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对居民消费需求结构和倾向的影响
居民收入分配与消费需求结构
学者研究发现：当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800－1500美元时，一个国家的结构变化最为活跃，产业结构、贸易结构、劳动力就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生产、交换、分配结构的变化必然导致消费结构的变化。我国目前正处于这种状况，除了经济结构变化的影响之外，我国现处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体制变化对消费结构也同样产生决定性影响，我国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变化部分的可以用收入分配来分析解释，但也有一些现象用收入这个常规因素无法解释，这充分体现了转轨经济的特殊性。由于现阶段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特点，决定了我国城乡居民在消费结构和消费方式上存在着显著的结构性差异，因此要研究收入分配与消费结构，必须区分城镇居民和居民这两个不同的消费主体，分别讨论城乡居民不同的消费结构。
当居民的收入发生变化时，可能引起各类商品消费需求的变化，要衡量收入变动所带来的需求变动的比例，可以用需求的收入弹性来衡量。需求的收入弹性是指消费增量与收入增量之比，指收入每增加1％，引起消费支出增加多少百分比。如果需求的收入弹性大于1，说明该类商品或服务消费增长幅度快于收入增长幅度，需求收入弹性高，反之则说明需求的收入弹性低，该类商品或服务占总消费的比重会下降。目前国家统计局调查资料将城乡居民家庭消费支出分成为8大类，这8大类商品或服务的消费对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的变化有着不同的反应敏感程度。根据消费支出额收入弹性时，计算公式为：
式中Y表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Xi为对第i项商品的需求量，Ci为对第i项商品的消费支出数额，bi为第i项商品的边际消费倾向。在此边际消费倾向仍然按城镇收入等级分组计算，农村居民分省资料计算。
根据计算结果，从1994年以来，城乡居民需求收入弹性始终小于1的是食品和衣着消费，这两项消费的收入弹性上下波动，但幅度不大；城镇居民的居住消费也始终小于1。家庭设备及服务、与通讯消费的收入弹性无论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都是大于1的，对于文教娱乐、居住消费农村居民始终大于1，并且在文教娱乐消费方面农村居民需求弹性近年来逐年上升。在医疗保健方面，农民需求弹性除2001年略有下降外，从1994年的0.84上升到了2000年的1.2，即农民收入增加1％，医疗保健支出增加1.2％。
在城镇居民中食品和衣着消费虽然需求弹性上下波动，但这二者的边际消费倾向是在逐年下降的，也就是说收入增量中用于食品和衣着消费的增量在减少，并且衣着类消费内部结构变化比较明显，购买成衣的比重由1992年的58％提高到65％。家庭设备及服务类消费在现阶段是收入弹性最高的，这类消费大约占总消费支出的8％和新增消费支出的11％。其中家政服务消费支出是家庭设备类消费中增长最快的项目。城镇居民生活开始向享受型生活方式转变，更加注重闲暇时间的生活质量，因此家务劳动社会化在我国城镇虽然刚刚起步，但速度较快，社区服务业将逐步成为一个迅速发展的新型行业。根据边际消费倾向和收入弹性显示，不同收入组的家庭在医疗保健方面差别很小，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城镇居民医疗保健类支出中医疗支出比重大而保健支出比重小，而医疗支出中个人负担的比例由医疗保障制度决定，因而与个人的收入相关性较小。交通通讯类消费在1985年以前水平极低，随着加入WTO，外商在国内投资设厂的增多，以及消费信贷业务的开展，交通通讯类消费预计会成为消费的一个新热点。文教娱乐消费的收入弹性近几年一直下降，说明文教支出受收入影响不大。由于近年来就业竞争压力加大，高等发展规模扩大，城镇居民越来越重视子女教育和自身的继续教育，接受继续教育、在职培训、调整知识结构、加大教育投资的观念也深入人心，因此文教娱乐支出比重在近年来成为仅低于食物支出的第二大支出项目。城镇居民居住消费的变化与医疗消费相类似，居住的消费收入弹性较低，其比重的变动原因主要不是来自于收入的增加，而是住房制度市场化改革，总体来说我国住房体制改革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在我国农村，需求收入弹性最高的是交通通讯支出，这主要是由于农民消费的特殊性所致，购买交通工具和增加通讯支出不仅可以为农民生活消费服务，同时也能为农业生产服务，因此收入弹性始终大于1。在收入弹性中居第二位的是家庭设备及服务，在90年代该弹性系数大多在1.5以上，2000年降到了最低水平1.30，这与2000年农民实际收入增幅不太密切相关，家用电器等耐用消费品在农村的普及主要受到农民收入多少的影响，普及过程将是缓慢渐进的。在居住消费方面，收入每增长1％，居住支出增长率由1.03％提高到1.13％，说明农村居民的建房热经久不衰。这一方面由于农民收入提高，有能力改建扩建房屋，另一方面与农民的“致富先建房”的传统思想有关，因此农民的居住的比重仍将保持较高水平。需求弹性由小于1变为大于1的只有医疗保健一项，这除了由于收入的上涨的原因以外，更为重要的是在我国农村没有城镇那种福利型实物分配，农村的各项公共服务、义务教育等投资和费用在政府有限的财政支持下，大部分直接转嫁到农民身上，越是不发达的地区，农民自己承担的比例越大。农村居民的医疗保健支出和文教娱乐支出在近几年都在1以上，说明这两项支出增长率大于收入增长率。农民正迈进小康型消费结构，食品和穿着的收入弹性小于1，二者在总消费支出中的比重不断下降，但下降速度缓慢。
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对消费倾向的影响，主要是因为不同的收入阶层具有不同的消费倾向。传统消费理论认为，高收入阶层消费倾向低，储蓄倾向高；低收入阶层消费倾向高，储蓄倾向低。根据对城乡居民消费倾向的，自1992年以后，除1995年外，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均高于城镇居民，同期城乡居民可比收入差距的倍数平均值为3.67。这种高水平的城乡差距无疑要在一定程度上拉开城乡居民消费倾向的距离。由于收入水平低，农民用于生活必需品的消费支出比重就要比城镇居民大，一般说来，生活必需品需求的收入弹性比其它商品要小，因此即使农民囊中羞涩，他们还是要将很大部分的收入用于消费(必需品)，这一点也能从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差距中得到反映：2001年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0.477，比城镇高出9.8个百分点。
