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化 制度僵滞与外来的挑战
内容提要
偏重于效率的改革导致了收入分化的加剧，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目前制度僵滞的状态。在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过程中，短期内富人集团不会主动放弃既得利益，但从长期内可能出现的公共悲剧的结果来看，富人集团不得不改变现存的规则。富人集团内部的博弈由于投票权的不明确以及惩罚和激励的不完备而不得不借助于政府力量的推动。由于短期内政府受富人集团的影响较大，政府管制的加强和寻租活动的广泛存在，政府对收入分化的政策可能会因为对所有制的歧视而发生“厨房的悲剧”。同时财政支出的刚性特征也制约着税制改革，个人所得税和转移支付制度这一公平分配的工具难以施展。在外部的竞争压力下，较长时期内，中国制度的僵滞状态可能会打破，从而在市场化扩大的过程中穷人与富人的谈判更加对等，收入分化加剧的趋势将会得到缓解。
关键字 收入分化 制度僵滞 博弈 外部挑战
Income Split，Institutions Rigidity and Challenge of Outside
Abstract The tendency to the efficiency in China’s reform has led the income split and in some degree caused the institutions rigidity. In the process of game between the different groups, the rich group do not give up their revenue voluntarily in the short time, however, in the long run they have to do it because they will face the result of public tragedy. The game in the inter-rich group has no way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uncertainty of vote right and imperfect punishment and motivation, so they must ask the government’s aid to promote the process. In short time, the rich can mostly affect the government and government regulation and rent exist far and wide, so the policy of income distribution probably induce the kitchen tragedy because of the discrimination to the system of ownership. In the same time, the expansion of fiscal expenditure constrains tax system reform which weaken the utility of tools to distribute income (individual income tax and transfer payment). The challenge of outside could break through the situation of institutions rigidity in long time, and make power of poor group increased in the negotiation with rich along the process of market expansion, we will find the tendency of income spilt easy up and the social welfare will increase.
Key Words
Income Split Institutions Rigidity Game Challenge of outside
公平和效率是切蛋糕和做蛋糕的关系，中国二十年的市场化进程，坚持的是先把蛋糕做大的策略。如果说市场化是以资源配置优化为终极目标的化，这应该为最优的选择。福利经济和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都表明，市场的不完备决定了以帕累托最优为目标的市场化是一种理想化的行为，收入分配对经济效率的影响至关重要。许多学者对中国二十年来收入分配研究的结论是中国收入分化严重。以此为前提，本文的目的在于分析收入分化与制度变迁周期的关系，在内部制度陷入僵滞状态时，阐明外部冲击对收入分化调整、提升整个社会福利水平的机理。
