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探讨

财政分权积极的一面是管辖区内的竞争迫使政府官员以最低的可行成本提供服务,因此提高地方政府水平的生产者效率是可能的。但消极的一面是中央政府缺乏竞争意味着公共服务的成本比其实际成本要高,这也就妨碍了经济增长。
 　　 (二)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由于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复杂性 
      单纯从理论上很难解释清楚,因此,很多学者进行了实证研究。有的学者通过研究得出,财政分权促进经济增长。Akai和Sakata利用美国50个州1988-1996年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得出：当财政分权采用支出指标、收入指标、支出收入指标时,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而采用自治权指标度量财政分权时,很难确定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效果。Lin和Liu采用中国大陆1970-1993年的截面数据考察了财政分权对人均GDP的影响。结果表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财政分权提高了经济效率,促进了经济增长。HehuiJin,YingiyQian和BarryR.Weingast通过运用1982年至1992年的统计数据进行分析,认为中国的财政分权对地区经济增长有着正向的、明显的效果。TaoZhang和Heng2fuzou的一项研究则表明印度的财政分权对地区经济增长有着积极的、有时是显著的影响。此外,Hunter和Shah完成的研究也提供了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间存在正相关性的间接证据。也有学者通过研究认为,财政分权会阻碍经济增长。胡书东利用中国1978-1993年的数据进行研究得出：包括改革开放时期在内的新中国50年,一般的财政分权程度与国民经济绩效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正相关性,真正有助于改善国民经济绩效的是财政经济建设部分的分权。Davoodi和Zou的研究结果表明,发展中国家的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负。Zhang和Zou利用中国1978-1992年的数据得出中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特别是在过渡期(1985-1989年)更为明显。他们的研究表明：“政府间进一步的财政分权将有害于美国的经济增长”。
　　 三、对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几点思考
　　 由于缺乏强有力而且明确的实证结论,所以我们只能结合既有实证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就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作出几点假设性的解释：
　　 （一） 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可能是边际递减的
     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边际递减,首先就意味着在分权改革的初期,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比较大,而且也较为明显;而当财政分权达到一定程度而成为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种常态时,进一步的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可能就不那么明显了,有时甚至还有可能成为阻碍经济增长的一个因素。但是,我们也应认识到最优财政分权点在相当大程度上只是理论抽象的结果,要想在实践中具体确定某个国家、某个时期最优财政分权的度实际上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财政分权的多维度首先就决定了很难准确划分财政分权的度,而且财政体制以及财政体制发挥作用所赖以存在的大的制度环境对经济增长的各种直接和间接作用也是难以准确测度的。
　　 （二） 不同的财政分权制度安排使各个国家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程度上获得财政分权所带来的潜在利益
     财政分权对社会经济生活所产生的影响具体要通过财政体制这一制度安排体现出来。不同国家的财政体制各不相同,即有着不同的财政分权制度安排,而不同的制度安排必然会导致不同的经济绩效,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财政分权在不同的国家会产生不同的经济绩效了。这大概也就是各项实证研究得不出与财政联邦主义的理论演绎完全一致结论的一个重要原因。财政体制作用的发挥,还有赖于整个社会经济环境,或者说财政体制还会与各国存在更大差异的制度环境结合起来,共同作用于本国的社会经济生活。因此,一个国家要想通过财政分权改革达到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就不仅应改革本国的财政体制,而且还要对财政分权所赖以生存的制度环境作一全面地检视,力争为分权财政制度安排的顺利运行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而且,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认为,部分国家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财政体制在制度设计和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出了问题,或者是整个社会的制度环境阻碍了财政分权促进经济增长的潜在利益的实际,而不是“财政分权”本身存在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