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经济转轨模式的一些思考

　　[摘要]渐进式和激进式，常常被用作对和俄罗斯转轨模式的概括。改革成效的现实对比，使人们往往得出渐进式优于激进式的简单结论。这种判断是否准确，产生改革成效不同结果的真正原因究竟如何?文章用制度比较的方法作了独特的思考。
　　[关键词]渐进式；激进式；经济转轨模式；制度比较
　　
　　人们在分析中俄两国的经济转轨模式时，常常将其作为渐进变革和激进变革的典型进行比较。并由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巨大成就和俄罗斯经济走势徘徊不前的现实对比，得出中国“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改革模式要优于俄罗斯以“休克疗法”为手段的激进变革模式的简单结论。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中国改革获得成功的原因和俄罗斯转轨失败的根源究竟在哪里?我们有必要用制度比较的方法作一个更加深入的分析。
　　
　　一、理论前提
　　
　　一个制度体系，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多个参与主体之间相互博弈达到的一种均衡状态。既定的制度框架协调着参与主体的信念，规范着参与主体的种种行为方式。而改革作为一种社会变迁和制度转型过程，实际上是从一种均衡状态到另一种均衡状态的转变。“当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参与主体发生变更，或者原参与主体业已形成的决策习惯和认知模式出现问题时，就会使制度均衡被打破，引发‘制度危机’，需要有新的制度加以替代。”[1](P4)以上所说的参与主体可以被定义为社会上存在的众多利益集团，不同的利益集团代表不同的利益取向，而每个集团的成员都想通过集团的集体行动，以自己最小的成本换来尽可能多的个人利益。无论是旧制度的维系还是新制度的建立，都是这些利益集团之间展开广泛的博弈，经过充分的讨价还价产生的结果。樊刚教授在分析制度变革时，引入了“实施成本”和“摩擦成本”这两个概念，作为对“变革成本”(或者说是变革时的交易成本)的细化。他所说的“实施成本”主要是指在变革时人们的“重新签约”造成的。比如说在发生产权关系的变革，重新界定人们的权利和义务，制定新的契约和保护新契约关系的规章等所需的时间和费用等等。“摩擦成本”是指“社会上某些利益集团对改革的抵触和反对所引起的经济损失”[2]。改革正是在协调各个利益集团的过程中，不断降低“实施成本”和“摩擦成本”才能获得有效推进。
　　
　　二、问题的展开与深化
　　
　　有了上述理论，我们可以作出以下分析。1991年末1992年初，在俄罗斯由哈佛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提出，盖达尔政府宣布了“休克疗法”式的激进的经济改革方案。它是希望在较短的时期内通过放开价格，实行紧缩政策，控制通货膨胀，达到稳定宏观经济的目的，并通过全面的经济自由化和产权私有化，实现经济转轨和改变社会基本制度。也就是说，俄罗斯试图通过一次性的“签约”，实现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根本性变革。根据对“变革成本”的定义，虽然这种激进式的改革可能立刻出现较大的震荡，从而造成较大的损失，但是若能在较短时间内完成过渡，其损失应该小于那些因经济长期处在信号扭曲状态中，必须支付多次“签约成本”的渐进式改革。但是渐进式改革不会像激进式改革那样一下子全面地触动各种既得利益，不会使各种势力在同一时期内形成反对改革的强大联盟。这样“分步走”的渐进改革因逐步地改变利益关系，在每一阶段的“打击面”较小，每一步改革所遇到的社会阻力较小，引发的社会冲突也小，较容易受到控制，改革的摩擦成本较低。由此可见，激进改革的实施成本要小于渐进改革，但是摩擦成本要大于渐进改革。两者可以说是各有利弊，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渐进改革成功的例证，而波兰、匈牙利的转型却是“休克疗法式”激进变革的成功实践。那么为什么“休克疗法”被照搬到俄罗斯后，却以失败告终呢?
