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50年影响美国大城市发展的十大因素及其思考
关键词 美国，未来城市发展，影响因素
刊登于2006年第2期的《城市规划学刊》介绍了Robert Fishman“过去50年影响美国城市发展的10大因素”。这里将对未来50年影响美国大城市发展的10大因素再作介绍和分析。“美国城市和区域规划协会”所选出的这10项未来影响因素，反映了来自全美城市历史学家、社会家、规划院校、职业规划师和职业建筑师代表们较为全面的观点。Fishman博士根据统计结果，撰写了题为“世纪转折点的美国大城市：过去与未来的影响”的文章，发表于美国权威杂志《住房：现状与探索》(Housing：Facts & Findings)。不过，与过去50年10大影响因素的反馈结果相比较，对未来影响因素的预测答案不如前者那样集中一致。大多数问卷结果认为过去50年影响因素的特征将会继续影响美国大城市的发展并将激化城市危机：例如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郊区的政治优势、周而复始的城市贫困、1945年后城郊一环区的衰败、基于机动车的城市蔓延将拓展外围的边际城市(edge cities)等等；另有一部分意见认为“睿智增长”政策将有助于环境保护并抑制蔓延，并认为城市将克服种族和阶层的分化、城市走向多元化；也有一部分意见强调人口变化的趋势特征，如婴儿潮时期出生人口的老龄化和家庭人口规模的缩减；此外，互联网新技术的发展也是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之一。下面，介绍未来50年影响美国城市发展的10大因素，并结合我国未来城市发展的特征趋势作若干浅显思考。
1 未来50年影响美国城市发展的10大因素
1.1 第1位是“贫富差距持续拉大”
从1970-2000年的30年间，美国个人收入和财富增长主要集中在高收入阶层，而中等收入状况基本保持不变，社会底层的贫穷状况则更加恶化。这一趋势在未来50年将会持续，收入和财富方面的差距悬殊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大都市之间的分化，从而使得美国城市和区域之间的差异加剧。Fishman指出，这一特征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关系到未来美国大城市发展的其它若干影响因素，而且它还将在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方面形成明显的分异：贫困阶层集中于城市中心、近郊区和建于1945年后正在衰败的城郊一环区，而中等收入和工薪阶层徘徊于逐渐衰退的郊区，富裕阶层则选择区域边缘地区的“门禁社区”(Sated communities)或那些豪奢而非请莫入的私人领地。
Fishman进一步指出，贫富差距拉大也可能导致其它的发展趋势：如住宅产业将追随高消费的市场而建造相应的昂贵住宅，并建造满足高消费人群的购物场所；办公园区选址靠近富裕人群的住区，这往往使得就业于这些办公园区的服务人群上下班通勤时间过长、颇费周折；在不同阶层的住区中，学校的质量和其它服务设施水平更是相差悬殊。富裕阶层的住区除了在区域边缘分布之外，还有一些选择在某些特定的城市地段，如华盛顿特区的西北地区，明尼那布利斯一一圣保罗市(Minneapolis-St.Paul)的西南地区，亚特兰大市和芝加哥市的北部地区。这些富裕人群选择中心城市内已被“绅士化”(gentrified)了的邻里，与周边城市环境相互隔离的原则同样适用：富裕人群采用住区环境私密化的特定方法，如配置高收费的私人学校、制定特殊的税收服务区制度，从而使得他们的居住环境免遭周边城市不利因素的侵扰。
1.2 第2位是“郊区的政治优势”
