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扭转中国外贸超常增长的几点建议
进入新世纪我国出现新一轮增长，带动对外贸易步步走高，至2003年底出现部分经济领域过热现象，2004年5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将钢铁、水泥、电解铝、房地产等行业列入调控对象，进行局部调控。事实上，我国政府当时也应把对外贸易列入过热领域。此语似乎有点荒诞离奇，因为有史以来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或地区调控经济增长过热会将对外贸易也作为调控对象。恰恰相反可能更多的情况是将对外贸易作为调控过热经济过程中为了减少损失而给“留下的一条出路”。如果连扩大外需这一条出路也堵住了，这种前所未有的调控是否有些“绝对化”？但是世界经济全球化至今，经济总量虽然已经高居世界第四，贸易规模已经高居世界第三，但是其发展速度不但未见放缓，相反呈现出加速增长势头。进而再从增长潜力分析，中国目前的增长水平并未将潜在能量释放出来，释放可能还远远不够。以中国10倍于日本的人口估算，中国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外贸增长潜力至少也是日本的10倍。俗话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正是由于我们置身于中国发展的“洪流”中可能意识不到，而置身于洪流之外的世界上绝大多数人们则看到中国经济贸易增长犹如滚滚波涛奔腾不绝。
一、中国外贸增长超德赶美的势头正在引发世界“恐慌”
2001年中国外贸规模才5000亿美元，“十五”规划目标不过8000亿美元，但是时隔两年我国提前实现规划目标，达到8500亿美元，2004年超过日本、突破万亿美元，2005年达到1.4万亿美元，几乎相当于2001年的3倍。短短四年实现如此惊人的增长令世界震惊，也令世界陷入了“恐慌”。世界上的企业可能正在思考对策之际，突然意识到2007年、2008年中国外贸规模也许会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二贸易大国，2013年左右可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显然接下来的冲击可能更加猛烈，挑战更加严峻，可以选择的生存道路可能更加艰难。当中国货物“充斥到世界各处货架之时”、当中国购买引发“世界资源短缺之际”，整个世界的企业几乎无一例外将面临严峻考验。
2005年欧盟率先提出对中国纺织品实施限制措施，随后美国也采取了同样举动，这是欧盟和美国纺织企业选择的防御对策。中国政府主管部门商务部急忙提出谈判解决争端问题。经过一番艰苦努力，终于达成和解。可是和解的话音未落，欧盟、美国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又提出一些新的争议。显然世界各国企业越来越多地采取“构筑防御工事”的对策来确保自己的生存空间。1980年代中后期，美日发生贸易摩擦时，美国以压日元升值、抑制日本出口增长为手段，导致日本经济失去了10年。如今中国面临的不仅有美国，还有欧盟、拉美、非洲等比当年日本广泛得多的压力。事实上，从一般性认识上讲中国政府已经开始意识到内外经济发展不协调是个严重问题，如国家主席胡锦涛2006年4月访美期间曾明确提出中国将发展内需主导型经济。商务部部长薄熙来上任伊始就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来解决贸易摩擦问题等等。但是这些努力还没有彻底扭转外贸加速增长、顺差急剧扩大的趋势。显然，中国政府还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
二、是单项治理还是综合治理
事实上2006年中国政府将外贸增长目标确定在15%水平，世界上许多国家和企业以为中国政府将按此水准进行调控。可是2006年月度海关统计进出口增长一而再、再而三地大幅突破15%界限，更加令人担忧的是贸易顺差似乎也在同步扩大。据海关初步统计，2006年1—6月中国进出口总值7957.4亿美元，同比增长23.4%；出口4285.9亿美元，增长25.2%；进口3671.5亿美元，增长21.3%；进出口顺差614.5亿美元，增长54.9%。
6月当月，全国进出口总值为1481.2亿美元，同比增长21.3%；出口813.1亿美元，增长23.3%；进口668.1亿美元，增长18.9%；进出口顺差145亿美元，增长49%。数据显示2006年我国外贸将肯定大幅超过年初制定的增长目标。由此，外界要求我国加强调控的呼声和施加的压力也随之升高。现在国际上已经高度关注中国政府如何调控外贸超高速增长和减少贸易顺差。
