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城乡一体化的必然性及实践特色

　　论文摘要：城市与乡村的发展关系都要经历三个阶段：乡村支援城市；城乡独立发展；城市与乡村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即城乡一体化。世界上多数发达国家已经达到了第三阶段，而我国经过多年的改革已经进入了第二阶段。正是这个阶段，城乡经济格局不合理、城乡建设无序、生态环境恶劣、人地关系日益紧张、基础设施发展不平衡、城乡结合部矛盾频出等关乎城乡发展的矛盾也日益突出。如何打破城乡壁垒、消灭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健康协调发展，实质上就是如何在体制上和实践上取得突破、统筹发展的问题。 
　　论文关键词：城乡一体化 统筹发展 城乡格局 城乡壁垒 
　　 
　　城乡一体化的理论渊源 
　　 
　　早在1898年，英国人霍华德在他的名著《明天：通往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中就提出了“田园城市”的构想。他理想中的“田园”般的城市应具有：“水源清洁、无有烟尘、空气清新、田野与城市相融”的自然之美；“无贫民窟、社会机遇平等、充分就业”的社会公正；“城市繁荣和乡村发展互动取代城乡分离”的城乡和谐。他极力倡导用城乡一体化的新社会结构取代城乡对立的“二元制”旧社会结构。 
　　霍华德所处的时代，正是英国工业革命带动城市化蓬勃发展的时期，也是资本主义疯狂扩张时期。城市在促进物质文明、文化繁荣和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了“物质至上”的“有产业者”的冷漠自私、情感麻木、利欲熏心，导致贫富分化对抗、城乡分化对抗。这种对抗不仅制约着人们对环境品质和生活品质日益增长的追求，也抑制着城市的健康发展。霍华德率先以其深刻的社会良知和清醒的理智关注着因多重文化介入而心灵和情感未能正常发育的英国人，呼吁以构建环境优美、公平正义、和谐共荣的“田园城市”形式作为“联结”载体来拯救英国人的畸形心灵，给外强内裂的英国社会肌体注入温情、睿智和灵魂。当时，一些进步的英国人幡然醒悟，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城市发展理念，并于1899年成立了英国“田园城市”规划协会。田园城市建设运动也就此开端，并最终成为了一百多年来许多国家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工农差距，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和谐发展的世界性共识，为城乡一体化经济模式的产生和延展做出了极其重大的、具有启蒙意义的理论贡献。 
　　受霍华德的启迪，其后的1922年，现代主义建筑鼻祖法国人柯布西埃又提出了“明天城市”规划理论和“光辉城市”规划理论。两种学说阐述了他从功能和理性角度出发对现代城市的基本认识，从现代建筑运动的思潮中引发了关于现代城市规划的基本构思。他认为，城市必须集中，只有集中的城市才有生命力。由于拥挤而带来的城市问题则完全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进行改造而得到解决，这种技术手段就是采用大量的高层建筑来提高密度和建立一个高效率的城市交通系统。 
　　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是希望通过在大城市周围建设一系列规模较小的城市来吸引大城市的人口，从而解决大城市的拥挤和不卫生状况，体现了人文关怀和对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关注，其实践成果是莱奇沃思和韦林两座田园城市的建设。而柯布西埃则指望通过对大城市结构的重组，在城乡人口进一步集中的基础上，在城市内部解决城市问题。从建筑师的角度出发，关心建筑和工程，以物质空间的改造来改造整个社会布局，20世纪50年代印度著名的昌迪加尔规划就是其杰作。 
　　在中国，城乡一体化不是理论工作者的创造，而是由实际工作者在改革实践中首先提出来的。苏南地区1983年最先使用“城乡一体化”这一概念。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出了要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逐步形成以城市为依托融合农村的不同规模的开放式、网络性的经济区。这恰恰与霍华德田园城市所倡导的城市乡村大融合的理念不谋而合。严格地说，所有国家城市与乡村的关系都要经历三个阶段：乡村支援城市；城乡独立发展；城市与乡村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即城乡一体化。世界上多数发达国家已经达到了第三阶段，而我国经过多年的改革已经进入了第二阶段。正是这个阶段，城乡经济格局不合理、城乡建设无序、生态环境恶劣、人地关系日益紧张、基础设施发展不平衡、城乡结合部矛盾频出等关乎城乡发展的矛盾也日益突出。如何打破城乡壁垒、消灭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健康协调发展，就是如何在体制上和实践上取得突破、统筹发展的问题了。 
　　 
　　城乡统筹发展的必然性 
　　 
　　为什么一定要改革城乡“二元”结构、实施城乡统筹发展呢？笔者认为应归纳为以下两点： 
　　一是城乡一体化是我国彻底改变城乡差别的必由之路。 
　　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在世纪之初就曾发表言论：21世纪影响人类进程最主要的两件大事是“中国的城市化”和“新技术革命”。在关于经济社会发展方面，马克思主义者也有逐步消灭“三大差别”、特别是“城乡差别”的重要论述，并认为“城乡融合”是其必由之路。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消灭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及其带来的差别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最开始的一定时期都是以牺牲农业、农村、农民的利益为代价来换取工业化，形成城市化，而在工业化之后，城市才实施对“三农”的反哺。同时，我们也应认识到改造过程的长期性和任务的艰巨性。1790年时的美国是一个农业国家，13个独立州的总人口仅为390万人，城市人口只占总人口的5％。1870年美国全国人口为4000万人，城市化水平为27.5％。但在经历了19世纪和20世纪的工业革命洗礼后美国城市迅速发展，最终形成了以都市区为核心的巨型城市带，很好地解决了“城乡融合”的发展问题。目前，全美非农业人口占到了总人口的98％，成为世界上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国家，基本消灭了城乡差别。而我国在60多年发展历程中的前半段，在“城市大了不好”的高层思维影响下，形成了中国独特的“以农补工”、“以乡养城”的恶性二元经济结构，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发达的现代工业社会全面加速转型的改革道路上留下了一个大大的经济“结石”。美国经济学会会长盖尔•约翰逊是专门研究中国城乡问题的专家，他指出：“日本城市扩张、经济起飞的过程中，农业人口下降了65%；美国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农业人口下降了93%；而中国在2000年之前，从农业人口转移出去的人口，即使包括临时流动的人口在内，也不超过10%，这将大大限制中国经济总量的进一步扩张”。因此，我们要彻底摆脱和改变城乡差别，城乡一体化建设是必由之路。 
　　二是城乡一体化是我国整体推进现代化的战略抉择。 
　　在我国，整体推进现代化，最重要的是要解决好农业现代化的问题。其核心就是“以城乡一体化提速中国农村的工业化；以信息化引领中国农民的智力革命；以股份制提升中国农业的产业级次”。事实上，城乡一体化与“统筹城乡”是我国整体推进现代化进程中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统筹城乡是战略原则，是手段；城乡一体化是战略措施，是目标和结果。首先，“统筹城乡”的政策宗旨是动员整个城市经济系统中强有力的资源支持，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城镇化进程。其次，城乡一体化是“统筹城乡”的载体和着力点，其价值取向是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经济和社会结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和谐、平等的城乡经济关系，整体推进城市和乡村的现代化。最后，城乡一体化和“统筹城乡”的关键在于，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和重大经济社会政策，使城乡居民的经济机会和基本权利不仅在法律上而且在事实上平等，最终实现城乡居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和共享现代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