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生创新增长理论研究述评
关键词：内生创新，经济增长，创新要素
自Aghion & Howitt(1992)、Caballero & Jaffe(1993)、Englmann(1994)等学者将“创造性毁灭”思想内生化以来，学术界掀起了内生创新增长理论(endogenous innovation growth theory)的研究高潮，开始从创新视角重新考察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和动力问题。在这些模型中，技术进步是有目的的研发投资和创新的结果，并且研发投资和创新获得了某种形式的事后垄断地位。但由于与创造新产品及新生产方式有关的扭曲，经济增长率和发明活动的基本数量不再满足帕累托最优标准，政府在税收、、基础设施和秩序维护等方面的公共政策将影响到经济增长是否符合社会最优路径。在理论演进过程中，各种创新要素被逐一吸收、整合进理论框架，实现了研究方法与经济现实的相互融合，也衍生出很多颇具建设性的政策含义。
一、内生创新增长理论将创新要素内生化的思路和方法
(一)研发投资与回报的内生化
内生创新增长理论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是创新的来源。新古典增长理论隐含的要义是一种新思想或新设计一旦创造出来，立刻会在所有潜在生产者之间以一种非竞争性的方式无偿使用，任何生产者对新技术的利用都不会影响其他生产者同样利用该项技术。虽然从全社会角度看这是满足帕累托最优的，但假如技术外溢没有任何限制，研发投资活动就不能取得任何收益，也就不会有人再去从事研发，因此外生技术会导致一个很难解释的悖论。
Grossman & Helpman(1991)的水平创新(horizontal innovation)模型尝试了将研发投资及其回报内生化。水平创新模型假定一定数量的研发投入可以生产出确定的新产品，由于新产品的设计者拥有对产品生产和销售的垄断权，垄断利润为产品定价和生产成本差额在未来无限期的贴现值总和。如果各类中间产品数量在均衡时都相等，垄断定价恰为中间产品收入份额的倒数，从而保证出售价格高于成本价格并为研发投资和创新提供激励。但水平创新模型实际上假定一旦新中间品被生产出来，其使用者就能获得永久的垄断权利，这并不符合经济现实。事实上，随着竞争者逐渐了解这种新产品并模仿或创造出近似的替代品，创新者垄断地位将持续削弱直至完全消失。Aghion & Howitt(1992)利用垂直创新(vertical innovation)模型提供了补偿研发投资的另一种思路。他们在产品生产部门之外又引入了研发部门，劳动力也相应在两个部门间重新分配。研发部门专门从事研发投资和创新，并将新开发的中间产品销售给最终产品部门；最终产品部门是完全竞争的，从而销售价格等于中间产品的边际产出。经济体系达到均衡时，劳动力在产品生产部门和研发部门的工资率相等，最终产品部门的销售价格等于中间产品需求弹性的倒数，所取得的利润作为研发投资和创新的补偿以工资形式全部付给研发部门。研究方法上，他们利用经生产力调整后的工资率和产品生产部门劳动力需求公式进行稳定状态研发活动的比较静态分析。这种方法基本上脱离了新古典增长分析框架，是内生创新增长理论研究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基于这一思想他们逐步融入了包括资本、知识、、政府研发补贴等很多新的内容，以后的很多内生创新增长(如Park，1998；Morales，2004等)，也大都延续了这一研究思路。
从这些研究文献可见，内生创新增长理论将研发投资与回报内生化的几个要点在于：(1)商业化的研发活动导致创新。(2)研发成果是新资本品，利用新资本品可以更有效生产最终产品。(3)新资本品被垄断使用，垄断价格将高于研发成本，从而为研发创新提供投资回报。这样一些思路为新古典增长模型中一直悬而未决的技术进步机理问题提供了合理解释，也顺利完成了从新古典增长理论到内生创新增长理论的过渡。
(二)“创造性毁灭”思想的内生化