随着美国郊区化的发展，从其民主政治力量的对比来看，郊区已经超过中心城和乡村地区而成为政治意义上的优势力量。例如1996年美国总统选举中，郊区居民(据人口统计的界定：在大都市区域内居住在中心城市外围的居民)中18周岁以上的人口占全美比重50.5%。由于郊区居民踊跃参加选举，他们注册和投票的比例要高于中心城区的居民，占选票的52.2%，而中心城区居民占选票仅占27.8%，非城市的居民选票占20%。预测认为，这一现象还将发展，而且将在未来50年内发展成为决定政策的主体。有些争议指出，对于大都市区域来说未来最重要的挑战是在中心城市和郊区建立一种高效的区域性的管治体系，但是要实现这一目标，如果没有郊区的支持是不可能的。尽管如此，郊区政治优势的这一事实中仍然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重要问题。Fishman指出，在过去50年里，郊区运用其在政治力量上的影响来推动自身社区迅速发展，并把他们的居住地与周边隔离，税收基准单列等等。如今，许多郊区政治领袖开始认为，郊区自身的繁荣发展将依靠区域的合作从而限制边缘地区的增长、复兴中心城市。如果关于城郊一环区衰退的预见真的发生(参见第7项)，那么，次富裕的郊区也许将与中心城市结成联盟来对抗在边缘区更富裕的阶层。Fishman认为，郊区的政治优势也意味着将进一步扮演在郊区和中心城市之间的特定角色，或许，也可能相反：大家结成区域性联盟、实现“睿智增长”(参见影响因素第5项)。
1.3 第3位是“婴儿潮时期出生人口的老龄化”
美国“婴儿潮”时期是指1945-1964年约20年间的人口出生高峰期，这一时期内人口出生率直线上升，新生婴儿达到8000万人。在这一时期出生的人口至今仍占全美人口的30%。Fishman指出，随着婴儿潮时期出生人口的成长，他们在不同年龄时期对当时的城市发展均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大都市的发展趋势。例如，当年婴儿潮开始时，年轻父母对住房的需求猛增，于是爆发了当时购买莱维特镇(Levittown)装配式住宅的热潮；而等到这些婴儿长大成家时，他们本身又推动了新一轮住房消费，并直接导致了“阳光带模式(Sunbelt-style)蔓延”，住宅开发量猛增。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口在当今美国正处于就业的高峰。预测认为，到2030年，他们中大约还有6100万人健在，其年龄在66—84岁之间，仍将占全美人口的18%(1999年这一数据为11%)。预计2030年全美超过75岁以上的老年人将达到3200万，是1999年的2倍。到那时，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口将面临严重老龄化。Fishman认为，其中的问题在于，美国许多典型的郊区居住环境中，老年人将面临难以自己驾车出行和独立操持家务的困难，郊区也很少有针对关心老年人和独居者的社会投资。不过目前在郊区也已看到一些新的方式正自发地调节并适应着新的需求：例如老人们每天早晨利用购物中心空旷的走道作为他们散步锻炼和社会交往的场所。一些开发商开始尝试建造新的“援助式居住”(assisted-care living)的郊区住宅，即把公寓式居住和护理需求相结合。如果大城市的犯罪率持续下降的话，那么将会有更多的郊区孤寡老人卖掉他们的住房，迁居到城市公寓去，从而能够实现在他们的步行范围内获得各种生活服务的需求
1.4 第4位是“中心城和近郊区贫困阶层周而复始”
这一预测与上述的第一项“贫富差距持续拉大”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Fishman指出，如果说社会财富的增长不均衡地集中于5%的最高收入人群成为一种趋势的话，那么这一趋势也将淘汰出一个下层阶级。前者选择于郊外的“精英社区”或一些特定的城市高尚社区，而后者留在了内城。尽管目前的美国有关政策试图改变以往的弊端，然而现实状况是，在社会空间分异的趋势不断加剧的过程中，政府角色微乎其微，其作用也十分有限。Fishman认为，大城市在平衡社会贫富悬差方面曾经采取了有效措施，例如通过正式或非正式渠道向贫困阶层提供比郊区更为充裕的受机会，然而，城市教学体制的危机导致了深层次的矛盾，即新兴城市服务业对技能的高要求与内城年轻劳动力低技能之间的矛盾，这使得贫困家庭无法适应城市就业市场的新要求。因此，Fishman指出，贫困阶层从业人群的低技能将成为21世纪中心城和近郊区贫困阶层周而复始的主要原因(图1)。
1.5 第5位是“睿智增长：限制城市蔓延的环境和规划措施”
