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文献综述
关键词：外国直接投资，东道国，溢出效应
自Hymer(1976)的博士学位开创了外国直接投资(FDI)研究的先河以来，在这一领域，出现频率最高的应是对于溢出效应的讨论，然而这些研究得到的结论却大相径庭。本文立足于此，力图对该领域的相关成果做一梳理。
一、溢出效应的理论基础
关于溢出效应的理论基础，主要从微观角度探讨了三个问题：FDI通过什么渠道产生溢出效应？这些渠道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净溢出效应是正还是负？
(一)外国直接投资产生溢出效应的渠道研究
张建华等(2003)对溢出效应产生的渠道进行了，并将之归为四类。一是示范效应(demonstration effects)或者传染效应(contagion effects)，当地企业通过观察和学习外国企业，进而提高自己的生产效率(Koizumi et al.，1977；Findlay，1978；Das，1987；Kokko，1992)。二是竞争效应(competition effects)，跨国公司进入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垄断，市场竞争程度的加强迫使当地企业更有效率地利用资源，进而推动其技术效率的提升(Caves，1971；Kokko，1992)。三是培训效应(training effects)，跨国公司对当地企业员工的培训会通过劳动力的流动促进东道国的技术进步(Fosfuri et al.，2001)。四是联系效应(1inkage effects)，跨国公司与当地供应商有后向联系(backward linkage)，与销售商有前向联系(forward linkage)。跨国公司通过设定技术标准、提供技术指导和进行研发(R&D)合作等形式，提高了上游企业的技术水平。对于下游企业来说，跨国公司进入后将使它们有机会以低廉的价格获得技术含量高、质量好的中间品，为后续生产环节的技术升级创造了条件。
(二)各溢出渠道之间关系研究
以上四种渠道并不是在同一个层面发生作用的(Chen，1996)。示范效应、竞争效应和培训效应主要发生在产业内，属于水平效应(horizontal effects)，其具体途径包括：跨国公司通过示范效应加速当地企业采用新技术的速度；跨国公司进入迫使当地企业采用更有效率的生产和管理手段；跨国公司培养的工人和管理者流向当地企业而产生的人力资本积累。联系效应主要发生在产业间，属于垂直效应(vertical effects)，其具体途径包括：当地供应商为更好地对跨国公司提供配套产品和服务进行主动学习而带来的效率提高；当地供应商从跨国公司直接得到的技术支持而带来的效率提高；下游企业利用由跨国公司制造的质量优异的中间品，进行进一步加工和制造时从中获得的效率提高。
(三)净溢出效应研究
FDI的溢出效应并非都是正向的。Aitken等(1994，1999)认为，FDI凭借竞争优势所产生的“市场攫取效应”(market-stealing effects)，将迫使当地企业的最优产出水平降低，在规模来不及调整的情况下，这些企业的平均成本将上升，从而降低了其生产效率。从图1中可以看出(Aitken et al.，1999)，FDI进入后对当地企业的影响是双向的：正面作用是将后者的平均成本线从AC内推至AC*；负面作用是，FDI的“市场攫取效应”使后者的最优产出水平由Q1降至Q2，平均成本从AC1上升至AC2。由此看来，FDI的最终作用取决于两种效应的大小。图1中，当地的代表性企业在跨国公司进入前后的平均成本分别在A点和B点，故净溢出效应为负。
另外，从以上分析还可以推知，发生在产业间的联系效应，也即FDI的垂直溢出效应更可能是正面的。而FDI的水平效应，也即发生在产业内的效应，既可能因为示范效应、竞争效应和培训效应为正，也可能因为“市场攫取效应”而为负。
二、溢出效应的经验证据
早期学者运用发达国家的行业数据进行分析，大多对溢出效应持正面态度。随着经验研究技术的进步和数据样本的完善，家和转型国家逐渐被纳入到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中，企业层面的数据也得到更多的运用，然而得到的结论却没有早期那么积极。由于相关纷繁复杂，我们依次提出四个问题来讨论：是正向溢出？还是负向溢出？抑或是有条件的正向溢出？是水平(行业内)溢出还是垂直(行业间)溢出？
(一)正向溢出效应研究
