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珠江三角洲“桑基鱼塘”发展之缘由

关于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地区“桑基鱼塘”这种世界少有的农业生态系统，过去我和一些农史学家曾撰写过，作过“基种桑、桑养蚕、蚕养鱼、鱼肥桑”食物链的分析①。但对“桑基鱼塘”的原因却缺乏深入分析。本文拟对“桑基鱼塘”发展的原因作一探索，以求正于方家。

从社会发展史的大环境来考察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桑基鱼塘发展的原因，应该说，它是世界海洋经济（包括广东海洋经济）发展的产物。所谓海洋经济，是泛指海洋沿岸国家或地区的渔捞、航运、贸易等经济活动以及为这些活动提供劳力、资金、技术、商品和市场等的陆地（主要指沿海地区）的经济活动。可以说，明清珠江三角洲的桑基鱼塘就是为当时海洋经济的发展提供劳力、资金、技术、商品和市场等陆地经济活动带动下发展起来的，是一种贸-工-农的经济模式。

一、商品贸易全球化的拉力

15、16世纪是世界发展的重大转折时期；1405-1433年郑和七下西洋；1492年意大利人哥伦布（C·colonbo）发现美洲、1498年葡萄牙人达·伽马（Vasco· Da·Gama）绕过好望角开辟欧州到印度的东方航线；1519-1522年葡萄牙人麦哲伦（F·D· Maga lhāaes）作环球航行等航海的伟大壮举，从地理范围上使分散隔离的世界逐渐变成了联系为一体的世界，人类历史也就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为商品贸易全球化提供了人文地理的条件。

但是，作为贸易全球化所赖以运转的基础即商品流通来说，则是有赖于中国强大的商品制造能力和生产出来的丰富商品如生丝、丝织品、瓷器、茶叶、棉布、砂糖、粮食、药材等，在国际市场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具有很强的竞争力。正如当时一个西方作家报道说：

“中国人有世界上最好的粮食——米；最好的饮料茶；最好的衣料——棉布、丝织品及皮货。拥有这些主要物品和数不尽的其他次要的物产。”②

特别是中国丝货，外国商人更是赞叹不绝，说：

“从中国运来的各种丝货，以白色最受欢迎，其白如雪，欧洲没有一种出品能够比得上中国的丝货。”③

确实如此。根据史料记载，16-18世纪，中国向全世界出品的商品约有236种之多，其中手品有137种，占总数的一半以上。其中又以生丝、丝织品为大宗，其次是瓷器和茶叶等。使中国成为当时贸易全球化的大市场。

而15-19世纪初，在明清政府基本上实行“时开时禁，以禁为主”的海禁政策时期，却对广东实行开放对外贸易的特殊政策。嘉靖元年（1522），“遂革福建、浙江二市舶司，惟存广东市舶司”④；乾隆二十二年（1757），撤销江海关，浙海关和闽海关，规定外国番商“将来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⑤。因此，自嘉靖元年至道光二十年（1522-1840），广东一直是中国合法对外贸易的省区；省会广州则成为全国唯一合法进出口贸易的第一大港，而且是“印度支那到漳州沿海最大的商业中心。全国水陆两路的大量货物都卸在广州”⑥。因此，全世界各国商人到中国贸易，都萃集到广州进行。而且自1553-1830年期间，运来5亿两白银到广州购买中国生丝、丝织品、瓷器、茶叶等商品。例如，明嘉靖三十五年（1552）后，葡萄牙人从广州购买大量丝货，“每年由葡人输出之绢约五千两三百箱。每箱装绸缎百卷，薄织物一百五十卷”⑦运往欧洲；万历十四年至崇祯十七年（1586-1644），每年从广州经澳门运往日本的生丝2460担，价值银1476000两⑧。万历六年至康熙十二年（1578-1689），从广州经澳门输出到日本的生丝达到12939275斤⑨，每年平均为300913斤。到了乾隆年间（1736-1795）后，虽然广东出口商品的丝货退居茶叶之后第二位，但每年输出的生丝和丝绸仍然达到20-33万斤，道光十年（1830），在广州出口的广东生丝增至36.8万斤，占当年在广州出口的中国生丝总数的52.2%。到了光绪六年（1880），广东生丝由广州输往欧洲的达到96-112万斤；输往美国达到75万斤，输往缅甸的为21.5-37万斤⑩。如此大量的广东生丝和丝货外贸出口的拉力，必然大大刺激和促进珠江三角洲桑基鱼塘生产的日益发展。


二、近代机器缫丝厂兴起的助力

明代，广东、福建和三吴已成为中国三大丝织业中心○11，到清朝达到鼎盛。广东丝织品的质量，可谓达到一流水平，史称“广纱甲天下”，特别是“粤缎之质密而匀，真色鲜华，光辉滑泽”，“粤纱，金陵苏杭皆不及”○12。加上当时丝货可以在广州合法出口，就更加吸引商人投资丝织业生产了。正统七年（1442），南海县商人聂天根，把经商积累的部分商业资本投向丝织业，其家谱记载：