“睿智增长”本质上意味着“有规划的增长”(planned growth)，特指采用规划措施来限制区域边缘地带的蔓延并保护开放空间。不过，“睿智增长”的倡导者们也认识到：如果没有进一步的实践，这一主张也只能是纸上谈兵。资料显示：在Portland和Oregon等大都市区域内的相关实践，成为全美实施“睿智增长”行动的范例。这一行动所采取的规划措施包括以下6个方面：①提出一个城市增长的边界以便阻止蔓延；②通过各种努力围绕交通走廊和交通站点聚焦发展；③对市中心进行再开发从而形成区域内的聚合点；④在边缘地带开发中，选择那些已开发的地区进行合理填充，而避免选择空旷绿地蔓延式开发；⑤按照新城市主义原则提出相应的设计导则，强调步行尺度的社区，避免基于机动车的蔓延；⑥通过选举产生一个本区域的政权机构来管理所有开发项目并维持广泛的支持和辩论。Fishmall指出，Portland模式揭示了“睿智增长”的实施必须拥有一个广泛的区域联盟的支持，并且需要在中心城市和其郊区之间、城乡利益之间、各级政府(市、行政区、州和联邦政府)之间建立较好的沟通运作关系。这样的利益联盟在当今美国城市和区域中尚较少见。Fishman认为，由于这些区域的居民经济地位高，他们拥有在全球经济中最为成功的高质量的生活，这使得他们的这一主张对政府和开发商具有重要的经济导向和决策影响。因此，希望阻止蔓延和空地丧失的愿望已经使得“睿智增长”成为一项意义深远的运动。
1.6 第6位是“互联网”
正如英国城市学家Sit Peter Hall(彼得霍尔爵士)所曾观察到的那样，如果要预知互联网对当今大都市的影响，其难度不亚于80多年前要预知机动车对今天的影响。当年那些远见卓识的观察家们预见到了机动车将会改变美国城市的结构，但是他们怎么也没有预想到会出现象洛衫机这样的机动车城市。预测认为，在未来50年，当信息交换的迅猛发展最终取代作为传统城市基本功能的物质生产和产品的流动，那么互联网将不可避免地改变我们的建成环境。尽管如此，人们今天还是无法真正预见将会出现怎样的新的大都市区。也许人们现在最多可以说的是，和以往的物质交流方式(诸如运河、铁路或者高速公路等)相比较，“信息高速公路”更具有灵活性和适应性。Fishman进一步指出：如果说铁路偏好大城市、高速公路偏好郊区的话，那么互联网可以激发任何区域的经济发展，哪怕是最偏远山区、最密集市区或者两者之间的任何地方。也有一些观察家们认为互联网将导致城市衰退，因为虚拟空间的交往代替了传统城市面对面交往的方式。另有一些专家预见大城市将获得新生，因为其富有活力的人文环境与交流的新技术发生碰撞，使得城市中的世界和那些基于城市的创意中心焕发生机。对此，Peter Hall爵士曾在最近的一次讲演中指出：尽管通讯非常发达，但是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交往仍然具有存在的依据，面对面交往的需要正是这个被称为“城市”继续存在下去的重要基础(图2)。
1.7 第7位是“1945年后城郊一环区(First-ring)的衰退”
当年二战后不久建成的莱维特镇(Levittown)和其它类似的郊区城镇，曾一度似乎成了美国梦的化身。然而如今，许多这样的郊区城镇已经老化衰败：和现在的设计相比较，这些住宅和场地空间显得狭小，居民也随之老龄化。Fishman指出，这些曾经作为大都市外围的地域，如今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张已成了与中心城市紧邻的大都市外第一环区。它们离中心城市距离太近，受其问题影响大，而离开那些富裕的边际地区又太远。这类一环区的城镇往往缺乏充足的税收基础，地方政府机构需经常应对诸多难以预料的社会问题。未来这一地区的发展究竟如何是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Fishman认为，如果这一地区继续衰退下去，它将预示着大都市区的迅速分化，因为其中的富人家庭将搬迁到更远的大都市边际，而贫穷家庭将会陷入不断被隔离的内城和邻近一环区的地域；中产阶级家庭也将随之分化出较富和较贫两部分，前者跟随富裕家庭迁至边际地区，而后者继续留下。但是，如果一环区能够通过使用公共资源和社会(私人)资源来提升住区的品质，并且积极利用好它在中心城和边际地域之间独特的战略区位优势，那么它们也许可以成为睿智增长和保持社会多元化的范例。如果这一目标得以实现，那么一环区就可成为美国梦的一个新版本。
1.8 第8位是“户均人口规模缩减”
