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欧经济模式的差异及其启示
[关键词]美国模式，欧洲模式，新社会因素，部分质变
在垄断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逐步分化出美国模式和欧洲模式(或称西欧模式)。两种模式的差异日益凸显深入分析美欧模式的差异及其形成的原因，可能会使人们对当代资本主义产生新的重要认识。
美欧模式的差异
美国与西欧诸国同属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着共同的经济制度、社会制度和价值观，有着相同的宗教信仰和相近的文化背景，也有着当代资本主义的共同特征。但如果将研究视角深入到微观层面便会发现：战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同西欧在经济、社会领域的差异日益凸显。
1.美国恪守单一私人占有制的传统模式，欧洲则显露出“混合经济”模式的特征
为适应生产力社会化的发展状况，欧洲各同在战后都不同程度地推行了国有化和合作制经济。国有经济在欧洲已具有相当大的规模。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法、德等欧洲各国曾搞起过私有化运动，但这并未从根本上动摇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目前，英、法、德等国国有经济约占国民经济的12%左右，奥、意等国约占20%—25%。
合作制经济的广泛发展是欧洲各国的又一亮点：据统计，20世纪90年代末参加合作社的人数占人口的比重：法国是50%，德国25%，意大利8.1%。合作社经济的产值在GNP中的比重：丹麦为24%，法国与荷兰为10%。
国有经济与合作制经济的大规模存在，改变了单一私人占有制的经济模式，推动了私有制为基础、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混合经济”模式的形成。
为了适应生产力社会化的客观要求，美国在资本占有形式上也进行了调整。有所不同的是，美国的调整是坚守单一私人占有制经济模式基础上的调整。由于对单一私人占有制模式的偏执，美国的国有经济极少，即使国民经济命脉行业也都是私人占有制的天下。据有关资料显示，到2001年发达国家国有的产值占CDP的比重平均在12%左右。其中，意大利为18%、法国为15%、英国为14%、德国为12%、瑞典为8%，而美国仅有1%。1998年，国有企业雇用人员占雇用劳动力总数的比例：法国为5.94%、德国为5.52%、瑞典为6.79%，美国只有1.40%。美欧之间的差异可见一斑。
2.美国奉行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与法国的计划调节和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有较大差异
美国是一个有着长期自由主义传统的国家，经济运行中的自由主义特点甚为明显。因此，“美国政府很少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采取直接干预的行动”。一些必要的干预行动，也以不破坏经济活动自由化为限。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更迷信市场对经济活动的调节作用。
欧洲各国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程度要大于美国。战后，法国开始对国民经济实施计划调节。前总统戴高乐曾指出：“计划能补偿自由的缺点，而同时又不使它失去优点。”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从1946年至今，法国总共推行了11个五年计划，其计划总署至今保持着70多名专业人员，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可想而知。
德国推行的“社会市场经济”既是市场自由原则同社会公正原则的结合，又是自由竞争与国家调节的结合。因而，德国拒绝“自由经济”模式，让政府成为经济活动的积极调控者，坚持由国家担负起影响整个经济运行框架和经济活动秩序的重任。
3.美国坚持向富人倾斜的收入分配政策，欧洲则坚持收入分配均等化政策