一、收入分化现状及公平与效率的替代关系
一般来说，收入分化程度主要由两个指标来说明：一是基尼系数，二是财富（资产）的集中程度。虽然二者的使用上还存在着完善之处，但是基本上可以反映市场化初期中国收入的分化程度。
(1)基尼系数总体呈上升趋势，表明收入分化在加剧，从1980年的0.32上升到1999年的0.4164，幅度达30.13%。(2)基尼系数变动具有阶段性特点，1984年后一直稳步上升，1990—1994年间快速增加，1994年达到顶点，在1995—1997年略有下降，1998年后又开始回升（毕先萍2002）。
（2）从拥有金融资产的规模来看，城乡家庭可以分为四个层次，其中，第一层次和第四层次的金融资产差距，户均相差360.2倍，人均相差371.0倍（刘福恒2001），进而推论，城镇的富裕阶层和贫困阶层的金融资产差距，户均相差31.2倍，人均相差30.9倍[i]
据此，可以简单描述出目前公平与效率的一般关系。这种关系的建立隐含着三个假定：第一，公平与效率二者不可兼得；第二，中国目前的收入分化尚未达到完全恶化的地步；第三，此处的公平并不是指机会的均等，而是指结果的均等，因为收入分化问题关注更多的是结果。
一般认为，公平与效率是一组替代品，这是指收入分化程度并没有达到极端的状态。若收入分化极度恶化，二者则是一组互补的关系。在公平与效率关系处理不恰当的时候，等福利线处于较低的水平，如果对二者的关系施以制度改进，则会使等福利线向右偏移，从而社会的总体福利水平得以提高。
图中，I0、I1、I2，分别表示不同的等福利线。其中，I0是目前的形态。表现为牺牲公平，保证效率的取向。此时，二者还是相互替代的关系，不过是公平对效率的边际替代率大于1而已。I1描述的是收入分化处于极端的状况，无论是走向哪一个极端，都表现为一种互补的关系，社会福利受到极大的损害。目前有一种偏向效率的趋势。I2是对当前收入分配不当进行有效的制度调整后的等福利线，公平对效率的边际替代率下降，社会分化程度减轻，等福利线向右偏移，社会总福利增加。
理想化的政策结论是，采取措施，尽量使等福利线由最初的I0向I2移动，并防止滑向福利水平恶化的I1。现实正好相反，等福利线正越来越快地与后者的变动相耦合。使该曲线保持理想化的右移状态存在着巨大的制度障碍。
制度变迁由制度僵滞、制度创新、制度均衡三个阶段组成。的渐进性改革经历了上述三个阶段，并重新进入了制度僵滞阶段。程虹（2001）认为，现时期中国具有制度僵滞阶段所共有的一些特征[ii]。在这一时期，社会对创新的愿望远低于在现有社会分配中去争取更大份额的愿望，也就是创新成本太大，人们缺乏创新的愿望，也没有获得创新收益的可能。人们不是努力去寻求创新的机会，而是去获得社会分配中更大的份额。社会对公平的诉求优先于效率。
形成制度僵滞的原因很多，如交易规则的不完善、政府行政干预的过多等等，收入分化严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例证就是近期的消费不足。收入决定了消费，收入的分化又造成了消费断层，消费决定着投资，需求低迷决定了增长速度的下降，社会的福利曲线左移。推动制度变迁的动力是潜在收益与成本的比较，潜在利润的不足降低了创新的动力，制度便陷入了僵滞状态。
收入分配的重新划分是打破这一僵滞状态的路径之一。这里借用一个基本的博弈模型，分析在没有外部冲击的背景下这一状态打破的可能性。
基本假设：
1、社会分为两大集团，富人集团与穷人集团；
2、富人集团属于小集团，穷人集团属于大集团；
3、集团与集团之间、不同集团内部都存在着博弈；
4、政府行为短期内受富人集团策略影响较大，长期内由穷人集团决定；
5、不存在国际化的制度竞争。
博弈的全过程如下：
（一）不同集团之间的博弈
利益集团是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个人组成并采取集体行动的组织。在此假定，同一利益集团有着共同的行为准则和目标。富人集团属于强势集团，与穷人集团相比较，存在着交易成本、行动、信息等方面的优势，在与弱势集团的智猪博弈中处于谈判的优势地位。另一方面，由于富人集团人数少，属于小集团，因而“具有较强的组织集体的行动的能力”（奥尔森1997）。相反，穷人集团由于人数众多，属于大集团，组织成本太高，难以较快地采取一致的行动。在短期内，依靠与富人集团谈判达到收入均分的目的是不现实的。从中国的改革进程看，在改革初期，由于资源配置极其不合理，要素的重新配置只会增加全体国民的福利，效率的提升对公平没有很大的影响，制度由人民公社时期的僵滞走向创新。随着资源配置的逐步优化，帕累托改进使得增加一个人的福利必然要求减少另一个人的福利。收入分化问题的解决实质上就是杀富济贫。要求富人主动分割自己的利益是与理性人的假设不相符合的[iii]。