　　“休克疗法”的依据是西方新自由经济理论和货币学派的思想，强调货币政策，主要是设想在短时期内解决宏观经济稳定和振兴经济的问题。一般来说适合于在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化水平较高、能够经受住“休克”阵痛、持续动荡的国家使用。当时的俄罗斯满足了上述的条件。但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条件是，这种强烈的变革，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利益集团或者代表利益集团的政府来组织实施，协调好各个集团的利益，使更多的潜在利益集团能够成为次级行动集团，协助变革的顺利实行，至少是减少一些反对改革的阻力，降低变革的摩擦成本。并且为了避免反复“休克”造成的巨大实施成本，需要执行的速度越快越好，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过渡。匈牙利和波兰很好地满足了这样的要求。在匈牙利，原来估计15～20年的改制，8年左右就完成了，其中大部分在1995～1997年的三年中完成，转轨不仅步伐快，而且彻底。许多西欧国家认为不宜私有化的部门，如电力、民航、通讯等也都私有化了。这样激进的变革之所以能施行，当时的匈牙利政府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政府把大部分的向私人和外商出售，直接从西方经理人手上建立了企业制度并很快进入国际市场，赢得国际利益集团的支持。同时，在立法方面与欧盟协调一致，力争加入欧盟。这样既能带来经济上的好处，又受到更好的保护。生存安全感的迫切需求使国内的左中右派走向一致。在出售国有资产时，政府成立并多次改组专门的机构，吸收大批专家参与对营私舞弊行为坚决打击，赢得了社会的赞扬。在波兰，起到相同作用的是强大的工会力量，工会组织主导改革，提供了民众广泛参与和讨价还价的权利，各方力量趋于一致后改革便得到顺利推进。
　　在使用激进变革获取成功的匈牙利和波兰，强有力的政府或利益团体在变革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在“休克疗法”宣告失败的俄罗斯，恰恰没有这样的政府和行动团体来主导改革。从1991年开始宣告施行“休克疗法”的短短几年间，俄罗斯数易总理，在政治上摇摆不定。从表面上看，频繁更换总理的原因是不能有效推进改革，转变俄罗斯低靡的经济形势；实质上改革之所以不能有效推进，是因为政府不能协调好各集团的利益关系，得不到广泛的支持。如果我们把国家看作一个大的集团的话，社会上的那些利益集团便成了集团中的个体成员。我们知道“除非在集团成员同意分担实现集团目标所需成本的情况下给予他们不同于共同或集团利益的独立的激励，或者除非强迫他们这么做，不然的话，如果一个大集团中的成员有理性地寻求他们的自我利益最大化，他们不会采取行动以增进他们的共同目标或集团目标”[3](P3)。当时的俄罗斯，正大刮私有化之风，社会上各个利益集团都指望在此过程中寻找自身的利益，没有任何一个集团会为了国家整体的利益而付出改革的成本。而在匈牙利，左派集团为了能执掌内阁，他们必须出头主导改革，用改革的成绩稳住他们执政的地位，这构成了该集团的激励。波兰的工会是一股力量强大、民主传统浓郁、具有很高社会参与度和较浓贫民主义色彩的集团组织，组织生存的需要同样激励着工会成为波兰改革的主力。俄罗斯的无产阶级工会组织没有采取类似的行动，正是因为对阶级内部的个体成员没有形成激励的条件，那么有人会问，无产阶级革命时，俄罗斯无产者的那股革命热情上哪里去了? 　　我们知道促使集体成员采取有利于集团的行动，除了“有选择的激励”之外，还有意识形态的作用。意识形态能使个人为了阶级利益采取感情冲动的非理性行为。根据诺思的观点，意识形态是群体所拥有的智力模型的共享框架，作为一种节约交易成本的机制，它不仅对环境提出解释，而且还包括对环境的秩序究竟应该怎样提出建议。有效的意识形态的形成必须能与群体固有的文化传统、道德和伦理评价达成一致、融为一体，当人们的经验与其思想不相符时，他们就会改变其意识观点，试图去一套更适合于其经验的新的理性[4](P121)。强调无产阶级利益至上、承诺给世界上一切受压迫民族带来幸福生活的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观在世界上建立起众多的社会主义国家，就是成功意识形态的完美应用。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有组织的利益集团”，这种大的行动团体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它的成员与其说是受到了潜在利益的刺激主动承担起变革的任务，还不如说是受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并用这种影响动员了其他潜在的利益集团(比如农民、知识分子)，得到社会的广泛支持，采取了一致性的行动。当意识形态决定的革命成功后，行动的成员往往会自觉地根据自己的实际经验反过来对行动作一个判断，看自己在付出变革的成本之后能否有一个真正的兑现。苏联成立后，无产阶级控制的苏联政府带领苏联广大人民顺利走上了强国的道路，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的确使苏联跻身当时的世界超级大国之列，但是有限的资源却没能用在提高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上。无产阶级大集体的成员用自己个人的付出，换来了集团的整体利益即国家的强大和国防的安全，而对于每一个集团成员在“英雄时代”过后等来的却是生活的步步艰辛。这样经验和意识之间的矛盾不断积累，迫使人们改变其旧的意识形态。苏共意识形态破产之后，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逐渐渗入，无产阶级内部开始分化，在自由主义的影响下，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最终导致了苏联的瓦解。在新成立的俄罗斯，叶利钦延续了这种思想，试图用带有浓郁自由主义气息的“休克疗法”来转变俄罗斯的颓势。但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思想毕竟是舶来之物，与“俄罗斯精神”难以结为秦晋。意识形态上的左右摇摆为俄罗斯体制的多变性和经济衰退作了很好的诠释。