基于产品多样化研究创新增长的一个重要局限在于没有考虑旧产品的消失，如果新技术的产生使旧的中间投入随时间而逐步变得过时，那么淘汰旧中间产品将部分中和新中间产品的引入，使水平创新模型中的产品数目扩张难以实现，也就无法抵消不利于经济增长的边际回报递减效应。
AShion & Howitt(1992)以垂直创新模型提供了将“创造性毁灭”内生化的开创性思路，其中增长是由一系列随机的质量改进而来，创新本身也来自于具有不确定性结果的研发活动。在其模型中，技术进步描述的不是新产品开发，而是创新带来的产品质量改进，并引发技术水平呈阶梯式增长。为了修正水平创新模型中的创新结果确定性假设，他们将创新行为赋予专业性、竞争性的研究部门，每一次创新规模是确定的，但在任一时期中，“突破性创新”(drastic innovation)按照某种概率机会发生，下一次创新会导致当前垄断利润完全丧失，而下一次创新产生“毁灭”效应的速率又取决于创新的泊松抵达率。这样设定的结果是，一项创新的价值取决于垄断利润流以及经“创造性毁灭”效应调整后的利率水平，该利率水平同研发活动数量正相关。如果新一轮创新之后预期研发出现得越多，创新者所能享受的垄断时间就越短，所获得的创新收益也越小。Gmssman & Helpman(1991)则提供了将“创造性毁灭”思想内生化的另一种思路。他们将竞争范围局限于不同的行业，行业内研究活动是连续而非跳跃的，创新将在许多行业内同时出现。通过引入质量阶梯(quality ladder)概念，可以研究不同质量产品的定价策略，在伯川德市场(Bertrand market)中，赋予创新者“限制定价”能力，将低质量产品完全排挤出市场。这样一种巧妙的建模思路使新旧产品之间的完全替代性看起来具有了逻辑上的合理性，也为“创造性毁灭”提供了理论依据。从其分析框架推衍出的经“创造性毁灭”效应调整后的利率、均衡经济增长率以及内生创新规模都同Ashion & Howitt(1992)得出的结论基本一致。Caballero & Jaffe(1993)以及Englmann(1994)意识到“创造性毁灭”和知识外溢是同时发生的，每次创新既使创新者获取了垄断地位，将旧产品挤出市场，又增加了全社会知识存量，使其他潜在的创新者能够“站在巨人肩膀上”进行新的研发创新，并导致新一轮的“创造性毁灭”。
从上述文献可见，内生创新增长理论将创造性毁灭内生化的几个要点在于：(1)考虑垂直创新模型而不是水平创新模型，因为水平创新模型从产品数目扩张角度分析创新效果，难以体现出对旧产品的毁灭效应。(2)将创造性毁灭效果同垄断者面对的利率和创新价值相联系，这是由于当新的创新发生时，“毁灭”效应会将原来的垄断者挤出市场，使其失去垄断收益。(3)引入一个创新发生的概率函数，简化对创新结果不确定性的分析。创新性毁灭内生化将非均衡增长思想数量化、模型化，也使内生创新增长理论将研究视角转向了更接近现实世界中的垄断市场。
(三)人力资本积累的内生化
一个经济体系的创新能力并不是外生的，人的知识、技能必然影响到区域创新能力以及赶超经济发达地区的能力。Lucas(1988)指出人力资本积累的两个途径在于教育和边干边学(1earning-by-doing)，内生创新增长理论在将人力资本积累内生化上也是从这两个角度分别展开的。
在人力资本积累和教育的关系上，Azariadis & Drazen(1990)认为，技术外溢性使人力资本投资的私人收益同现存人力资源平均质量呈显著正相关，发达地区投资于教育的私人回报一般高于不发达地区，导致人力资本投资过程中的“门槛效应”(threshold effect)。如果两种地区中的教育投资力度不同，不同的人力资本积累速度会形成多重的、属地化的均衡发展路径，出现所谓的低发展陷阱问题。Benhabibi & Spiegel(1994)通过跨国增长核算，更进一步分析了人力资本、教育和创新之间的关系，指出人力资本积累决定了教育边际生产力并使之保持在一个正的水平，但除非教育同创新速度和技术赶超速度建立关系，否则对生产力增长没有显著贡献。教育增加个体的能力首先表现在创新(如发明新产品、新技术、新的工艺流程)，其次表现在采纳新技术，然后是加速技术在经济中的扩散。另一种思路将“边干边学”内生化于创新增长模型。从功能来看，边干边学主要提高产品质量和竞争力，一般被设定为创新规模和垄断地位持续时间的内生决定因素。