过去50年内美国家庭的平均人口规模缩小了26%。专家们预计在今后10年内它还将继续略有下降，而且将会持续半个世纪。Fishman指出，这不仅是因为传统双亲家庭所生育的小孩数量会减少，而且，这一类型家庭占美国总家庭数量的比例也在不断减少。过去30年里，结婚且有孩子家庭类型的比例从40%下降到了25%。余下3／4的美国家庭基本上是由单亲家庭、结婚无孩家庭以及单人家庭组成。Fishman认为，伴随着“婴儿潮”时期人口的老龄化，户均人口规模缩减对美国城市和区域所起到的影响将更为显著。郊区开发商开始为那些非传统类型的家庭建造相应的住宅，包括大量产权可分割的公寓大楼和租赁式公寓。户均规模的缩减也许会让人们今后改变对现有郊区“单个家庭、联排式”等传统郊区家庭的固有概念。此外，也有一些专家指出，户均规模的缩减将会刺激中心城市的复兴，因为非传统类型的家庭更倾向城市环境所能提供的灵活性、适应性、舒适性以及多样性。
1.9 第9位是“为服务新边际城市(New Edge Cities)而延伸的超高速公路系统”
“TEA-21”，是1998年美国出台的名为“21世纪交通公平性法案”(Transportation Equity Act for the 21st Century)。根据这一法案，到2006年，政府可从联邦基金中累计筹集约2180亿美元用于大运量交通和其它非高速公路的项目。不过，专家预计这些资金将会按照过去的老办法使用：建造更多的高速公路。现在，几乎美国国内各个区域都编制了规划，准备建造规模宏大且昂贵的“外环路”(outer behway)系统，用以缓解因1956年高速公路法案所导致的内环路交通的拥挤状况。Fishman指出，正如早期的内环路建造模式那样，外环路的建设也同样会吸引各类开发项目趋之若鹜，那样，分散布局的模式将扩展到更远的区域边际。这一模式将影响超高速公路系统，随之也将导致以上其它各项预测，例如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区域边际绿地开放空间的丧失等，而且反过来还会造成更多的交通拥挤，因为办公园区和大量就业岗位分步于更远的地区，从而导致上班族会通勤驾车更远。
1.10 第10位是“城市和郊区多元化趋势和种族整合”
这项预见与上述所提的大多数影响因素有所不同，但是考虑到睿智增长的实施进程，它也可能成为发展的趋势之一。Fishman指出，如果郊区政治力量推进城市睿智增长计划得以实施，如果经济发展趋势促进经济和种族的平等，那么，中心城市甚至包括城郊的一环区就能够真正支持多元化的邻里社会结构。事实上，美国的一些地区已经逐渐成为不同种族、语言和文化等相互融合的家园，它们可以作为美国新的富有活力且多元文化认同的例证。但是，也有一些专家指出，如果综合其它因素来看，美国社会未来种族整合及文化多样性的保持仍然具有潜在的危机和较大的挑战(图3)。
预测未来的困难程度往往要比过去的大得多，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大城市发展未来影响因素的选择存在一定分歧的原因，甚至一些影响因素之间存在某种程度上的相悖。相比之下，我国大城市未来发展将会有哪些重要的影响因素？如果由我国城市规划学会组织向行业内各相关机构征集答案，其结果一定会更有代表性和权威性，更何况今年恰逢是城市规划学会诞辰50周年庆典，此举也许就更有意义。当今全球化时代使得国际资本、信息和市场的流转不仅影响了发达国家本身，而且更影响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时代，各国城市所面临的发展影响因素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共性和。作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代表的美国，其所面临的城市未来的影响因素，对发展中的国家来说具有重要启发。当然，由于我国国情特点和所处的城市化发展阶段不同、社会和文化的影响因素也存在较大差别，因此，许多因素不具有可比性，而且影响因素本身也具有一定的可变性。下面，笔者根据近年来我国城乡发展的状况与问题，结合美国的影响因素分析，对未来10年这一相对较短时期内我国大城市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作以下粗浅的判断，以供讨论。
2.1 贫富悬差与构建和谐社会