两年前我们的研究就发现我国外贸高速增长由体制政策、发展战略及发展模式等方方面面的因素构成，其中有压力因素，也有动力因素，情况十分复杂。对此问题单纯地采取人民币升值、转变增长方式、提高劳动力成本、提高资源成本、提高环保成本等各项措施还不足以解决问题。事实上我国治理外贸超速增长远比人们想象的难度大。其中既需要有量的调控，还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更需要转变发展战略和模式，甚至还要有区域经济合理布局、财税体制改革等方方面面的调整。因此，改变外贸高速增长的趋势需要综合治理。
三、对综合治理外贸增长的建议
中国发展内需主导型经济、确立内需主导型发展模式，首先需要把目前正在采用的开放式加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加以转变，但要看到单纯转变增长方式不足以解决问题。所谓开放式加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就是指在改革开放初期，面临外汇稀缺、供给不足、企业竞争力弱等严酷情况下，中国政府从扩大对外开放入手，积极吸引外资，发展对外出口贸易。如果说中国政府积极引导和全力支持企业发展对外出口带动经济增长是了日本经验的话，那么以对外开放政策吸引外资则是参考了地区、东南亚国家的经验。可以说利用外资、出口导向和加工贸易三大支柱政策就是中国发展经济模式最主要的特征。但是时过境迁，如今我国经济发展形势已经与1980年代有了根本不同，我国利用外资、出口规模、外汇储备均已位居世界前列，可以说我国实行开放式加外向型经济模式已经完成使命，现在已经到了调整时期。可以想象要调整这些指导思想方针、政策制度和配套措施将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限于篇幅，笔者在此就过渡措施、结构改革等需要涉及的领域，从政策措施、新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等方面提出一些概括性建议。
建议适当调整和完善外资政策。建议调整和完善外资政策不是要改变对外开放政策，也不是不要外资，而是需要研究在新时期如何更合理地配置包括外资在内的各种资源，在新的环境下更好地发展。
首先，探讨内外资企业税收统一之后，实施内外资企业统一的产业倾斜式优惠政策。这项政策目的是由鼓励企业出口改为鼓励发展技术先进的产业。经过回归分析发现我国吸引外资与出口增长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如果取消外资优惠政策之后，无论外资还是内资企业都将向产业倾斜式优惠政策指引的方向配置资源，致力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至于产品是内销还是外销，由于国家政策已经由鼓励转为中立，所以出口动力将有所减弱。
其次调整吸引外资由过于注重制造业的产业结构转为三大产业和子行业在区位合理布局基础上实现均衡、协调发展。也即在产业发展方面建立内外资企业宽领域、多层次专业化分工合作关系；增加在区域合理布局方面的考虑，如国家“十一五”规划中不同区域经济吸引外资的产业侧重点应该有所区分，并应逐步淡化经济特区、开发区等界限，建立内外资企业区域集群化发展、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的格局。
其三尽快出台外资并购政策。现今我国经济发展具有一定实力和功能完善的企业太少，企业规模小是影响我国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发展内需经济至关重要的制约因素。如依附于内外资企业的加工贸易企业、贴牌制造的企业、缺少研发设计的企业、不懂营销的企业、没有信息职能的企业、还有许许多多只会打价格战的中小企业比比皆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至目前的水平相当于世界产业革命第一波兼并浪潮阶段，我国政府应该尽快出台鼓励内外资企业进行不影响国家安全、不含恶意的兼并政策。企业规模扩大了，内部分工才能更加细化，才有条件对外部的服务产业提出更加专业化的要求，推动如职业培训、、律师、咨询、等服务业发展。有实力的企业增加，职工就业稳定，收入会不断提高，人们的消费就会释放出更加丰富多彩的需求，因而为生活服务的产业也会随之产生和发展。可见扩大企业规模可以推动我国产业向链条式发展，产业结构会由扁平化向立体化发展，内需经济才能得以不断扩大。
有人提议通过提高原产地加工度，提高发放原产地证标准，可以淘汰低效率项目和提高中方企业盈利水平。有人指出日本、“亚洲四小龙”等企业利用加工贸易政策发展迂回出口，实现迂回顺差。据报道，美国学者曾指出美国与中国贸易逆差虽然大幅增长，但是与亚洲整体贸易逆差并没有明显增加。原因就是日本、“亚洲四小龙”在充分利用中国作为世界的加工厂进行加工，然后对美国或者欧盟出口。显然如能抑制加工贸易迂回出口将有利于解决贸易摩擦问题。
还有人提议如果加工贸易出口的加工度低于一定比率不应全额计入海关统计，也不应记入货物贸易出口，而应将加工贸易进口减去加工贸易出口的净额改记为“服务贸易出口”。
笔者认为，应该综合考虑以上所有合理因素，设计更加完善的加工贸易政策才是上策。笔者建议制定新的加工贸易政策，主要包括：产业指导目录，区位合理化布局指导目录，逐步提高原产地证发放标准，限期使经营迂回性加工出口贸易企业转变为经营一般贸易等。
