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斯密的二重方法及其历史影响
摘 要：在学研究中，研究者所运用的研究方法不是任意的，而是由研究者的价值立场决定的。研究者持什么样的价值立场，就会选择与其相适应的研究方法。亚当，斯密在考察早期资本主义经济矛盾时，其研究方法体现出明显的二重性：一是本质抽象法，二是现象描述法。这是他所代表的早期资产阶级经济利益与意识的反映。斯密的二重性的研究方法对后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的演化与有着深远的影响，不论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都可以从斯密那里找到方法论上的依据与渊源。
关键词：斯密；本质抽象法；现象描述法；历史影响
亚当·斯密(1723-1790年)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创建者，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做了第一次系统考察，克服了重商主义和重农学派的片面性，使整个资本主义经济过程得到全面统一的认识，因而在政治经济学史上被后人称为“政治经济学之父”。但在他的经济学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对同一经济问题存在着两种甚至多种不同的观点，而且各种相互矛盾的理论能够“和平共处”。这是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二重性的体现和结果：一方面，斯密在继承配第归纳法和魁奈演绎法的基础上，形成了初步系统的本质抽象法；另一方面，又从维护当时英国资产阶级利益的需要出发，形成了一套现象描述的方法。本文试从主义与方法的角度探析斯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二重方法及其产生原因与历史影响。
一、斯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二重方法
斯密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二重方法，可以概括为：一是本质抽象法，二是现象描述法。在对社会经济问题的考察中，斯密一方面继承了配第和魁奈研究方法中的因素，克服了他们把归纳法和演绎法割裂的缺陷，形成了初步系统的本质抽象法。运用本质抽象法，他能够从当时重大的经济问题出发，深入社会生活的内部，分析经济现象的内部结构和联系，从而得出许多超越前人的、有价值的结论。另一方面，斯密又满足于现象描述法，其特征就是仅仅分析经济现象的表面联系，以代替对经济矛盾本质的规定。尽管他也使用比较、分类、归纳等思维形式，但这不是为了从具体达到抽象，而是为了对经济现象的描述显得有条理。显然，这是两种对立的方法，但在斯密那里却显现不出矛盾性，被他同时应用于同一学科、甚至同一问题的研究。在他看来，政治经济学的任务本来就是双重的，揭示本质和描述现象同样重要。
因此，在斯密的经济理论体系中就出现了内在和外在方法同时并存的局面。他在描述经济生活的表面现象时，往往把现象联系直接规定为概念，并且与使用本质抽象法得出的概念规定混在一起，令人难辨真伪，使他对一切经济问题的解释都表现出明显的矛盾性。这集中表现在，他对同一经济问题的分析会得出两种或多种不同、甚至对立的观点。以价值理论为例，运用本质抽象法，他正确区分了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认为“价值一词有两个不同的意义。它有时表示特定物品的效用，有时又表示由于占有某物而取得的对他种货物的购买力。前者可叫做使用价值，后者可叫做交换价值。”进一步，对于什么是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他指出，“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明确劳动是商品价值的源泉，是衡量商品价值的内在尺度，这是斯密对于政治经济学创立与发展的重大贡献。同时，现象描述法的运用，又使他得出另外两种不同的观点和结论：一是认为商品所能支配、所能购买的劳动决定商品的价值。“对于占有财富并愿用以交换一些新产品的人来说，它的价值，恰恰等于它使他们能够购买或支配的劳动量”。这样，商品的价值就不是决定于生产商品所必要的劳动量，而决定于可以买到一定量活劳动的商品量。二是提出了三种收入决定价值，即工资、利润和地租不仅成为一切收入的源泉，而且成为“一切可交换价值的三个根本源泉”。“无论在什么社会，商品价格归根到底都分解成为那三个部分或其中之一。在进步社会，这三者都或多或少地成为绝大部分商品价格的组成部分。”这个庸俗的价值定义在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史上被称为“斯密教条”，对以后的政治经济学影响甚大。
