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H–O理论”比较优势中引出的成本模型及在我国运用的思考

[内容提要] 本文从“H–O理论”中的比较优势入手，分析其进步性及自身的局限性，并结合当代国际贸易新要素理论，自己构建了一个成本模型，力图证明单个商品的要素成本构成的差异导致了国际比较成本优势。最后还考察了比较优势在我国的运用，以期望我国在加入WTO后，国际贸易仍能有良好的势头。

[关键词] “H–O理论” 比较优势 国际贸易 成本模型

一、“H–O理论”比较利益优势的基本考察

比较利益学说是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核心，也是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不论理论学的各色流派如何相互对立或刻意标新，只要涉及国际贸易的研究，就不能忽视古典国际贸易学说的基本原理。大卫·李嘉图在19世纪初就引入了比较优势的概念。他指出，国际间劳动生产率的不同是国际贸易的唯一决定因素。而后该理论发展成为要素禀赋理论，其核心是赫克歇尔—俄林定理，即“H–O理论”。俄林受卡塞尔和赫克歇尔的影响，用生产要素禀赋差异描述国际贸易发生的原因和贸易流动的方向，并运用简化的一般均衡模型建立起相互依存的国际贸易理论。他指出决定商品进出口的因素不仅仅是劳动，还包括资本。这样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论就变为生产要素比例差别所决定的要素禀赋理论了。为了对“H–O理论”有一个我自己的评价，我决定在方法论和实证两方面对它作一下分析。
首先在方法论上，“H–O理论”沿用了19世纪后期已臻成熟的一般均衡分析方法。俄林将一般均衡理论方法全面地运用于国际贸易研究，成为用此方法阐述国际贸易原理的首创者。但“H–O理论”最关键的方法论特征及其严重后果是取消了劳动价值论分析，而代之以多种生产要素的均衡价格分析。众所周知，直到本世纪30年代，西方各个国际贸易论流派乃至每一本理论著作都离不开首先从劳动耗费出发论述生产成本差异，或至少在具体举例说明中仍将劳动耗费作为衡量比较利益的基本单位。而俄林的做法开创了一个纯粹均衡价格分析的理论时代，不过这至少使国际贸易研究从宏观分析转入微观研究。他将微观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引入到了国际贸易理论中，使国际贸易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同步发展，大大丰富了国际贸易的概念、方法和原理。但是“H–O理论”正因为舍弃了劳动价值论而导致理论重心的偏移和分析问题的表象化。理论科学的长久生命力在于揭示事物的内在本质，李嘉图的古典比较利益学说和马克思的国际价值理论都揭示了国际贸易的内在本质。而“H–O理论”重心偏移为价格分析的特征，在西方发达国家政策和世界范围内的贸易活动中埋下了以价格竞争、倾销与反倾销、货币汇率频繁调整和经济制裁等为特征的“贸易战”、“货币战”的祸根，即导致了西方国家的贸易政策走上一条忽视生产领域变革、突出流通领域倾轧的不归之路。
其次，从实证中，“H–O理论”虽然对五十年代后西方各国纷纷采取重塑人力资源，大力发展资本输出和鼓励外来投资，促进劳务合作与服务贸易，开展资源共享和能源合作等方面有深远的影响，但它在现实中也面临着一系列矛盾：一是著名的“里昂惕夫之谜”，根据“H–O理论”二战后初期美国是资本要素丰裕而劳动要素相对稀缺的国家，因此在国际贸易中它应当输出资本密集型商品而输入劳动密集型商品，但里昂惕夫1947年和1951年两次运用“投入产出法”进行验算的结果表明，美国恰恰出口劳动密集型商品而进口资本密集型商品；二是“克拉维斯验证”，即7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克拉维斯对“H–O理论”进行验证，以便证明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商品是由比较低的劳动成本（工资）创造的，结果却发现实际上每个国家出口的工资在国内均属于最高水平，与“H–O理论”的判断又不相符；三是“霍德验证”，这是霍德在1967年对美国与英国之间贸易流向的商品结构所做的考察，结果发现两国之间相互出口资本密集型商品的事实与“H–O理论”的判断也不相符。二战结束以来，约有3/4以上的国际贸易额发生在经济发展水平接近、生产要素比例相似的发达国家之间，换言之“H–O理论”只能解释不足1/4的国际贸易量，这也是后来“产业内贸易”规模迅速扩大而“H–O理论”不能解释的状况。

