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商，中国第一商帮？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6-25
于是，我有些天真地反驳：“浙商没什么影响吗？你看， 2000年福布斯‘50首富’排行榜，浙江有9位家荣登榜上；2001年中国大陆首富100位企业家
，有17位；2002年又有 11 位。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浙江就独占1/3强。”浙江，这个陆地面积仅为全国陆地面积1.06%的资源小省，其GDP水平位居全国第4位。浙商的足迹遍天下，在北京有“浙江村”；截止去年底，仅在上海的浙商企业就有5万家，投资总额为500亿元，在沪投资位居全国首位；在欧洲，在非洲，甚至在战火中的中东地区，到处都有浙商的身影。浙商，这一个特殊的群体，还不足以引起世人的关注吗？
也许，这些数字还不足以说明浙商可以成为一个响亮的名词留存在中国史的词典里。那么，让我们一起打开的画卷，追溯一下中国商帮的兴衰史，打探一下浙商的崛起是否有一种历史的必然。
A 三大商帮的兴衰沉浮
都说中国历史是一部漫长的封建史，重义轻利的儒家文化和农耕经济的主流使得市场经济之花迟迟难以萌发。可事实上，人类社会一直就未曾离开过商人的活动。
据考证，商人（或商业）的商，最初是个原始部落的名字，其部落位于今河南省商丘的南部地区，其部落始祖名叫契。因契跟随大禹治水有功被封于此。契的第十代孙名叫王亥（公元前16世纪）。王亥从事牧业而擅长经商。他的第四代孙子汤灭了夏（公元前1551年），又迁都于殷，故商又称殷，而商人仍自称为商。后来，周灭殷以后，周公（姬旦）告诉殷的遗民，要求他们继续经商。而殷商之人善于经商，周朝人便将从事这种行业的人成为商人。
而历史上的商帮大体上崛起于明清时期。在明清之际曾引发了一场“商业革命”，在这场“革命”中相继崛起了十大商帮。其中，晋商、徽商、潮商为势力最大，影响最远的三大商帮。
晋商的兴衰。我对晋商的感观认识来自于张艺谋和巩俐的电视《大红灯笼高高挂》。
电视里的山西乔家大院，是一个原汁原味的明清富商城堡。它的背后，是深厚的晋商文化底蕴。透过乔家大院那古朴的院落、古朴的砖墙、古朴的陈设，气势恢宏的晋商史的画面若隐若现地浮现出来……
晋商俗称“山西帮”，亦称“西商”、“山贾”。在漫长的历史中，晋商以山西富有的盐、铁、麦、棉、皮、毛、木材、旱烟等特产，进行长途贩运，设号销售，套换江南的丝、绸、茶、米，又转销西北、蒙、俄等地，其贩运销售活动遍及全国范围，形成了成为能与南方徽帮相抗衡的最有经营实力的北方晋帮集团。晋商的历史虽然可以追溯到周朝的晋唐时期；但真正崛起于明代（1368-1398年），至清乾隆（1735-1799年）、嘉庆（1799-1820年）、道光（1820-1850年）时期已发展到鼎盛。特别是到清朝中叶，山西商人逐步适应业汇兑业务的需要，由经营商业向金融业发展，咸同（1851-1874）时期山西票号几乎独占全国的汇兑业务，成为执全国金融牛耳的强大商业金融资本集团。并形成山西“北号（票号）南庄（钱庄）”两大晋商劲旅。
那么，曾经辉煌的“晋商”为何最终走向了衰落？有史学专家分析了晋商的性质，我认为从他们的研究中可以推究出晋商衰落的一些枝蔓。
“综观明清时代的晋商，具有三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封建政府把他们作为政府推行财政政策和提供军协饷供应的工具；二是商人与封建政府之间有着不一般的相互结托关系；三是利润的封建化。”
所谓山西商人作为政府推行财政政策和军协饷供应的工具，主要是指其中的大商人，即皇商、官商、大盐商、洋铜商等。而山西商人与封建政府之间的结托关系，表现形式很多，如明代扬州盐商，商籍有山西而无安徽。关于明清山西商人利润的封建化，我们知道，山西商人虽然富有，但其资本投向产业却是个别现象，而且多在清末民初，并未出现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的大趋势，商业资本仍然停留在流通领域。