Caves(1974)以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为考察对象，从配置效率、技术效率和技术转移等方面讨论了FDI对当地企业的影响。他发现：FDI通过竞争效应“轻微地”改善了加拿大当地企业的配置效率；而FDI通过示范效应对澳大利亚当地企业的技术效率产生了积极作用。Globerman(1979)运用1972年加拿大制造业的横截面数据，重复了Caves(1974)的工作，再次证实了正向溢出效应的存在。Nadiri(1993)对美国在英、法、德和日的投资进行了研究，同样认为FDI通过技术转移对当地企业的生产效率产生了正面影响。Haskel等(2002)对1973—1992年英国制造业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一个行业中外资比重(用就业来衡量)每提高10%，可使当地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提高0.5%，他们还进一步发现，FDI对当地TFP的影响主要是“行业内”效应，而不是“地区内”效应。
Blomstrom等(1983)开创了研究FDI在发展中国家技术溢出的先河。他们对1970年墨西哥215个四位数行业的数据进行了分析，正向溢出得到了支持。Blomstrom(1986)再次以墨西哥为例，对1970—1975年230个四位数制造业的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FDI提高了行业的平均技术效率，但对行业内生产效率最低的企业没有技术促进作用。他认为原因在于FDI进入后并没有大规模的技术转移发生，而只是通过行业内竞争程度的提高来促进当地企业技术效率的提升。Blomstrom等(1989)更进一步以墨西哥为例，分析了FDI进入后对1965—1984年当地制造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发现FDI进入后不仅提高了当地制造业的生产效率水平，而且促进了生产效率本身的增长。
溢出效应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制造业，但是Blomstrom等(1998)对印尼的研究使用的是企业数据，所涉及到的行业较多，但结论依然支持FDI的正向溢出效应。
(二)负向溢出效应研究
Haddad等(1993)对摩洛哥1985—1989年制造业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外资股份较多的企业，其TFP水平也较高；当地企业生产率的增长与行业内FDI的多少无关；完全独资的当地企业，其生产率的增长率反而高于拥有外资股份的企业。Aitken等(1999)对委内瑞拉1976—1989年企业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发现：FDI只是提高了拥有外资股份的企业的技术效率[他们称之为“己厂”(own-plant)效应]，而且这种效应对于规模较小的厂商才是“强健的”；对于完全独资的当地企业来说，FDI通过“市场攫取效应”反而抑制了其技术效率的提升。Okamoto(1999)运用企业数据，对1982—1992年日本在美国汽车行业的投资进行了研究，也没有发现支持正向溢出效应的证据。
Konings(2000)利用1993—1997年企业面板数据对3个东欧转型国家(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波兰)的FDI进行分析发现：仅仅在波兰，拥有外资股份的企业才比其他企业的绩效(performance)要好；总体上FDI对三国当地企业没有正向溢出，在波兰没有证据支持正向溢出效应，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FDI对当地企业的技术效率反而有负面影响。Djankov等(2000)利用1992—1996年捷克的企业数据进行了研究，也发现外资企业(包括独资和合资企业)对没有外资伙伴的当地企业存在负向溢出效应。
Kathuria(2000)利用1976—1989年26个三位数制造业的面板数据对印度的FDI进行了分析，发现单纯外资数量(用外资企业销售占行业总销售的比重衡量)的增加对当地企业的技术存在负向溢出效应，而可获得的外资技术资本存量(technical capital stock)则对当地的技术存在正面作用。
(三)有关有条件的正向溢出效应研究
1.当地企业的技术水平
(1)当地企业与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
Cantwell(1989)研究了1955—1975年美国在8个欧洲国家的投资，发现当地企业和外资企业技术差距较小的行业里，正向溢出效应显著；技术实力落后的当地企业要么被“逐出”市场之外，要么被挤入为跨国公司所忽略的“小块市场”里，不存在正向溢出效应。因而，他认为当地企业技术水平的高低是决定溢出效应大小的关键因素。Haddad等(1993)认为，只有内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不是“太大”时，溢出效应才可能发生。他们对摩洛哥的研究发现：FDI降低了低技术部门企业间的技术差距(dispersion)，这种作用主要是通过FDI进入后对当地企业形成的竞争压力而产生的；在高技术部门里，当地企业与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较大，并没有低技术部门的类似效应出现。Kokko等(1996)以1988年乌拉圭制造业的数据为样本，发现当地企业同外资企业的技术水平存在“中等”差距时，才有正向溢出效应发生。