二、构建成本模型

上述分析可能对我以下引入的成本模型的阐述略显拖沓，但我也只有基于上述分析才能明确自己构建下面的数学模型的目的、基础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为了能用要素禀赋理论解决其自身的矛盾，就不得不对它进行修正和扩展，为此西方经济学界提出了国际贸易新要素理论用来解释当代国际贸易格局发生的新变化。而我在看了范尔威（Falvay）等人的解释后深受启发，于是扩展了一个数学模型，并在理论上改进了原有的假设。将要建立的这个成本模型以单个商品成本为基础，其中包括了劳动、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又添加了技术成分、信息管理要素等组成部分。成本模型如下：
C=A(mK+nL)+f
式中 C为单个商品的生产成本，它包括了许多生产要素的成本。
A为技术因素，代表该商品的技术含量。A越小，技术越先进，所费成本越小。并且A依附于资本和劳动要素。
K为资本的单位成本。
L为劳动的单位成本。
m为资本的投入量。
n为劳动的投入量。
f为花费于获得信息，管理等其它方面的要素成本。
1、 关于两种不同商品的阐述
这种解释基本上沿用“H–O理论”的解释。因为两国在商品价格上的差异是两国进行贸易的基础，而商品价格差异是由于商品生产的成本比率不同。假设有甲、乙两国，A、B两种商品，若甲国A商品成本比乙国A商品成本低，而甲国B商品成本比乙国B商品成本高，则必定会发生甲国以A商品交换乙国B商品的贸易行为。若甲国A、B两种商品的成本都比乙国A、B两种商品的成本高，并设甲国A、B两种商品的成本为CA、CB ，乙国A、B两种商品的成本为CA‘、CB ’，则看CA/ CA‘与CB /CB ’孰大孰小，就甲国而言，若CA/ CA‘ 大于CB /CB ’，则甲国在B商品上有比较优势,一样可以发生国际贸易。
2 、对“里昂惕夫之谜”的解释
美国经济学家里昂惕夫于1954年进行的著名的实证检验，发现美国出口品中资本含量低于进口品中的资本含量，显然这有悖于“H–O理论”，但在此过程中引入的种种假说和概念都对推动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我也想用我上述成本模型在两方面解释一下里昂惕夫之谜。
第一，考察一个资本密集型的商品，虽然其资本成本要高于劳动成本，但在成本模型中还有f这个用于信息、管理等方面的成本。因此在美国这样一个注重高信息、现代管理的国家中，对新产品、新工艺的开发与研究肯定会投入较大的成本，这种无形要素的投入越来越成为贸易的基础，它决定着一国比较优势的格局，于是总成本C就会变大。因此同样是资本密集型产品在美国投入的成本较大，反不如进口来得能获利。这也是传统的要素迷惑了我们。
第二，我们试着回到1954年看看里昂惕夫运用“投入产出法”对美国在1947年和1951年生产每百万美元美国出口商品和每百万美元进口竞争商品所需资本数量的实证分析（见表1）。我们现在用动态的眼光看待两个不同时期的进出口商品的要素依赖比例，不难发现若用平均每一人一年的资本表示的进口竞争商品的资本/劳动比率和出口商品的资本/劳动比率之比，1947年为1.30（18184÷14015），1951年为1.06（13726÷12977）。
表1 里昂惕夫的

