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梯度理论研究
摘要：的梯度理论是科学发展观的一个新领域。研究这个新领域，有助于对我国改革开放30年社会的发展作一全景式观照。坚持科学发展的梯度性，也是改革开放30年我党的一个重要战略。科学发展的梯度理论在于从发展梯度的角度阐述科学发展观，研究科学发展的，研究科学发展过程中人与、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的问题，关注科学发展的中间过程状态，论证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合规律性与必然逻辑，探索科学发展过程的创造性和谐，为科学发展的未来阶段提供理论支持。依据科学发展的梯度理论，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以“反贫困”为特征的经济社会发展初级阶段、以“重效益”为特征的经济社会发展跨越阶段、以“讲和谐”为特征的经济社会发展逐步完善阶段。
关键词：梯度理论；发展战略；三阶段
对我国改革开放30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学界已多有研究，但至今尚未见对科学发展的梯度理论进行探讨。梯度发展的理论是科学发展观的一个新领域，强调经济社会发展呈梯度性、多层次、渐变与突变相交织、阶段性与连续性相统一的发展形态。研究这个领域，有助于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的发展作一全景式观照，并全面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各阶段的特征和规律。
一、梯度发展理论研究的使命与价值
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复杂的概念。一般来说，经济社会发展程度是一定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关系完善程度的表现，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变动着的经济社会实态。所谓经济社会发展，通常是指后化时期的社会经济、制度、人文环境等的发展。经济社会发展是多种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所产生的一种运动，它具有梯度性的特征和发展规律，研究这个特征，正确认识和把握这个规律有助于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1.研究经济社会梯度发展是时代的选择
研究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梯度性特征，首先要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情和发展规律，研究当代我国发展观念的战略调整和发展模式的全面转型，更要研究不同发展阶段之间的相互关系，以考察当前经济社会整体进步和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在更高的理论层面解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社会主义更高阶段梯度发展的必然规律。
科学发展的梯度理论认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任何经济社会发展都有其内在客观自然的过程，这过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形态和不同的经济发展背景下，有不同的特征表现。在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特点是过多的人为因素阻碍了社会发展内在规律的自然展现，其外在表现形式就是在低水平发展的基础上展示相对平等的社会图景。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经济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历史性变化，被誉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我国经济社会从发展基础极度薄弱的情况下快速成长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2008年有望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这3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一系列新的梯度性特征，总体表现是：时间跨度短，发展步伐快。但与此同时，转轨期尚未结束，经济和社会、自然环境的协调难度非常大。第一二三产业几乎同步发展，其中农业、制造业和信息产业没有较大的时间顺次发展差距；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几乎同时打开，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面临同样的市场，改革和开放并举；传统观念与经济社会的新思想相互碰撞和融合，传统道德和新的价值取向相互冲突、磨合及调适，要求社会公平正义的呼声日益强烈；社会阶层出现显著变化，个体的外在社会生产能力发生扩延，内在心灵和精神成长逐步适应经济社会环境的快速发展。这些现象表明，一方面，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日益成为常态，整个经济社会呈现出蓬勃的发展生机；另一方面，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各个阶段中，暴露出了许多深层次的问题，困扰着当前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对加快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形成了阻力。这些阻力不仅与整个改革开放相始终，而且表现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因此，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梯度性研究就显得尤为紧迫。
此外，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梯度研究，不能只是立足于对改革开放以来或某一特定时期的经济发展进行周期性研究，因为单纯的经济研究并不能完全覆盖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部。因此，坚持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研究我国不同发展阶段的个性化特征，以及这些特征的影响，来揭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梯度性规律，是时代的选择。