大多数实证研究都表明，当地企业同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过大，不利于溢出效应的发生。但Tansini等(1998)以乌拉圭1988—1990年制造业数据为样本进行研究却发现：内外资企业间存在“中等”技术差距(用单位员工的资本存量衡量)时，并没有溢出效应产生；相反，只有二者之间的技术差距很大时才有正向溢出效应。
(2)技术差距和外资企业的市场份额
Kokko(1994)运用1970年230个四位数行业的数据对墨西哥的外资企业进行了分析，发现仅仅由于外资企业的技术过高或者内外资企业之间较大的技术差距还不足以阻止正向溢出的发生。但是如果外资处于“飞地式”(enclave)环境中，较大的技术差距将使正向溢出难以发生。内外资企业技术差距较大和“飞地式”外资企业并存的情况，意味着外资企业在某些“差异化的产品”上具有显著的规模，同行业的当地企业难以生存下去，从而没有产生外溢效应的空间。
(3)技术差距和外资企业的生产率水平
Castellani等(2001)对1993—1997年西班牙、法国和意大利制造行业的企业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内外资企业的生产力差距很大”和“外资企业的生产率水平很高”并存时，正向溢出效应才越大。他们进而对溢出效应的两个假说——“追赶假说”和“技术积累假说”——提出了批评，前者认为技术溢出与内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的大小正相关，后者则认为溢出效应发生的前提是当地企业自身已具备了相当的技术实力。
(4)技术差距和东道国的部门特征
Girma等(2000)对1991—1996年英国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认为总体上并不存在FDI对当地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但具体到企业和部门来说，情况则各不相同。与技术领先者技术差距较小的当地企业能够间接地获得FDI的正向溢出效应，而不论该部门具有什么样的特征；而在那些工艺水平较高、竞争程度较强的部门里，即使与外资企业存在较大的技术差距，当地企业仍然可以获得正向溢出效应；在那些工艺水平较低和竞争程度较弱的部门，如果内外资企业技术差距较大，当地企业则可能因为外资的进入而受损。
前面提到的Kathuria(2000)的研究，还发现外溢效应的大小与FDI所在的部门是否属于“科技型”(scientific)有关：“科技型”部门的当地企业虽然不能“自动地”获得外溢效应的好处，但却可以通过在学习和R&D上的投资来促进这种效应发生的可能性；而对于“非科技型”部门的当地企业来说，得到外溢效应的好处则要困难得多。
2.当地企业的吸收能力
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一个比技术水平更宽泛的指标——吸收能力——可能是影响溢出效应的关键因素，它包括了当地企业的技术实力、R&D水平以及出口倾向等。
(1)当地企业的吸收能力
Barrios(2000)认为“R&D支出”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地企业的吸收能力。他运用1991—1994年西班牙的企业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在R&D支出较低的传统部门，FDI的“市场攫取效应”效应占据主导地位，结果是外资越多，TFP越低；不过，即使是在R&D支出较高的部门，也没有明显证据支持正向溢出效应。Barrios等(2002)用“R及D支出”和“企业是否出口”等两个指标来衡量吸收能力。他们对希腊、爱尔兰和西班牙的FDI进行了实证研究，只发现在后两个国家存在正向溢出，而且这种效应取决于当地企业的吸收能力。Girma等(2005)运用英国和工程部门的企业数据，考察了当地企业的吸收能力(企业的TFP与行业内最高的TFP之间的差距)对于溢出效应的影响。他们发现，吸收能力对于溢出效应的影响呈“U”型：最初，由于“市场攫取效应”占据主导，即使吸收能力增大，当地企业的生产力仍然会随着FDI的进入而减小；后来，随着吸收能力进一步增大，当地企业可以充分利用FDI的正向溢出效应，其生产力会随着FDI的进入而逐步提高。
(2)吸收能力和外资企业所在的部门特征