1947年 1951年
出口 进口竞争 出口 进口竞争
资本(1974年的美元价格) 2550780 3091339 2256800 2303400
劳动(人/年) 181 170 174 168
平均每一人年的资本量 14015 18184 12977 13726
注： 转引自张二震、马野青：《国际贸易学》1998年版，pp.75 表3-3。
两年进出口商品的要素依赖比例是不同的，这也说明一国进出口贸易的生产要素依赖结构是逐渐变化的，反映在上述成本模型中就是资本与劳动的比例即m/n的数值是不断变化的，而技术因素A的大小加速了这种变化。A应当是细分为分别附在劳动上的技术因素和资本上的技术因素。二战以前国际经济关系并未发展到成熟阶段，生产要素在各国国内不同地区，不同产业间的流动条件还未完备，在国际间的相互流动也刚刚起步，所以它们的流动性是较弱的。生产要素的这种流动性不足状况在俄林看来是国际经济关系的基本现象，甚至是永久性现象，因此被他们以“禀赋”概念固定下来，这种认识问题的方法使“H–O理论”先天的陷入一种被动矛盾的境地。二战后资本、劳动等要素的流动性大大增强，在美国仅资本一项的输出就空前巨大，打破了“H–O理论”所认定的生产要素禀赋的格局。当西欧、日本以及许多国家经济上处于恢复阶段，对美国提供的各类消费品依赖较大，而对制成品需求相对不足之际，美国国内生产的劳动密集型消费品在国际市场上拥有大量需求，而海外伙伴国及美国海外投资生产的制成品则多数依靠返销美国市场，这种状况应当是造成“里昂惕夫之谜”的首要原因之一。二战中大量犹太和欧洲科技人员、熟练劳动力移民进入美国，战后各国原材料、矿产品对美输出等，都从生产要素的角度加强了上述格局。同时撇开“里昂惕夫之谜”要素的流动性又随着全球范围内大规模科技革命浪潮，计算机的普及应用，能源革命等因素有了进一步提高。显然，在70年代后的世界贸易中，静态的生产要素禀赋对国际分工与专业化的制约日益下降，而各国对于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及配置效率则日益成为决定国际比较利益优势的关键。所以说技术因素A对各个具体商品中的构成比例，或者说对于商品的要素依赖比例起着重大的变革作用，大大改变了各国原有的生产要素禀赋状况。

