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区域汇率协调：理论与现实选择
20世纪90年代末的亚洲危机给东亚国家带来了惨痛而深刻的教训，使东亚国家清醒地认识到了钉住美元汇率制度的脆弱性和加强区域汇率协调的必要性;欧元的成功运行更是使东亚各国看到了建立“亚元”的美好前景｡在此背景下,建立东亚各国汇率政策协调机制,保持东亚区域汇率稳定,显得尤其重要｡日本在1997年和1998年分别提出了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的构想和“新宫泽计划”,马来西亚于1999年提出了东亚货币基金,韩国学家于2000年提出了亚洲借款安排,但是由于美国势力集团的反对以及东亚自身条件的约束,这些都滞留在讨论和构想阶段｡2000年5月达成的《清迈协议》及随后“10+3”框架下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的陆续签订,还有计划于2006年上半年由亚洲开发银行(ADB)编制和公布的亚洲货币单位(ACU),都标志着东亚区域汇率政策协调及金融合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一､东亚各国的汇率制度选择及汇率协调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东亚各国的汇率制度选择
东亚金融危机之前,东亚国家或经济体所采取的汇率制度主要有钉住货币篮､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和货币局三种｡但是在实际的运用层面上,几乎所有的经济体都将自己的货币与美元挂钩｡只有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实际采取的是钉住货币篮制度(其中美元占70%,日元和马克占30%),而其他的货币90%以上都是和美元联动的｡危机过后,东亚各国都进行了汇率制度的调整｡第一,东亚各经济体的汇率制度安排多种多样,范围包括从货币局制度到独立浮动制度,还有处于两者之间的各种汇率制度;第二,五个最开始受到危机攻击的国家中的三个国家(韩国､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的汇率改革方向是使汇率形成机制更加灵活,而马来西亚则朝相反的方向进行改革｡新加坡､菲律宾等国的汇率制度安排在危机前后保持不变｡
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的脆弱性在上个世纪末的金融危机中暴露无遗,也有人认为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是东亚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这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东亚各国与日本经济联系紧密｡在世界市场上,由于亚洲国家的产品与日本的产品相互竞争,亚洲国家的出口在很大程度上随日元的升值或贬值而波动(关志雄，2002)｡日本自1973年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以来,日元对美元的波动频繁,而且波动幅度比较大(麦金农,1999)｡日元的频繁波动对亚洲经济增长的稳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日元贬值时,大多数国家都会出现来自日本的直接投资减少和出口竞争力下降的问题｡日元贬值10%,亚洲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将下降1%(关志雄,2002)｡
第二,东亚各国的汇率缺乏弹性｡由于采取的是钉住美元制,各国的货币政策发挥的空间极其有限,当名义汇率与实际汇率发生长期偏离时,国际游资的投机行为便会有机可乘｡而各国的外汇储备有限,在大量游资的投机冲击下将很难维持本币与美元的比价,而不得不放弃钉住美元制｡
第三,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亚各国与美国经济的同步性大大下降｡据有关学者考证,自1985年“广场协议”以来,东亚国家与美国经济的同步性已大大削弱了｡东亚国家与美国经济增长率的同步性从1971—1984年的0.731下降为1985—1998年的-0.193(关志雄，2000)｡与美国经济同步性的大大下降将加大东亚各国实行钉住美元制的成本,在投机冲击下,钉住美元制将很难维持下去｡