四世祖根……流贾于 门水滨……后以纺织为业，勤俭成家○13。

康熙年间（1662~1722），顺德县商人梁俊伟到佛山创立机房，从事丝织业生产，史称：
梁俊伟，字桂轩，顺德水藤乡人。康熙间佛山创立机房，名梁伟号，因家焉。诚实著闻，商业遂振○14。

清代后期，商人投资丝织业者更多，而且生产规模日益扩大和生产技术日益提高。同治十三年（1874），南海县商人陈启沅、陈启枢兄弟创办的“继昌隆”缫丝厂，就是突出的例子。

陈启沅（1834~1903），原名如郎 ，字芷馨，号启沅，南海县简村堡简村乡人。启沅原有兄弟七人，但四个兄弟早夭，仅有三人长成。老二启枢、老三启标，最少者老七启沅，家景贫困。约咸丰元年（1851），启枢得其岳父麦宪培资助，到越南谋生，先在麦氏的安南商店做工，旋自立商店经营，三年间略有积蓄，于咸丰四年（1854），回乡带启沅同往越南料理生意。两兄弟合力经营，先是开办怡昌荫号商店，经销丝绸杂货，后又承办堤岸怡丰饷当（即当铺，时堤岸仅此一家，是向越南政府饷承的），“约十余年，兄弟俩已成为当地巨商了”。在此期间，启沅为拓展商务，“至南洋，遍游各埠，考求汽机之学”。他发现南洋市场的外国丝绸质量比家乡的丝绸好的原因是用机器缫丝。于是产生了“特仿西人之法，变通制造缫丝之器”的想法，并决心回家乡兴办机器缫丝厂，以振兴家乡的缫丝生产。他的想法得到其兄启枢的赞赏和支持。同治十一年（1872），启沅先期离开越南回到南海，在简村乡创设机器缫丝厂，名曰继昌隆。

同治十二年（1873）春，继昌隆缫丝厂筹建启动。“动用资金白银七千多两，全由陈启枢由安南先后汇返，因此继昌隆的股金，悉为他兄弟二人投资，从未有招收外股。七千多两资金中，用于流动开支如收茧、工资、杂支等约三千两，建厂设备等约四千两”。至同治十三年（1874）冬，正式投入生产○15。全厂初招职工300多人，最多时达到600-700人。该厂的原料蚕茧，主要依靠南海、东莞、顺德、香山等县的桑叶养蚕供应。该厂办至1928年才告结束。这是广东华侨商人投资兴办的广东第一家（也是中国第一家）近代民族资本的工厂。在它的影响下，珠江三角洲的机器缫丝厂象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据统计，光绪 十三年（1887），仅顺德县的机器缫丝厂已达到42家○16，19世纪末增至100家；宣统三年（1911）增至142家○17；1912年增至162家，不久增至300多家，丝车女工达15万人之多○18，远远超过上海、无锡两地的机器缫丝厂。机器缫丝厂所需要的大量蚕茧，直接促进桑基鱼塘生产的发展。
三、桑基鱼塘效益高的推力

从传统农业的农（粮）、林、牧、副、渔的生产结构来看，桑基鱼塘生态系统毕竟是属副、渔的范畴，原本并不比农（粮食）重要。但到明清时期，随着商品性农业的不断和粮食也成为商品卷入了市场的情况下，桑基鱼塘的经济效益远比种水稻提高。特别是珠江三角洲的气候温暖，土地低平肥沃的优越条件，种桑一年可采叶8-9次，为“广蚕岁七熟，闰则八熟”○19提供充足的饲料，使年产蚕丝量很高，其经济效益远远超过种水稻的价值。有人按当时“四水六基”的比例来估算，一亩地可产桑叶4000斤，养蚕得蚕沙（40%）1600斤，蚕茧（6%）240斤；蚕沙养鱼可增产鱼（12.5%）200斤。而100斤鲜蚕茧可缫生丝10斤，6亩桑养蚕所得蚕纱，可供塘鱼4亩，增产鱼1200斤（每亩平收产量300斤）○20。这样高产量的丝鱼业，其价值当然超过水稻。史称：

“将洼地挖深、坭复四周为基，中凹下为塘，基六塘四，基种桑，塘蓄鱼，桑叶养蚕，蚕矢（属）饲鱼，两利俱全，十倍于稼。”○21；“[顺德]东马宁一带，咸同后，田多变基塘，获利较丰。”○22

所以，在顺德等县就有“一担桑叶一担米”，“一船丝出，一船银归”的民谚。有人估计过，当时一亩基水地养蚕养鱼的价值约相当于3亩水稻的价值。所以南海九江乡也有“九江估产，鱼种为先，左手数鱼，右手收钱”○23的民谚。据统计，1914至1918年，广东生丝出口突破5万担，价值达1亿元以上○24。这种“十倍于稼”高效益的丝鱼业必然推动农民去从事桑基鱼塘生产。