战后，美国对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和边际税率进行了多次调整。1970年至1975年，起征点降为月收入1000，美元，最低税率为14%；从1981年到1984年政府分3次降低税率，1986年又将边际税率修改为15%、25%、35%三种，这一税率延续至今。相反，欧洲一直坚持高税收政策。2001年，瑞典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为月收入1.51万克朗(8克朗=1美元)，最低税率为31%，最高税率为68%。德国与瑞典相近，1999年个人收入所得税的起征点为年收入1.3万马克，最低税率为19%，最高税率为53%。可以看出：美国的所得税起征点和最高税率偏低，因而，在中低收入的民众中免税的比率较小，而富人纳税的比率也较小，政策明显向富人倾斜。德、瑞等西欧国家的所得税起征点和最高税率偏高，因而，民众中免税的比率较大，而富人纳税的比率则较高。这一政策明显向中低收入的民众倾斜，其“劫富济贫”功能是真实存在的。
在福利制度方面，美国与西欧国家也有区别。首先，欧洲国家把社会福利当作公民应当拥有的社会权利，而美国更多的是用良知和同情心论证社会福利的必要性，将福利看成是社会救济。所以，美国社会福利的经费主要来源于个人和企业的投保，而政府的投入较少。相反，欧洲国家的社会福利开支则主要来源于政府投入。据统计，社会保障和福利支出占CDP的比重：2000年美国为5.4%，德国为16.9%；2002年美国为4.35%，法国为28.5%(2001年)。其次，欧洲国家的社会福利具有普遍性。横向覆盖全民，纵向从摇篮到坟墓，基本上使全民有了优裕的生活保障。而美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强调针对性，只偏重于对贫困人口的救济。“在效率优先原则和自由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它仅仅强调保护弱势群体利益，忽视了其他社会成员享受社会福利的基本权利。”④所以，美国社会再分配程度较低，转移支付的规模小。在社会福利惠及全民，大幅度提高全民生活质量方面，美国和欧洲无法同日而语。
4.美国贫富两级分化继续加深，而欧洲各国的贫富差距则控制在比较平均或比较合理的范围内
美国始终保留了自己的致命弱点：贫富两极分化严重。据统计，1980年，5%最富的美国家庭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14.6%。到2001年，这个阶层的收入则占到国民收入的21%。同时，最底层的20%家庭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则下降了20.8%。此时，美国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是0.513(美国统计局网站资料)，贫富差距极其悬殊。美国《商业周刊》还披露，1998年，大企业总裁的平均年收入是1060万美元，是蓝领工人年均收入的419倍，到2001年，这一差距扩大到了530倍!
同美国相比，西欧各国贫富差距较小。如果按照比较规范的统计方法来测算，瑞典的贫富差距是世界上最低的国家之一。按最富10%人口收入对比最穷10%人口收入的方式测算，目前瑞典收入最高的10%人口与收入最低的10%人口的收入差距为4：1(税后)。按基尼系数测算，根据世界银行历年的《世界发展报告》统计，战后瑞典基尼系数最高没有超过0.28，2001年的基尼系数是0.257，属于收入比较平均的范围；多年生活在瑞典的记者认为，瑞典“绝大多数人实际收入的差距都不是很大。如政府最高领导人的工资比一般职工的工资，在税前的差距可能达四五倍，但税后往往只有两三倍。”“瑞典的收入差距在世界各国中可能是最小的。”
形成差异的原因
同属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美欧双方为何会有上述差异?
1.欧洲各国工人阶级力量强大，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卓有成效；美国工人阶级力量薄弱，斗争力度不强
欧洲资本主义是经过资本原始积累发展起来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阶级矛盾比较尖锐。由此决定，欧洲工人阶级革命性强，有斗争传统。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欧洲工人早已形成一种明确的阶级意识：只有通过斗争，才能换取工作、生活条件的改善。
与欧洲相比，美国情况较为特殊；首先，美国经济发展迅速，使许多工人有机会摆脱受雇用的地位。正如前美共领导人福斯特所说：“和农业的扩大地飞快发展，使有些工人能够置备财产，转到中等阶级的行列里去。”因此，美国工人多半心存通过个人奋斗成为资本家的幻想，对阶级斗争不感兴趣。其次，美国土地广袤且价格低廉，使许多平民有机会靠经营土地为生或发家。这使“这里每个人如果不能成为资本家，也一定能成为独立的人，可以用自己的资金从事生产和商业”。其三，美国是移民国家，移民使美国工人因文化、宗教信仰不同等原因，难以团结一致；也使美国社会通过对移民的盘剥而使土生美国工人能获得“贵族式”的地位。因此，美国工人阶级的斗争远没有欧洲国家激烈。
