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支出及其结构与经济增长率关系研究

来源:岁月联盟 作者:康秀梅 时间:2010-06-25

  摘要:利用1997—2004年各省GDP和财政支出占GDP比重等指标在样本期内的平均数,实证分析了财政支出占GDP比重及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率的关系。通过引入交互项,发现财政支出及其构成与经济增长率的关系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之间存在质和量的差异,并分析了产生相关差异的原因。最后,了支出结构的微小调整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进而为政府制定的财政支出结构以促进经济增长起到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财政支出;财政支出结构;经济增长率
  
  在经济的长期增长过程中,经济增长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衡量指标。即使是经济增长率上升一二个百分点的差异,经过长期的积累后,也会使经济绩效发生极大差异。目前,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的经济增长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并呈现日益扩大的趋势。因此,研究影响经济增长率的因素显然是十分有意义的。影响经济增长率的因素是很多的,其中一个明显的因素是资源配置。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资源配置效率越高,经济增长率也相应越高。资源配置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市场调节;二是政府干预。财政支出是政府干预的重要手段。本文将对财政支出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率进行研究。
  
  一、回顾
  
  关于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关系,部分学者认为,政府的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Easterly、Rebelo(1993)研究了1970—1988年28个国家的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向关系。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政府的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Landau(1983)通过研究115个国家人均GDP与政府消费支出占GDP比例之间的关系、Stefan Folster(1999)通过研究OECD国家1970—1995年的公共部门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都表明政府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有负作用。还有部分学者认为,政府的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没有显著关系。Kormendi等(1985)、Cribfie (1995)以及Jonas Agell(1999)等人的研究显示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统计上并不显著。但是,Shantayanan Devarajan、Vinaya Swaroop和Heng-fu Zou(1996)对43个家近20年的研究表明,政府部门的生产性公共支出在总支出中的比例对经济增长有负作用,而政府部门的非生产性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正相关。
  关于中国政府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问题研究,郭庆旺等(2003)研究了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认为财政支出总水平与经济增长负相关,但财政生产性支出与经济增长正相关。欧阳志刚(2004)采用联立方程和二阶段最小二乘法对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进行了估计,指出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总体上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尹宗成(2006)通过分析我国不同种类的财政支出对GDP 的影响,发现不同的支出对GDP的影响程度各不相同。
  从目前的研究结果来看,对于用总量数据和百分比型的数据所进行的研究会得到不同的结果。其原因主要是财政支出在统计上最终将归属GDP中,利用总量数据很可能会有所误导。本文将利用百分比型的数据进行研究,避免总量数据可能出现的弊端,更好地把握经济增长率与财政支出的关系。
  
  二、计量模型、数据与结果
  
  经济增长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长期中即使是在增长率上的一个很小的差异,在复利的作用下,经过一段时期后也会产生极大差异。为此,本文将从经济增长率的角度来研究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本文的研究样本为1997—2004年31个省份的数据①,使用的计量模型为:
  本文利用OLS方法对上述计量模型进行了拟合。在回归过程中,为避免异方差的影响,使用了White Heteroskedasticity-Consistent Standard Errors & Covariance,利用这一统计量所计算的t值渐近服从t分布。同时,通过数据分析我们剔除了山西、安徽、广西、海南、贵州、云南、西藏7个省(自治区)的数据。剔除西藏是由于其财政支出比重与其余省份相比过大(西藏为61.5%,比剩余省份中最大的青海的27.3%大了一倍多)。而剔除其余省份是由于它们在安全支出比重上与其余省份存在系统的差异。通过剔除不显著的变量,得出结果见下表:
  
  三、回归结果的解释与分析
  
  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将以回归4为主进行分析
  1.财政支出比重与经济增长率。回归结果表明,财政支出比重与经济增长率之间是负相关的。并且对东、中部省份而言,财政支出比重对经济增长率提高的阻碍作用更大。对西部地区的一个省份而言,财政支出比重上升一个百分点,会使GDP增长率下降0.087个百分点,而对东部和中部省份而言,财政支出比重若提高一个百分点,会使GDP增长率下降0.269和0.401个百分点。由于从绝对值角度来看0.087<0.269<0.401。这并不表明西部地区的政府效率要比东部和中部地区的政府效率要高,很可能是由于不同地区市场发育程度的差异造成的。东部和中部地区市场化程度比西部地区高,因此,政府干预的负作用可能更大。而东部地区的负作用小于中部(0.269<0.401)很可能就是由于东部地区政府效率较中部地区高造成的。但无论怎样,回归结果都表明,财政支出比重越大,对长期经济增长率就越不利。如果政府想要加快经济增长步伐,那就应该减少财政支出比重。
  2.行政管理费比重与经济增长率。对二者之间的管理而言,存在着明显的地区差异。对西部地区而言,回归结果表明行政管理费比重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为正,但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不显著。对东部地区而言,这一影响为正;而对中部,这一影响为负。二者都是显著的。并且从绝对值角度看,中部比东部地区经济虽然要大近80%*100%=79%。这说明,行政管理费比重对中部的负面影响在量上大大超过了对东部的正面影响。会出现这一现象,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东部地区的政府行政效率比中部地区高。从回归结果看,甚至在中部地区的某些政府部门还会阻碍经济增长。如果这一解释合理,那么西部地区这一系数也应该为负,并且从绝对值上看,其值应比中部还大。但回归结果未证实。究其原因,可能是由西部地区的特殊情况引起的。西部地区经济虽然比东部和中部地区落后,但同时,西部地区经济资源主要集中在各省的省会城市。由于经济的集中及近年来政府改革力度加大,很可能在这些经济集中的地区政府的行政效率是较高的。但同时,西部各省的一些落后地区政府效率可能很糟。这样,一正一负相互抵消。总之,对东部地区而言,应适当增加行政管理费比重,但前提是政府效率不能下降。对中部地区而言,应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同时应适当减少行政管理费比重。对西部地区而言,重要的是要加大发展落后地区经济,提高政府行政效率。