（二）东亚汇率协调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欧元的成功诞生鼓舞了亚洲特别是东亚各国建立“亚元”的信心,上个世纪末的金融危机后,亚洲各国都患上了“浮动恐惧症”｡危机过后,东亚各国都努力促进和加强东亚货币的合作,为“亚元”的实现铺路｡东亚汇率制度协调是东亚货币合作进程中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现阶段东亚区域汇率制度的多样性选择显然不是东亚区域的最优选择｡目前东亚汇率协调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1.缺乏强有力的监督机制,东亚国家可能存在“道德风险”｡亚洲货币单位(ACU)计划于2006年由亚洲开发银行(ADB)编制推出,但其并没有涉及到各国汇率政策的改革和协调问题｡由于受亚洲传统合作方式的影响,东亚各国对区域汇率的协调并没有达成严格的框架协议,而只是在区域融资制度安排､宏观经济政策等方面达成了一些合作协议｡《清迈协议》是东亚金融合作进程中的里程碑协议,在此协议的框架体系下,东亚各国相继签订了16个涉额近360多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协议，如表1所示:
东亚各国经济层次的差异以及政策偏好的不同可能导致“道德风险”的出现｡当危机发生时,有效的监督和执行机制的缺位将会使已经签定了的协议缺乏保障,影响协议的顺利履行,从而可能导致危机防范体系的崩溃｡
2-各国汇率政策的不同,导致区域实际有效汇率出现差别｡目前东亚区域内各国关于汇率制度的选择呈多样化特征,既有浮动汇率制,又有固定汇率制度,还有中间汇率制｡在世界产品市场上,东亚其他各国与日本基本上是竞争关系,东亚国家的出口在很大程度上随日元的波动而波动,日元贬值将会削弱钉住美元国家的产品竞争力,而钉住日元的国家则会从中得到好处,日元升值则情况相反｡日本经济学家关志雄(2002)认为:“自1985年广场协议以来,日元对美元汇率的波动取代了美国经济增长率波动,成为左右亚洲景气的最重要因素”｡他还使用数据和图表说明了在日元升值期,亚洲经济快速增长;在日元贬值期,亚洲经济增长则放缓｡
同时,如果世界主要货币的汇率发生变化,采取不同的汇率制度就会增加国与国之间贸易和投资的成本,不利于东亚贸易区的发展｡
二､东亚区域汇率协调模式
随着东亚地区经济和金融的一体化,保持地区汇率的稳定,避免汇率波动对贸易与直接投资的消极影响是非常必要的｡为此,东亚各经济体之间需要就货币或汇率方面的内容进行合作｡不过,货币或汇率合作属于宏观经济政策层面上的合作,它必然影响各国政策的自主权,因此也是最为复杂和困难的,是需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实现的｡
传统的“两极法”把预防危机作为首要目标,而新兴市场经济体一般会利用汇率政策追求他们各自的目标,比如经济增长率､贸易和投资等｡对于新兴市场经济体(当然包括东亚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来说,他们的理想选择既不是完全的自由浮动汇率制(存在汇率超调及“浮动恐惧症”问题),也不是完全的固定汇率制(除了一些比较小的开放经济体,如香港等)｡
由于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同时实现稳定的汇率､独立的货币政策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当局必须在这三个目标的组合中做出一个合适的选择｡大部分东亚国家(不包括)都允许资本自由流动,则他们理智的选择是一定程度独立的货币政策和一定程度稳定的汇率｡在资本账户实行严格管制的中国,其理智选择是稳定的汇率和相对独立的货币政策｡
学者们提出了很多种东亚汇率协调模式,主要包括共同钉住美元模式(Mckinnon[2001]，Mckinnon and Schnabl[2002]，Mundell[2001])､主导货币模式(Wyplosz[2001])､货币篮模式(Williamson[1999]，Kawai and Akiyama[2000]，Kawai and Takagi[2000])等｡
（一）共同钉住美元模式
东亚各国把各自的货币共同钉住美元,从而实现各国货币的相对稳定｡该模式认为东亚各国货币共同以美元为外部名义锚,并认为实行固定汇率制度对防范金融危机的发生仍然有一定的好处,这一制度与危机前各国单个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有所不同｡不过,“东亚美元制”实行的前提条件是区域内各国之间的贸易关系要高度一体化,区域内贸易的增长速度要远远高于对美贸易｡这种方案的好处在于保留了美元作为外部名义锚的优点,有利于人们产生稳定的“回归性的预期”，坚定市场信心,减少恐慌,避免货币危机的发生｡但这种汇率制度安排也存在内在的缺陷,即东亚各国所处经济发展阶段不尽相同｡区域内除了日本为发达国家外,其他均为发展中国家,且与美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很大,因此这种外部统一锚的有效性难以得到发挥｡东亚各国采取共同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安排与各国单独钉住美元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实现了相互间的汇率稳定,而不能摆脱日元对美元波动和投机冲击的影响｡
（二）主导货币模式
借鉴欧洲汇率机制,建立起以日元和人民币为主导货币的亚洲汇率联动机制,又称为内部名义锚｡这种方案建议将一篮子东亚国家货币作为内部名义锚,东亚各经济体共同钉住货币篮,从而实现各经济体之间货币汇率的稳定,最后过渡到统一货币｡货币篮中各国货币所占的比重则根据各国经济总量､贸易方向和投资比重来确定｡这种方案长期来看是可行的,区域内最终能像欧元区一样发展为统一的货币安排｡然而短期内在东亚实行的希望不大，原因是东亚缺乏像德国那样的核心国，而就当前情况来说,日本和中国都难当此任｡
