不断扩大；面向世界的趋势更加强劲。同时将史学的评价尺度概括为看其是否在认识历史和认识史学方面有所创新，是否在某些方面突破了前人的成就；是否对社会产生了积极影响。具体把握：1、看本质，看主流；2、坚持历史主义的方法；3、辩证的方法；4、谨慎对待和分析史学与政治的关系。⑧乔治忠认为人类理性思维的方式，主要为“逻辑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两种，二者有着紧密的联系。就研究方法而言，历史主义与思维的“历史的方法”是一致的，历史学应当特别注重事物的时间联系，所以将历史主义作为历史学的基本思想方法，是没有疑义的。史学批评是历史学的一项内容，也应当将历史主义作为基本的研究方法。⑨
传统的发展与评价  2004年12月7日，“中国经济史”在京召开了第四次“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研讨会。与会者主要讨论了劳动生产率的理论、商品经济、中国和西欧传统经济的发展模式及其向近代经济转型不同路径的特点等问题。对应否淡化劳动生产率在评价经济发展指标体系中的地位，学者持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劳动生产率是评价经济发展与否的重要指标，不能回避。主要理由是劳动生产率促进社会进步，历史上封建地主制之所以能够战胜封建领主制，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战胜封建主义，根本原因就是前者的劳动生产率比后者高。一种意见认为，应淡化劳动生产率在评价经济发展指标体系中的地位。主要理由：1、劳动生产率是在理论上存在，但不可量化的概念。2、劳动生产率的要义是以一定量的劳动推动一定量的资源，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前提是劳动力乃稀缺资源。但中国古代劳动力不是稀缺资源，要用更多的劳动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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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荣祖：《论梁启超史学的前后期》，《文史哲》2004年第1期。
②  张昭军：《论章太炎的经史观》，《史学史研究》2004年第2期。
③  罗义俊：《顾頡刚和“古史辨”拾遗》，《史林》2004年第3期。
④  路心声：《钱大昕的文论、史论与“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⑤  吴汉全：《历史·历史学·历史哲学》，《江海学刊》2004年第2期。
⑥  胡绍皆：《冯友兰的治史思想及其贡献》，《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Ⅱ期。
⑦《20世纪中国史学：评价尺度与评价标准(笔谈)》，《郑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⑧  瞿林东：《深入研究20世纪中国史学》，《郑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⑨  乔治忠：《历史主义方法是史学批评的基本方法》，《郑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造更多的财富。强调劳动生产率的评价标准，会导致误区。3、劳动生产率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判断标准。封建社会判定经济发展的标准应有所不同。①
    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黄宗智在对中国经济的研究中，提出“过密化”理论(总产出在以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的条件下扩展)，认为明清乃至民国时期，华北、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农村经济呈现“过密型增长”，在国内外学界引起很大反响。张常勇著文介绍国内学者对“过密化”理论及明清以来中国农村经济是否出现过密化的研讨情况，认为学界关于“过密化”的争论促进了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发展。②冯小红用生产函数验证“过密化”理论，指出黄氏对劳动生产率与边际报酬之间的关系表述不准确，“过密化”理论不严密；同时指出，用“过密化”分析总结、评判中国的小农经济，具有不可弥补的局限性：l、小农的生存状态与厂商相距太远，用边际报酬衡量小农的经济行为没有实际意义；2、“过密化”的理论前提与中国明清经济乃至近代经济具有不完全一致性；3、即使“过密化”理论在学理上成立，却很难找到藉以论证的可靠资料。③赵冈则把“过密化”理解为“隐蔽性失业”，认为学界对“过密化”理论的批评源于对总产量、平均产量、边际产量三个变量之间关系的误解：1、“高水平均衡陷阱论”把总产量与边际产量两条曲线误为同一条曲线，并误用“均衡点”一词；2、认为近代中国不断从各地向江南移民，足证江南没有人口过剩，不可能出现过密性生产，是混淆了平均产量曲线与边际产量曲线；3、认为农家并追求最高年收益，与过密型生产的边际产量计算不符，故过密型模式不适于江南地区。此说忽略了最高产量与零边际产量是一回事；4、过密型生产现象只存在于“生计农户”或“维生农户”的说法不完全正确，许多制度性的过密型生产可能发生在小康之家。④
    仲伟民对黄宗智、彭慕兰等人有关前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争论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并提出自己的见解。⑤黄宗智重申自己的观点，并对彭慕兰的反驳作了应答．⑥李中清、王丰、康文林阐释中国历史人口的发展过程及其变化的内在原因，证实彭慕兰所说18世纪的经济增长不仅确为事实，而且对中国及世界现代人口变化都有深远的意义。⑦许平中认为，中国东西方向气候相同导致产品基本相同无交换必要，农民自给自足，导致社会长期停滞于传统状态。明清江南虽然出现了分工协作的手生产，但由于市场盈利潜力不大，不能刺激技术创新，所以不可能自发发展出资本主义社会。⑧仲伟民对超过半个世纪的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争论作了回顾与反思，认为这场大辩论一开始就有重大缺陷，即绕过大前提什么是“资本主义”的问题而直接讨论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基本的概念和理论都没有搞清楚，结果出现五花八门的“萌芽论”，有的结论在时间上竟然相差两千多年。⑨