Young(1993)将研发和边干边学融入一个模型框架，其中边干边学被设定为“约束型”的，不能外溢到特定产业之外。这样设定的结果是研发和边干边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相互牵制的，影响结果是混合的。如果相对于市场规模来说研发成本较高，收益过低，研发创新就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限制因素；如果研发收益较大以至创新规模超前于边干边学积累的经验，边干边学就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瓶颈。其后很多研究人力资本积累的文献，如Aghion & Howitt(1998)、Zeng(2003)等，基本都沿循这一思路展开分析。
从上述研究可见，内生创新增长理论将人力资本积累内生化的要点在于：(1)考虑边干边学和教育对提升人力资本效果的差异：教育过程中获取的人力资本投资收益能够外溢到整个经济体，使全社会受益；边干边学则发生于从事特定行业所获取的经验、技巧，这些专业化知识使人力资本收益更加内部化，很难扩散到行业之外。(2)将资本扩展为包括人力资本在内的广义资本概念，实现对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向下兼容和扩展。
(四)模仿与技术扩散的内生化
在市场研发创新过程中，竞争者的模仿行为不仅使抽象的原理易于应用到新环境，甚至领先者所发明的设计方案和产品本身都会被复制，从而加速“创造性毁灭”过程。只有将模仿和技术扩散内生化于创新模型，才能从成本和收益角度分析其对产品研发、经济收敛和国际贸易可能产生的影响。
Grossman & Helpman(1991)将模仿和技术扩散内生化于南北贸易问题，其中特别分析了厂商定价策略。他们在寡头竞争条件下找到了南方厂商的边际收益曲线，分两种情况考虑了南北方定价博弈达到纳什均衡时，南方厂商的价格和利润。当南方厂商成本同北方相比具有微小差距时，南方厂商定价为北方厂商成本；而在这一差距是巨大差距的情况下，南方厂商定价只考虑自身成本。利用股权收益和投资成本的无套利条件，发现南北方国家各自的经济结构特征共同决定了长期创新率和模仿率，模仿行为将提高新产品预期利润，增加北方国家的创新积极性。Barro & Sala-i-Martin(1995)更注重研究模仿与技术扩散导致的经济收敛。在其模型中，模仿成本同样被分为两种情况考虑：如果模仿成本固定，那么当两个国家的外生技术参数和劳动力规模相同时，与新古典增长模型的“绝对收敛”一致，追随国将获得更快增长速度；如果模仿成本被设定为产品数量比例的减函数，追随国将逐步逼近领导国经济增长率，直至最终保持同步增长。这就为追随国和领导国之间的发展差距提供了另一种分析思路：既可能追随国落后的初期技术水平、人力资本状况或政府政策干扰了模仿和技术扩散所带来的后发优势；也可能模仿成本随着领导国创新技术的不断发展而逐步提升，限制了追随国的赶超能力。因此落后国家追赶先进国家不能仅依赖模仿和引进创新，培育自主创新能力、提高人的受教育水平以及合理的政策、制度都是决定因素。
从上述文献可见，内生创新增长理论将模仿与技术扩散内生化的要点在于：(1)否认技术扩散的瞬时平滑性，将研究视角细化到创新扩散的机理和动力问题。(2)从模仿和学习角度研究创新技术如何扩散到其他经济体，模仿成本和受益决定了不同创新主体的最优选择。(3)将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内生化到模型框架，研究这些因素对技术扩散速度和经济收敛模式的影响，并初步涉足政策性、制度性因素对扩散路径的决定作用。
(五)政府政策参数的内生化
内生创新增长理论将各种创新要素内生化之后发现，如果没有政府的介入，经济增长率将偏离帕累托最优路径，只有将政府政策参数内生化，才能矫正这一偏移趋势，满足社会目标。在研究方法上，各种内生创新模型一般通过建立现值汉密尔顿方程，对比单个生产者和社划者的最优消费路径，推导出各自的稳态增长率。由于创新要素内生化后，单个生产者很难将创新所带来的外溢性考虑进自身效用函数，而对于社会计划者来说，创新所引致的技术扩散、知识外溢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将使全社会受益，因此单个企业和社会计划者所面临的最优路径很难达到一致，需要政府政策对企业行为给予一定的干预和调整。