与他的价值理论相适应，斯密的分配理论也是二重性或者多重性的。在工资理论上，首先从他的劳动价值论出发，认为既然商品价值是劳动生产的，劳动的全部产品就是劳动的报酬。“劳动生产物构成劳动的自然报酬或自然工资”。其次，又从生产费用论出发，认为工资是生产费用的一部分，是劳动的价格。显然，这两种观点之间存在着矛盾。这是因为，按照前一种说法，劳动者以工资的形式取得的只是劳动生产物的一部分，是不等价的；而按后一种说法，劳动者已按“劳动的价格”取得了足够的报酬，因而是等价的。在利润理论上，从劳动价值理论出发，斯密一方面认为利润是工人劳动生产物的扣除部分。他已经看到，当资本积累出现以后，资本家就利用所占有的资本，雇用丧失生产资料的工人为他劳动，而他所获得的利润，就是雇用工人所创造的价值扣除工资后的剩余部分。另一方面，他又把利润看成是酬劳资本家所垫付的资本的报酬，把它和全部资本相比。同时，他还从三种收入构成价值的理论出发，把“来自资本的收人称为利润”，认为利润是“资本的自然报酬”，是构成价值的源泉之一。在这里，把利润看成来源于工人劳动的创造与把利润看成是来自资本的报酬或收入，两者之间是相互矛盾的。在地租理论上，斯密首先从劳动价值论出发，认为地租是工人劳动所创造的劳动生产物价值的扣除部分，即是产品价值在工资和利润以后的一种扣除；其次，从三种收入决定价值的观点出发，认为地租是决定商品价值的一个因素，是使用土地的自然报酬；再次，认为地租是农产品垄断价格的结果，“作为使用土地的代价的地租，当然是一种垄断价格。它完全是不和地主改良土地所支出的费用或地主所能收取的数额成比例，而和租地人所能缴纳的数额成比例”；最后，认为地租是土地自然力发挥作用的结果，是由农业中所特有的自然生产力所提供的收益形成的。斯密断言，自然和牲畜一样也创造价值，并为地主提供地租。可见，斯密的地租理论不仅受重农主义的影响，而且受他二重性研究方法的影响，所以他的地租理论不仅是二重的，而且是多重的。
二、斯密政治经济学研究二重方法产生的原因
对于斯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二重方法，后来的政治经济学家都有所觉察，李嘉图、西斯蒙第即看到了这一点，马尔萨斯、萨伊也看到了一点。但他们都根据自己的理解和需要，对斯密的二重方法各执一端，同时批判了他们反对的另一端。对斯密的方法及其二重性做出全面、正确评价的是马克思。马克思指出，“斯密本人非常天真地活动于不断的矛盾之中。一方面。他探索各种经济范畴的内在联系，或者说，资产阶级经济制度的隐蔽结构。另一方面，他同时又按照联系在竞争现象中表面上所表现的那个样子，也就是按照它在非科学的观察者眼中，同样在那些被实际卷入资产阶级生产过程并同这一过程有实际利害关系的人们眼中所表现的那个样子，把联系提出来。这是两种理解方法，一种是深入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内在联系，可以说是深入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生，另一种则只是把生活过程中外部表现出来的东西，按照它表现出来的样子加以描写、分类、叙述并归人简单概括的概念规定之中。这两种理解方法在斯密的著作中不仅安然存在，而且相互交错，不断自相矛盾。”
斯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二重方法，从根本上说，是由当时英国的社会状况以及斯密所代表的英国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决定的。在斯密生活的时代，即18世纪中后期，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英国资产阶级在广大劳动群众的支持下，推翻了封建贵族的统治，并由此成为统治阶级。同时，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逐步确立，特别是从1760年开始的产业革命，极大地促进了英国经济社会的。斯密就是当时英国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他的经济理论与著作就是当时英国资产阶级经济意识的集中概括。为此，一方面，作为处于上升时期的、新兴的资产阶级的代表者，斯密有必要从理论上论证资本主义制度对社会经济发展以及产业革命的促进作用，以进一步体现出资本主义对于封建主义的优越陸。这就要求他必须深入社会经济生活的内部，努力揭示出社会经济矛盾的本质，从而使他能够在研究方法上超过前人，在配第归纳法和魁奈演绎法的基础上形成本质抽象法。另一方面，由于英国资产阶级的软弱与妥协性，资产阶级革命很不彻底，这就决定了斯密不可能、也不愿意把抽象法贯彻始终，而会自觉不自觉地满足于只认识社会经济生活的表面，由此形成了他的现象描述法。
对斯密的二重方法有直接影响的，是当时英国家休谟的思想。休漠是一位二元论者。一方面，他像洛克、贝克莱一样是经验主义者，承认世界的物质性，认为一切知识都来源于经验感觉，主张用概念和演绎揭示现象的内在联系；另一方面，他又是怀疑论者，认为人的思维只能够局限于有限的现象世界，事物自身是不可认知的，主张用现象的描述来代替那种“永远达不到的真理”。由于斯密和休谟交往密切，休谟对斯密的影响是很大的，他们的友谊一直保持到休谟生命的终结。由此，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斯密会不自觉地以休谟的哲学方法论指导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在每当遇到难以解决的矛盾，或者发现自己的某些观点和概念与实际有冲突时，不愿意进一步沿着本质抽象法的思路去解决问题，而是退回到经济现象的描述，以求得自己理论体系的自圆其说，从而使自己的研究方法带有明显的二重性。
三、经济学研究二重方法的影响
斯密的二重方法及其二重经济理论体系，是早期新兴资产阶级经济利益与意识的集中概括与反映。随着时代的发展，斯密的学说已不适应现实的需要，他的二重方法和体系，也在后世被不同阶级、阶层、集团的经济学家所继承和延伸、发展。可以说，从斯密之后，政治经济学在方法和学说上就开始出现了分化。在后来的经济学说史中，尽管学派纷杂，著述如林，但从研究方法角度分析，基本上可以归为两大派别：一派坚持和发展斯密的本质抽象法；另一派则继承并延续他的现象描述法。从某种意义上说，整个政治经济学方法史，就是斯密创立并使用的这二重方法在分化和融合中对立统一、不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演化和发展的历史。