但是，公平对效率的替代关系表明，如果富人集团无视穷人集团福利的进一步恶化的现状，可能造成公共的悲剧。当穷人采取集体行动的边际成本接近于零时，穷人集团与富人集团的谈判就不再依赖于市场的规则，而转变为游离于土地、资本和劳动力之外的强取了。上农民起义即是明证。另一方面，小型集团迅速地组织集体行动这一优势随着社会稳定时间的延长而递减。从长期来看，穷人集团在与富人集团的博弈过程中，优势地位逐步明显，在稳定的社会中是如此，在一个动荡的时期更是如此。因此，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富人集团会在一个制度稳定的框架内做出一些让步，而穷人集团也会在市场化扩大的同时，增强自身的谈判能力，从而，收入分配的改变有助于打破制度僵滞的状态。前者的让步取决于富人集团内部的博弈，而后者谈判能力的增加主要表现为在要素分配中原始占有的增加。其内部的博弈因其人数的众多而面临巨大的组织成本和微小的个人收益的冲突，选择性激励难以做到。再加上普遍的搭便车现象，因此本文不对穷人集团内部的博弈做进一步的分析。而将重点放在富人集团内部的利益分配上。
（二）富人集团内部博弈
虽然，根据Robert Axelrod创建的多次重复的囚徒困境（the Iterated Prisoner’s Dilemma）模型，富人集团与穷人集团都采取合作态度（投桃报李），困境便可以突破。但是，只有在长期内，而且必须是在一个制度长期稳定的条件下二者才可能合作。目前中国的收入分化已经对制度稳定造成了严重的冲击，问题的解决需要一个短期内有效的措施。这依赖于富人集团内部的谈判。
出于长远的考虑，富人集团为了避免由于穷人集团的“无理”行为而形成的双败局面，应该主动地放弃部分权利而将之转移到穷人手中。这未必就是富人集团的一致行为，因为个人理性是集体行动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在这个集团内部仍然存在着搭便车现象。为了达到集体行动的一致，富人集团内部需要进行谈判。
富人内部的博弈，类似于一个俱乐部内的斗争，可以定义为一个斗鸡博弈。集团成员之间的行为以内部规则加以规范，大多数成员考虑到与穷人合作的必要性，并对那些试图不参与集体行动的成员实行惩罚。如逐出这个集团等，并在以后的交易中不再与之进行合作等等。或者对参与集团统一行动的人给予激励，如捐款的道德说教等。但这是一些非正式的规则，由于集团内部是依靠财富的多少说话，现实情况下，由于产权的不明确，大量的准富人出于对自己利益的担心而不会以此投票。因此，这种内部的表决需要超越财富的一种强制力才能施行，显然，不借助于外力这一过程难以完成。
（三）加入政府影响的富人集团的博弈
富人集团借助于政府，可以强制地推行有利于本集团“义理性最大化”的策略，当然，政府并不必然受富人控制。从短期来看，政府行为短期内受富人集团策略影响较大，长期内由穷人集团决定，同时，政府行为还会在全球一体化过程中受到国际竞争的影响，因此，政府考虑的还是长治久安。由于政府在建立外部规则方面具有许多优于内在规则的地方[iv]，富人集团通过院外活动等手段对政府施加影响，促使政府采取一系列的经济手段加速富人集团内部的分化。通常，借助于超额累进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和转移支付制度可以纠正市场失灵带来的公平问题。
中国的经济运行状况并不允许以增加税收收入为目标的税收制度改革的推行。下面做简要的分析：
鉴于当前通货紧缩的存在，可以预料，将要进行的税制改革会以减轻税负为主旨。在“费改税”改革受限的前提下，政府经常性收入必然会由于宏观税负的下降而减少。由于支出刚性的存在，收入的真空会由于外源资金不能及时补足而影响到财政的正常运行。一般来讲，税收改革对财政收收入的影响将会产生“J曲线效应”。
在税制改革初期，在征管等因素维持税收改革前的状态，政府不借债等的假定下，由于减少了征税额，微观主体因而获利，政府税收收入减少，财政赤字较以前增大。由于经常性收入的下降，政府开支如果减少，投资乘数作用便会加剧经济的收缩，需求会更加不足。结果与希望通过税制改革来改善财政窘境的目标相背离，能否正确应对财政状况恶化的局面是对政府税收改革力度的考验。随着时间的推移，微观主体认识到政府对税制的调整并不是暂时的行为，税收的乘数效应产生。民间投资和消费需求的增加开始抵消政府支出减少造成的需求萎缩，经济开始增长，产出增加，相应地，政府收入与支出的差额开始减小，在可能的情况下，还会出现财政平衡的局面。最终，税制改革对财政条件的改善产生了积极的作用。经济决定财政，财政反作用于经济的良性循环开始形成。
如果政府在税收收入下降的同时借助公共债务的增加而不减少公共支出，税制改革的成功也会从根本上减轻政府对债务和依赖性，减少财政危机转化为危机的可能性。根据“李嘉图等价定理”，公债是延期的税收，因此，在这种政策选择下，“J曲线效应”同样会出现。
从上图可以看出，由于公共支出为优等品，以减税为主旨的税制改革对财政条件的改善可分为AB、 BC、 CD不同的阶段。其中在AB段，财政收入急剧下降，财政赤字加大，在B点，财政恶化到了极点。随后，财政赤字不再扩大，并有减少的趋势，但直到C点，财政收支才恢复到税制改革前的局面。在CD段，税制改革的目的终于达到。
当前，税制改革的财政约束，即存在于AB、BC段。概括起来说，就是在财政支出扩大化的同时，如何寻找到合理的外部资金，确保财政的正常运行。由于中国财政存在着潜在的财政危机（魏凤春 于红鑫 2002），可以具体操作的资金流并不存在。即使出售部分国有资产暂时解决了社会保障等影响收入分化的一部分问题，税制改革流于空谈也在所难免。