在政策实施方向上，形成了以下几种代表性意见：第一，对研发投资进行支持。多数研究表明，政府可以直接从事研发创新，也可对企业研发行为实行补贴，或者直接补贴到企业研发行为本身，或者补贴到吸收引进新技术。但由于政策补贴需要动用社会资源，政府行为对宏观经济效率的影响也应该内生化后予以考虑。第二，对企业投资行为给予支持。与长期增长率不受资本积累影响的传统观念相反，很多将资本内生化后的创新增长模型都表明资本和创新之间是一种互补而非替代的关系，政府补贴投资可通过提高均衡利润流而刺激创新。但企业也可能在追逐创新收益的“市场份额”过程中盲目扩大投资、引发经济波动，因此政府必须把握好对投资品的补贴方向和补贴力度。第三，支持教育和培训。通过教育与培训提升人力资本，是防止资本收益回报递减、避免低发展陷阱的有效途径。但正如前面的分析，教育和培训提高人力资本的方式不同，培训更注重从边干边学方面增加工人生产能力，因此政府对教育和培训资源的分配比例应根据人力资本禀赋特征和经济发展状况而定。
二、内生创新增长理论的新进展在将各种创新要素内生化之后，内生创新增长理论开始涉足更多新的研究领域，更加注重理论体系的完整性、适用性及其与现实的相互融合，得出了很多与传统观点并不一致的分析结论。从新近的研究情况来看，这套理论体系在以下几个方面实现了比较好的突破：
(一)扩展研究视角，丰富理论体系
1.市场竞争与创新。传统观点倾向于市场竞争和创新之间呈负面联系的观点，认为只有非竞争性产生了垄断租金才能诱使人们从事创新，进而推动经济在周期性波动中保持非均衡增长。但Blundell，Griffith & Reenen(1999)认为，市场竞争与创新是一种正向线性关系，市场竞争引发了优胜劣汰压力，迫使从事新技术开发以保证市场份额。Ashion & Howitt(1998)对这种正相关关系提供了一种经济解释：他们分别考虑了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以及引入代理问题之后以公司经理人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对于利润最大化目标企业，竞争确实阻碍了创新速度；但对非利润最大化企业来说，竞争加剧导致企业利润水平缩减，促进企业经理人加快新技术采纳步伐。沿循这一思路，Ashion，Bloom & Blundell(2005)以企业采用的专利数衡量创新、以勒纳指数衡量市场竞争、以非线性估计法拟合不同产业间的经验数据，发现产品市场竞争与创新之间呈“倒U型”曲线状，竞争刺激了水平接近(neck-to-neck)的企业加快创新步伐，降低了落后(1aggard)企业采用新技术的动力。因此，政府应区分不同产业类型对企业创新行为加以诱导或管制，防止出现激励不足或创新过度的局面。
2.失业与创新。传统观点认为创新和技术进步会在创造性毁灭中引致失业，但Aghion & Howitt(1998)发现两种并存的效应：第一，创新产生创造性毁灭效应，提高了经济增长速度，缩短了生产单位的生命周期，使创建一个企业的报酬减少，失业增加；第二，创新提高经济增长速度本身又能增加企业报酬和资本化价值，鼓励更多企业进入，使就业岗位增加，失业降低。创造性毁灭效应和资本化效应对失业的影响结果取决于失业工人对空缺岗位数的边际匹配速度，速度越快，资本化效应就越高，从而创新可能最终导致失业率降低而非增加。Antonucci & Pianta(2002)则实证考察了不同创新方式对失业的影响，发现价格竞争引发的创新是制造业就业的重要决定因素，影响结果是导致失业率降低。上述研究为“创新有利于增加就业”的新观点提供了证据。
