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转型与精英阶层的更替
【摘要】文章从转型前及经济转型中精英及阶层的形成特征和社会条件方面，分析了再分配经济到市场经济过程中，精英的变化及更替路径，并认为应根据中国的二元性特征对更替路径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加以解释。
【关键词】经济转型；精英阶层；精英循环；精英复制
一、转型前精英及精英阶层的与现实
精英就是掌握的、经济和文化资源超出社会平均水平的人，换言之，就是在社会政治权力体系中、在经济资源占有上、在文化资源掌握上具有优势的人。精英本身是永远存在的。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惟一的精英集团由党政官员构成，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构成了主要的大众群体，而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是最低的。在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呈“再分配经济”特征，生产者与消费者没有横向联系，所有生产者都纳入由中央指挥的纵向，产品和赢余自下而上交给中央，中央按照纵向网络中的权力关系从上而下地对产品和剩余进行再分配。拥有再分配权力是获得精英阶层地位的必要条件，没有这种权力则意味着被抛弃在精英阶层之外。除了政治权力之外，官方意识形态和群体的政治立场也是影响群体在资源分配割据中位置的重要因素。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就是按照意识形态的要求被消灭的，而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则使他们处于社会低层，至少政治地位是最低的。[1]
改革开放使再分配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时候，不同群体的利益得失以及转型对社会结构的影响，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浓厚兴趣。而从某种意义上说，转型对利益关系和分层结构的影响，会集中地体现在社会中的精英转换上，即精英的形成和继替的模式上。[2]对此，国内外研究者们有两种具有代表性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精英是循环的；另一种看法认为精英是再生产的。[3]对此，本文从经济转型前及经济转型中中国精英的形成特征和社会条件方面予以分析。
二、转型前我国精英阶层的构成及特征
中国社会转型前的阶级或阶层基本状况是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这样的社会阶级或阶层结构中，几乎没有精英，更说不上精英阶层。而实际社会里，按照当时的经济体制，是再分配经济，也即国家代表人民对社会生产及社会生产所需的资源进行有计划的安排，即计划经济体制。此体制下，生产资料公有，包括国有为代表的国有、城镇和的集体企业为代表的集体所有。对这些或国有或集体的生产资料和生产资源的安排，主体是国家的计划部门，或农村的人民公社。而实际上是这些部门或公社的负责人，工人阶级从理论上所说是领导阶级，实际上更多的是一种概念上、或意识形态上的、或总体上的领导。农民阶级由于公社化后的人民公社政权企业一体化，也即政社合一运行的现实，其地位也随公社体制的特殊性，谈不上对资源的支配。知识分子多以文化卫生领域的从业作为其表现形式，在再分配经济中，所能体现的仅仅是服务于工农大众的从属性。
这样的阶级或阶层结构下，中国的精英或精英阶层可有，或可以分成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知识精英否，是值得加以考虑的。从再分配经济社会的本来情况和实际运行看，这个社会仍然可以认为有。这个时期，社会评价标准曾用“红”与“专”，“红专”与“白专”，“又红又专”来划分不同的精英群体，即得到政权认可的“红专”，或未予认可的“白专”，或政权希望认可的“又红又专”。 但是，具体情况的分析应该是：
（一）政府层面的政治精英占据主体和支配地位，在精英群体中属主体
政府层面的政治精英主要由党和政府中掌管各种经济资源，也即生产资料的分配的各级国家计划部门以及生产和经济运行管理等部门，甚至包括教育文化卫生等部门的“干部”构成。在中国当时语境中，“干部”并非一个职业范畴而是一个身份概念，党政机关的省长、处长属于“干部”，国有企业的经理、厂长属于“干部”，事业单位的家、教师、医生也属于“干部”，他们虽然直接起着调配生产资料的作用，但更为实际的是体现出一种在国家大局下的权力直接运用性。他们的对国家政策制定、地区和区域的认识和决定，无不体现出其作为干部（官员）的支配性特征和主体特征。于此，有学者或研究者认为，这一时期中国的精英仅有党政官员这一群体，具有惟一性。
