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成本经济学视角下的山西票号.
摘要：近年来，随着开放进程的加快，理论界把金融改革出路的研究视角转向国外。然而，对于在金融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山西票号，理论界的关注却极为薄弱。并且基于不同的范式未免得出逻辑不一致的结论。交易成本学的视角对分析山西票号的衰亡具有独到的优势。交易成本经济学能更好地解释票号的演进脉络，为更好地理解票号创新提供了新的角度，即在构建合理的治理结构和经营环境后，创新就会应运而生。由于采取独特的治理结构，因此票号保持了较高的治理效率。这对构建符合内在演进逻辑的金融体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交易成本；治理结构；山西票号
一、引言
山西票号多年来一直是学者关注的对象，而关注的角度也是大不相同。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出发分析，总是可以得到其想要的结论，但是，不同观点背后隐藏的是如何对客观现实进行更好把握。如果没有遵循内在逻辑一致的分析过程，得出的结论不仅说服力不强，甚至出现自相矛盾的情况。近年来，已经有学者尝试用新的方法对山西票号进行重新发掘，孔祥毅（2002）从宏观的中西对比的角度对商业革命进行分析，为我们很好地理解山西票号在中的地位做出诠释。杨艳红（2002）以山西票号兴衰的这一期间为片断，研究文化、伦理与社会制序的关系，比起当代其他的经济现象或者热点，也许通过对票号的分析可以得出冷静的判断。高岳兴（2003）运用金融学中的期权激励制度和山西票号的“身股”进行比较，考察了代理人的激励方式，对山西票号的激励机制进行了剖析。更广泛对山西票号的激励制度的分析见李勇（2003）。也有学者尝试用博弈论的方式对诚信问题进行解读（谢光启、魏子力，2004）。
票号在中国金融史上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从战略意义上讲，票号的演进讲述了内生金融在中国的史。传统的观念认为，在中国历史上，政府对商业的治理采取的是抑制的手法，“重农抑商”成为商业在历史上发展环境的真实写照。然而，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票号为什么还能掀起商业的高潮呢？本文试图从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角度对山西票号进行新的诠释。交易成本经济学因其独特的解释力视角在经济学、法学以及组织学等多个学科得到广泛的应用，特别是通过分析组织问题把微观扩展到宏观分析。因此，本文选择这个视角能够放宽历史的视野，把票号的兴衰成败放到交易成本的框架下进行分析。交易成本经济学的核心分析工具是交易成本，经济组织的出现是为了节省交易成本，同样经济组织的衰败也是由于交易成本持续提高到经济组织不能维持自己的生存。在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视角下，票号的演变得以清晰地展现。考察票号的产生正是遵循这一原则。
文章提出两个假定。假定1，票号商的有限理性。理性不以时间的推移而退化，但是，票号商也无法实现完全理性，因为信息永远是不完全的。
假定2，相比现在，在19世纪的中国，信息的流动要远远滞后于今天。票号商的信息流动渠道可以有商业信函、飞鸽传书等。在信息流动渠道比较单一的社会中，信息的制约更加严重。
二、交易成本和票号的产生
票号产生的时代正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同时也是货币制度从传统的铜钱货币制度向银两货币与铜钱货币并行的转变时期。对外经济交往的扩展和商品的流通使得货币兑换和清点搬运变得异常困难，资金的紧缺又制约了南货北运的发展。商业活动在缺乏中介的衔接和贯通下不能通畅，交易成本极高。而传统的镖局在信息传递和资金运送过程中开支浩繁，费时误事，社会动荡使得风险放大，“镖运现金与商业的及时清偿及现款稳妥调拨的矛盾日渐尖锐”（孔祥毅，1986）。
另一方面，从个体来说，商品的跨地区流通使得商人在家文化的指引下在异地经商变得两难。既要花费精力经商，还要劳神设法向家传递自己平安的信息。当权衡两者的成本高于经商带来的收益的时候，不少商人没有实现商业富家的梦想。但是，总有一些商人能够忍受不能照顾家庭带来的损失，从经商带来的回报中寻求弥补，抑或是在“产业报国”的精神激励下实现零的突破。①商业的成功使得商人在得到丰厚回报的同时减少思考远离家乡带来的痛苦，因为这方面的损失是不能用货币来弥补或者衡量的。