3.经济周期与创新。传统观点认为创新引致的技术进步提高了要素产出率，因此创新和经济周期是同步的。但Helpman & Trajtenberg(1994)认为经济萧条提供了一种“清洁机制”，可以减少组织运行无效和资源配置失误，相应地有利于生产力提高和创新。其思路是一般性技术创新需要一套新的中间品才能投入使用，这些新的中间品的设计发明成本高昂，直到有足够的关键中间品积累时，转向新的一般性技术才能盈利。因此在一般性技术创新期间，由于大量资源从生产领域转向研发领域，国民收入可能在新技术发明直至投入使用阶段下降。Andergassen & Nardini(2005)认为，经济体系中一个部门采用新技术会很快传播扩散到其他部门，形成显著的技术关联性，最终导致一轮创新波(waves of innovation)。如果将其引入经济内生均衡增长路径，会发现创新波与经济周期波动步调并不一致，经济周期波动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总之，这几种理论观点类似，都认为创新可能伴随着一定时间内的经济萧条，而非产出扩张。
4.收入分配与创新。传统观点认为收入分配不平等和人均GNP之间呈倒U型分布，最低与最高程度的人均GNP都对应着收入相对平等，但新近的研究发现经合组织国家内部收入不均衡程度正持续加大。Aghion & Howitt(1998)的解释是，创新导致“技能偏向型”新技术出现后，对熟练工人的需求会进一步增加，以便掌握新技术并实施增量创新，同时对非熟练工人的需求则不断下降。劳动要素需求差异导致了工资不平等趋势的不断扩大，但当熟练工人供给数目随工资升水做出过度反应时，工资不平等也会在一定程度上被中和。Ashion(2002)在具有质量增进型创新的模型框架中，进一步分析了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的两个收入分配现象：不同受群体内部和群体之间都经历着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其研究结论表明，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主要是由于创新所导致的一般性技术应用，群体内部差距则主要是一些暂时性收入部分的差距。因此从研究现状来看，内生创新增长理论倾向于“创新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结论。
(二)整合创新要素、创新行为与创新环境，贴近经济现实
1.将研发投资与回报、创造性毁灭、人力资本积累等创新要素同时内生化，分析人力资本积累、企业研发投资和人口增长环境之间的关系。Redding(1996)在Azariadis & Drazen(1990)等人研究的基础上，将人力资本积累和研发投资同时内生于创新增长模型，得出研发投资与人力资本投资行为的互动决策过程及均衡博弈结果。如果劳动者认为企业将从事研发和创新，在提高预期工资的刺激下他们将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更高程度的人力资本投资也提升了企业从事研发创新的预期回报，形成高增长均衡；但假如企业发现从事研发和创新活动的预期收益不能弥补成本，劳动者也预期到企业不会从事创新，他们将相应降低人力资本投资，形成低增长均衡。Strulik(2005)则将人力资本投资、研发和人口增长全部整合到一个模型框架，并同时考虑了产品多样化的水平创新和质量改进型的垂直创新。结论与前者不同，经济增长率与人口增长率并不具有必然联系，虽然人在受教育过程中提高了人力资本存量，促进了产品创新和质量改进；但这与人口增长率的相关性并不大，决定经济长期增长的根本动力仍在于人力资本投资。
2.将各种创新要素同企业行为、企业面临的市场环境相互融合，分析企业行为对创新和经济增长的影响。Atallah(2002)分析了企业之间的合作行为对技术溢出、研发投资和创新的影响。他将上下游产业间的合作称为垂直合作，将产业内部合作称为水平合作，分四种情形进行考虑：不合作、垂直合作、水平合作以及同时存在垂直和水平合作。当水平溢出效应较低时，企业之间的合作会降低研发投资和创新；但如果垂直溢出效应足够强，或者水平创新伴随着垂直创新，那么企业之间的合作也可能促进研发投资和创新。Nahm(2004)则研究了垄断地位保持者继续实施创新行为的经济影响，认为耐用品垄断者的创新行为必须考虑到产品跨期定价和研发决策的互动性，如果企业创造出新产品后依然选择出售旧产品，其研发投资决策将遇到时间不一致(time-inconsistency)问题，从而影响下一步的创新和增长。从这条整合路线的脉络来看，内生创新增长理论已经开始针对不同市场特征分析企业行为同创新增长的关系，研究结论更具有现实意义。