未来50年美国大城市发展10大影响因素中的第一项就提到了“贫富差距持续拉大”，可见其对于美国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程度，令人深思。贫富差距拉大对我国城乡社会和大城市未来的发展也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并直接与当前我国城乡发展所倡导的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相关联。贫富差距持续拉大是导致城市社会空间隔离、甚至极化的重要原因之一。笔者认为，适当的贫富差距反映并保持着社会阶层和城市空间结构的多元化和多样性，也是城市社会发展阶段的必然反映。但是，过度差距(或贫富悬差)将导致社会阶层的隔离、防范、极化甚至冲突。过去的计划经济时代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效率(例如“办社会”模式所导致的“单位街坊”形态，公共设施“小而全”，规模有限、效率不高)，但它却在一定程度上维系了社会空间结构的均衡性：某一企业单位内不同社会地位的人居住在同一幢单元楼内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来自不同家庭学龄前的儿童在这一企业单位自办的幼儿园里一同玩耍，基本上没有太大的贫富差距所造成的社会隔离。然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居住社会空间分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住房商品化促进了社会阶层按照住房销售价格的高低进行城市空间上的重组，导致了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隔离。其结果不仅造成不同类型住宅项目开发布局的类聚，而且也导致就业岗位、公共设施市场配置方面的重组，反过来又加剧了社会空间的分异隔离。当前在我国沿海一些城市，豪宅小区所营造的“门禁社区”并不少见，而且它们往往占据了城市中区位最好的地段(有的是商业区位显著，有的是景观优势突出)。居住区位价值选择的结果正在悄然影响着城市社会阶层空间隔离的新格局。也许，未来政策的制定可以将计划经济时代下的“社会均衡优势”和市场经济时代下的“效率驱动优势”两者相结合，从而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其中，政府的角色和作用及其所制定的规划政策至关重要。
此外还应当看到，贫富悬差对社会空间结构的影响不仅反映在大城市内部，也反映在区域之间的城市。我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城市和中、西部城市之间总体上的贫富悬差对各自的城市发展也具有重要影响。地区之间不平衡的状况将进一步导致区域人口流动、沿海地区大城市人口集聚、密度加剧、地价房价上涨、消费水平提高、城市化指标不均衡上升。这些大城市的用地将进一步扩张，再次突破原来被不断突破的城市人口规模。从区域人口不断被富裕城市吸引的角度来看，不同区域的城市发展的贫富悬差是造成我国城市人口不均衡分布、沿海城市群(或城市连绵区)加速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对此，我国国家层面对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应予以进一步有效的政策干预和协调。
2.2 区域资源整合与全国国土规划
随着我国区域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未来10年我国城市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将会是区域资源整合利用与国土资源空间规划的落实程度。如果区域资源(如水资源、矿产资源、风景资源和文化资源等)缺乏整体规划与合理利用，那么区域之间的城市矛盾将会格外突出。例如水源上游城市的环境污染给下游城市的生存发展带来制约，局部地区若干年的繁荣所做出的GDP贡献也许将给周边区域的生态环境造成致命威胁。当前我国城市和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急切呼唤全国范围国土规划的出台。