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与国企间的信息不对称及其博弈分析
内容摘要：市场主体的培育是市场体制建设的基础工程。处理好政府与国有的关系问题是改革关键之所在。在处于转型期的我国，充满了私人目标和社会目标、企业目标和政府目标的矛盾冲突，这就导致了二者之间在信息方面不对称的存在。事实上，许多企业政策的出台过程，往往是政府与企业之间博弈的结果，或者是政府与企业之间博弈的均衡过程。
关键词：政府 国有企业 信息不对称 博弈
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必须正确处理的关键问题。由于现实经济环境中存在大量的政府与国有企业间信息不对称现象，造成双方的效率损失和资源浪费。为了达到预期目标，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二者必然相互博弈，以寻求某个均衡的结果。当然，这个均衡的实现是有条件的，需要政府与国有企业双方的共同努力。
政府与国有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
根据信息经济学的论述，现实世界中除了信息不完全外，还存在信息分布不对称的问题，即博弈双方拥有的信息量是不对等的，当事人双方都会有一些只有自己知道的信息。不对称信息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指外生的信息，诸如交易当事人的能力、身体健康状况等。这类信息不是由当事人行为造成的，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先天的、预定的、外生的，一般出现在合同签订之前，称为隐藏信息。另一类信息不对称是内生的，取决于当事人行为本身，就是说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当事人双方拥有的信息是对称的，但签订合同后，一方则无法管理、约束另一方的行为，称为隐藏行动。还有一种划分是以信息不对称发生的时间为标准，即将事前发生的信息不对称称为逆向选择，而事后发生的不对称称为道德风险。实际上这两类信息不对称经常是混杂在一起的。在信息经济学中，一般将根据上面提到情况不同建立的经济模型都称为委托—代理模型。
那么，在博弈中拥有信息的参与人被称为“代理人”（Agent），没有私人信息的参与人被称为“委托人”（Principle）。这与在上的用法有所不同，这种划分本身是与利益有关的。在一般的政企关系中，企业往往具有信息优势，处于代理人的地位；政府处于委托人的地位。在社会经济活动中，信息不对称就意味着理性的企业可以利用其信息优势谋取自身利益，从而发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由于政府的各项计划或事业往往会事先公布，即使没有公布，企业也会通过其信息渠道设法了解。这样，任何一个理性的企业就完全可以按照规划方案采取对自己有利的行动。
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国有企业是独立的法人，因而具有相对独立的目标要求，其行为必然以自己效用最大化为准则，而政府作为生产公共产品的部门，需要以整个社会的稳定和为目标，这样就形成了政府的不同于企业的行为准则。同时，国有企业，其资产所有权在政府，其行为又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服务于政府的目标，不存在完全独立的企业目标。因此，我国的政府目标与企业目标不存在全局的、根本的冲突，但个别、局部的矛盾冲突或差异显然是存在的。这种差异就导致了二者之间在信息方面不对称的存在。一方面，在政府政策一定或政府没有完全掌握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的情况下，国有企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也许会利用政府公布的政策或信息，采取有利于企业而却很可能损害政府利益的策略，再加上企业不希望政府过多的干预其自身的经营，必然刻意隐藏一些偏好或信息；另一方面，政府会拥有某些国企无法掌握的信息资料，但很难了解企业的真实状况。为了保证国企承担的特殊政府职能能够实现，政府必须或多或少地对国企进行控制，必须定期不定期地对企业进行检查，以便得到其所需要的信息，达到预期收益。双方的这种信息不对称造成了二者之间的相互博弈。
政府与国有企业的相互博弈
博弈论研究的是在既互相制约又互相依存的情况中各个行为主体理性行为，各主体互相影响，或竞争，或合作，没有一方能独立地决定最终结果或完全控制局势的发展。
（一）博弈模型的建立
我们将整个国有企业抽象为一个单独的企业领导者，建立一个国有企业领导者与政府的博弈模型来说明二者之间的相互博弈过程：
企业领导者为政府工作，有两个纯策略可以选择：“工作”与“偷懒”。如果工作将使企业领导者花费一定的成本(c)，并理所当然地获得政府作为股东付给他们的工资(w)。政府在监督方面也有两个可供选择的纯策略：“检查”与“不检查”。如果政府检查需耗费一定的费用(h)，以此换得企业领导者是否偷懒的信息。一旦发现企业领导者偷懒，则扣除工资作为惩罚；若企业领导者工作而不偷懒，则将为政府增加价值v的财产。
由于政府可以通过其社会管理职能和其它相关职能来获取国有企业的相关信息资料，可以认为政府与企业领导者之间的“监察博弈”模型中的这些信息为双方的共同知识，政府和企业领导者两个局中人进行的博弈就可视为完全信息静态博弈。
不妨假定w>c>h>0，其盈利矩阵如图1所示。根据模型的假设，给盈利矩阵划上短线。
首先，我们来看企业的策略选择。在政府检查的情况下，企业领导者偷懒就得不到任何工资，即政府将扣除其工资作为惩罚，他的收益为0；但如果企业领导者工作的话，他可以得到工资w同时支付工作成本c，由于w>c，其收入为正。理性的企业领导者在政府检查的情况下必将选择“工作”；在政府不检查的情况下，企业领导者偷懒政府也无法发现，他仍会得到w的工资；而此时选择工作他虽然也得到了工资w，但还要支付一定的工作成本c。那么，企业领导者在政府不检查的情况下必然选择“偷懒”。