近代化或现代化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化”被国内学者视为一种不同于“革命范式”的史学范式。20世纪90年代，罗荣渠结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对“现代化”作了重新界定，提出中国近现代史作为世界现代化总趋势的一部分，展现“三种矛盾”“四个趋势”的特点，建构了以“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为基础的现代化范式。董正华认为罗氏的现代化范式它不同于20世纪50—60年代的美国现代化论(以下简称现代化论)：1、西方学者将“现代化”定义为“西欧和北美产生的制度和价值观念”“向世界其他地区的传播过程”，“一元多线论为基础的现代化范式”(以下简称现代化范式)认为历史发展从来不是单向而是多向的；2、现代化论强调科学革命、技术进步、知识增值在现代变革中的作用，忽略制度创新和文化变迁的意义，现代化范式肯定科学技术是现代化的推动力量，同时强调“历史的合力”；3、现代化论把现代世界看作是历史的终结，现代化范式认为现代化只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阶段；4、现代化论一新进化论为基础、结构功能为分析工具，注重分析横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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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安福：《“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第四次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1期。
②  张常勇：《黄宗智“过密化”理论探讨述评》，《中国农史》2004年第1期。
③  冯小红：《中国小农经济的评判尺度》，《中国农史》2004年第2期。
④  赵冈：《过密型生产模式的提法错了吗》，《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2期。
⑤  仲伟民：《学术界对前近代中国研究的分歧》，《河北学刊》2004年第2期。
⑥  黄宗智：《再论18世纪的英国与中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2期。
⑦  李中清等：《中国历史人口及其在新世界史研究中的意义》，《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4期。
⑧  许平中：《误入歧途的明清江南经济史探讨一一与黄宗智、李伯重、彭慕兰商榷》，见国学网。
⑨  仲伟民：《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学术史回顾与反思》，《学术界》2004年第4期。
 
结构的静态模型，传统与现代是超历史的概念，现代化范式认为传统社会不是静止不变的，殖民社会可能是传统与现代的混合杂交体。同时，它也有别于建立在“五种生产方式”基础上的“革命范式”。他具有开放、包容、多面向的特点。①
    樊卫国认为后起国家往往运用国家力量推进现代化，权力分配是一主要的手段，具有较高的效率和开风气的作用。随着市场的发育发展和社会分化，权力分配受各种力量制约呈现出集团化、甚至私人化的倾向．近代权力介入社会分配对现代化的作用，大体上可以划分为早期的催化和后期的抑制两个时期。②
其他  缪雅娟指出，我国以夏部族为代表的中原王朝文明的首先形成，应和历史上记载的洪水问题密切相关。中国文明形成的最后阶段，族群矛盾不可调和，当和中国文明的本质特征即血缘关系的长期存在及在中国文明形成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有关③。游修龄以最近有关微卫星标记，测试中国人种和印第安人、澳大利亚人、新几内亚人、高加索人等与北美洲群体样本对照所得结果绘制的种系发育树模式，从人种迁徙的角度，结合考古发现，追溯我国原始农耕人的来源，及南北农业如何起源和交流。④张芳阐述我国人民因地制宜创造的传统灌溉工程类型及传统的灌渠工程技术、塘堰和开发地下水工程技术、圩田和海塘工程技术等在今天得到传承和发扬的事实，并分析总结了传统工程及技术继承的特征、要点及改造利用的途径。⑤付坚强通过对唐、宋、元、明、清和民国时期典权制度的考察，指出典权制度在我国不同历史时期所呈现的不同特点以及其存在发展的根据。⑥张文认为荒政发端于先秦时期，两宋时期趋于成熟，明清时期得到完善。⑦包伟民、黄海燕以浙江乌青镇为个案，对“专业市镇”与江南市镇研究范式作了角度独特的评论，认为在市镇研究中，随着范式的强化，产生了一些弊病：1、过分强调市镇经济的专业性；2、研究中的“泛专业化”现象；3、强调某个侧面，忽略另一侧面。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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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董正华：《从历史发展多线性到史学范式多样化》，《史学月刊》2004年第5期。
②  樊卫国：《略论中国早期现代化与权力分配》，《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③  《关于中国文明形成的思考》，《中原文物》2004年第1期。
④  游修龄：《人种迁徙、语言演变与农业起源的思考》，《中国农史》2004年第1期。
⑤  张芳：《中国传统灌溉工程及技术的传承和发展》，《中国农事》2004年第1期。
⑥  付坚强：《我国历史上田宅典权制度流变考》，《中国农史》2004年第2期。
⑦  张文：《中国古代报灾检灾制度述论》，《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1期。
⑧  包伟民、黄海燕：《“专业市镇”与江南市镇研究范式的再认识》，《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