（二）经济主体中经济精英的非独立性和与政治精英的高度重合性
转型前我国经济主体虽然并非具有完全的独立性，也就是国有企业，主要是城市里的国有工厂和农村里的国有农场，虽然有生产的相对自主性，但是并无在全社会范围的生产资料及劳动力的自由调度权，只能是组织生产上有一定的自主权。农村的集体所有制的人民公社，生产资料虽然归集体所有，但基本只具有相对的自主权。与之相联系的情况是，经济主体中的管理者：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尤其是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下的负责人，使得这些经济主体中的这些群体在此层面上具有配置资源的掌控力和调度权，也可以说具备了经济精英的属性，但也同时体现出具有非独立性的特征和与政治精英的高度重合性特征。
（三）知识精英的潜在性与替代性
再分配经济下，知识分子是没有归入劳动阶级队伍的一个阶层，是工农大众改造的对象，是暂时被划入为工农大众服务的群体，包括教育工作者、卫生工作者、文化工作者。他们的存在虽然是社会生活与社会发展的需要，但是他们的政治地位不高，有时很低，如每遇政治运动总会被当作批判对象甚至革命对象。经济地位上与工农大众也没有显著的差别，说不上有掌握资源的机会和条件，暂时不是知识精英。但是，知识分子由于其受教育的程度和对文化知识的掌握现实，具备了在一定条件下成为文化领域引领思想意识形态的群体的基本素质，具有成为掌控文化思想阵地的替代群体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三、转型中我国精英阶层的变化及更替路径
当代中国社会精英的成长模式离不开中国社会独特的制度环境，在经济领域，国家一直努力试图在计划体制上成功地嫁接市场机制。但是，由于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问题，市场体制的建立总是摆脱不了传统制度的制约和影响，从而形成了两种制度共生的转型形态。转型形态的制度既有市场的特征又有计划的特征，同时它又不是原生的计划和市场。这种制度形态决定了精英在财富获得的方式上与众不同，它是一种不完全意义上的市场行为，也是一种不完全意义上的计划分配。经济转轨与社会转型过程中，新的社会流动机制逐渐显现，既有温州农民洗脚上田、成长为私营企业主，也有机关干部下海经商、利用从政积累的关系资源飞速暴富，社会学家将这两种现象分别概括为“精英循环”和“精英复制/再生”，“精英复制/再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不落空”。[4]（为便于分析和体现引用原意，下文中的“精英复制”与“精英再生”同义）
（一）政治精英的变化及更替路径
起始于20世纪70 年代末的改革使得中国社会逐步经历着全面而又深刻的变化,其中也包括社会的分层体系的变化。在市场机制逐步代替再分配机制过程中，社会权力结构也发生变革，进而导致社会阶层结构的重组。也就是说在市场化过程中再分配阶层的权力与特权开始向市场让度，市场改革创造了以市场为中心的新的机会结构,削弱了再分配部门的垄断地位，市场为再分配以外的经济部门获取经济利益的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机会。在再分配权力衰落的同时，市场带来了更多的平等化效应。
正如前所述，转型前我国的政治精英是“干部”，掌握着国家权力运行的干部。但是，改革从来没有削弱干部的权力。干部作为一个群体，是国家政策唯一的解释者和执行者。中国的改革从经济领域起始，又主要在经济领域推进，其路径从开始的放权让利、扩大企业自主权、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制等，多是没有触及中国的政治体制和上层建筑。而且，“干部”在这个过程中，既没有失去原有对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等的调度和支配权，还可利用中国经济转型主要是在原有体制外先再造一个以市场配置资源的新体制，然后在逐渐做大，继而代替原有的再分配经济的过程化特点，一方面极力保住原有的政治权力和地位，而且更加的利用政治领域改革的滞后性和市场化进程的逐渐性现实，获得了比转型前更多的资源掌控权，因而其政治精英地位得以保住，即为“精英复制”。
但是，随着经济转型的进展，再分配经济份额的逐渐缩小，市场经济份额的逐渐加大，在经济上获得了成功的一些人士开始进入政治活动领域，并逐渐参与国家政治生活。转型初期主要是以个体劳动者协会为载体的组织形式的加入，到后期则通过政治协商会议等正式的国家政治组织加入。这样，政治精英群体就逐渐开始加入了原本不属于转型前的“干部”的成员，虽然其数量和参与程度均还十分有限。但可归为“精英循环”。