直接继承斯密抽象法的是李嘉图和西斯蒙第，他们分别代表着英法两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的最高水平。尽管两人在立场和观点上有不少分歧，但研究方法的基本点却是一致的。这是因为，他们都曾以斯密的信徒自居，并力求运用斯密的本质抽象法来研究社会经济问题。也正是在运用斯密的方法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他们都从自己的立场发现了斯密二重方法的矛盾，因而也都努力克服现象描述法的缺陷，发展本质抽象法。这一点，在李嘉图那里，表现为对劳动价值论的坚持和对斯密另外两种价值论的批判，并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社会具体矛盾的考察；在西斯蒙第那里，则表现为在坚持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从消费和分配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的揭露和批判。因此，李嘉图和西斯蒙第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是以斯密本质抽象法为原则进行的，也是斯密不成熟的初级抽象法到马克思成熟的系统抽象法之间的必要中介。
经过李嘉图和西斯蒙第的中介，马克思坚持、继承了斯密本质抽象法的原则，并加以充实、系统化，由此形成了马克思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特有方法——系统抽象法。斯密的政治经济学方法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有着重要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一是斯密本质抽象法的原则为马克思所继承，并加以发展；二是斯密的二重方法使马克思更深刻地认识到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在矛盾，并成功地找到了解决这些矛盾的途径。在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与研究中，马克思对斯密的研究方法作了反复的批判分析，从中发现了可以继承并发展的要素，比如对分析的重视，以及从抽象到具体的概念体系建立理论体系等。也正是在批判、吸收斯密二重研究方法的基础上，马克思逐步认识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绝不能仅仅满足于描述经济生活的“事实”，而且要进一步揭示这些经济事实的本质与性。这样，在斯密那里尚处于初级形态并与现象描述法混杂在一起的本质抽象法，到马克思则得以成熟与系统化。在马克思看来，所谓系统抽象法，就是辩证、系统地使用抽象思维能力，揭示和论证经济矛盾的方法。它主要包括五个环节：(1)从实际出发，充分占有材料；(2)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的辩证统一；(3)强调以概念运动为主体；(4)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统一；(5)逻辑与历史的统一。这集中体现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也体现在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经济学著作与思想中，如希法亭的《资本》，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由此，系统抽象法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
由斯密的二重方法所导出的第二个政治经济学流派，是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现象描述法制约并影响着这一流派的研究方法。直接继承斯密现象描述法的是萨伊，他的《政治经济学概论》一书，是斯密学说与方法庸俗成分的系统化。在萨伊那里，斯密的现象描述法得到全面展开，表现在他强调对经济现象间表面联系的描述，否定抽象法的作用，并据此构筑了他的“三位一体的公式”。经过萨伊这个中介，斯密的现象描述法由此得以流传和发展，逐步成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比如，与萨伊同时代及稍后的政治经济学家，如马尔萨斯、穆勒父子、西尼尔、巴师夏等人，都为现象描述法的系统化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同时。德国历史学派的“历史方法”则从“批评者”的角度丰富了现象描述法。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庸俗政治经济学，则又从心理原则、边际分析、数理方法及制度分析等方面进一步发展了现象描述法，使其达到一个新阶段。
西方经济学是以所谓“凯恩斯革命”为起点的。这种“革命”的特点，在于冲破了斯密学说中的自由竞争主义的传统，主张政府干预，这是向重商主义的“回归”。这种回归，使资本主义经济学内部的分化日益明显，除坚持自由竞争主义和政府干预的两大流派外，还有这两种流派的折衷主义“中间派”，以及因国别、集团利益的不同而形成的各个支派。从方法上看，不论哪个流派，都有自己宣称的特点；但无法否认的是，这众多的派别，在方法上又有其共同点，即都把斯密的学说看成是自己学说的理论渊源，都从斯密那里继承了现象描述法的基本要素，并根据自己的理解加以发挥，从而使现象描述法“现代化”，如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中的数理方法、计量方法以及新制度分析方法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