2．在新的实践逻辑起点上解读发展梯度
对于经济社会发展梯度性的相关研究，历史上、国内外都有学者进行过探讨，并提出各自的理论，但他们大多是从阶段论的角度展开。如美国经济学家胡佛－费雪尔的区域经济增长阶段理论、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理论、约翰·弗里德曼的区域空间成长阶段理论、日本学者井村干男的关于工业化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的国家和地区划分理论等。我国也有学者对经济发展阶段作过一些理论上的探索，但他们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分析，一是偏重于经济增长维度，二是分析的时间跨度短，有的仅到20世纪90年代为止，三是有的甚至连分析的依据和产生的结果都存在争议。总体而言，国内外学者都没能从理论上对特定国家的具体经济社会发展阶段进行考察并得出科学的结论。
出现这种情况，在国外，主要是其研究背景基于西方国家工业革命以来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经济结构呈现顺次发展和渐次进入高度化的特征，城市化依次出现分散—集聚—分散的趋势。在国内，虽然这些国外理论对我国的现代化发展进程有较大启发，但由于其研究背景与我国当代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有很大不同，因此，很难照搬和模仿。首先，我国尚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无论在思想上还是体制上的转轨难度都极大；其次，我国的国情有其特殊性，人口多，底子薄，资源不丰富，几千年的封建思想文化影响深远，在这样的情形下，难以完全复制国外的发展模式和成熟经验。正如2007年7月9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斯在我国国家统计局举行的学术报告会上所说，是一个开创性的国家，在经济发展上没有什么模式可以模仿，其间克服了很多困难，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同时，中国经济改革的某些经验对西方经济学理论提出了挑战，它能够丰富其制度经济学的思想。虽然诺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性有了较深刻的洞察，但同样没有提出关于我国现代经济社会发展梯度的新见解。
科学发展梯度理论研究，关键在于从发展梯度的角度阐述科学发展观，研究科学发展的规律，研究科学发展过程中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的问题，关注科学发展的中间过程状态，论证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合规律性与必然逻辑，追求科学发展过程的创造性和谐，为科学发展的未来阶段提供理论支持。
1．科学发展梯度理论的理论意义在于它能深化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
首先，科学发展梯度理论坚持发展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对以往只注重发展结果、忽视发展过程，或只注重发展过程、忽视发展结果的发展理论都提出了挑战，主张发展过程与发展结果相统一的发展理论，是对以往发展理论的突破。
其次，科学发展梯度理论吸纳了后现代主义的合理内核，如后现代主义的全球意识、强调事物的共生关系和相互依存关系、重视对自然物理的认识传统、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重视人际关系与代际关系的和谐，扬弃了后现代主义的极端的相对主义、非理性主义、无政府主义和乌托邦色彩等消极理念，否定了它的宗教神学色彩和唯心主义，追求一种真正能够为全人类提供价值的科学发展观。
再次，科学发展梯度理论本身也是一个发展过程理论，这个理论从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的百废待兴，到改革开放中期因经济快速发展，忽略道德建设带来的社会价值取向的多元和改革成本的畸高，再到改革开放鼎盛时期的现阶段提出的“以人为本”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无不表现出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
2．科学发展梯度理论的实践意义在于它也是指导发展的科学方法论
首先，科学发展梯度理论的实践价值在于它从发展阶段的视阈理解“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对于以理论自觉的态度去坚持和贯彻科学发展观，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一，科学发展梯度理论首次提出了在经济增长方式上的时间历程和意义上的动态共生。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和发展也是个持续过程，不可能以单一突变的方式完成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这是个规律。第二，科学发展梯度理论开拓了我国科学发展的实践新领域，率先把发展梯度理论引入从自然、社会到精神的一切领域，把发展过程与解决矛盾的实践联系在一起，在时间上相始终，在方法上循序渐进。第三，科学发展梯度理论指明了我国科学发展的实践新途径，提出了发展是发展过程和发展结果的统一，是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统一，是稳定性与变动性的统一，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
其次，科学发展梯度理论的实践内涵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它能有效解决我国经济实力的显著增强与人民生活水平低层次小康的矛盾。传统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使人们往往缺乏对发展梯度和层次的认识。科学发展梯度理论主张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要让人们同步享受到发展的成果，同时让人们认识到，发展是渐进的、有先后的，不可能所有的人同时进入小康。二是它能有效解决我国改革发展的时代要求与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的矛盾。科学发展梯度理论认为，只有让全体人民深刻理解发展的梯度性，通过对体制机制的不断创新，兼顾、尊重、保护不同群体的利益，通过制度安排把不同群体利益的矛盾冲突降到最低限度，实行体制机制的渐进式完善和突变式改革的统一。单纯的渐进式完善，容易导致改革战机的贻误；而盲目追求突变式改革，则容易在未被大多数人理解的时候失去群众基础。三是它能有效解决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与利益格局深刻变化的矛盾。在转型期，不同利益主体对分享改革发展成果的要求以及对发展成果的急切占有都明显增强，形成一些反体制力量，使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的难度加大。要有效解决这些矛盾，必须分步骤、渐进式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开发党的政治权威合法性的新的政治资源和力量，及时地将现代化产生的新的社会阶层、社会群体成功地吸纳到政治系统中来，达到利益的动态共生。