Kinoshita(2001)运用1995—1998年捷克制造业的企业面板数据，分析了吸收能力(用R&D衡量)对溢出效应的影响，发现在解释企业的生产率时，R&D的学习效应(1earning effects)的重要性大于其创新效应(innovative effects)；FDI的正向溢出主要发生在东道国R&D密集的行业里；FDI在寡头部门的溢出效应要大于在非寡头部门的溢出效应。
(3)吸收能力和外资企业的技术行为
很多文献认为外资企业是“消极”的行为者，“它们只是母公司技术转移管道(pipeline)上一个存在‘泄露’的容器(1eaky container)，正是从这里东道国企业得到了外溢效应的好处”。Marin等(2004)对此提出了批评，并认为外资企业行为本身会对外溢效应的大小产生影响。他们运用1992—1996年阿根廷的行业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当地企业的吸收能力对FDI的外溢效应没有影响，但是外资企业本身的“技术行为”会影响到溢出效应的大小。在那些外资企业技术行为积极(active)的部门里，外资企业对当地企业的正向溢出作用明显。
(四)有关水平(行业内)溢出与垂直(行业间)溢出研究
人们认为，很多关于FDI的研究之所以没有发现正向溢出效应，可能与研究集中在行业内(即水平溢出)有关。要寻找FDI正向溢出的证据，重点可能需要转向行业间(即垂直溢出)。
Kugler(2000)对1974—1998年哥伦比亚的企业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发现，由于当地企业吸收能力有限，FDI的行业内溢出效应并不存在，而行业间外溢效应却显著为正，这证明FDI进入后对其供应商和客户的生产率产生了积极促进作用。Schoors等(2002)对1997—1998年匈牙利的企业面板数据进行了分析，发现FDI对当地企业的外溢效应既发生在“行业内”，也发生在“行业间”，但后者比前者更为重要；“行业内效应”显著为正；“行业间效应”却有差异，前向溢出显著为正，后向溢出显著为负。作者认为，无论是“行业间效应”还是“行业内效应”，都取决于行业的开放程度以及行业内当地厂商的吸收能力。Smarzynska(2004)运用1996—2000年立陶宛企业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FDI的后向溢出效应显著为正，而水平的或行业内的溢出效应并不显著。
三、溢出效应在的经验研究(一)溢出效应的经验证据
姚洋(1998)的研究发现，与国有相比，国外三资企业的技术效率要高39%，港澳台三资企业要高33%，行业中三资企业数量的比重每增加1%，每个企业的技术效率就会提高1.1%。沈坤荣(1999)利用省际FDI总量与TFP作横截面分析，发现FDI占GDP的比重每增加1%，可使TFP增长0.37%。何洁等(1999)认为FDI带来的技术水平每提高1%，中国本地企业的产量就提高2.3%。潘文卿(2003)基于中国工业部门的面板数据，分析结果显示1995—2000年FDI对工业部门的总体外溢效应为正，FDI的资本积累每增加1%，本地企业的产出增加0.13%。包群等(2002)的研究有些不同，他们认为F1)I虽然促进了中国的技术进步，但该作用主要源于外资企业自身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其技术外溢效应并不明显。
(二)溢出效应的实现机制
林毅夫等(2000)以可口可乐的罐装系统对中国的影响，说明了联系效应作为技术溢出渠道的重要性。姚洋等(2001)发现，外溢效应主要体现在地区内，行业内的外溢效应并不明显，故它主要是通过管理示范而不是技术扩散形成的。张建华等(2003)对1997—1999年广东省39个行业和21个城市的数据进行了分析，发现示范效应和联系效应是FDI外溢效应的主渠道，其在地区内的外溢效应大于在行业，内的外溢效应。江锦凡(2004)认为F1)I对中国的外溢效应，是通过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人力资本积累以及制度变迁来实现的。喻世友等(2005)的研究发现，外资企业通过高产出和高技术水平对国内企业的技术效率产生了促进作用，但外资企业通过高技术水平对国内企业技术效率的带动作用要大于通过高产出水平的带动作用。
(三)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
沈坤荣等(2001)对1987—1998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表明，要提高F1)I对中国技术转移的速度和质量，竞争性的市场环境和充足的人力资本存量是必不可少的。何洁(2000)的研究则表明，正向外溢效应必须建立在经济水平的提高、基础设施的完善、自身技术水平的进步和市场规模扩大的基础之上，单纯提高经济开放度是没有意义的。陈涛涛等(2003)认为技术差距是影响FDI对中国行业内溢出效应最直接、最重要的因素，而资本密集度及行业集中度对FDI溢出效应的影响只有在与技术差距共同考察时才会反映出来。陈涛涛(2003)还发现，充分竞争是产生溢出效应的有效机制，内外资企业的竞争能力差距越小，越有利于溢出效应的产生。喻世友、史卫和林敏(2005)则认为，高技术差距和高竞争程度都有利于促进FDI的外溢效应。