就整个20世纪70年代的10年而言，超过1000人以上的罢工，美国每年平均发生289次，英国年均发生2598次，法国年均发生3576次，意大利年均发生3756次。近些年来，美国政府的减税政策及削减社会福利的政策在国内几乎没有遇到太大的阻力，而欧洲则是另一种状况。1995年法国政府拟取消各行业退休制度的优惠条件，增加领取退休金者缴纳医疗保障税的比例，结果导致了全国性的罢工运动。02003年5月，法国政府打算延长缴纳养老金的年限(延长缴费两年半)，结果又一次引发了全国性的罢工浪潮，近80个城市受到影响，80%的航班取消，这股浪潮甚至波及到德国、意大利和奥地利。
欧洲各国不仅罢工斗争的规模和频率强于美国，其斗争的组织性、策略性也非美国能比。美国工人的罢工多半是为谋求具体的利益，而欧洲工人的罢工虽以经济利益为突破口，但却始终具有明确的目的。
长期的量的积累必然引起质的改变。今天的西欧社会同早期资本主义相比，已有巨大的变化。工人阶级的不懈斗争是这种变化的主要动力。卢森堡总工会主席约翰·加斯特涅罗的一段话可谓画龙点睛。他说：工人现在的“工资水准和劳动条件相当良好，这一切是工会多年来斗争的结果，并不是政府和资本家让给我们的。我们面对的资本主义不是好对付的，他们不会给我们送礼，只有斗争，才能取得进步。”
2.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长期执政，所进行的体制内变革成效显著，而美国右翼势力强大，社会民主党毫无作为
由于美国工人阶级力量薄弱，使得社会主义运动在这里难以兴起。长期以来，美国从未出现过较强大的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政党或反映中、下层劳动者利益的左翼势力。相反，保守势力、右翼势力则十分强大。作为垄断资产阶级主要代表者的共和党、民主党一直牢牢把持着政权。虽然美国也曾出现过共产党、社会党，但均“昙花一现”、毫无作为。
与美国不同，西欧是社会主义运动的策源地，也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大本营。左翼力量——社会民主党不仅在西欧各国力量强大，而且长期执政。据统计，战后英国工党先后执政24年；法国社会党先后单独或与其他政党联合执政达1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先后执政19年；瑞典社会民主党从1932年至今，除1976—1982年、1990—1994年的10年时间下野外，执政已达60年；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从1970年到上世纪末执政了近30年。
西欧社会民主党作为一个反映工人和广大民众利益的一般劳动者的政党，它的长期执政不仅对西欧主流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西欧各国的社会现实。首先，社会民主党虽然不以消灭阶级剥削为宗旨，但它能够反映工人和民众的意愿，推动社会向有利于民众利益的方面转变。其次，社会民主党虽然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破坏力量，但它坚持对资本主义进行体制内变革，从而较大地改变了西欧资本主义的社会体制。资料表明，英国工党的艾德礼政府推行的国有化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为英国后来的“混合经济”和福利国家模式奠定了基础；瑞典社会民主党在几十年的执政过程中，推行了“福利社会主义”、“职能社会主义”、“基金社会主义”，把瑞典建设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小的福利国家。
3.美国受新自由主义影响深重，而西欧各国受民主社会主义影响较大
美国是一个独特的国家。移民社会的特殊条件使“新边疆的开拓和经济的迅速增长有利于无情的个人主义而不利于无私的合作。”因此，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成了美国人必有的精神。这样的历史条件，使主张快速私有化、快速自由化、政府角色最小化、社会福利边缘化的新自由主义在美国颇有市场。上世纪80年代以来，里根政府积极推行新自由主义，老布什政府进一步强化新自由主义政策，炮制了“华盛顿共识”，克林顿政府对新自由主义的矫正极为有限，小布什政府则全力推行新自由主义模式。新自由主义的推行，使“新美国模式的整个系统退化到了自私和腐化之中，美国资本家自己攫取的收入是他们付给雇员的平均收入的110倍，而在德国，这一数字是23倍”。这使美国远离了社会公正。