全国国土规划不仅可以整合区域性的重要资源，提出合理和可持续发展利用的方案，而且，国土规划所提出的全国城市体系框架和城市群战略空间格局、区域性重大、市政基础设施和防灾体系的控制，以及生产力布局与城市发展性质和规模的定位等等，对各地区大、中、小城市的发展规划奠定了基本依据。“国家总体规划”或“国家空间规划体系”的建立，将对未来我国城市发展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然而，目前仅由建设部组织编制的“全国城镇体系规划”，难以从体制上与各部门形成协调和整合，似乎显得“先天不足”。区域资源整合还至少需要国土资源部、水利部、交通部、铁道部、农业部等许多相关重要部门的协调配合，而这些部门时常有各自的专项规划出台，有时出台的规划或计划与同级其他部门的规划不尽相同甚至矛盾。因此，全国国土规划还必须由国务院特别工作小组来组织编制。从各地一些城市修编或调整城市总体规划的实践来看，城市周边更大范围的区域资源和交通布局的变化(如高速铁路、城际铁路、高速公路、国道、省道、机场、港口等)，影响了城市的总体结构和用地布局，一些影响甚至是根本性的。
可以认为，位于未来50年美国大城市发展影响要素第5位的“睿智增长”，对我国的区域资源整合与全国国土规划具有重要价值。这一“有规划的增长”的发展理念，尤其是对于处在迅速城市化进程中的我国城市发展战略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人们过去曾经批判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指出它周期性发作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企业内部生产的有计划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计划所产生的矛盾，从而导致社会生产和财富的巨大浪费。现在人们也要以同样的警觉来防止可能出现的“城市危机”：即单个城市发展的积极有序和区域城市发展的无序甚至矛盾冲突。例如在某个城市内水体下游布置有水污染的，看似布局合理，但如果废水不予及时处理或处理不彻底的话，将造成下游城市的饮水污染。目前，我国的实际状况是，在区域水系上游大力招商引资、依赖本地矿产资源大规模开发或依赖传统产业外延式扩大再生产，在市场经济与条块分隔体制的作用下造成诸如资源枯竭、水系流域性整体污染的状况，这些城市不在少数。然而，要切实做到区域协调和可持续发展面临着体制层面的严峻挑战。正如“睿智增长”需要建立一个有效力的区域联盟一样，我国区域资源整合与国土规划的实施，也需要有体制的保障。否则，在现有的行政体制下，有谁来支付由于上游城市为保护水环境而抑止工业发展所损失的机会成本？从这个价值观出发，如果上游城市能较好保障生态环境的质量，也应该算作应届政府的重要政绩之一。
2.3 郊区化的新趋势
虽然郊区化对美国城市发展的阶段来说已经是过去50年影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是，它对我国城市发展阶段来说还是初见端倪。张庭伟先生曾经提出“始显点理论”认为，当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DP)达到4000美元时，郊区化开始“显现”，城市人口向郊区迁移。我国沿海地区一些城市的人均GDP已经达到或接近这一标准，例如上海2005年达到6547美元，北京达到5707美元，排列第三位的天津也已经达到4474美元。事实上这些城市郊区房产项目的开发正如火如荼。对照美国郊区化运动的特征，我国虽然没有其种族歧视和冲突的痼疾，但是，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快速轨道交通和高速公路网的建成，使得其对周边郊区的辐射功能具有共性特征；而且，富裕起来的阶层人群寻求符合自身地位和财富的居住环境，这一需求动机从根本上来说也具有一定的共性。