总之，明清晋商资本的运转方式，是与封建地主制结构完全协调的，是封建地主制经济的一个环节，是为封建地主制经济服务的。这一性质决定了“晋商”随着封建制度在的消亡，其落后的封建的经营方式逐渐暴露出与时代的不合拍性。因而，其衰落也就成了一种必然。
徽商的始末 。作为浙江人，对徽商有一种天生的亲近感，这不但由于徽杭古道拉近了浙江人与徽商的距离。更由于红顶商人胡雪岩的原因使徽商、浙商之间结下了不解之缘。
徽商与晋商齐名，徽商又称新安商人、徽州商人或“徽帮”。它是旧徽州府籍商人或商人集团之总称。徽人经商，源远流长，早在东晋时就有新安商人活动的记载，以后代有，明成化、弘治（1464-1505年）年间形成商帮集团。明嘉靖（1521-1566年）以降至清末民初，徽商渐趋衰落。
一代代的徽州人靠贩运盐、茶、山货，经营文房四宝，走出一条日后教科书上才有的贸易路线：东进苏杭无锡常，抢滩芜湖商道，掌控长淮水运口，南达湘、蜀、云、贵、川，往来京、晋、冀、鲁、豫间，远涉西北、东三省。最后，西进赣、湘，沿东南达闽、粤两省，直至扬帆入海与日本进行贸易。此时的徽商达到鼎盛时期，“无徽不成商”开始叫遍天下。
徽商与其他商帮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儒”字。与一门心思做生意的晋商相比，追逐财富只是徽商的手段，求功名做官才是归宿。因此，尽管徽商把生意做得很大，却做得三心二意。从乾隆到嘉庆十年的70年间，同样在两淮经营盐业，徽商子弟有265人通过科举入仕，而晋商仅区区22人。
到19世纪末，当徽商所代表的封建经济没落时，正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登陆中国之时。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很明显，此时只有把大量资金投入实业，实现商业与产业的结合才能获得新生。但“官本位”的徽商却做不到，他们已经没有财力去投资产业了。
潮商的渊源。 “潮商”，是潮洲商帮与广东商帮的共同称号。古代潮商不如晋商、徽商著名，潮商的崛起也是在明以后。大概在明正德年间（1506~1521年）私人海外贸易兴起后，潮州沿海居民开始大规模地投入海上商业冒险活动。到明中后期大批潮州人以船为伴涌向海潮波涛之中。入清以来红头船便成为潮州商人的象征；清代商人又称红头船商人。
潮商的辉煌时期，还是在近、。在近代，由于外国经济势力的侵入以及中国缓慢地迈开近现代步伐，晋商、徽商等因为固守传统而日渐式微，而潮商却伴随着近代海外移民的高潮而崛起于东南亚和香港、潮汕地区。这期间，潮商虽然在二次世界大战后一度沉寂，但经过战后若干年的苦斗，又终于在上一世纪60-70年代崛起于香港及东南亚。涌现出李嘉诚、陈弼臣等一批世界级巨商。
潮商为什么能够经得起的考验，自古至今地发展并在今天谱写新的辉煌？
事实上，近代潮商发扬了古代潮商的冒险开拓、独立进取的商业精神，而在参与国际商业贸易的过程中，近代潮商又具有了某种开放的心态。在近代潮商身上，我们看到传统文化与近代商业文化的某种有效的结合与融合。而正是这种文化的发展与融合，也许才是潮商继晋商、徽商衰落之后仍能发展，并进一步成长的原因。
B.浙商的历史以及与三大商帮的比较
应该承认，浙商是近代才崛起，且在学术界上并不响亮的名词。我曾经探访过南宋状元陈亮 “义利并举”的浙中学派的倡导者的故土永康；也曾经到过拨浪鼓之乡义乌，探究中国最早的市场经济文化的起源，但一直没有看到学术界对“浙商”这一概念的论证和阐述。
但如果因此说浙商历史短暂是没有道理的。在《史记》记载中，中国最早的大商人，也就是后代商人的鼻祖“陶朱公”范蠡（公元前473年）就是战国时期越国的名臣。而南宋时期浙中学派的代表人物陈亮提出义利并举的思想与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8世纪，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与上海口岸的开放更是为浙江商人提供了历史舞台。以宁波帮为代表的浙商群体对上海近代化的演进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宁波帮不但在国内，在国际上也留下了很大的影响。甚至有人给予宁波帮 “无宁不成市”的评价。现代宁波帮更是涌现了船王包玉刚和香港董建华之父董浩云等代表。