再次，科学发展梯度理论的实践方法主要表现在：第一，重视对发展的宏观政策的指导。宏观政策的制定、形成和执行也是一个过程，也呈现出梯度性特征。如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到80年代末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方针，再到90年代的“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中，每一个阶段都体现了党和政府求真务实的高度责任感，每一步也都体现了科学发展梯度理论对发展的宏观政策的指导。第二，重视对发展的微观过程的指导。经济发展肯定需要速度，但更需要发展速度和质量的统一。速度是优化结构的重要手段，优化结构才能保证经济发展的真正高速度。我国多年的实践经验证明，在每个微观领域，都要发展的成本，还要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才能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第三，重视对发展的具体方法的指导。主要指重视发展的静态和动态相结合的方法。静态方法包括社会实践一般思维方法和一般操作方法两种。动态方法包括决策计划方法、组织指挥方法、操作技术技巧、信息方法、沟通协调方法、监督控制方法、评价方法等。无论静态方法还是动态方法，都是在过程中梯度性形成的，在梯度中发展，在梯度中起作用。离开发展梯度，它们毫无意义。这是科学发展梯度理论的又一重要价值所在。
二、梯度发展的战略决策与理论依据
科学发展梯度理论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多阶段的理论基础之上的。这些理论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划分实践提供了依据。任何实践都需要理论为先导，而“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社会主义是多阶段发展的。1875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第一次明确地把共产主义社会分为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并分析了两个阶段的区别和联系。提出无产阶级革命后，社会的发展将经历三个阶段：过渡时期、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两个阶段的理论是对未来社会的科学预言，对后人正确认识社会发展梯度提供了理论指导，特别是社会阶段划分必须以经济发展水平为出发点的思想，对于后人科学认识社会发展梯度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列宁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经历了社会主义的最初实践，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后社会发展的三阶段思想，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的概念，并认为社会主义需要经过若干个发展阶段，才能到达共产主义。并提出采用迂回的方法，来完成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阶段的过渡，把马克思的社会发展阶段思想大大向前发展了。正如列宁在《论粮食税》所说的“所以为了使‘我们’能顺利地完成我们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就必须懂得，需要经过那些中间的途径、方法、手段和辅助办法，才能使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毛泽东从中国国情出发，进一步发展了列宁的思想，在1959年12月到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讲话中，明确提出把社会主义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第二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个阶段可能比前一个阶段更长。并对两个阶段各自的特征以及相互关系做了简要的论述。而邓小平更是以“台阶式”发展理论继承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的社会发展思想，以“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阶段理论。这些都为把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多阶段思想，有两点理论创新。一是根据国情把中国目前的社会发展准确定位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二是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是多阶段发展的，并明确把初级阶段分为三个阶段，集中反映在邓小平的“三步走”战略上。在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明确了邓小平“三步走”的战略目标：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实现。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这个任务也基本完成。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化。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这个“三步走”战略对我国的整个改革开放起了纲领性的作用。