20世纪80年代后,改革开放的春风笼罩神州大地，人们终于从轰轰烈烈的运行中醒悟过来，投入到经济活动中去。一批又一批在经济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创业者受到广大人民的尊敬和赞扬。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口号的提出，经济界的佼佼者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精英。当代中国经济精英的崛起在90年代得到了合法的空间，经济精英几乎是在一夜之间陡然出现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首先从意识形态上解决了经济精英成长的文化环境，紧接着，1994年市场经济获得了合法的地位，它为经济精英的成长提供了制度环境。这样的环境下，产生了纯粹从市场经济形成过程中成长和发展起来的经济精英，包括私营主、外资企业中的高层管理人员，即“精英循环”。90年代后期，原本再分配经济体制中的经济精英，包括政府机构中的和经济主体中的，主要为原国企管理者中的相当多的人或迫于企业经营失败、或因为市场化改革使企业原有资源获得的分配性权力丧失、或受市场经济份额不断扩大带来的经济利益的诱惑等纷纷脱离了原有的体制；还有90年代以来或因政府的政治体制改革主要是机构合并调整、或因个人政治抱负经济价值实现的不理想等失去或主动放弃了原有政府工作人员地位等，改而投入市场经济的体制中，俗称“下海”。他们的加入，由于其在原有体制内的包括人脉关系等既有资源的可利用性，和必然地成为数量和对社会的影响力等诸方面均超过纯粹从市场经济形成过程中成长和发展起来的经济精英，可看成是断了档的“精英复制”。[5]
（三）知识精英的变化及更替路径
改革使中国的社会群体结构发生了巨大的转变。80年代之后，社会精英崛起，精英集团扩大为三个，即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知识精英。大众内部也发生了分化，知识分子上升到精英阶层，而一般的市民和农民则组成了普通大众。从此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极为重要的现象，这就是社会地位序列的翻转。改革解放了知识分子，他们的政治影响力、经济状况、社会地位稳步上升，由原来的最低层一跃进入精英阶层，这是由于市场化改革使中国由“再分配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重塑了中国的社会群体结构。在市场经济中，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知识精英、普通大众、贫困群体都属于稳定的社会群体。这是因为在市场中，人们可以凭借资本获取资源，而“资本积累的铁律”则制造出占有大量经济资源的经济精英。市场承认知识的价值，而且随着技术的发展，知识的价值不断提升，其结果就是知识精英群体的形成。可以说市场化改革的最深刻的社会和政治后果，就是创造了两个新兴的社会精英集团——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在市场体制中，一个人要挤进精英队伍，除了当官之外，还有经商和读书两条路。这种再分配经济中的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精英潜在性”，在市场化改革下“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终于获得了现实可能性，促成了知识精英的形成。这种看似从无到有，实际上客观存在的这个阶层精英的出现或形成，可解释为“精英复制”，但确是一种无可替代性的，即前述在再分配经济下就具有的替代可能性变成了现实可能性，也可解释为“精英循环”，也就是知识分子上升到精英阶层，由“大众”变成了“精英”，由与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同处于一个地位，变成了分离于他们的另一个阶层群体。
四、应从二元性视角解释精英更替路径的现实
如何看待中国经济转型中精英更替路径，无论是从精英循环到精英复制的认识，还是精英再生产和精英循环这两种途径都存在的认识。本作者认为，应从二元性视角予以解释。
（一）从产生这个阶层的经济性质二元并存性来认识
中国改革的特殊性是经济改革渐进性过程，改革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也即社会学者所述的再分配经济，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各个时期的改革领导者也并没有企图在很短的时期或一两次变革政策出台后就可希图予以成功。还由于市场化的改革取向的真正确立也是经历了一个逐渐加深认识的过程，从而也使两种经济性质的并存是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和现实。这种经济性质二元性并存的状况及其较长期性，应是精英形成路径所具有的复杂性和认识差异性的原因所在。