除了宁波帮以外，浙江许多地方都有着悠久的民间经商的。在义乌，拨浪鼓文化在清乾隆时就已经兴盛。而浙江人天生就有一种经商精神。在改革开放之前 的“割资本主义尾巴”的特殊时期，温州、宁波、义乌、台州、永康等地的百姓却“顶风作案”，而一些地方的领导也对此 “心知肚明”。但本书所介绍的只是指改革开放土壤中孕育出来的在市场的商海中搏击的浙江家的部分代表人物。他们中有土生土长的农民企业家；也有国有企业与改革中成长起来的国企掌门人；有“儒商”和“资本玩家”；还有正在成长的新一代的知识型的企业家。在他们的身上可以看到浙商所固有的市场意识、风险意识和自强不息、吃苦耐劳、不断创新的精神。
那么，浙商与其他三大商帮究竟有什么联系与区别呢？经过前面的分析，不难看出，浙商在历史上就是各大商帮的合作者和竞争者。晋商与浙商交易丝、绸、茶、米；徽商东进苏杭而至杨帆入海。徽商代表胡雪岩又兼具浙商身份。其代表作——胡庆余堂更是以历史见证物的身份留在了杭州 ；其末代传人冯根生在承继其老财东的经营思想的同时演绎了一曲现代浙商的诗篇。总而言之，浙商吸收了以上三大商帮的许多精华，比如晋商的博大宽容的经营胸怀、兼容并蓄的经营气度、求同存异的经营策略和自强不息的经营精神；徽商仁义诚信的儒商文化；潮商的冒险精神和学习精神等等。但浙商之所以能跟随历史的脚步不断发展，有其自身独特的特点。
首先，无论晋商、徽商，其本质都是官商；而浙商是“民商”。晋商与封建政府紧密相连的关系；徽商的“商而优则仕”的思想都注定了它的历史局限性与内在动力的局限性。而浙江经济从本质特征上说，是一种“民本经济”。所以，“浙商”与“晋商”，“徽商”的区别，前两者如果可以称为“官商”的话，“浙商”应该可以称为“民商”。
如果说，“官商”是封建时代的产物，那么到了现代的市场经济时代；其经济界的主角也必然要由“民商”来扮演。而所谓“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的“浙江精神”，也正是“民商”的精神。悠久的历史和渊远的文化背景， 以及“百工之乡”地利，使得这个“百工之乡”成了“百姓经济”肥沃的土壤。这也使得浙江在全国都以国有企业为主导的时候就能放手让成千上万的“民商”自由搏击，使得浙江的民营经济一枝独秀。这也正是浙江民营经济三分天下有其二，各项指标均居全国第一的原因。
“浙商”与“晋商”、“徽商”的第二个区别在于产业发展的能力。“晋商”虽然形成了商业资本和资本的两大劲旅，但最终并未出现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的趋势。而“徽商”由于“官本位”的思想没有致力于产业投资。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浙江区域经济的基本特征即可概括为“簇群经济”。这是以专业分工的高度细化和集中化为特征产业经济的。
浙江专业化产业区的发展孕育了一批又一批的浙江商人。近年来，浙江各地涌现了成百上千个专业生产的专业村、专业镇。其中产值超亿元的特色产业区500多个，而且，浙江的产业群越来越大，以至许多专家把浙江的专业化产业区与意大利的产业区相比较。记者在采访中常常听到企业家朋友这样的豪言：“为了实现产业报国之梦，国外公司拿两倍、三倍于我的企业资产的现金在我的面前也决不动心。”“我们的未来是在非常尖端的产业里与世界巨头对抗，在对抗中我们也许会失败，但我们仍然要参与这种对抗……”而许许多多的“鲁冠球”、“南存辉”、“王建沂”们正在努力着，迎接着国际产业大转移。而当前发达国家正加紧把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向发展家转移，市场经济十分活跃的浙江地区正成为外商首选的对象。因而，浙商群体正自觉地将打造“世界工厂”作为自己努力的目标和方向。
C.浙商，距离第一商帮还有多远？
打开报纸或点击电脑屏幕，人们发现，浙商这个词的“出镜率”越来越高了。