正因为如此，商人在贸易中为了节省传递家信和赡养家口的成本，可以专心从事商贸，民信局在分工中应运而生。②尽管民信局只是信息传递的中介，但是民信局的层级结构为票号的产生提供了模板。“一家民信局在多个地方设立字号；未设字号城市的信件，委托别的字号转寄，民信局实现了汇通天下”（黄鉴辉，2001）。在山西，随着颜料的发展，平遥县的“西玉成颜料庄”开始在北京、天津、四川等地设立分庄。北京分庄为山西同乡办理异地现款兑拨，收取一定的手续费。这种商业模式取得了成功，成为获利不菲的生财渠道。西玉成颜料庄遂改名“日升昌”，专营汇兑。服务的对象也从原来的同乡同行扩展到各行各业。于是，票号在山西蓬勃而起。
三、票号的治理结构
在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理论中，基本的交易属性有三个特点：一是交易具有风险或者不确定性，产生风险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二是大多数资产涉及到为某类资产的购置而融资；三是交易在诸如税收地位等和制度特征方面可能有所不同，并且这些细节上的差异能够对交易的赢利性产生影响。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贡献在于通过对交易的分析把不同类型的治理结构统一到经营环境当中。在此基础上的治理结构如下图所示。
在图中，从左到右的治理能力逐渐增加，但同时资产的流动性逐渐递减。究竟采用何种治理结构依照的是成本—效能的原则。在标准市场治理适用于完全竞争的金融市场，用现代经济学的语言概述即所存在的市场是有效市场。然而由于信息的不对称，金融家进行甄别的成本是大于零的，所以在19世纪的中国，市场治理的条件不存在。因此，票号的治理结构仅仅停留在层级治理上，没有走向混合的金融中介，更不用说市场治理了。票号最繁荣的时候就是几大票号共存，而组建银行确是面临危机时的无奈的选择。然而史实表明，票号错失了组建银行的几次机会。
比较而言，环境决定论只是票号产生的必要条件，不能解释学习效应存在的前提下为什么其他地区不能取代山西票号的核心地位。实际上，是山西票号具备其他票号所不具备的治理结构。人们所宣称的票号具备完备的信誉机制其实是重复博弈的成本最小化的选择。票号发展伴随着各个帮会的兴起。比较有影响力的帮派有平遥帮、祁县帮、太谷帮、太原帮、张家口帮等，各个帮会内部由于信息流动的迅速使得参与人在重复博弈的情况下机会主义的成本变得极其高昂，所以机会主义行为得到有效遏制，久而久之成为行为人内在的约束机制。而这一点从传统的角度是无法解释的。
治理结构的第一个关注是层级治理。交易成本经济学把不同的治理结构依照交易环境做了区分。其中，交易频率是治理结构选择的重要原因之一。票号如想取得长足发展就决定了交易自身不是一次博弈而是重复博弈。研究表明，票号在组织形式上广泛采用联号制和总分号制，总号一般设在平遥县、祁县、太古县；其他地区设立分号。而层级治理结构下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侯氏金融集团下的“蔚氏五联号”：即蔚泰厚、蔚丰厚、蔚盛长、新泰厚和天成亨（王继军等，2002；孔祥毅，2000）。在当时，层级治理之所以要比市场治理有效，原因之一是当时缺乏市场治理的运营环境，采用市场治理反而会带来交易成本的高昂。
种种迹象表明，遵循了较好的治理结构，创新便是应势而为。
四、治理效率
交易成本经济学通过对治理结构的分析实现了完全竞争市场上的均衡，它体现在资源的配置效率和金融机构的营运效率（埃德温·Ｈ．尼夫，1998）。史料表明，票号改进了信息传递方式，使得原来依靠民信局传递信件过渡到总分号传递。这无异于今天大行其道的总分公司制的层级结构。进一步，在各个重要的工商业城市都有票号的存在，票号逐渐成为工商业的中介，从而掀起了一次波澜壮阔的商业革命。
（一）资源配置效率
票号的发展扩大了商品流通的范围，使得原来的商业中心不断扩展，逐渐形成商业带，沿海各口岸和内地的联系日趋紧密，进出口贸易发展迅速。“据，1843—1861年的19年间，年均出口货值7 610万两……进出口货物的流通，必然带来大量货币的流动，而这些货币的流出或流入，主要是通过汇兑的方式实现。在没有外国银行的许多城镇，可以说是完全由票号承担的。”另一方面，大量的资本集聚到票号，以蔚丰厚票号为例，1859年有资本30 000两，存款199 140两；1879年资本135 000两，存款674 140两。资本和存款分别增长3．5倍和2．25倍。
（二）营运效率