3 对产业内贸易的解释
产业内贸易指一国既出口同时又进口某种同类型制成品的贸易，显然用“H–O理论”很难解释这种现象，但是用上述成本模型来分析，问题似乎也迎刃而解了。假设甲、乙两国都生产小汽车，并指定小汽车为资本含量较高的商品。现在先讨论差别产品小汽车的产业内贸易，例如小汽车的差别性在于小汽车质量的高低—垂直差别。由于小汽车为指定的资本密集型商品，则我把AnL+f都用W来代替作为劳动和其他要素的成本,而把AmK作为资本的成本,并且把A这个技术因素包含在单位资本成本中去,即以r代替AK。则我的成本模型简化为C=W+mr 。 也就是说一单位小汽车投入了劳动成本和其他成本后，又投入了m个单位的资本，所耗成本mr 。假定有甲、乙两个国家，他们生产单位小汽车的成本分别为 C1=W1+m1r1 、C2=W2+m2r2 。而甲国劳动相对丰裕，劳动成本相对较低，即W1<W2；乙国资本相对丰裕，资本单位成本相对较低，即r1>r2 。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仍会有一个临界投入量m*,使得两国生产汽车的单位成本相等，即C1=C2。
则 W1+m*r1=W2+m*r2
∴m*=(W2-W1) / (r1-r2) ………………………(1)
接下来，在两国都投入m单位资本时，考察一下两国成本的高低
C1=W1+mr1 C2=W2+mr2
C1-C2=m(r1-r2)-(W2-W1)………………………(2)
把(1)式变为 W2-W1=m*(r1-r2) 代入(2)式
得 C1-C2=m(r1-r2)-m*(r1-r2)
C1-C2=(m-m*)(r1-r2) ………………………(3)
由于r1>r2，即r1-r2>0，所以当投入量m>m*时，C1>C2，即甲国生产汽车单位成本就高于乙国生产汽车的单位成本，于是甲国倾向于从乙国进口汽车。当投入量m<m*时，C1<C2，即甲国生产汽车的单位成本低于乙国生产汽车的单位成本，于是甲国倾向于向乙国出口汽车。于是产业内贸易便发生了。即便是当m=m*时产业内贸易依然存在，这是李嘉图、马克思理论中的重要疏忽之一，他们均未回答一个共同的问题：当国际间比较利益相等的情况下，两国间是否会发生或存在相互贸易？但其实我认为国际贸易还会存在，理论上的原因如下：1 当两国间同一商品成本相等时，这种相等只是近似的、暂时的。长期的动态一定会打破这种平衡，相互间的差异性便成为贸易的原因。2 即使两国间商品成本的比较利益暂时达成一致，国际价格的偏离性和高频率变化也会掩盖这种一致，引起贸易。
而对于汽车型号、颜色和款式等水平差别，则可以用成本模型中的f要素的成本高低来分析，不同颜色、型号和款式的f要素的成本不同引起产业内贸易的发生。毕竟红色800法拉利绝对比黄色同型号的法拉利来得有市场。这完全包含在f要素中广告、管理、信息等各方面成本的不同，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些无形要素日益从生活的各个层面脱颖而出，成为独立的生产要素，其显著标志是IT业的形成。这成为国际比较利益优势的新的要素基础，成为国际间争夺的对象和制高点，因而成为改变成本的强有力的手段。它也同样引起了其他要素的大规模国际流动，并在各国间形成不同的生产要素再分配，由此改变了各国国际竞争的要素基础。
除了上述垂直、水平的差别外，我想原先理论界对生产要素的划分过宽。随着产业分工的多样化，生产要素的界定标准必须加以细化。以劳动为例，同一大类产品所使用的劳动存在质量的差别。服装和鞋类产品通常被划定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然而作为发达国家的意大利一直是这两种商品的净出口国。经过多年的经验积累和特殊的培训，其劳动者掌握了制造驰名世界商品的技能。这种商品实际上应划为技能密集型而非一般的劳动密集型。同类生产要素的质量在国际间存在很大的差别，由此形成了国际贸易比较优势的基础。像法国在出口服装的同时也从发展家进口服装。前者含有技能密集要素，具有质量和品牌的优势；后者含有普通劳动力要素，具有价格低廉方面的优势。所以比较优势的细化也能解释产业内贸易。
4 对成本模型的几点说明
(1) 虽然该成本模型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H–O理论”不能解释的几个自身矛盾问题，但它毕竟是不成熟的，牵强的部分还需慢慢斧正。
(2) 上述成本模型仍把“H–O理论”中要素禀赋思想引入其中，一个商品成本中包括了各个生产要素的配置情况，只是在无形要素f的概括上略显简单，但往往是f要素的存在使比较优势在国际贸易新格局中有更深、更广的运用。同时上述成本模型又不排除劳动价值论，仍把劳动作为主要因素表现在模型中。
(3) 构造的成本模型靠生产要素比例差别及生产要素的不同组合形式与使用方式形成的成本差异来分析国际间相互贸易。在生产要素比例及质量方面仍存在差异的情况下，美国汽车制造厂商利用西班牙工资水平相对低廉的优势在当地投资设厂，再将汽车销往其他欧洲国家所形成的国际贸易在本质上仍属于扩展的要素禀赋理论可以解释的范畴。在各种生产要素比例相似但组合方式不同情况下，仍能形成不同水平的竞争力，厂商对其合理的应用直接影响到商品的生产成本，有所创新的因此形成了特有的比较优势。
(4) 上述成本模型虽然给出了一个数学表达式，但这只是为形象说明理论所作出的努力，要想把它完全量化是非常困难的。例如临界投入量m*=(W2 - W1) / (r1 - r2) 我只是证明了它的存在，可真正要使之具体化几乎不可能，这是需要澄清的重要一点。
(5) 上述成本模型其实也在一定程度上包括了一些国际贸易新要素理论：技术要素说，研究与开发要素说和信息要素说。
(6) 国际经济发展的和现实均告诉人们，产业竞争力的差异奠定了国际分工的基础，国际分工又是通过国际贸易实现的。一个商品的跨国流动比劳动、资本和技术等基本生产要素跨国流动所受的限制要少。一国在某种产业所拥有的竞争力直接表现为其产品的价格低于或质量优于其它国家的同类产品。各国产品竞争力的基础又取决于生产中投入的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的差异。在贸易开放的环境下，当某类商品生产成本、运输和保险费用以及销售成本之和低于国外商品的售价时，就可能成为出口品。于是我选择从构造商品成本的角度入手来说明我的观点。

