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战争在信息时代的地位及决策选择

　摘要：在信息时代背景下，依据国家核心利益内容的转变、武器装备性能及价值的飞速提升、以联合国为主体的国际矛盾调节机制的初步形成等方面提出了经济战争将由过去解决国家矛盾冲突的辅助形式转变为主要形式的论点。对如何应对经济战争，从坚持经济建设中心任务、组建经济战争部队、加强经济理论研究、实施国家经济网络建设和筹建经济战争指挥体系等方面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决策建议。
　　关键词：经济战争；信息时代；对策

　　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逐渐提升，在世界上能够通过军事挑战中国的国家已经越来越少，企图通过军事战争征服中国的想法已变得愈加不切实际了。但是，一场看不到硝烟，闻不到血腥味的战争正向我们悄然袭来，君不见，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日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山姆大叔逼迫日本人签订了屈辱的城下之盟“广场协议”[1]，①从而使日本经济一蹶不振；1997年美国金融投机家在泰国外汇市场煽风点火，一场金融风暴骤然席卷东南亚，使亚洲四小龙轰然倒地；近期，看见中国发展势头迅猛，美欧联手不断逼迫人民币升值、中美、中欧贸易摩擦、关税斗争此起彼伏，这一切无不证明：经济战争已经成为信息时代国际斗争的主战场，也将成为维护国家安全，拓展国家利益的主要形式。游弋于国门之外的航母对国家安全的威胁，远没有一次次逼迫人民币升值，一次次操纵油价、铁矿石涨价，大量热钱投进来制造房价、股价泡沫那么可怕、凶险。
　　一、经济战争成为信息时代国际斗争的主要方式
　　战争是国际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国家利益是斗争的直接取向和根本目的。战争的样式既取决于国家利益受威胁的强度，也受该利益对国家安全的作用程度大小影响，同时，还受战争的得失比较以及战争目的的实现程度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
　　（一）国家核心利益的演变使经济战争成为国际斗争的主战场
　　维护、拓展国家利益是国家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国家间的矛盾、摩擦直至战争都根源于维护、拓展国家利益的需要。纵观世界国际关系史，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小利小斗，大利大斗，无利不斗。马克思认为，战争或“暴力仅仅是手段”，而“经济利益是目的”[1]。“暴力的‘本原的东西’是什么呢？是经济力量，是占有大工业这一强大的手段。” [1]战争，过去是特指国家间的武装冲突，它是解决国家间矛盾冲突的最高形式。战争从狭义上看，过去它是特指军事战争；从广义上看，战争是指国家利益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一般可分为军事战争、经济战争、外交战争、生物战争等形式。用战争形式解决国际间矛盾冲突大都是国家核心利益受到直接威胁或挑战时所采取的极端形式。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生产方式也将随之发生改变，国家核心利益的形式和内容也将发生根本性转变，从而维护国家安全的方式、手段也会出现质的改变。在农牧时代，国家的核心利益是土地和人口。要维护、拓展国家核心利益，通过军事战争的手段能够高效快速地实现；在工业时代，国家的核心利益是资源和人口，要拓展工业资源，掠夺工业发展所必须的人力资源，在没有世界自由市场的前提下，只有通过军事战争的掠夺方式才能快速达到扩张国家核心利益的目的；而在信息时代，国家核心利益已经不再是土地、资源和人口，而是高科技人才。用军事战争的形式掠夺高科技人才是不可能做到的。因此，在信息时代，维护、拓展国家核心利益的有效形式不可能再通过军事战争的形式实现，只有通过发展教育，提高高科技人才的政治经济待遇，利用国际市场规则、市场经济自身缺陷或左右市场运行方向、节奏等方法谋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即通过经济战争的方式达到拓展国家利益的目的。经济战争可以大大降低扩张国家利益的风险，提高国际斗争收益的可靠性。因此，在信息时代，用军事战争方式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已经越来越不可能了，而只有通过发展经济，利用自己有利的国际市场地位、或市场规则的缺陷削弱敌对国家经济实力，提升本国综合国力的方式实现维护、拓展国家利益的目的。