3.将产品创新、过程创新(process innovation)和竞争环境统筹考虑，更加注重创新过程中的连续性和动态特征。Bonanno & Haworth(1998)分析了处于不同竞争环境中的企业在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上的最优选择，竞争环境包括两种：伯川德市场和古诺市场(Cournot market)。由于古诺市场同伯川德市场相比价格更高、产量更低，因此前者竞争程度弱于后者。研究结果表明，高质量企业在伯川德市场中更倾向于从事产品创新，在古诺市场中更倾向于从事过程创新；低质量企业的最优选择则恰好相反。Boone(2000)同样研究了市场竞争压力对企业投资于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的影响。在其模型中，企业创新后的垄断权利、产品市场竞争对生产效率的选择和适应效应被统筹考虑，发现竞争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程度取决于企业的生存状态和垄断程度。当竞争压力增强时，企业越弱小、对市场控制程度越低，企业的预期利润和降低成本的动力也越弱。这条整合路线为企业创新策略选择提供了微观基础。
(三)深入剖析政府创新政策的经济影响
1.政府研发、私人研发及其经济影响。Park(1998)将政府研发和私人研发所需动用的社会资源内生化，认为虽然提高政府研发支出占GDP比重会使公共知识存量增加，但也会削减私人部门人力资本存量，降低私人部门研发生产力。在“替代性”和“互补性”机制的共同作用下，经济增长率同政府研发支出占GDP比重呈现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使经济增长率最大化的临界税率决定了政府研究部门的最优规模。此后的很多对政府研发和私人研发之间并存的替代性和互补性关系提供了进一步的经济解释，印证了政府研发最佳规模理论的适用性。
2.政府研发和教育支出的经济影响。Derek & Kee(2003)更细致地剖析了政府研发、教育支出的动态经济效应，发现当政府研发支出增加后，由于创新活动得到政府支持，经济体系中的知识存量增加，知识存量增加又促进了创新活动的更多涌现，最终使经济体系中物质资本、知识和产出的稳定增长率都得到提高。当政府教育支出增加后，经济体系的人力资本存量首先增加，假定人力资本分配到研发部门中的比例是固定的，研发部门中人力资本存量增加导致了更多创新，知识存量增长速度加快；同时分配到产品生产部门的人力资本存量也会扩张，伴随着知识存量增长速度的提升，总产出和物质资本存量增长速度均加快。
3.政府研发补贴的经济影响。Morales(2004)扩展了基于“创造性毁灭”思想的模型框架，将政府部门从事公共研发、资助企业研发以及对企业研发进行补贴全部内生化。当政府资助企业研发时，增加对其基础研发和应用研发的资助力度，均有助于提高经济增长率，均衡时基础研发和应用研发对增长率的边际贡献度相等，并且提高政府资助企业研发占政府研发经费的比例也有助于经济增长。提高政府对企业研发的单位补贴率不仅不会挤出企业研发投资，还能产生一种提高社会应用研发与基础研发的汲水效应，两种机制共同提升了长期经济增长率。
4.政府税收激励政策的经济影响。Azhion & Howitt(1998)指出，税收激励和研发补贴的主要区别在于，研发补贴是政府对特定部门或企业进行的补贴，补贴对象具有特殊性，是可甄别的；而税收减免、加速折旧、税收优惠等税收激励政策则是政府部门对企业创新行为采取的一般性激励措施，受益对象很难具体区分。两种创新政策均有局限：补贴政策存在游说、操作不透明等制度性问题；而对那些即便得不到税收优惠也会实施的创新项目来说，政府这种普适性政策就可能浪费在边际外投资上。因此政府应区分研发项目类型分别给予税收激励，确保政策实施效果。
(四)寻求创新与经济增长的更多经验证据