20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进一步提出“几年上一个台阶”的发展思想，被我国理论界冠以“台阶式发展论”。我国要“几年上一个台阶”，这是邓小平多次阐述的论断。这个时期，正是我国的经济建设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邓小平认为，在这个时候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对加快经济发展很有必要。1991年，他在《总结经验，使用人才》的谈话中，初步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十多年经济建设的经验，提出了“过几年有一个飞跃，跳一个台阶”的思想，并指出：“可能我们经济发展还是波浪式前进”，而且他认为，这也是“国际经验”。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又指出：“从我们自己这些年的经验来看，经济发展隔几年上一个台阶，是能够办得到的。”之后，他列举了1984年至1988年我国经济发展较快时期和调整时期经济呈台阶式发展的事实，并以日本、南朝鲜、东南亚等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台阶式发展”作为例证。邓小平的“台阶式发展”论断，是从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上总结出来的，是邓小平在领导和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实践总结，符合唯物辩证法的事物发展普遍规律。
正是邓小平的“三步走”发展战略与“台阶式”发展理论，为我们坚持发展的思想，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和连续性辩证统一的关系，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持。
2．非线性过程理论是划分阶段的方法论指导
纵观国内外关于发展理论的研究，结合我国改革开放30年的实际，科学发展梯度理论除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理论，还借鉴和具象了公共政策非线性过程理论和经济发展短周期理论。
在公共政策理论研究领域，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公共政策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在对传统的“阶段启发法”理论和分析工具提出各种批评的同时，发展出某些适合解释和说明复杂的政策过程的分析理论和模型。这些重视公共政策过程中的非线性因素的理论和模型，从多元视角深入透视了复杂的公共政策过程中存在的间断性与连续性、人的行为与规则改变、基于利益而形成的组织间的互动、创新行为的学习和传播等因素，形成了一些与“阶段启发法”相区别，并更有说服力和解释力的非线性的政策过程分析工具，主要包括美国公共政策学者约翰·金通的基于政策源流汇合的触发机制理论、保罗·萨巴蒂尔的支持联盟理论、鲍姆加特纳和琼斯设计的政策运行中的间断－平衡模型等。
其中，鲍姆加特纳和琼斯的间断－平衡模型更能体现公共政策的非线性过程特征，这个模型意指公共政策的选择、变更和深化可从公共政策的运行周期、政策群落的组合规则及政策运行中的间断和平衡等方面来理解：一个重要的宏观政策被提出并运行一段时间后，它会产生一些可能是政策设计初期难以预料的消极后果，需要设计新政策来纠正，只有经过这种对旧政策的突破，克服原先运行中出现的消极惯性，宏观政策才会继续向正确的方向实施下去。从运行过程来考察，它表现为一种间断和不稳定，呈现梯度状态。
这个诠释特殊情形的政策过程的间断—平衡模型，是值得高度关注的。在今天看来，这些理论对于处在转型中的、“非常态的”或“超常规的”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战略选择有着重要意义。分析我国30年经济社会发展不同阶段改革过程中的发展战略、政策选择和变动，可以发现，几乎每个阶段都有“非常态的”或“超常规的”各种发展战略和政策选择出现，适应并引导各个阶段的良性发展。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际情况看，党和政府每次及时提出发展的重大社会发展政策，为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奠定了指导思想，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才是硬道理”到“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这些政策无不在解决旧有尖锐矛盾的基础上，为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实现了经济社会的平稳发展。因此，借鉴非线性政策过程理论，研究每个阶段“非常态的”或“超常规的”各种政策及其成因，并以此作为划分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方法，是一种方法论的新尝试。
3．经济发展短周期是划分阶段的量化参照
在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最主要也最简明的GDP经济指标的变化是反映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信号。观察GDP的变化，有助于了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短周期的状况。通过1978到2007年的GDP变化，可以看到三个明显的经济发展短周期：
第一个短周期是1978—1990年的发展期，我国经济开始起步，经1982—1985年的年均12.2%的快速发展后，逐步回落并伴随宽幅震荡，通货膨胀严重，经济开始全面整顿。到1990年GDP增长率跌至谷底的3.8%，完成经济增长的第一个短周期。这一阶段的宏观政策是“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这也是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提出的从1981年到20世纪末20年间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
第二个短周期是1990—2001年的发展期，经济从1991年开始迅速回升，1991—1994年年均GDP达到12.6%，之后开始比较平缓的逐步回落，出现通货紧缩，到1999年GDP增长率落至最低的7.6%，但比1990年的低谷仍高3.8个百分点。2000年GDP略有反弹，到2001年又回落至8.3%，完成经济增长的第二个短周期。这个阶段中央出台了一系列同步的宏观调控政策，如1993年的“16条措施”完成了从经济过热到“软着陆”的调控；针对亚洲危机提出国民经济GDP“保8”的目标等。
第三个短周期是从2001年至今的发展期，经济呈稳步上扬的良好态势，GDP年均增长9%以上，经济没有出现大起大落，同时各项社会指标稳步好转。这一阶段的宏观政策主要是积极的财政政策逐步淡出，转变为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以这三个经济发展短周期为基础，依据科学发展梯度理论，借鉴公共政策非线性过程学说，结合我国经济社会运行状况的主要变化和矛盾，可以将我国从1978年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划分为三个阶段。
三、合规律的梯度发展三阶段
我国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30年的历程，期间三个阶段的发展既相互联系，又各有特征。
