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经济学要研究人的非理性

   1979年，丹尼尔·卡尼曼与特维斯基在《计量经济学》期刊上发表了《预期理论:风险下的决策分析》一文，成功的解释了阿莱斯悖论。冯·诺依曼和摩根斯坦的期望效用理论认为，人们对含不确定性的经济事件的效用评估是根据该事件给自己带来的财富绝对数量作出的，卡尼曼与特维斯基从大量的认识心理实验的结果中发现，人们不是按照该事件的绝对数量，而是按照相对数量来评估效应。人们效用评价是基于一个参照点WO的，是按未来事件带来的结果W与参照点WO的偏离幅度与方向来评估的。即按△W:(W一WO)来评估的。参照点WO可以是当事人当前的财富水平，也可以是决策人预期的财富水平，超过WO ,就是正面的效应，低于WO，则是负面的效应。比如，某人预期当年的纯收人是100 000一120 000元，这“100000一120 000元”就是WO。最后年收人90 000元，收人不薄，但仍会不满足。因它低于’“参照点WO”，低于本人当前根据实力应达到的期盼水平。按(W—WO)来评估，这就形成了卡尼曼与特维斯基的“价值函数”。
    冯·诺依曼和摩根斯坦的期望效用理论假定效用函数在整个定义域内都为凹不同，卡尼曼与特维斯基从心理实验中发现，人们在参照点左右，价值评判的行为是不一致的。若结果W大于WO，则效用函数曲线为凹，即边际评价效应递减。若结果W小于WO，则效应函数曲线为凸，即边际评价效应递增。这说明，对于大于参照点WO的认为是“赢项”，人们认为其边际效用递减;而对小于参照WO点的“输项”，则认为其边际负效用递增。可见，人们对“赢”与.‘输”评价尺度并不对称，或者说采用了双重标准。这种评价尺度的不对称意味着，人们的决策是遵从“损失规避”准则，而不是.‘风险规避”准则。而且，人们对于“赢”显示的是’‘风险规避”态度，而对于“输”，显示的则是“’风险喜欢”态度。因此，在“参照点”上，效用函数有“拐点”、卡尼曼进一步指出，在可以计算的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对所损失的东西的价值估计高出得到相同东西的价值的两倍，而这种损失厌恶假定是与实验心理学的感觉和判断理论相兼容的。当我们对像光、声音、温度等特征作出反应时，过去和现在的经验确定了一个可接受的参考点，而与此参考点相关的刺激是可观察到的。因而，一个特定温度的物体能够通过触摸，依靠过去人们对温度的接受点来感知它是热还是冷:同样，这种物理法则可以运用于非感知性的一般特征，像健康、声望、财富。比如说，同样的绝对财富水干劝一个过去和现在绝对经济状况发生了变化的人来说，意味着不幸与贫穷或幸福与富足。而个人感觉一般是受过去消费、过去经验、预测和其它可参考点的影响，并被逐步地融人经济决策模型之中一当人们以此进行决策时，其行为往往是非理性的。
    传统的期望效用理论是对效用函数用概率加权，而期盼理论则要求对事件发生的概率(P)本身再指派一个“概率函数” “概率函数”对较高的概率指派较小的权数，而对小概率则指派较大的权数。卡尼曼与特维茨基认为，这同样是基于真实世界中人们的决策行为，因人们对胜算很大的事件往往认为理所当然，不够满足预期边际效应，而容易将其轻视或理所当然来接受。但对突发的小概率事件则碎不及防，从而将其高度凸现，能够放大不满足的预期边际效应。有这一点，立即可以解释阿莱斯悖论:机会C相当于以20%的概率获4 000元，而机会D则以25%的概率获3 000元，虽然C含的概率小，因而人们对该概率指派的权数高，从而出现了选C而不选D的结果。
    卡尼曼的“期盼”理论认为，人们在决策时，对绝对量相同的得益与损失会有不同的感受。会重视小额的损失，而看轻大额的得益。把这一理论应用于实际就能解释传统的理论所不能解释的现象。比如，很多人会谨防小概率事件而买昂贵的小额保单，而不一定肯花便宜的价钱去买大额保险;会对股市上的小概率事件和微小的利空作出过度反应，形成在市场上的惶恐杀跌气氛，对一般级别的利好比同级别的利空反映迟钝的多。这都说明，人们的偏好态度并非固定不变的，而是随财产及经济状态偏离“参照点”而发生变化的，而且变化的方向有很大的偶然性和随机性。这意味着，经典微观经济学所谓基于人类内在本性的“理性”的不变的稳定偏好理论，是与实际有很大距离的。卡尼曼与特维尔斯基的“期盼”理论所揭示的则是“实际的”决策理论，它强调的是决策过程中人们对风险的态度以及整个偏好关系会发生短暂的瞬间变化，显然，正是这一点，才开辟了当今行为经济学与行为金融学的研究方向。金融市场上人们的预期WO因人而异，且人们普遍存在的超过WO的边际效应递减、低于WO的边际效应递增的心理作怪，致使追涨杀跌成为普遍现象。
    丹尼尔·卡尼曼与特维斯基还提出了偏好逆转的思想。所谓的偏好逆转就是个人的偏好并非如传统理论认为的那样能进行最优化的选择，而是在未知的选择中不能进行效用序列排队，在波动中进行随机选择。如实验表明:假设有两种彩票供你进行选择，彩票A赢得4美元的概率是99 %，一无所获的概率为1%。彩票B赢得16美元的概率为33 %，一无所获的概率为67 %。要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概率较高时，彩票A当是典型的选择。如果问哪张彩票最值得买，那就是B了。也就是说，所观察到的偏好在A与B之间摇摆，我们不能称为选择A是理性，也不能称为选择B是理性。而人们根据不确定的偏好进行决策或判断是非理性。同样，现实生活中，有固定年收人十万元和基本工资五万元加风险工资两个不确定性供你选择，不能说哪个选择是理性的，哪个是非理性的。这个现象不仅同预期效用假设不一致，而且同所有的经济偏好理论不一致。由此，卡尼曼与特维斯基的预期理论所指出的人们对不确定事件如何决策的偏好与新古典主义关于偏好的“理性”假定是相去甚远的。也可以说是对理性假定预期理论构成了最有力的冲击。
    从1978年西蒙的“有限理性”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到2002年丹尼尔·卡尼曼对不确定下人的经济行为的非理性研究的再次获奖，反映20多年来经济学越来越不满足于理性假设的基础上所进行的机械性研究。进一步揭示在不确定下的非理性决策，可以补充确定条件假定下理性决策的理论之不足，可能为经济学的发展拓展出新的空间，并增强经济理论对实践的解释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