相反，西欧是社会主义的发祥地。社会主义的理想、理念和价值观在西欧的存在与历史久远，影响巨大。在美国全力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时候，西欧各国则推出了与新自由主义对垒的“第三条道路”，提出：公平价值与效率价值同等重要，主张市场手段应与国家干预有机结合，实行积极的福利政策。这三位一体的政策主张，说明民主社会主义在欧洲影响深远，且深人人心。受民主社会主义的影响，欧洲民众反对新自由主义及其模式的运动不断升温。这迫使欧洲各国政府和主要政党与新自由主义拉开距离，逐步向左转，从而使有别于美国模式的欧洲模式凸显。
几点启示
1.美欧模式的差异显示当代资本主义具有双重发展趋向
在美国模式中，资本主义旧制度继续发展的趋向更为突出，而在欧洲模式中，新社会因素逐步生长的趋向较为明显。资本主义“坏的方面”继续发展，合乎资本主义“本性”的东西不断扩张是美国模式的主要特征。直至今日，美国依然恪守着单一私人占有制模式，保持着自由市场经济的“传统”，坚持向富人倾斜的各种政策，其贫富两级分化的鸿沟继续加深。如果说战后美国有较大变化的话，那主要是国家同私人垄断资本的结合，国家对经济生活干预的加强。从罗斯福新政开始，美国政府运用货币政策、财政税收、产业政策、计划指导和手段来调控经济，运用法律和行政手段协调劳资矛盾。美国政府对经济生活干预的真正意义，不是使社会趋向公正，而是使富人聚敛财富更有效率。国家营造了一种更“”、更“完善”的阶级剥削制度，营造了富有的“上等人”顺畅盘剥贫穷的“下等人”的条件，使众多的劳动者更便于摆布，使财产越来越向私人手中集中。
毫无疑问，资本主义旧制度继续发展的趋向在欧洲各国亦同样存在。但新社会因素逐步生长在欧洲模式中更为明显。战后几十年来，欧洲各国作为资本主义国家其根本性质并没有改变，但它在很多方面克服了资本主义“坏的方面”，新社会因素(社会主义因素)逐步生长。国有经济、合作制经济的出现，使资本占有形式具有了社会化的特点，计划调节、国家宏观调控的加强，使经济运行具有了有序化的特点，劳资共同决定制度的确立，职工参与管理，使劳动者的社会地位不断提高，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使收入分配具有了均等化的特点，其贫富差距已控制在比较平均或比较合理的范围内；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生活优裕，全面发展。
从比较中可以看出，在美国模式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特征较为明显，而在欧洲模式中社会资本主义(带有社会主义因素的资本主义)的特征已经凸现出来了。
2.美欧模式的差异显示当代资本主义发生了部分质变，具有了比较明显的历史过渡性质
美欧模式的差异凸现了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复杂性。其中，美国恪守资本主义“正统”，合乎资本主义“本性”的东西没有改变。有所变化的只是统治策略、公共政策的调整和科技文化的发展。然而欧洲则是另一种情况。对此，美国资深议员罗伯特·卡根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事实上，欧洲人与美国人已经不再拥有共同的世界观了。”“欧洲人认为，他们已超越使用霸权的阶段，而正在进入一个依靠法制和规则的，自我克制的跨国协商合作的阶段。也就是说，欧洲本身已经进入了后历史时期的人类乐园”，而“美国仍然深陷在过去的历史中不可自拔。”
正如罗伯特·卡根所说，如果将研究视角放到欧洲模式中就会看到，当代资本主义在这里的变化不仅仅限于统治策略、公共政策的调整，它已经发生了部分质变。一些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固有因素得以克服，新社会因素逐步生长，旧社会母体被打开缺口。其中，国有经济、合作制经济的大量存在，实质上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一种过渡形式”；国民经济计划调节和社会市场经济的推行，表明“资本主义社会的无计划向行将到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计划投降”；就人民生活质量、生活水平、社会福利、社会贫富差距以及劳动者的社会地位而言，人类的社会主义目标、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以及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实际上已经程度不同地、形式各异地得以实践或实现。欧洲的上述变化已具有“量转化为质”的意义。未来新社会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以及当代资本主义向更高级的新社会转变的历史过渡性质在欧洲模式中已经显露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