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信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关键词：信任 人际信任 组织信任

　　论文摘要：信任是影响经济和社会的重要变量。在微观层面，信任由人际信任演进为组织信任，推动经济形态由小农经济向市场经济演进；在宏观层面，信任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三大机制之一。同时相关研究表明，信用的推动作用在我国并未明显体现。
　　
　　
　　在探讨信任及相关问题之前，对信任的本质进行界定是非常有必要的，这是进一步展开分析和讨论的基础和平台，也是和其他相异观点进行交流的接口。目前学术界对信任的理解主要有三个角度（叶初升，孙永平，2005）：信任是一种心理现象，是由情境刺激决定的个体心理和行为；信任是一种由显性秩序（社会制度和结构）和隐性秩序（文化、道德等信誉）的有效制约所导致的社会现象；信任是一种社会关系，是在社会互动过程中的一种人际态度。本文的分析在第二个角度中进行，并对信任界定如下：信任是指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主体依照正式或非正式契约的约定行为，并且同时相信对方也会履行契约。即信任是行为主体在局限条件下的一种理性选择行为。
　　
　　信任与经济形态的互动演进
　　
　　信誉是信任的基石。重复博弈中“以牙还牙”的冷酷策略能够帮助实现博弈双方的长期合作关系（ Kreps，1990），这就是信誉机制。信誉机制发挥作用需要四个基本条件（张维迎，2002）：重复博弈、贴现因子足够高、信息传输足够快、受害人有积极性和可能性实施惩罚。笔者认为，按照主体的不同，信誉可以分为人际信誉和组织信誉两类。前者是指基于人个体之间所产生的信誉，信誉主体是单个的人。后者是指基于组织与组织之间所产生的信誉，其主体是组织。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发展，以人际信誉为主会演进为以组织信誉为主。随着信誉的演化，进而信任也可以分为两类：人际信任与组织信任。
　　（一）人际信任与小农经济
　　在传统的比较封闭的乡村中，村民之间“朝夕相见”，信誉机制发挥作用的四个条件比较完备，尤其是“闲言碎语”（Merry，1984）机制使得欺骗行为能迅速被广为人知，因此村民相互之间建立了高度的人际信任。在人际信任的基础上，乡村发展出了小农经济，最为典型就是乡村集市，在这里信誉机制具体化为“信息反馈机制”维持着乡村集市的正常运转（刘海龙，2007）。从而集市成为传统乡村经济的主要载体和形式，对于村民的就业、生产和生活都具有重要作用。
　　虽然，人际信任促进和维持着乡村集市的正常运转，但是它也决定了乡村集市的初级性，限制了乡村集市的进一步发展。首先，它需要有固定的交易场所和特定的交易时间，对需求和供给从空间和时间两方面都进行了限制；其次，乡村集市上人货不分离，这是交易规模化的障碍。
　　（二）组织信任与市场经济
　　由于社会的匿名和开放特征，人员流动性大，交易双方互不相识，并且对“闲言碎语”更多的持“不在乎”的态度，使得传统的以个人为基础的信誉机制失灵。所以，如果仅仅局限和停滞于人际信用，那么社会就无法繁衍出当今这么发达的市场经济。西方市场经济之所以能发达到今天的程度，除了较完善的司法制度之外，是因为他们在更高的组织形态上复制出了信誉机制，并建立了基于组织的信任。
　　在市场经济中，是将一次性博弈转化为重复博弈的机制，是信誉的载体（Kreps，1990）。有了企业，欺骗行为也就更容易被观察，组织的生命相对于个人的生命是无限的。如果个人的利益取决于组织的价值，而组织的价值依赖于它的信誉，个人就会注重信誉。Shearmur and Klein（1997）进一步指出，现代社会复制信誉机制的主要手段是现代组织，包括企业组织、社团组织，以及大量的中介组织。除企业之外，形形色色的中介组织（如信用评估公司）通过监督和记录市场中的交易行为，为现代社会的信誉机制提供了信息基础——几乎所有的中介组织的基本工作都是收集、加工和传输信息。
　　从理论上讲，对于没有政府干预的自由企业制度而言，人们之间的信任度越高，委托——代理链条就可以越长，雇佣关系就越发达，因而企业的平均规模应该越大。

　　信任与
　　
　　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认为，较高的信任水平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社会组织的运行效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可以认为，信任属于制度中的非正式契约。制度是保证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决定性因素，它包括正式契约与非正式契约。在一个社会中，大量存在的制度是非正式契约，即在人们中间约定俗成的、交易过程中自动发挥作用的非正式制度。非正式契约既是正式契约形成的基础，也是正式契约有效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这是因为非正式契约时刻地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诚实守信等非正式契约对保证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良性运行具有基础性作用。