通过划线我们看到，二者之间没有一个稳定的解，即此模型不存在纯策略纳什均衡。那么，此模型是否存在混合策略纳什均衡呢？
令企业领导者偷懒与工作的期望效用相等，即：y*0+(1-y)*w=y*(w-c)+(1-y)*(w-c)，得出政府进行检查的概率y=c/w；
令政府检查与不检查的期望效用相等，即x*(-h)+(1-x)*(v-w-h)=x*(-w)+(1-x)*(v-w)，得出企业领导者的偷懒概率x=h/w。
由于在政府以c/w的概率检查的情况下，企业领导者偷懒与工作的期望效用是相等的，同时在领导者以h/w的概率偷懒的情况下，政府检查或不检查的期望效用也是相等的，这一个稳定的解。也就是说，我们得到了一个混合策略纳什均衡，即{(h/w,1-h/w)，(c/w,1-c/w)}。
（二）从重复博弈论的角度进行分析
人们常有这样的经验：长期行为和长期关系较之短期行为和偶然合作更稳定、更有效率，也更符合总体及个体的利益。对重复博弈的研究结论可以证实我们在实践中获得的直接经验。
博弈论中著名的“囚徒困境”常常被用来说明当两囚徒都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为目标时就会使合作变得不可能，纳什均衡往往不是上等均衡。即使在有限的重复的囚徒困境博弈中，两囚徒之间的合作可能性依然无法存在。但是当这一博弈变成无限次的重复之后，博弈方就可以通过设置触发策略（报复机制）来进行合作，从而使博弈出现比较理想的结果。而且对于有多于一个纯策略纳什均衡的博弈构成的重复博弈来说，可能会出现多个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的路径，重复次数越多，这种路径越多。因此，当博弈本身的机制中存在着博弈方合作的可能性，并且各博弈方比较着重未来的长期的利益时，重复博弈就越有可能存在结果较理想、效率较高的均衡，这就是长期行为和长期关系之所以更有效率的理论依据。在重复博弈中，为了达成协议，促成有利于社会整体福利的合作、、权利界定，习俗、规范等制度安排是最关键的因素。结论是，变短期的政府行为为长期的政府行为——即政府行为的制度化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政府行为的制度化旨在营造一个长期的行为环境，在这个环境中，冲突与对抗的因素虽然依然存在，合作与妥协的可能性却大大提高，政策运行的过程就越有可能不发生与目标的偏离，政策失真的频率与幅度就会大大降低。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国有企业也必须将眼光放长远，与政府相互配合，减少效率损失。
分析结论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制度环境是一种把市场和混合在一起，相互交叉，相互冲突，关系极为复杂的环境，而造成这一复杂环境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策过程触动、纠缠着许多冲突对抗的利益关系。在处于转型期的我国，许多政策的出台过程，往往是政府与企业之间博弈的结果，或者说是政府与企业之间博弈的均衡过程。此外，政策的执行过程是一个充满了对抗冲突的博弈过程。这样，一项政策最终能否达成目标、解决问题，也取决于这个博弈过程最终与政策目标是否吻合。
从前面的博弈分析中我们得出了一个混合策略纳什均衡，即{(h/w，1-h/w)，(c/w，1/c/w)}。可见，影响政府与国有企业策略选择的因素包括政府检查耗费的费用(h)，工作使企业领导者花费的成本(c)，以及政府作为股东付给企业领导者的工资(w)。在技术水平、管理能力一定的条件下，政府对国有企业进行检查的耗费(h)大致是一定的，而国有企业领导者工作花费的成本也不易发生变化，那么现在只剩下一个因素了：政府付给企业领导者的工资(w)。这是个相当重要的因素，它不仅与政府的策略选择相关，而且与企业领导者的策略选择相关。因此笔者认为，即使考虑到这个公式或许有很多不可预见的因素，但给国有企业领导者加薪至少是提高其工作积极性的最主要手段。由于分母w变大，企业领导者偷懒概率和政府检查概率都将变小，也就是说，政府与国企选择的策略是合作的，那么，二者在信息得到充分利用的情况下就能够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
根据信息学原理，激励机制可以有效地引导企业披露其真实的私有信息，使交流的信息能引导企业采取符合社会意向的行为；约束机制则可以限制企业的利己行为对他人或社会产生负的外部性。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在社会经济系统中，理想的状态应是保持一种均势，正如博弈论中的纳什均衡。二者的最佳组合是：为了极大化自己的利益或效用，每一方所采取的策略必须是另外一方所取策略的最佳反应。因此，没有一个局中人会轻率地偏离这个策略组合而使自己蒙受损失。由此可见，我国经济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依法理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并使之规范化、法律化、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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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尤建新，陈强.对城市建设活动中政企博弈问题的探析[J].同济大学学报，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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