同时，政府对管制的加强又使得富人集团借助于政府加快内部收入分化的意图可能会被迫改变。政府也是理性人，其中一大部分就是富人俱乐部的成员。分化收入意味着管制的减少，这在相当程度上会加重改革的难度，因为制度僵滞的另一个特征就是行政权力的复归。
再有，富人内部的权力斗争可能会转化为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压制。中国经济是以混合所有制经济为特征的，非国有经济成员经济地位与地位并不相称，在与掌握权力的富人阶层进行谈判的过程中，这部分成员不处于平等地位。而非国有经济的与壮大却是蛋糕做大的基础，如果将做蛋糕的厨子打死，结果是所有的人都会饿死。
走出目前制度僵滞状态的关键是重新分配那部分依靠权力、凭着对公有资源的垄断而不是按市场规则行事获取利益的富人的财富。在不引入外部力量的限定条件下，所有的努力都不会从根本上阻止收入分化程度加速、等福利线向左偏移的趋势
三、外来的挑战：制度竞争与社会福利的提升
在内部制度陷入僵滞状态时，有足够力量的外部冲击是打破这一锁定状态的唯一途径。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验证了这一假说。开放的市场调节的经济带来了自主权、可行的私人产权和竞争市场的协调能力，从而保证了中国二十年的持续经济增长。在制度变迁完成了一个周期并重新开始的时候，新的制度僵滞仍然需要外部的挑战。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不仅有对国际贸易和要素流动的被动反应，而且还有为更好地竞争市场份额和动员生产要素而对现有制度进行的主动调整。全球化已经导致了制度竞争(Wolfgang Kasper & Manfred E. Streit 2000 )。
通过引入外部的竞争因素，以前开放不够的经济系统的开放，制度必须相应地改变，权势集团就会失去舞台。中国目前富人中阻碍制度变迁的特殊利益集团中就必须放弃对公有资源的占有，减少寻租活动。跨国贸易和要素流动中较低的运输成本、通讯成本和交易成本在总体上增进了开放，削弱了院外游说和制度僵滞。同时，市场化的扩大有力地激励了人们投入信息成本，并奖赏一般性的规则。在一般性的竞争中，穷人集团增进了土地、资本和劳动的占有，从而改进了与富人集团谈判中的地位。在集团与集团的博弈中，可以争取更多的权利，从而缓合收入分化的不利局面。
在外部冲击下，也可能会出现与我们增进公平的目标相反的结果。如果外部势力与国内的特殊富人阶层合谋，收入分化程度可能更会加大。不过从历史上一些国家的开放经验来看，基本上不会存在这样的事情[v]。做出这样判断的一个基本理由就是开放促使市场化程度的加深，资源配置更加合理，蛋糕继续做大，因为我们的目标是在效率提升的前提下分配公平。经过较长的一段时间，民众谈判实力的加强具有极强的外部性，在一定程度上给富人集团从公共悲剧的悬崖边上退到安全地带准备了时间和空间，这也再次验证经济运行的基本，合作是最优的。
四、简短的结论
偏重于效率的经济改革导致了收入分化的加剧，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中国目前制度僵滞的出现。在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过程中，短期内富人集团不会主动放弃既得利益，但从长期内可能出现的公共悲剧的结果来看，富人集团不得不改变现存的规则。富人集团内部的博弈由于投票权的不明确以及惩罚和激励的不完备而不得不借助于政府力量的推动。由于短期内政府受富人集团的影响较大，政府管制的加强和寻租活动的广泛存在，政府对收入分化的政策可能会因为对所有制的歧视而发生“厨房悲剧”。同时财政支出的刚性特征也制约着税制改革，个人所得税和转移支付制度这一公平分配的工具难以施展。在外部的竞争下，中国制度的僵滞状态可能会打破，在市场化扩大的过程中穷人与富人的谈判更加对等，收入分化加剧的趋势将会得到缓解。当然，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备注：
[i]《时报》1999.6.23.
[ii] 这三个特征分别是：社会对创新的愿望远低于在现有社会分配中去争取更大份额的愿望；产权制度不能成为人们交易行为的基本规则，产权的成本收益不对称；在基础制度方面，行政权力有复归的趋势。
[iii] 当然，现实生活中，有不少富人通过慈善会、希望工程等手段扶助贫人，这可以归结为道德的感化。通过这种方式，财富的转移程度对公平失衡的纠正程度可以忽略不计。
[iv] 政府建立规则的优势在于：节约交易成本、强化监督、惩治手段、契约承认的可依赖性、保证合作、以及解决搭便车、公共悲剧问题和保证公平的规模经济等。(Wolfgang Kasper & Manfred E. Streit 2000 )
[v] 一个例子是马来西亚1970年代和1980年代改革的故事。另一个故事是日本明治维新之前的日本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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