四、性评论
(一)关于研究溢出效应的样本
早期研究FDI的大多支持正向溢出效应的存在，这可能与它们多以发达国家或较为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为考察对象有关。该观点得到了Aitken(1999)的支持，他们认为，若“FDI偏向聚集于”技术较为发达的国家和行业，结果可能高估FDI对东道国的技术溢出作用。为避免出现这种情况，目前研究溢出效应的样本有以下特点：为更清楚地把握溢出效应产生的机制，企业数据被广泛使用；为适应数据来源的微观化，除制造业以外，更多的行业被纳入到研究的范围内；为克服单个国家分析中“水平效应”的影响，跨国数据正得到广泛的使用。
(二)关于研究溢出效应的实证方法
关于横截面数据和面板数据。早期关于溢出效应的研究多运用行业或部门的横截面数据，并采用OLS处理方法。随着研究样本的“微观化”和“跨国化”，目前面板数据得到广泛运用。相对于时序和横截面数据，面板数据可以更精确地把握变量之间的经验关系，这与其数据结构有关，也与它的处理方法丰富有关，如固定效应分析(FE)、随机效应分析(RE)和动态面板分析(GMM)等。
关于因果关系。有证据表明，FDI与东道国生产力之间的“因果关系”可能是双向的(Kholdy，1995)：一方面，FDI可能通过外溢效应带动了东道国技术效率的提升；另一方面，东道国现有的技术水平又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FDI进入的速度和质量。鉴于此，实证研究中有必要对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检验，或者直接运用联立方程的方法。
关于内生性。随着探讨溢出效应的理论框架从“产业组织理论”过渡到“经济增长理论”，在溢出效应的研究中，人们意识到有必要运用适当的工具变量来控制变量的内生性。
(三)关于研究溢出效应的侧重点
从探讨是否有溢出到探讨哪些因素会影响溢出。早期研究只是追问FDI对东道国企业是否存在溢出效应。1990年代以后，人们逐渐对研究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产生了兴趣。发生这种转变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从早期研究发现正向溢出到后期难觅正向溢出“踪迹”，使人们意识到有必要去考察影响溢出效应的因素；二是随着FDI在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很多国家纷纷出台优惠政策来吸引外资，这就需要有相应的理论来进行政策评价，尤其是，往往这些政策并不能促进FDI正向溢出效应的产生。
从关注行业内溢出到关注行业间溢出。外资企业可能不太会愿意向同行业的当地企业转移技术，它们毕竟存在着(潜在的)竞争关系。对同行业的当地企业来说，“示范效应”带来的好处可能不足以弥补“市场攫取效应”的负面影响，因而行业内正向溢出可能极为有限。然而，外资企业出于对中间品和市场的需求，却可能对当地的上下游企业产生正面溢出作用，因为它们最主要的是“互补”关系。从这种意义上说，FDI最可能发生溢出效应的不是行业内，而是行业间。正是这个原因，FDI的行业间溢出效应已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
(四)关于研究溢出效应的理论基础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都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基于该理论的经验研究有两大特点：一是运用案例分析；二是将FDI对于东道国可能存在的正面作用，局限于跨国公司对子公司的技术转移。然而，案例分析并不能对理论进行严格验证，仅仅通过技术转移衡量溢出效应也是片面的。目前，在研究FDI的溢出效应时，“内生经济增长理论”逐渐为人们所重视。在新古典增长理论里，FDI起着填补“资本缺口”的作用，它与东道国资本一样，受制于边际报酬递减。而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里，FDI既可以填补“资本缺口”，还作为“打包”的要素，通过促进东道国技术进步而成为经济增长的内生性、持久性因素。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目前研究溢出效应的文献，越来越具有研究“经济增长”的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