三、 比较优势在我国的应用

如上分析竭力想要说明，突破“H–O理论”的传统认识水平和重新发展对我深化理解国际比较优势在我国对外贸易理论与实践中的影响作用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实际意义。几乎所有经济学理论都承认资源等客观条件是一国国民经济活动的基础，“H–O理论”突出强调了这一命题。下面我来分析一下：
首先，从总量上看，我国劳动力资源相对充裕是我国生产要素禀赋中的比较优势。在我国总人口中，社会劳动者总人数占50.8%，总量达6.02亿人，出口的实证中也反映出劳动密集型产品一直是出口的主导产品，它所占的比重从1978年的31.1%上升到1993年的56.8%，这既解决了就业又为支付进口化所需的投入品积累了资金。但是，这一优势未能全部发挥出来，为此，我国对外贸易首先应当提高出口商品生产部门员工的熟练程度，重建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主要通过对现有国有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以及通过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大力发展加工贸易，实现我国出口导向型工业化。
其次，资本要素稀缺是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一大“瓶颈”。我国资本要素基础薄弱表现为生产领域资产装备水平低下，对外贸发展造成了很大制约。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引进外资能力的增强和乡镇企业、私营经济等民营经济的扩大，资本要素不足的矛盾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不过现有的资本要素配置结构不合理，外债资金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合理机制尚未建立起来，国家对外贸的出口退税遇到严重困难，同时国民经济中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不畅，这些都阻碍了外贸资本要素的形成，制约着资本要素的利用。
基于以上两个传统生产要素相对优势还未直接体现的情况下，我们应该：第一，必须依靠技术、信息等新要素来全面提高现有生产要素的利用率及产出率，争夺新要素基础上的国际比较利益优势，已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理论研究与实践的一项重大使命。第二，仅仅依靠有限的内部资源是难以造就有利的国际比较利益优势地位的，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必须依靠提高我国外部资源摄取能力和各种生产要素的流动优化配置能力。第三，我们要加强传统两个生产要素的流动性，要使其在外贸与非外贸部门之间双向流动，并大力推动高新技术出口，加快我国出口产业的技术创新。
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对外贸易又一次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为适应知识经济和高新技术产业蓬勃发展的需要，为了在加入WTO后仍能保持一种良好的贸易发展趋势，我国外贸发展战略应该立足从调整要素组织结构来体现比较成本优势，在最基础的层次上，把国内外生产要素禀赋间的比例所决定的产业竞争优势充分发挥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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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黄建忠：《国际贸易新论——国际贸易比较优势探源》，经济科 学出版社1999年版。
2吴建伟：《国际间产业竞争与市场容量》，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
3胡永刚：《贸易模式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4张二震、马野青：《国际贸易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5刘力、陈春宝：《国际贸易学新体系与新思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
6杨圣明：《中国对外贸易理论前沿》，社会出版社1999年版。
7王子先：“以竞争优势为导向——我国比较优势变化与外贸长期发展的思考”，《国际贸易》，2000年第1期。
8乐昌群：“遵循动态比较优势——中美两国产业内贸易对比实证分析”，《国际贸易》，2000年第3期。
9彭廷军、程国强：“善用比较优势——中国农产品比较优势与国际竞争力分析”，《国际贸易》，1999年第12期。
10刘济东、蔡来兴：“国际资本流入与国内经济增长”，《外国经济与管理》，2000年第2期。
11[日] 小岛清：《对外贸易论》(周宝廉译)，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12[美] 多米尼克·萨尔瓦多：《国际经济学》(张二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3[美] 大卫·格林纳韦主编：《国际贸易前沿问题》，中国税务出版社2000年版。
14[美] 保罗·克鲁格曼：《国际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5[美] 曼昆：《经济学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