第一阶段：以“反贫困”为特征的经济社会发展初级阶段。
这个阶段（1978—1990年）的主要特征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基本解决温饱问题”为战略目标，从到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反贫困”是当时的主流思想和战略方针。这个战略方针的顺利贯彻，使温饱工程基本完成，城乡人民生活得到普遍改善，极大地赢得了国际社会舆论的赞许与国内人民期望值的提升。
但由于改革初期缺乏系统有效的（政策上、制度上和上）调节途径和监督机制，各种非法或不合法的收入渠道，从未真正被杜绝过，在很多情况下，甚至成为某些群体致富的捷径，使得“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良好政策愿望并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目标。
任何改革都有成本和代价。在这个阶段，改革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一是相关制度缺位，如市场制度发育不成熟、法律制度不完善、产权制度不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不到位、政府管理制度改革滞后等；二是环境污染严重，如城乡的“三废”、噪声和光污染等；三是由于国门初开，意识形态逐渐趋于宽松，价值观念多元，如社会道德结构的无序、外在道德约束的弱化、内在道德修养的贫乏等问题也日益凸显。
第二阶段：以“重效益”为特征的经济社会发展跨越阶段。
这个阶段（1990—2001年）的主要特征是在“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旗帜下，经济改革进入超常发展阶段，同时“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被异化为“重效益、轻公平”。这个阶段的发展思路，一是思想解放，为经济发展助跑；二是加快市场化进程；三是促进重大经济结构优化。在这一阶段，从“计划”走向“市场”的性选择，使得我国经济得以高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被普遍接受，全国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向小康的跨越。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成为判断改革成败的三条标准。
在这一阶段，（1）生产力发展水平虽然还只是处在相对高点，但全社会的效益崇拜已到了非理性的边缘，表现为：利益追求的竭泽而渔、财富期望的短视浮躁、欲望导致的行为目标迷失、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制度空洞的“合法利用”，从而导致全社会付出高昂的发展代价。（2）产业结构调整、三农问题瓶颈、区域发展差距成为经济发展的三大难题。此时，战略调控的利益抉择显示出前所未有的严峻。宏观调控政策中的制度弱化与执行弹性、区间矛盾与周期忽视、行政干扰与利益平衡等，使得诸多措施不得不选择策略性的让步。（3）随着经济飞速发展的惯性，使正在制定和完善的各种相关制度未曾出台就已落后，而各种利用制度真空侵吞国有资产、巧取豪夺公共资源、占有改革开放巨大成果的腐败行为，成为部分权力拥有者的特权。在此前提下的公共资源和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则被忽略。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转型最终带来了社会转型，此时的特点表现为人们对不健全的体制、机制、法制的零容忍，“人民主权”意识空前高涨，其外在表现便是加快经济发展、建设和谐社会成为国人的目标。
第三阶段：以“讲和谐”为特征的经济社会发展逐步完善阶段。
这个阶段（2001年—迄今）最初的主要特征表现为唯GDP论，在考量各领域的发展状况时往往以单一GDP指标为依据。但很快人们就发现唯GDP无法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各种深层次的矛盾，如无法有效衡量社会成本、反映社会贫富差距的社会矛盾、甚至引发道德异化、出现数据失真等问题。当人们意识到GDP的这些缺陷时，从GDP图腾走向社会多元和谐就成为全社会的理性选择。
这一阶段，由于经济、、社会、文化多种矛盾的缠绕，以及矛盾之间的共振性关联，使得建立健全社会福利指标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刚性需求，如就业问题与解决途径；医疗、养老、等公共产品分配的社会公平与指标确立；改革时期社会贫困消除的量化与监测等。同时，由于传统的旧伦理观承载不了当代太多的使命，难以提供现代社会生活所需的更厚重的社会教化功能，因此，新伦理建设成为当务之急。毋庸置疑，在一个多元价值体系的时代，人的综合素质的提高是和谐社会发展的前提，道德教养的完善是和谐社会的理想境界，科学素养的培育是和谐社会的精神提升，法律素质的提高是和谐社会的基本保障，而社会责任的提倡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志。在转型时期，新伦理建设主要涵盖三方面的内容：（1）新经济伦理建设是和谐社会的价值取向，它要求遵循效率与公平兼顾原则、“求利”与“取义”相协调原则、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并重原则。（2）新政治伦理建设是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其核心内容是“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其中，科学执政是基本前提和总体目标，民主执政是本质所在，依法执政是基本途径。三者相互联系，有机结合，共同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辩证统一体系。（3）新生态伦理建设是和谐社会的文明追求。新生态伦理观包括三条基本原则，一是坚持生态与“人态”的和谐共生；二是设定生态“必要伤害”的底线；三是倡导新生态理念的价值判断。
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三个阶段的划分，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阶段理论提供了实践佐证。三个发展阶段，虽然各具个性，都有诸多曲折和亟待消除的不和谐因素，但其发展都展现了梯度的规律，都富有中国特色，其共性都是对科学、民主、自由、人权等这些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的肯定和高扬，其梯度发展的实践理念是对实践本质的思考，其梯度发展的系统理论是对发展逻辑的尊重，其梯度发展的创新理念是对世界潮流的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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