最近几十年来经济增长速度居世界前列,人民币币值的稳定和中国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中国赢得了较高的国际信誉,人民币的国际化也在逐步推进中｡但是中国还面临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问题､利率市场化以及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等问题,人民币成为东亚支点货币在目前来说还不现实｡
（三）货币篮模式
该模式指出,东亚各国将本国货币钉住一篮子货币,而篮子里的货币包括美元､欧元､日元｡在实行之初,各个国家根据整个区域对外贸易的比重来确定区域内各个国家钉住主要货币的权重;区域内各经济体宣布一个钉住一篮子货币的中心平价水平，单边确定平价浮动的范围,并可根据各自经济基本面变动调整中心平价水平或平价波动范围,然后区域内各国通过协调逐步过渡到统一的货币篮制度｡
钉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虽说比前两种模式更具优势,但由于日元相对东亚其他国家的货币来说具有权利和义务不对称的特征｡日本银行可能为了追求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而放弃日元汇率的稳定,从而影响东亚其他各国的经济｡此外货币篮模式存在管理难度大,中心汇率难以确定,无法消除双边汇率的波动等问题｡
三､东亚区域汇率协调模式的现实选择
根据本文的上述分析,比较三种模式,货币篮模式更适合于东亚区域汇率协调｡不过,钉住货币篮子制度也并不是最理想的汇率制度,无论是从可持续性､稳定性,还是从灵活性看,对外浮动的单一货币区都要优于钉住货币篮子,后者作为“中间”汇率制度,容易诱发投机冲击｡但单一货币区短期内难以在东亚得以实现(Mundell,2000),而东亚更适合先进行低层次的汇率制度合作,再逐步过渡到单一货币区｡就目前来说,东亚区域最现实的途径是选择钉住一篮子货币体系,消除日元/美元汇价的波动对各经济体的影响,然后开始着手建立相关合作机构,向更深层次的经济联盟努力,为最后形成统一的货币创造条件｡
1.在加强双边､多边的汇率政策协调,保持区域内汇率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各自建立钉住货币篮子的汇率制度｡鉴于东亚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在改革各自的汇率安排的时候,可以采取逐次进入的方式｡最先参与地区汇率合作的可以是经济发展速度比较高､通货膨胀率较低且相似的经济体,然后在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吸纳其他国家进入｡而且,货币篮子在这一阶段不可能要求具有一样的币种构成（至少应包括美元､日元､人民币）,各国应该根据各自的对外贸易和投资情况来确定各自的货币篮子,并规定汇率水平调整的幅度､条件和方法｡经济状况相近的次区域层次上可以采取钉住相同的货币篮子,而对区内其他经济体维持较宽的汇率波幅和汇率政策的沟通和协调｡
2.在次区域层次钉住共同货币篮子制度以后,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各经济体在区域内钉住相同货币篮子（建立一个类似于欧洲货币单位ECU的东亚货币单位EACU,它包括所有成员国货币,每一种货币的权重按照各国在该地区的贸易份额来确定）,对外则统一浮动｡同时逐步建立东亚汇率机制（ERM）｡各国把本国货币与人民币的汇率固定住,并允许各国的汇率围绕双边中心汇率平价上下浮动｡至于如何给每种货币规定一个对EACU的中心汇率以及浮动范围,这需要成立专门的货币委员会,负责制定中心汇率平价并监督各成员国对已达成协议的条款的实施效果｡
3.当统一的汇率机制经过一段时间运行后,随着经济一体化水平的提高,可以考虑采用单一货币并成立统一的货币管理机构,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
四､东亚汇率协调机制的建立对中国的效应分析
东亚汇率协调机制的建立对中国的效应包括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
（一）积极效应分析
1.消除价格的不确定性,产生“贸易及投资创造效应”｡汇率的易变性和不确定性使减少对国外的投资,而汇率的波动则增加国际贸易的交易成本,使国际贸易的成本远远大于国内贸易的成本,从而导致国际贸易的减少｡东亚汇率协调机制的建立一方面可以降低与各国货币兑换有关的交易成本和远期抛补的成本,同时间接地减少外贸企业内部关注地区内货币汇兑和汇率风险;另一方面也会减少区域内未来汇率不确定的风险,从而降低决策成本,使价格体系成为进行正确经济决策更好的向导｡因此,稳定的汇率必然会大大促进区域内的贸易和投资,即产生“贸易及投资创造效应”｡