其次，对外贸出口征税问题。2005年初我国政府曾对出口纺织品征税，但是由于中国与欧盟、美国发生纺织品贸易摩擦以另外方式得以解决，也就取消了出口征税政策。我认为，当前加大人民币波动升值幅度效果并不理想，是否考虑恢复和增加对部分产品出口征税，如纺织品、资源密集型产品等。据了解，我国政府正在考虑调整出口退税。我认为，这是变相出口增税，更加便于操作，但是政府应该将税收性质定义为“出口征税”。
其三，淡化处理国家定期公布各地进出口额和增长比率，取而代之的是强调进出口销售额利润和利润率，这有利于各地方政府在比较业绩时更加追求效益，转变增长方式。
加快实施汇率改革和人民币适度升值政策。2005年人民币升值和汇率改革措施基本符合笔者当初预想，即小幅调整、限定波动幅度，同时加紧进行结构调整。世人可能都知道日元升值对出口打击的教训，但是能够完整准确地教训者却寥寥无几。事实上当初日本政府在日元汇率调整之际，如果及时进行结构改革，调整发展战略和改变发展模式，可能今天的日本经济就不是这样了。日本政府政策失败主要在于汇率调整过急和没有及时进行结构改革、调整贸易立国的发展战略、转变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汲取日本失败的教训就应该控制人民币小幅升值，同时积极调整结构，转变发展战略和模式。争取在保证经济较快增长情况下，适当放开人民币升值，并用5—10年时间完成结构改革、发展战略和模式的转变。
改革地方政府“分灶吃饭”的税收体制。笔者分析发现，我国税收体制中地方政府“分灶吃饭”的税收制度等于给地方政府放权发展地方经济，同时也带来一些负面作用。如地方政府“割据市场”，只扶植本地注册的企业发展，形成各地产业结构雷同现象，抑制了企业跨地方发展和全国市场一体化发展，以及异地执法保护知识产权不力等一系列问题。其中在外贸方面出现的问题就是：妨碍了转变增长方式，外贸企业在地方政府支持下不惜打价格战，全力以赴扩大出口，为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创造税收做贡献。在我国只要有条件的行政区划地方就会像一支亚洲小虎积极发展外向型经济。一般情况下，各地企业认为出口价格总比国内高一些，订货批量大一些，外商信用好一些，回款比国内可靠一些，在如此多的利益诱导下积极扩大出口。
确保劳动成本、环保成本达标，提高资源成本。在我国许多企业包括部分外贸企业发展出口业务存在着劳动成本、资源成本、环境成本过低现象，达不到国家政策规定的应有水平。例如工资成本低于最低工资制度规定的水准，环保力度不够、不达标，以及长期以来我国水电等资源定价过低导致企业资源浪费惊人。为此，我国各级政府主管部门不仅对出口企业，而且对所有企业都应该进行严格监督，确保应支付的劳动成本和环保成本，在价格政策上逐步调高资源、能源价格，在税收政策上逐步提高资源税收水平。
四、有关扩大内需和建立内需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建议
有关扩大内需的观点在许多刊物上都有发表，雷同的部分不再重复。笔者仅想就某些方面深入谈一些体会。
我国中医按摩行业发展面临化、标准化、规范化和产业化发展四大难题。如果国家有关部门组织科研攻关，达到像西医一样可以使用科学的手段诊断症状，开出科学的医治处方，以标准化、规范化方式进行并能取得预期疗效，则我国中医按摩产业不仅可以在中国，而且还可以在世界各地以服务贸易出口形式广泛发展。众所周知，常年使用电脑者普遍需要定期按摩，常年从事高强度体力劳动者需要定期按摩，身体肌肉和筋骨偶然出现不适的“患者”比例较高－－他们需要按摩，部分老年人需要保健按摩等等，说明按摩市场极其广阔。
就发展中医按摩产业的意义来讲，我国发展按摩中医产业不仅可以大量增加就业（属于劳动密集型兼技术密集型服务业），扩大消费需求（随着人们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提高对中高档服务需求也将大量增加），而且其科技含量高创造的价值也较高（高效益产业）。进而这还是中国特色产业，只能打中国品牌。如果我们将按摩医师培养成会讲外语的人才，则在国际上拥有全新竞争技术的中国按摩服务产业可以广泛、连锁发展，其国外市场前景不亚于微软、动漫，并且不会发生贸易摩擦。鉴于以上分析，我认为可以将中医按摩行业作为扩大内需、大力发展服务业中的战略行业，列入国家重点扶植的产业。当前我国政府有关主管则应集中精力解决该行业科学化、标准化、规范化和产业化难题，并且坚决打击和严格区分有不良倾向的按摩和中医按摩的界限。
总之，扭转外贸超常增长为适度发展增长，需要从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向内需主导型模式转变，适当调整外资政策、外贸政策、汇率政策和税收政策，调整过剩的制造业，大力发展拥有潜力的服务业，建立适应新环境的发展战略，积极进行结构性改革，才能到达成功的彼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