　　成功的例子是，在，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稳住了改革开放的形势，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选择的渐进式的改革道路在中国尚未完成工业化、经济基础薄弱的现实情况下可以说带有一定的必然性。渐进模式的选择使改革的摩擦成本相对较小，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连续稳定并用改革成绩捍卫的意识形态建设，协调了社会上方方面面的利益，产生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共同信念。虽然改革之前，中国有步苏联后尘的迹象，但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领导人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注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在发生意识形态上的争论时，中国的领导人用诸如“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5](P373)这样掷地有声的合理判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并为中国的发展赢来了稳定的政治环境。
　　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应该在发展的过程中通过深化改革来加以解决。在俄罗斯，自从普京高举以欧亚主义为形式、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俄罗斯精神”之旗来振兴俄罗斯的意识形态之后，俄罗斯获得了久违的稳定的政治局面和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但是，普京政府仍然面对着来自曾经支持他的众多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力，如何运用新的意识形态来减小改革的摩擦成本，将是俄罗斯要继续面对的问题。同样，中国在改革初期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提高发展效率的思想，在发展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引起了社会上贫富差距的扩大和一些不稳定因素，“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正是要协调各方利益、用稳定的环境进一步促进发展。
　　
　　三、结语
　　
　　当我们在进行一项改革的时候，对改革路径的选择，往往会受到一些客观因素的影响，甚至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一个国家的特殊国情和不同时期的现实状况，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决定了该国制度变迁的模式，或者说改革方式的初始挑选相对于改革措施的具体执行显得无足轻重。无论选择哪一种改革方式，在改革过程中，用有选择的激励或者意识形态的建设使全国上下信念统一；创造出对改革充满热情，具有强大组织能力的行动团体，减少多次“签约”的“实施成本”；协调好各集团的利益关系，博取尽可能多的社会支持，减少改革的“摩擦成本”，使改革能够顺利进行，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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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孙宽平．转轨、规制与制度选择[M]．北京：社会文献出版社,2004．
　　[2]樊刚．两种改革成本与两种改革方式[J]．经济研究，1993，(1)．
　　[3][美]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M]．陈郁，郭宇峰。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4][美]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陈郁，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5]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