那么，浙商到底是怎样一个群体呢？这里，不妨引用我国六位著名学家对浙商的评论。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说：浙江是一个具有炽烈家精神的地方，浙江商人既聪明又肯吃苦，敢冒风险，敢为人先，最让人佩服。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则称赞：与其他沿海省份的人相比，浙江人能吃苦；与内地人相比，浙江人很灵活。
著名经济学家钟朋荣则感慨于浙江商人有比较强的市场意识，其次，浙商有着一股不屈不挠的拼搏精神，他们永不满足。他说：“在浙商眼里，没有办不成的事，而且还喜欢不断地给自己设定新的目标，不等不靠，相信市场，相信自己，因此浙商的自立性比较强。”
杭州商学院经济学院副院长郑勇军说：浙江企业成功的关键是由于浙江商人天生有着一种经商的能力资源。浙江没有良好的所需的资源，没有大规模的外资投入，但浙江众多小企业、个体户的模式，却给浙江人提供了高出内陆人几十倍的经商机会。浙江商人在这种锻炼中，资本积累很快，这使得浙江商人在观念、行为上能走在别人的前面。
经济学家李兴山则说：浙江人有着强烈的自我创业、自我发展的欲望，有着深厚的务工经商传统和商品经济意识，有着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艰苦创业精神，凭着这股精神，浙江经济细胞不断裂变，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使得一些原本是掌鞋的、打铁的、缝衣服的、修打火机的等等普通劳动者成了百万富翁、千万富翁，成长为国内著名、世界知名的企业家。
而经济学家焦新望则感叹：浙江人的经商意识是渗透到骨子里面的，即使是菜市场上卖菜的年轻人，也从未把自己看作是一个谋生活费的小贩，他们认为自己是在经商，是在做经理，甚至有名片、有手机。
而我要补充的是：“浙商”发展到今天，又有了许多新的内涵。浙商，这个特殊的群体，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凭借他们特有的市场敏感性，因市场先机掘到了第一桶金；使浙江成为市场大省。而那许多从打铁匠、修鞋匠等演化而为百万富翁，千万富翁的第一代创业者，他们跟随时代的发展而不断转化角色。纷纷把“家族企业”变成“企业家族”。他们思考的已不再是简单的物质财富的叠加，而是给后人留下更多的创业精神，给后人搭建更为厚实的创业平台。与此同时，许多留过洋，读过MBA或掌握时代高新技术的年轻一辈，或独立创业，或接过老一辈的帅印继续谱写着“浙商”的新概念。浙商，这个善于学习和吸收的优秀商人群体，他们在这个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特殊时期，已经学会借虚拟经济之手把无地域性公司办得有声有色。他们还学会了通过购买国际公司，用国外的技术和资本赚外国人的钱。他们在无数次的商战实践中演绎蛇吞象的戏剧；他们无师自通地撞开资本市场的大门，用资本的杠杆撬动知识经济。而随着长江三角洲的崛起和该都市圈的兴起，人们相信浙商的舞台将更加宽广。
记得好像有人写过题为《浙江商人：中国第一商人群体》的文章。也许，离这个 “中国第一商人群体”的目标和距离已经不很遥远？我们期待着。 （浙江经济报记者/徐王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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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雯瑛主编：《晋商史料研究》，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1 年 03 月
张正明：《晋商兴衰史》，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 1995
曹天生：《中国商人》，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
林济：《潮商》，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