1.创新对产出总量和产出效率均具有明显促进作用。变量选取上，由于数据获取难易程度和可信度的原因，实证文献主要以如下变量衡量创新：研发支出、专利数、创新计数(innovation counts)、创新收益等，其中又以研发支出居多。Cameron(1998)了以往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结果，这些实证分析分别针对不同企业、产业和国家范围内展开。他发现大多数研究支持“研发投资同总产出、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联系”的观点，研发资本存量增长1%，总产出增长0.05%—0.1%；研发投资的社会回报率一般在20%—50%之间。这些实证结论表明，内生创新增长理论的立论基础无疑是正确的。
2.企业创新在不同国家、产业和行业间具有明显的溢出效应，但政府研发创新的溢出效应较弱。Johns & Williams(1997)的经验研究表明，企业创新溢出主要源于技术泄漏、不完善的专利制度、熟练工人流动以及创新者的非完全歧视定价，尽管这会降低企业从事创新的动力，但创造性毁灭引发的企业规避竞争效应以及创新产品间的替代效应又会激励创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溢出效应的负作用。与之相比，政府研发创新的溢出效应普遍低于企业创新，但社会回报率很高，这是由于政府研发创新活动主要集中在国防、空间技术等私人部门无力承担的领域，具有较高的私密性和不可替代性。
3.创新溢出效应具有属地化特征，其他地区从本地创新的获益一般低于本地企业。Bottazzi & Peri(2003)的实证结果表明，一个地区研发支出加倍，能增加80%—90%的本地创新，但只能使其他周边地区增加2%—3%。虽然“技术赶超”有助于缩小不同地区间的产出效率差距，但技术从先进地区向落后地区扩散取决于效仿成本、人力资本禀赋、初始技术水平、开放程度等一系列条件，并需要足够的本地创新努力作为支持。因此创新扩散并非一个平滑过程，政府利用诱导性政策改善落后地区的创新环境将非常关键。
三、简评
从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路径来看，内生创新增长理论已逐步取代其他几种研究视角，成为考察长期经济增长机理和动力问题的主流理论，各种创新要素被不断整合进理论框架，数学模型表达形式也越来越缜密和复杂。从这套理论体系衍生出的各种假说或推论，如人力资本门槛、低发展陷阱、物质资本与创新的互补关系、经济收敛与技术扩散速度的调和、公共政策对企业研发投资的激励等，都极大细化了理论模型对经济现实的解释，可以直接指导创新政策实践。内生创新增长理论研究给我们两点启示：首先，人的因素对促进创新至关重要，只有增加经济体系中普通劳动者的人力资本禀赋，才能充分激发企业、高校和中介机构等创新主体的自主创新能力，更好消化、吸收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先进技术。其次，政府在创新过程中所发挥的激励、引导作用将直接决定创新绩效。理论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应在三方面施以诱导性政策促进创新：以教育培训政策提高劳动力质量、以税收优惠和支出补贴政策激励企业创新主动性、以公共投资政策培育良好的创新环境，创新制度建设将成为贯穿三方面政策的保障。但各种内生创新增长模型只是在一种高度抽象的水平上操作，数学符号很难模拟出制度性因素对实际经济运行结果的影响。诸如什么制度促进发现新的创新机遇、什么制度延缓其发现、商业企业应以什么体制规避创新风险、专利制度是否能保证创新收益等问题，创新增长模型是很难给予量化分析的。只有政府和各种创新主体都运行于适宜创新的制度土壤，创新模型的预测结果才能与经济现实相互融合，政府创新政策也才能最大程度地达到预期目标。从这个角度来说，将制度性因素逐步纳入分析框架，实现与制度经济学、企业组织理论和系统论等学科的交叉共融，将成为内生创新增长理论中一个颇具现实意义的发展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