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如何避免“拉美化”
内容摘要：“拉美化”是指上世纪90年代发生在拉美地区的一种现象，由于我国与拉美同属家，并在外资引进政策、外资规模等方面与当时的拉美有一定相似之处，更重要的是，我国经济走到了发展的十字路口，我国各界人士特别是家在各种场合表达了对“拉美化”的忧虑。本文指出了“拉美化”之忧的来由，分析拉美国家发生危机的根源，并在此基础上比较我国与拉美国家经济发展的差异，得出了我国无“拉美化”之忧的结论。
关键词：拉美化 贸易政策 政府作用 发展模式
所谓“拉美化”，是指拉美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由于选择“外资主导型”开放道路，虽然经济获得了阶段性的快速发展，但由于丧失对本国经济、资源的控制权，从而引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至今在一些领域造成的阴影还挥之不去。我国经济在外资的带动下发展起来，外资在我国经济生活里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如今，我国又走到了一个关键的发展阶段，2003年我国的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根据国际经验，可能会出现两种可能的前途：一是经济开始走上发展的快车道，国民素质普遍提高，从而顺利实现化和化；二是出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拉美国家所经历的经济崩溃、贫富悬殊、失业激增、社会矛盾激化，并导致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和倒退。由于有拉美大量引进外资的前车之鉴，表达对“拉美化”忧虑的声音开始频频出现。但是，鉴于我国与拉美经济体制的差异，我国陷入“拉美化陷阱”的可能并不大，这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贸易政策的偏差导致了拉美民族产业的崩溃
上世纪90年代拉美经济改革的一个主要措施是对外贸易自由化和国民经济外向化，这项措施的初衷是为了改变拉美经济的内向发展模式和保护主义政策（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B.巴拉萨认为，这种经济模式是80年代拉美经济危机的根源），以摆脱“失去的十年”带来的困境。又出于缓解债务危机的需要，对外部门的改革就成为重中之重。但是，对国际市场把握的偏差再次暴露了拉美对外经济部门的脆弱性。
拉美贸易自由化涉及进口和出口两个部门。进口方面，在较短的时间里取消贸易关税和非贸易壁垒，最大限度的实现贸易自由化；出口方面，主要是取消或降低出口税和出口管制。这些贸易措施的实行在使对外经济部门焕发活力的同时，也使国内产业遭受毁灭性的打击。上世纪90年代的现实是：各国普遍采取战略性的贸易政策保护本国市场，拉美地区这种逆潮流的不对称开放，使拉美地区在贸易领域处于不利地位。由于拉美地区出口的多为低附加值的原料和资源型产品，加上发达国家通过技术、环保等非关税壁垒保护本国市场，拉美在开放后出口增加额度不大。而拉美市场全方位无限制的对外开放，使本地区进口增速明显，上世纪90年代拉美地区出口虽有增长，达到每年11%的增幅，但是进口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出口，以每年16%的速度递增。其中1996年、1997年、1998年的外贸赤字分别达到796亿、317亿、504亿美元的规模。这种不对称的贸易环境，一方面恶化了拉美的国际收支，客观上为以后的资本短缺、危机埋下了祸根；一方面打击了本国产业，很多企业在进口产品的冲击下，不得不关、停、并、转，出现生存危机，或者与外来资本结合。这使得国民经济陷入一种恶性循环，经济发展需要进口本国所需产品，进口增加又使得贸易赤字和外债增加，而为了偿还外债，又需扩大出口，发展经济，这又转而需增加进口。
与拉美不同的是，我国贸易政策处理非常得当。在进口方面，我国致力于保护具有潜力的行业如制造业，对来自国外的汽车、家电、机械设备等征收高额关税；在出口方面，我国利用具有绝对优势的劳动力资源，利用价格优势大量出口，在近些年一直保持顺差，2002年顺差达303.53亿美元，2003年虽有回落（255.4亿），但是这是在我国加大能源进口以及发生“非典”的情况下取得。恰当的贸易政策，加强了我国产业竞争力。
对外资的态度导致拉美经济失去独立发展的机会
我国“拉美化”之忧的根本原因是外资的连年攀升，2003年更是达到535亿美元。人们担心，外资的大量涌入最终将冲垮我国的民族工业，并对我国的资本积累造成不利影响。但是，外资规模并非拉美走上“外资主导型”道路的真正原因，对外资的态度才是构成产业外资化的原因。
一是政府作用。拉美地区政府在经济外向化过程中没有发挥作用，对本国工业保护不够。90年代拉美经济改革，改变了政府对经济活动的过多干预，但是在减少政府干预的同时，走上了“民粹主义”道路。政府对经济的无为和对外资不加限制的全面开放，直接导致了民族工业的崩溃，国有企业私有化使外资控制了拉美近一半的大型企业和经济命脉。更为不利的是，由于缺乏有效引导，外资投向多为利润丰厚的资源开采业和服务业，实际投入制造业的不到50%。这使得拉美无法利用外资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相反，由于资本项目的开放，拉美地区资本流失严重。我国政府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扮演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对外资进行有效的引导，外资的投向多为制造业；另一方面对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如金融、矿产、电信等行业进行保护。此外，这些行业也在政府的主导下进行改革，为日后加入国际竞争创造条件。