（二）从改革前的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分离到改革中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分离的二元性来认识
中国改革前的价值取向是突出政治、以阶级斗争为纲，经济发展和经济建设从属于政治或政治运动。政治是取舍事物和人员对与错的唯一系和标准，虽在对革命后代的培养标准上曾有过“又红又专”的要求，但实际评价和取舍并没有真正采纳和实施。与此相联系，改革前的精英为什么许多研究者认为只有政治精英即党政官员，没有认为存在经济精英或知识精英，其缘故可在于此。进入改革时期后，改革首先从经济领域起步和突破，其过程虽然较长，但始终一直遵循“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使改革开始就使人们思想中形成了只讲“经济”，唯“经济”是大。从改革初期放权让利、经营承包、废除铁饭碗铁交椅铁工资等“三铁”，到改革中期的取消再分配经济下被视为社会主义优越性体现的住房、医疗、的国家或单位福利性资源，把城市国有乃至集体企业职工真正推向市场，无不体现出一个“经济”第一的基本原则，即几乎没有考虑经济的第一要素—劳动者的资源短缺性和原有单位所有制下长期贡献的自留性资源的缺失。其间，政治的改革也仅在20世纪90 年代进行了以政府机构的合并调整为基本内容的机构改革，其间虽在20世纪80年初恢复了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制度，但可以说是与经济改革相分离的，也即对经济改革的支撑极为不够。这种二元性状况下，中国精英更替所具有的复杂性和认识差异性就不难理解，也就是无论是原处于非精英群体的下层在改革初期的率先进入非国有经济领域和取得经济成就，还是改革中期相当多的原有再分配体制中的握有“干部权力”的“干部”的“下海”，无不是强有力的说明。
（三）从中国经济转型的目的和实际结果差异的二元性来认识
这个问题所要分析的是，中国经济转型的目的是要建立一种能够极大地激发社会成员生产的积极性，也就是能够解放生产力的经济新体制，其中更大的企图应该是对生产力最为低下或落后的的生产力予以极大的解放。改革从农村首先实施包产到户联产计酬，破除人民公社体制，建立或恢复适应现实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关系就可见一斑。这种改革的具体路径即把原来的由国家或其代表政府部门分配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经济模式改成由社会单位或个人等经济主体依靠市场机制予以实现。这个目的的实施，在当时少有人认识到中国改革前乃至改革后一段时间也少有人认识到的，就是中国城乡的差异，和农业的差异巨大。而且在整个改革过程中，改革的参与者们没有注意到何时和怎样去解决中国特有的城乡差异、工农业差异，也就是典型的中国二元结构差异。直到改革的发展和社会变革凸现社会两极分化的日益明显，才使大众的视角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但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实际结果目前没有至少可以说没有完全实现化解这些差异。还有伴随着中国经济转型的应该有社会转型，也即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也是一个过程。这种状况下在经济和社会转型过程中成长起来的精英阶层，其以何种路径出现，与这样的背景息息相关，就不足为奇了。
【参考】
[1]方长春．从“再分配”到“市场”——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研究综述[J]．南京社会科学，2006，（1）．
[2]孙立平．实践社会学与市场转型过程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2，(5)．
[3] 秦琴．精英转换：理论的争辩及其凸显出的问题[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1)．
[4]陈光金．从精英循环到精英复制——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形成的主体机制的演变[J]．学习与探索，2005，(1)．
[5]宋时歌．权力转换的延迟效应——对社会主义国家向市场转变过程中的精英再生与循环的一种解释[J]．社会学研究，199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