尽管如此，我国郊区化的进程也将会有自身的特征。大城市、特大城市人口拥挤聚居、建筑密度高、用地紧张、旧城更新，以及各种原因所导致的空气质量和环境恶化，再加上城市工作环境所带来的心理紧张和压力、价值观偏好等等，使得部分人群开始远离城市。但是那些远离城市的居住人群具有不同的状态和处境：高收入人群为积极寻求郊区清新的空气、全天候的阳光和宽敞的豪宅，他们是开着名贵私家车出城的；还有一部分人群无法承付中心城区的高额房价，他们在权衡了郊区普通商品房价格和通勤时间之后，开着普通私家车或乘坐轨道交通出城；另外一部分困难人群，是由于各种缘由所导致的中心城旧城改造而被迫动迁，他们出城的状态比前两类人群要困难许多、时间也耗费许多，而对郊区居住地的选择也有限得多。郊区化的结果喜忧参半，其中，面对郊区化过程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城市规划及其相关政策应予以积极应对，从而避免不同类型房产过度集中而导致社会空间分异和隔离的进一步加剧。此外，还应积极运用“以大运量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开发”(TOD)模式进行大型房地产项目的开发建设，提供便捷的公共交通服务，并严格按照规范标准为中低收入阶层住房项目同步配套建设公共设施，从而营造较好的居住环境。
2.4 城市功能结构转变加剧
毫无疑问，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深入，未来10年我国大城市功能结构将持续调整和转型。传统的工业化城市都将面临功能结构转型的挑战。城市产业结构、用地结构和空间结构将更多倾向以服务业为特色的第三产业。不过，新的产业类型存在方式并不一定采用传统的旧城更新“大拆大建”和“推土机”模式，相反，对于大城市传统工业化进程中的工业文化及其尚具有利用和文化保护价值的大量工业遗产建筑(构筑)，现代服务业可加以创造性的利用。例如，沿海发达地区的传统工业城市上海，已经开始对城市创意产业(Creative Industry)园区进行系统规划，使得城市老工业基地中有历史文化和城市遗产价值的部分得以发扬光大。此外，传统工业化城市的现代化更新改造还将遇到如何保护旧城历史文化街区和风貌特色结构的难题，以及因更新改造而带来的城市动迁、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就业及其相应的社会问题。对此，城市公共住房政策和社会保障体制应做出积极的对策(图4)。
未来10年我国城市功能结构的转型将比现在更多地有赖于政府和私人的有效合作。政府作为制定和实施规划控制的主体，从城市长远发展和公共利益的视角，保障城市资源有效利用和社会利益的公平原则，协调城市开发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私人(各种类型的企业和个人)则在规划和政策的框架内注入资金，实施开发建设项目。政府与私人之间合作面临如何平衡市场利益和社会公平的挑战。而从过去10多年我国一些城市更新改造的实践来看，政府与私人的博弈既有双赢的例子，也有不少失败的教训。在许多失败的例子中，开发建设强度过大、用地投放过快、主观或客观违背规划、历史文化街区和风貌遭到破坏等等，不胜枚举。由于种种原因，一些地方政府在私人项目投资面前显得软弱无力，甚至毫无作为。如果这一局面不加以改变，那么未来10年城市功能结构调整和转型的综合效益将面临质疑。
2.5 交通方式
美国过去和未来50年大城市影响因素中均提到了高速公路对城市布局的深刻影响，这对于发展国家来说的确是一个重要的经验教训。高速公路里程的快速增长及其的建成，将在未来10年内进一步影响我国大城市和城市群的发展。限定在1h甚至是0.5h交流圈内的城镇，将更容易组成以中心城市为首的城镇群，并形成经济圈和产业体系。这些年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从南到北不断建成的高速公路框架，已经将诸如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唐地区和环渤海湾南岸地区等构建成为相互支持的有机整体，并极大地推进了这些地区内城镇群的综合竞争力。高速公路体系将进一步推进区域城镇化的规模和速度，从而更加深刻的改变人们的择居观念和生活方式。