二是对外资的利用。由于连年巨额贸易赤字，加上90年代外资增长带来的外债利息和外资利润支出，以及低储蓄率，拉美资本严重匮乏，对外资依赖严重，外资构成了拉美变革的经济、润滑剂。没有外资的流入，贸易赤字带来的不利影响难以消除，汇率水平难以维持，通货膨胀率下跌的速度就会放慢，经济增长率就会降低。可见，外资在拉美的作用已不仅是补充国内建设资金的不足，提升本国技术，它实际上起着支持拉美地区的经济改革、支持拉美建立起现代化的工业化的作用。过分依赖外资，使得拉美不得不放弃本国的经济主权，在东亚地区的竞争下，拉美经济陷入危机就不奇怪了。我国利用外资的初衷就是补充资金缺口、学习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特别是最近几年，由于居民储蓄连年递增，加上连续20年的贸易顺差，2003年我国国际储备达到4032.51亿美元，我国建设资金并不匮乏，引进的外资多投向制造业，在学习国外先进经验的同时，我国并无债务危机的危险，而且我国已经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在国有企业重现活力的同时，民营经济也日益壮大，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未来外资转而投向更有投资潜力的地区（如未来稳定的非洲），对我国整个产业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我国政府对国内市场的调控是拉美地区无法比拟的
受“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的影响，拉美政府通过私有化等手段改变了以往对经济生活的直接干预，但是却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走上了“民粹主义”道路，这使得政府在经济活动中无所作为，失去应有的地位。而在我国，自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政府虽然逐渐退出了生产领域，但是政府的身影仍然出现在经济生活的各个角落，如前面提到的对外资的引导和监督。当然，政府的作用绝不止于此，它在以下几个方面同样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一是对行业的控制。金融危机往往是拉美经济危机的前奏，而它的爆发又通常是由于政府未能有效对金融部门加以监管。以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为例，由于实行金融自由化和国有私有化，政府取消了1982年开始实施的资本管制，放松了对银行业的监管，由于放开了利率管制，放弃了对信贷管制和贷款限制，同时废除了强制性的清算比率，各大私有银行（主要是18家由90年代初私有化而来）大肆扩大信贷规模，大量吸取来自国外的“飞燕式投资”，这使得拉美地区利率保持了一个较高的水平，如美元年利率通常在15%左右，有时甚至接近20%，而同时期主要发达国家的美元年利率只在2%-4%之间。同时，对资本项目的开放又使政府无法控制资本的流动规模和流向，这样在1994年12月，墨西哥终于爆发了金融危机。
二是对社会服务领域的无为。在市场尚未培育成熟的条件下，拉美地区将政府的经济职能与社会职能同时弱化的作法不合时宜。社会职能迅速转向市场使得服务价格迅速上涨，加大低收入阶层的负担，使得能接受社会服务的人数减少。以为例，由于政府对教育缺少投入，只有拥有资源的少数社会精英才有机会接受教育，使得拉美教育出现“头重脚轻”的现象，即高等教育（主要用来满足精英分子子女实现职业化需要）比较发达，而满足大众提高素质的基础教育却鲜有投入，结果，拉美地区文盲率极高，即便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巴西、阿根廷文盲率也高达19%和13%，显然，劳动力低素质影响了拉美经济的腾飞。与拉美不同的是，我国重视教育，初等教育的入学率接近100%，在发展初等教育的同时，我国也增加了高等教育的投入，至2003年底高等院校在校人数为1900万。我国劳动力的素质和数量众所周知，这也是我国能够大力发展制造业的原因。拉美的崩溃始于外资的大量转移，可以说，我国不可能在完成工业化之前出现劳动力成本过高而导致竞争优势丧失。当然，也很难出现拉美式的崩盘。
纵观我国经济的发展之路，可以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即依靠外资起步，提升制造业的水平，从而实现工业化和化。与90年代的拉美一样，外资在我国占的比重很大。但是，我国政府仍牢牢控制本国的经济命脉，并没有走上拉美式的“外资主导型”道路。从我国经济发展的趋势来看，我国政府仍将长期主导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这些重要行业在近年也确实得到长足的发展；而充当我国经济另一版图的民营企业所占比例不断增加，并且逐渐走上“重型化”的道路。整个经济走向是劳动力密集型工业竞争优势日益稳固，而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也日渐起飞。而更重要的是，我国政府已经由权威政府向责任政府转化，在收入再分配、增加就业和促进全民教育等政府职能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所以可以说，我国没有“拉美化”的土壤。当然，我国也存在一些不正当的现象，如“外资崇拜”、对民营经济的歧视和某些行业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对民营经济的“非国民待遇”等都对我国经济发展不利。因此，拉美地区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都是值得我们研究，并应为我国经济发展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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