　　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早在《道德情操论》中就指出，经济活动是基于社会习惯和道德之上，如果离开这些习惯和道德，人们之间的交易活动就会受到重大的影响，交易的基础就会动摇。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认为新教伦理中的诚实守信对于资本主义市场主体的交易行为至关重要，并且他多次强调“信用就是金钱”。美国学者福山在《信任：社会美德和创造经济繁荣》一书中指出：“一个国家的福利以及它参与竞争的能力取决于一个普遍的文化特征，即社会本身的信任程度”。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信任度高低决定其经济组织规模，从而影响该国的经济实力和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影响的机理在于信任直接影响了一个社会经济实体的规模、组织方式、交易范围和交易形式，以及社会中非直接生产性寻利活动的规模和强度。在高信任度的社会或文化中，自发性的社会往往较为发达，中间层的社团丰富而又多样化，能够无需借助于政府力量就可以由民间自动发展出强大而向心力强的大规模组织。而信用缺失、社会信任度低则会带来严重的和全方位的恶果，将导致市场秩序的混乱、交易成本的增加和资源配置效率的降低。一个信用缺失和道德伦丧的国家必定缺少足够的发展动力，也不会有多大的发展前途。
　　所以，经济学进一步将信任作为一种内生化的社会资本，“信任”被普遍认为是除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之外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主要社会资本。信任（人际和组织）与价格（市场）和权威（国家）一起，共同构成了促进经济繁荣发展所不可或缺的三大机制。
　　
　　信任与我国经济
　　
　　张维迎和柯荣住（2002）通过发放问卷对我国的信任情况分省份进行了初步的调查，他们的研究发现：信任度越高的地区，其人均GDP就越高，并且人均GDP的增长比较迅速；统计上无法获得规模和信任程度之间的相关性信息，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的企业不是自由市场经济下的企业；信任度与私营企业数量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信任对外资的引进有明显的影响，外商只会垂青于信任度高的地区；水平、城市化水平和设施等因素能够充分解释各省信任水平的差异。
　　这一方面说明了在我国信任主要跟人们之间的交易被重复的可能性、交易的发达程度、教育水平等因素有关，支持了经济学理论中关于重复博弈导致信任的基本假说；另一方面，这一点也说明在寻求以信用推动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的道路上，我国还比较落后，还需要很长的路去走。张维迎和柯荣住（2002）给出了一个建设性的建议：建立稳定的产权制度作为促使信任形成的基础，同时规范和限制政府行为，建设和发展便利的交易技术和交易设施，开放竞争并鼓励私人的自由签约活动。在此基础上，就有可能发展出高度发达的信用，进而推动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综上所述，信任对于经济发展具有重大的内生性促进作用，它与价格和计划一起，共同保障并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繁荣发展。但是，必须看到，我国目前正处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阶段，交易还不发达，组织程度比较低，市场制度尚未成熟，人际信任仍然是主要的信任表现形式，所以，在完全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信任对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并没有很好发挥出来。如何根据我国国情，使得信任真正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和社会繁荣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这是摆在21世纪国人面前的重大而又迫切的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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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张维迎.制度的信誉基础[J].经济研究，2002
　　2.刘海龙.乡村集市的信息反馈机制研究[J].经济纵横，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