无论是同一年份的不同收入等级，还是不同年份的同一收入等级的城乡居民平均消费倾向比较，其结果是农村居民的消费倾向低于城镇居民。这与我们所理解的传统的消费理论似乎相悖：一般认为收入水平低的人消费倾向较高，在此造成农村居民消费倾向低于城镇居民的原因是由于收入的低估问题。平均消费倾向等于消费总量除以收入总量，在城镇居民收入低估幅度远远高于农村居民的情况下，其平均消费倾向高于农村居民这一结果就不难理解了。
我国收入分配的差距不仅表现为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同时地区间收入也存在较大差距。地区不平衡，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特别是在经济转型或经济起飞时期，更是一个不可抗拒的、带有普遍性的。同其他许多国家一样，地区差距也是我国经济转型时期所遇到的一个突出问题。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与环境有很大关系，经济发展落后的省份地形复杂、可耕地少、气候干燥、寒冷，远离中心城市和国际市场，基础设施差，而且水平低下，技术差距大，管理能力差，同时生产和贸易成本高，使他们处于不利地位。从这个角度看，省际之间收入差距是自然条件造成的，是不可避免的，但这些因素不能完全说明地区之间的差距产生的根源。政府政策的倾斜与优惠政策的制定是另一个原因。政府公共政策有两种选择：一是“最大值最大化”原则，即使最富裕的地区获得最优惠的政策，这部分地区及其人口会率先发展；二是“最小值最大化”原则，即最贫穷地区获得最优惠政策，这部分地区及其人口会尽早摆脱贫困。前者称作为不平等政策，后者称为平等政策。改革以来地区发展政策的主导方向是采用了“最大值最大化”原则，具体表现为加快沿海地区发展战略，通过这一战略的实施使得约有３亿人口的沿海地区迅速发展，对全国ＧＤＰ增长贡献越来越大，与此同时，也加剧了地区间不平等性的扩大（胡鞍钢，2000）。
我国各省市一方面由于自然资源禀赋、地理条件、人文条件、基础设施条件、原有发展水平等不同，另一方面由于政府对于各地经济的干预程度、政策倾斜和优惠力度也不同，造成省市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省际间人民生活水平差距较大。省际间的收入差距也导致消费倾向不同。
国家统计局提供的资料表明，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东、中、西部三大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有扩大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通过回归分析，计算2001年东中西部地区城乡居民消费倾向，结果显示如下：
首先比较平均消费倾向，无论在城镇还是农村，东部地区平均消费倾向最低，中部第二，西部最高，同时可以看到，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低于城镇居民，这就是前面所
讲的由于城乡居民的收入低估，同时城镇居民收入低估幅度高于农村居民这一原因所造成的。
再看边际消费倾向，中部地区最高，东部地区排第二，中东部地区农村边际消费倾向高于城镇，且中部地区城乡边际消费倾向均大于1，说明消费的增加大于收入的增加。较为特殊的是西部地区的城乡边际消费倾向，数值均小于东中部，主要是因为西部地区各省市收入和消费水平差距较大。由于收入绝对水平的差距过大，高收入者在总体收入水平中比例较大，通过高收入者消费倾向较低，从而拉动整体消费倾向降低。
结论
收入分配差距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客观规律。按一般规律，当经济发展比较落后，适当地扩大差距，可以提高整个社会的效率。这时的收入差距不仅是改革和发展的一个后果，同时它又是改革和发展的一个动力。但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当需求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因素时，就必须要提倡均匀分配，扩大需求，而扩大需求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缩小收入分配。当收入差距过大时，它就会影响总需求和总供给。高收入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低，而低收入居民边际消费倾向高。过大的收入差距会导致两极分化，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而这些人的边际消费倾向很低，他们对大多数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已基本达到饱和，而占人口比重很大一部分的低收入者有强烈的购买欲望和需求，但又缺乏支付能力，这样就会造成总需求萎缩。因此，努力提高居民收入，缩小收入差距是扩大社会总需求，加快消费结构升级，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措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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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唐平.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及差异的分析.管理世界，1995(2)
2.李实，张平，魏众等.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实证分析.第1版.北京:社会文献出版社，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