  3.科技支出比重与增长率。由回归结果可以看到,这一关系在中部和东部地区是比较正常的,都为正。但西部地区两者之间关系为负:科技支出比重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在其他情况不变时,会使经济增长率下降0.403个百分点。当然,由于各项支出比重之和为一。故科技支出比重若提高一个百分点,则必有某一项或几项支出比重会下降。若这一减少的支出对经济增长率有促进作用,则也许经济增长率会下降更多。从科技支出这一指标的三个构成因素中分析,可能由于西部地区体系比较落后,教育内容与经济实际需要相差较大,科研与市场的联系可能不十分密切,加大科技支出比重可能并不能很好得加快经济增长率的提高。而中部和东部地区也许正是解决了这一问题,才会使得科技支出比重增加会提高经济增长率。因此,对西部而言,首要任务不是扩大科技支出比重,而是进行科技体制改革。
  
  4.福利支出比重与经济增长率。回归结果显示,在中西部地区,福利支出比重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并无直接关系。而在东部地区,这一回归系数为-0.398,并且是显著的。综合这一系列回归结果,估计这一系数在-0.45左右。之所以东部地区这一系数为一个显著的负值主要由于接受收入转移后,人们工作的积极性会下降。在极端情况下,人们甚至会选择失业。而东部地区的福利支出一般比中、西部地区高,从而对人们工作积极性产生不利影响,进而影响到了经济增长速度。
  5.农业支出比重与经济增长率。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仅对西部地区而言,财政支出中扩大农业支出比重会促进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农业支出比重提高一个百分点,会使经济增长率提高0.35个百分点。这主要由于西部地区经济农业比重较大。对于中部和东部地区而言,这一影响都为负,并且东部地区这一负值相当大,为-1.729,并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是显著的。这表明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如果政府仅注重经济增长率,应该减少农业支出比重,至少不应该增加。但对上述结果还应谨慎对待。因为,本文界定的农业支出是由支援农林生产支出、农业综合开发支出、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事业费三项构成,这三项之和能否作为农业支出的一个很好的指标,我们并不肯定。同时,经济增长率并不是政府的唯一目标,提高农民收入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目标,这可能就要加大农业支出比重。但要注意,这是以降低经济增长率为代价的。本文的回归结果为相关部门制定政策时提供了一个参照点,政策制定者需要知道一项政策的代价究竟是多大。
  6.治安支出与经济增长率的关系。整体来看,治安支出比重增加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率的提高的,并且东中部地区并不存在特殊性。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要依靠市场带来商品的有效生产,就必须有恰当的和规章制度保证交易顺利进行。而法律和规章制度由私人提供的成本很大,因为它需要有暴力在后面支持。在法律和规章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交易活动会受到抑制。这就会抑制经济增长。因此,政府应大力完善法律和规章制度的建立和实施。
  
  四、回归结果的运用
  
  资源的优化配置,会使经济增长率发生变化。通过调整支出结构,优化资源配置,政府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结合本研究的结果,本文了上海、湖北、四川三省市在财政支出比重不变的情况下,通过支出结构的微调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以期对政府制定的支出计划以促进经济增长的提高起到一定的借鉴意义。
  1.上海。对上海而言,尽管福利比重、农业比重对经济增长率都有不利影响。但由于这两者在财政支出的比重非常小(福利支持比重为3.11%,农业支出比重为2.5%),故最好还是保持其原有比例不变。从结果可以看到,在行政管理费支出比重、科技支出比重和治安支出比重中,行政管理费比重对经济增长率的正面作用最大,其次是治安支出比重和科技支出比重,而这三者中科技支出比重最大,为15%。故就上海而言,可进行如下调整:科技支出比重减少一个百分点,而管理费支出比重和治安支出比重各增加0.5个百分点,则微调效应为:-1*0.22+0.5*0.74+0.5*0.4=0.35。这一微调使上海的经济增长率提高了0.35个百分点(若尽提高行政管理费比重,那么经济增长率可以提高0.5个百分点以上)。
  2.湖北。类似上海,对湖北而言,行政管理费比重减少一个百分点,科技支出比重和治安支出比重各增加0.5个百分点。则经济增长率的变化为:-1*(-1.321)+0.5*0.8+0.5*0.4=1.921,经济增长率提高近二个百分点。
  3.四川。科技支出减少一个百分点,农业支出比重、治安支出比重各提高0.5个百分点。则经济增长率的变化为:-1*(-0.403)+0.5*0.35+0.5*0.4=0.778,提高近0.8个百分点。
  
  五、结论
  
  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之上,本文研究了财政支出占GDP比重及不同支出项目占财政支出比重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发现政府财政支出比重的扩大会对经济增长率产生不利影响,但是如果对资源进行合理分配,也能转变这一不利影响。本文通过引入交互项,发现财政支出及其构成与经济增长率的关系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之间存在质和量的差异,为政府制定科学的财政支出计划提供一定的借鉴。具体而言,在西部地区,政府应加大农业和治安支出比重,改善科研体制;在中部地区,政府应加大科技和治安支出比重;而在东部地区,政府应加大行政管理费、科技和治安支出比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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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Montary Economics ,Vol .37,No2-3(1996):313~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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