　　可见，在农牧时代、工业时代，弱肉强食是国际社会通行法则。军事战争成为瓜分国际财富、维护国家安全的主要手段，国家军事实力强大就会获得较大的利益，国家安全就会得到保证。在信息时代，社会财富来源于社会的创新能力。一国的科技创新能力不可能被战争掠夺，但它可能被愚蠢的经济政策、侵略性金融炒作所剥夺。因此，信息时代，军事战争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主导形式已被经济战争所取代，经济战争已经成为维护发展国家核心利益的主要形式。
　　（二）核武器和高技术武器系统的发展成为抑制军事战争的重要因素
　　二战以后，随着核武器的出现，人类把战争推向毁灭自己的边缘。核战争是没有胜利者的战争，在当今世界，仅美俄两国的核武器就可以把人类社会毁灭许多遍。20世纪七八十年代，虽然美苏两家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但冷战双方还是谁也不敢轻举妄动。任何国家都不敢肆意挑起核战争。在冷战中，导致前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不是军事战争，而是美国朋友帮助苏联进行经济改革取得的伟大成果。
　　由于高科技在武器装备中的广泛应用，武器装备内部结构越来越复杂，武器系统越来越庞大，武器装备的研究采办费用也呈几何级数增长。如美军的主战坦克20世纪50年代单价是5万美元一辆，现在是1 200万美元；RAH-66“科曼奇”直升机，20世纪80年代单价是1 100万美元，现在是9 000多万美元一架；战斗机20世纪50年代单价是20多万美元一架，现在一架F-15D/E型单价高达5 000万美元；一架C鹰眼预警机单价高达1.75亿美元。海湾战争耗时42天，耗资仅多国部队就达611亿美元，消耗各类物资3 180多万吨，几乎等于上千万苏联军队在四年卫国战争期间物资消耗总量6 600万吨的50%。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国军费开支达到600多亿美元，如果算上占领伊拉克期间的开支，整个费用至少在1 200亿以上，这将比第一次世界大战38个国家参战，总消耗2 060亿美元的50%还高得多 [2] 。这必然大大加重美国纳税人的负担，从而激起国内反战呼声的高涨。
　　由于高技术战争需要大量技术、物资和资本投入，其经济对战争的制约作用日益突出，即便是综合国力强大的美国也会同样感到十分窘迫。如美国在海湾战争后利用多国部队或反恐的名义向许多国家半是胁迫半是央求地取得外国500亿美元的“援助”。
　　可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系统的产生和巨大的战争成本耗费使当今的军事大国也不敢冒险为之。通过军事战争实现国家最大利益的可能性正在日益消失。过去，军事战争占主导地位，经济战争占辅助地位的情况正转变为经济战争占主导地位，军事战争将成为最终或最后的选择。
　　（三）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矛盾调解机制的形成使军事战争受到遏制
　　由于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国际间信息传播和各种资源的交流传递基本达到实时准确。经济文化交流走向全球化、自由化、一体化。世界各国生产所需资源完全可以通过世界市场获得，国际间的各种矛盾冲突逐渐形成以联合国为调解主体，以国际惯例、联合国宪章、市场经济基本规范为调节制度构成的调解疏导机制。这种机制虽然达不到完全公正合理解决国际间的矛盾冲突，但它为非暴力解决国际冲突提供一种有效渠道和平台，为通过国际对话、政治协商解决国际矛盾建立了一条可靠途径。随着联合国组织制度的逐渐完善，调解国际冲突能力和权威的不断提升，我们有理由相信：国家间的军事战争必然走向式微。而国家间看不见战火硝烟的经济战争必然从幕后走向前台，成为国际间矛盾冲突的主要表现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