支撑票号风靡近一个世纪的核心是人们至今仍津津乐道的治理结构。票号成立在长时期内不受约束，不向官府登记，不领执照，也不缴纳商税。受约束的是票号内部的合约条款。表现在股东和经理层的合约关系以及职工和经理层的合约关系。一系列的规章制度从业务管理到职工待遇，再到经营纪律，票号都做出详细规定。为更好地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具有现代公司制意义的顶身人力股也被采纳。任人唯贤的制度使得具备经营才能的管理者得以一展才华。
五、票号的衰亡——交易成本的独特分析
关于山西票号衰亡的研究，有以下几种观点。一种是个人英雄主义的崇拜论。由于票号不能跟上时代步伐，不能开拓创新，特别是没有产生超出本行业能够高瞻远瞩看到金融业演变前景的人才，因此在经历过辉煌之后必然走向衰败（洪蕸，2002）。姚遂（2002）则认为票号衰亡的原因不能归结于清政府的消亡，根本原因在于票号在封闭的思维模式束缚下管理者创新不足。信用和创新不足是票号衰亡的主要原因（刘绍波，2002）。再有一种是社会形态决定论，票号的衰败正是伴随着封建社会的灭亡而灭亡，特别是政局的变动使得票号的经营环境变得恶劣，“由外国银行的渐次深入内地，大清银行的成立和滥发纸币使得票号业务大减。加之，辛亥、癸丑两次战争的巨大损失，票号遂一蹶不振了。”（柴达、刘晓光，1999）。山西票号没有与时俱进的金融制度创新，清政府没有社会经济制度创新（孔祥毅，2002）。然而，不同观点在解释票号衰亡的时候看似具有解释力，但是不能解释为什么在不具备这些条件时票号可以维持相当时期的繁荣。如果说缺乏创新是导致票号衰亡的主要原因，为什么会出现今人大为赞叹的顶身人力股？为什么票号具备现代制度的基本雏形？此外，如果社会经济制度创新是决定票号兴亡的决定因素，为什么同样在不具备创新的19世纪初，票号会蓬勃兴起，风靡全国乃至其他国家和地区？事实上，票号的衰亡，根源在于在当时的经营环境下，票号不能和政府保持很好的距离，而是若即若离的暧昧关系。一方面，票号的发展需要政府的支持，存款业务中有很大比例是当地的官绅；当然在票号走向衰亡的时候，政府的过度借贷也造成了票号的流动性风险。而金融业信息流动的快速性使得票号在出现流动性危机的时候不能得到缓解而出现了倒闭危机。而货币本位制度的变更加速了票号的衰亡。纸币本位的采纳使得票号的收入来源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政府的垄断经营使得票号失去了利润来源。
治理结构是发生在委托人身上的问题吗？一个不稳定的治理结构表现在参与者不能毕其力于商业经营之中，相反大量的精力浪费在思考怎么防止自己的权力被稀释或者夺取。顶身人力股的出现，只是完成了机制设计的层面，可以有效防止合同的事前方面，但是仅有好的机制不能防范参与者事中和事后的道德风险的发生。票号没有形成有效的治理结构。当市场环境发生急剧变化时，治理结构不能很好地适应才导致票号走向衰败。而治理结构的创新不足不在于当事人的因循守旧，而是在于原来在创业初期进行创新的成本在后期变得极其高昂，以至于远远高于当事人进行创新带来的收益。
六、结论
的演绎不以朝代的更迭和时间的推移而断裂，票号在商业史上的重要地位是值得我们继续研究和开发的。而研究的工具和出发点也日新月异。交易成本经济学以其强大的解释力在分析历史史实上独具魅力，然而票号的现代意义仍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这也是作者今后努力的方向。
：
[1] 孔祥毅．山西票号和中国商业革命[Ｊ]．金融研究，2002（8）．
[2] 杨艳红．文化、伦理与秩序：以山西票号为例[Ｊ]．世界经济文汇，2002（1）．
[3] 高岳兴．山西票号的“身股”与现代股票期权——两种代理人激励方式比较[Ｊ]．上海经济研究，2003（12）．
[4] 李勇．山西票号激励制度解读[Ｊ]．研究，2002（3）．
[5] 谢光启，魏子力．主观博弈论视角下的制度变迁——兼谈诚信问题[Ｊ]．商业研究，2004（14）．
[6] 黄鉴辉．山西票号史[Ｍ]．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
[7] 王继军，赵晓耕，刘涛．传统法律文化与山西票号的兴衰[Ｊ]．山西大学学报：社会版，2002（6）．
[8] 奥列佛·Ｅ．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论企业的签约与市场签约[Ｍ]，段毅才，王伟，译．商务印书馆，2002．
[9] 邵继勇．明清时代边地贸易与对外贸易中的晋商[Ｊ]．南开学报，199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