四、人多地少的压力

广东是一个有山地、丘陵、平原、台地而以山地和丘陵为主的地区，仅有一个6000平方公里的珠江三角洲平原，和一个915平方公里的韩江三角洲平原，形成了“三山六水一分田”的格局。据人口学家研究表明，广东上的人口分布密度不一，总的态势是人多地少。唐代，广州府每平方公里为1.2户，潮州府1.2户。北宋时，广州府每平方公里为4.8户，韶州府每平方公里5.5户，连州和潮州府为每平方公里4.5户。元代，广州府每平方公里为36.6人，潮州府每平方公里27人，韶州府每平公里21.6人。明清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不断增加。人口密度相应提高，人口对土地的压力越来越大，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尖锐化。嘉庆二十五年（1820），广州府每平方公里达到306.84人，潮州府每平方公里151.45人，韶州府每平方公里64.24人，连州每平方公里49.84○25。广州府的总人口达到5878501人，全省人口达到21558239人。而全省耕地仅有34300709亩，人平均耕地不到1.6亩，其中广州府南海县人均耕地不足1.5亩。清末，全省人口增至2800多万人，人均耕地只有1.3亩。可见，人口增长速度远远超过耕地增长的速度，使人多田少的矛盾成为广东特别是珠江三角洲的严重社会问题。明朝中叶以降，广东逐步由历史上粮食输出省变为缺粮省，而且成为中国一个粮食输入大省，因而发出“广东地广人稠，专仰给广西之米”○26的感叹。在这种粮食卷入市场的情况下，死守以种水稻为生计，已经不能解决问题。于是，不少人想方设法另觅出路。有的人改革和优化生产结构，在有限的土地上种桑养鱼，以取得高的经济效益。于是桑基鱼塘得以发展。

由上可知，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的桑基鱼塘就是在上述的拉、推、助、压力的作用下日益发展起来的。据史料记载，嘉靖万历年间（1522-1620），顺德县、南海县的种桑养蚕和基塘养鱼已占农业生产的第一、二位。特别是南海县的九江乡、道光年间（1821-1850），已经是“境内有桑塘，无稻田”○27；顺德县的大良、陈村一带，也达到“民半树桑”的程度○28。至于养鱼的面积也日益增加，洪武十年（1371），南海县有鱼塘323亩，到万历九年（1581），增至48326亩；顺德县有40084亩；番禺县有10702亩；新会县有6558亩；三水县有10250亩；香山县有711亩；宝安县有2698亩；东莞县有32659亩○29。其中，南海县的鱼塘面积约相当于今天鱼塘面积的一半；番禺、宝安两县的鱼塘面积接近今天的鱼塘面积；三水县则超过今天的鱼塘面积。这就说明，万历年间（1573-1620），除顺德等三县外，其他各县的鱼塘面积基本上达到今天的水平。可见养鱼业之发达。

注 释：

①钟功甫：《珠江三角洲的“桑基鱼塘”》，载《地报》1980年第35卷第3期；黄启臣：《清代前期农业生产的》，载《社会史研究》1986年第4期；梁光商：《珠江三角洲桑基鱼塘生态系统分析》、杨晓棠：《明清珠江三角洲桑基鱼塘的发展》，均载《农史研究》1988年第7辑。
②Robert part, These from the Land of Sinim Essays on Chinese Qurestion, P61.
③Geo Philipa, Early Spanish With Chang Cheow,载《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57年第4期。
④《明史》卷75，《职官四》。
⑤《清高宗实录》卷550，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戊戌。
⑥考太苏编译：《皮莱斯的远东概览》第1卷第116页，序言。
⑦Anderw Ljungestedt, A Historical sketch of Portuguese in China and of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and Mission in China, Boston 1836. Hong Kong 1992.
⑧C·R·Boxer, 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 Annal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 1555-1640, P144, Lisboa, 1963.
⑨转引黄启臣：《黄启臣文集——明清经济及中外关系》第321页，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3年版。
⑩《珠江三角洲农业志》（四）第41-42页，1976年。
○11 曾少聪：《东洋航路移民》第4页，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
○12 张嗣衍等：《乾隆广州府志》卷48，《物产》。
○13《聂氏家谱》。
○14 汪宗准等：《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14，《人物》。
○15 以上引文均见桂玷：《宣统南海县志》卷21，《列传八·陈启沅》；陈天杰、陈秋桐：《广东第一间蒸气缫丝厂继昌隆及其创办人陈启沅》，载《广州文史资料》第8辑。
○16 陈启沅：《蚕桑谱》第1-2页。
○17 农商局编：《第一次农商统计表》（纺织业特别调查）。
○18 吕学海：《顺德丝业调查报告》（原稿），见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史资料》第2卷第53页，中华书局1962年。
○19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24，《虫语》。
○20 梁光商：《珠江三角洲桑基塘生态系统分析》，载《农史研究》1988年，第7辑。
○21 区为梁：《光绪高明县志》卷2，《地理·物产》。
○22 周朝槐：《民国顺德县志》。
○23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24,《虫语》。
○24考活（C· W·Howard）：《南中国丝业调查报告书》，(A survey of the silk Industry of South China ) 第8、28页，1925年。
○25 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第458-46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6 史澄等：《光绪广州府志》卷2，《训典二》。
○27 朱次琦：《光绪九江儒林乡志》。
○28 刘伯渊：《广东蚕业调查报告》1922年。
○29 《珠江三角洲农业志》（三）197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