不过，过度机动化的时代也从负面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且不说已经十分拥挤的城市空间难以承受不断加剧的机动车交通负荷，单是家庭小汽车数量的增长已经使得我国建于2000年以前的城市居住小区几乎面临全面的停车瘫痪，更不用说它所带来的对安全步行交通和儿童在成长环境中自由自在奔跑的威胁。不久前曾有一位德籍专家对笔者调侃我国一些大城市居住区中的儿童，说他们如同宠物狗那样被牵着“放风”，大多数是因为家长们难以预料瞬间变化的车行状况和社区安全。这样的环境，对儿童的游戏、体能锻炼和心灵的自由放飞毫无益处，某种程度上对他们成长的心灵带来长久的、深刻的负面影响。因此，交通方式选择和政策制定将影响未来我国城市发展的走向。大城市、特大城市应对积极选择大运量的轨道交通，建立便捷、准点、舒适并可承付的城市公共交通体系，构筑更加安全、人性化的步行环境和邻里氛围(图5)。
2.6 现代化通讯、网络与交往模式的影响
虽然互联网络的发展在未来10年还难以从根本上影响我国城市结构和布局(当然也是一种发展趋势)，但是，其构建的虚拟平台所形成的社会交往新模式，已经不可阻挡地影响了当代大城市人们的精神生活。网络的匿名特性具有释放城市人长期内积的快节奏、高密度、紧张城市生活的精神压力，并使得文明人反视回归的原始本性。其无穷的魔力影响着城市传统面对面交往模式的变化。这种魔力不亚于当时城市生活方式对于乡村的吸引。社会交往模式的变化将对城市公共空间及其设施的布局提出新的需求，例如各种类型的消费场所和交流空间。也许正如上述美国的观察家们所提出的两者截然不同的判断：虚拟空间的交往可能带来城市形态的瓦解，或者，它并不能真正代替了传统意义上城市面对面交往的方式，因为城市中富有活力的人文环境与现代化通讯技术所发生的碰撞，使得城市中先天的氛围和基于城市的创意中心让城市功能获得新生。
2.7 公众参与和市民权利
城市规划的公众参与将在未来10年对我国城市发展带来进一步影响。虽然我国目前的状况还基本上处于Sherry Arnstein“市民参与的阶梯”所列出的最初的第1-4档，但是，近年来在一些大城市旧城更新改造项目中所发生的居民群体上访事件，已经显示出居民利用维护自身居住权益的民主力量。城市旧城更新的项目开始逐渐透明公开。城市更新项目越来越多困难和阻力的背后，反映了原本由政府和开发商操纵的开发占地遭遇到当地居民的维权力量。大城市居住小区的业主委员会相继成立，组织机制不断完善，也逐渐成为业主维权的代言人。当前我国各地新一轮居民委员会选举工作顺利展开并相继完成。它与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公司等形成“政府、居民和公司”三方制约和协调的机制。总之，随着城市社区组织的不断完善，以大城市居民为主体力量推动的“草根民主”(grassroots democracy)将逐渐成为城市发展决策的重要影响之一，尽管这一声音目前还比较微弱，但它将进一步促进城市社会发展的多元化、理性化和人性化，也将对构建和谐社会做出重要的贡献(图6)。
此外，我国新版的《城市规划编制办法》明确指出，城市规划编制的组织方式应做到“政府组织、专家领衔、部门合作、公众参与”的原则。这确立了在规划编制过程中公众参与的法律地位。可以预计，未来10年及其之后，我国城市规划的公众听证会制度将建立和不断完善，这为城市居民的规划参与提供了重要的、经常性的法律途径，也使得城市居民“当家作主”的理念进一步落实到实处。
3 结论
综上所述，对照未来50年影响美国城市发展的10大因素，结合我国城市化发展阶段的特征，笔者对未来10年我国城市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做了粗浅的判断，但笔者深知，也许影响因素远不止上述所列，而且其重要度的排序也有待进一步商榷。但是，从影响美国未来50年城市发展的10大因素中，人们可以看到其中多项与我国城市发展具有一定的联系，例如“贫富差距持续拉大”(第1项)、“郊区的优势、中心城和近郊区贫困阶层”(第2、4项)、“睿智增长”(第5项)、“互联网”(第6项)、“高速公路”(第9项)。如果说城市发展过程中不同国家城市之间的工业化、城市化水平存在一定可比性的话，那么，发达国家所经历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值得人们予以深入思考、慎重对待，从而尽可能避免重蹈其失败的覆辙。这也是笔者介绍和有感此文的目的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