2.能有效避免东亚各经济体货币之间的竞争性贬值｡东亚汇率协调机制的建立将约束东亚各经济体“以邻为壑”的竞争性货币贬值行为｡参与贬值的各经济体往往并不能通过贬值扩大出口,而且大幅贬值的汇率会对本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由于我国在世界产品市场上的主导产品是经济附加值比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产品的竞争力很大一部分来源于较低的劳动力成本,竞争性贬值将在很大程度上削弱我国此类加工贸易类产品的竞争力,从而影响我国经济增长和发展｡近年来,加工贸易占我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保持在55%左右，因此健康的汇率环境对我国经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3.有利于宏观金融的稳定｡东亚汇率协调机制的建立将有助于降低整个经济体的金融风险,同时也会为我国金融体系提供一个安全阀｡
4.有助于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东亚汇率协调机制建立后,人民币在区域内的话语权将会大大提高,这将给人民币的国际化创造是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
5.有助于增强对抗人民币的升值压力｡由中国一个国家来对抗人民币升值压力很难,而东亚汇率机制建立后,人民币升值就要协调东亚其他各国,对抗来自美国等势力集团的要求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力量就会更大些｡
（二）消极效应分析
1.使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下降｡建立东亚汇率协调机制之后,我国要同其他参加协调机制的经济体保持相对固定的汇率,要求各成员国实行紧密协调的货币政策,这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我国执行独立货币政策的自由度｡由于我国是货币锚中的一锚,一方面,我国必须根据协调机制成员的数量和经济规模确定人民币的发行量,比之目前仅根据国内情况来确定货币供应量的情形要复杂得多｡此外,由于成员国的相对自由进入或退出,使得我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更为复杂,甚至在特定时期难以兼顾内外均衡｡另一方面,一旦我国国际收支恶化,也不能随意地借助人民币贬值来改善经常账户,这将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丧失汇率工具的调节作用｡
2.使我国对人民币的管理和协调成本增加｡随着汇率协调机制的运行,各国会加大对人民币的持有量｡人民币的境外流通量的增加将会使得维持人民币稳定的难度加大｡纸币流动的广度与出现伪币的可能性呈正相关,因此还会增加人民币的防伪成本｡此外,参与汇率协调机制还会涉及国内管理机构的建设等问题,从而使得管理和协调成本增加｡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东亚汇率协调机制的建立对中国来说是利弊兼有｡不过从长远来看,利肯定大于弊｡作为世界上正在崛起的一个大国,承担部分国际责任和义务也是应该的,中国应该以此为契机,逐步把自身建设成为世界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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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钟乃仪.东亚货币制度与汇率协调分析[J].新金融,2004，(1).
[2]何慧刚.东亚汇率协调机制的理论和现实依据[J].金融教学与研究,2004，(3).
[3]何慧刚,漆腊应.论东亚汇率协调机制的构建[J].亚太经济,2005，(5).
[4]李平,王学真,刘程.论东亚汇率协调机制的建立对中国的影响[J].财经问题研究,2003，(5).
[5]李晓,丁一兵.论东亚货币合作的具体措施[J].世界经济导刊,2003,(1).
[6]李晓.“日元国际化”的困境及其战略调整[J].世界经济,2005，(6).
[7]关志雄.日元贬值对亚洲经济及日本经济的影响[J].国际经济评论,2002，(1-2).
[8]关志雄.亚洲告别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J].国际经济评论,2000， (3-4).
[9]施建准.东亚金融货币合作:短期､中期和长期[R].“东亚经济圈”国际研讨会报告,2003-11.
[10]Yung ChulPark：Beyond the Chiang Mai Initiative：Prospects for Re-gional Financial and Monetary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Prepared for presentation at the Technical Group meeting of G-24 on Sep.27-28，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