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反倾销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的法律依据

　　[摘要]文章分析了非市场地位在反倾销中的固内法依据、国际法依据以及两者的关系，对反倾销中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依据的合理性提出质疑，并为我国如何应对提出了可行性建议。
　　[关键词]反倾销；非市场经济；替代
　　
　　一、非市场经济在反倾销中的国内法依据
　　
　　按照美国《1930年关税法》第771节(18)段以及美国《1974年贸易法》的相关规定，所谓非市场经济国家，是指由商务部确定的那些不按成本和价格结构的市场原则运作，商品在该国的销售不能反映其公平价值的国家。通常情况下，商务部在确定非市场经济国家时所考虑的因素包括：第一。货币与其他国家货币的可兑换程度；第二，与劳工通过自由谈判确定工资率的程度；第三，外国公司举办合营企业或进行其他投资被允许的程度；第四，政府对生产资料所有或控制的程度；第五，政府对资源配置以及对企业价格、产量决定权的控制程度；第六，商务部认为适当的其他因素。
　　尽管从形式上看，美国的上述规定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但是，由于认为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国内销售价格是被扭曲的，不能反映产品的正常价值，因而在反倾销的过程中通常采用一个“替代国”的类似产品的价格作为正常价值。不过，其正常价值有时也采取生产要素价值方法来确定。然而，从实质上看，生产要素价值方法并没有脱离传统替代国制度的窠臼，只不过是改用替代国价格给非市场经济国家产品的生产要素分别定价而已。虽然美国反倾销实践中强调在例外情况下，也就是商务部发现现有材料不足以用来依生产要素方法确定正常价值时，可以用一个或多个市场经济国家的可比产品。在其他国家包括美国的销售价格来确定正常价值。但是，作为生产要素价值方法例外的市场取向产业测试法(以下称MOI)在实践中往往只是走过场而已。更为主要的是，美国商务部并未将MOI测试编入其反倾销细则。另外，美国商务部在反倾销实践中采用的数量限制协议中止反倾销调查，以及单独税率测试等方面，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要求要比对市场经济国家要求严格得多。
　　欧共体于1968年制定的802／68号条例是其第一部反倾销法，其后的2176／84号条例、1761／87号条、2193／92号条例、3283／94号条例、384／96号条例、905／99号条例以及最近的461／2004号条例对反倾销法的内容有了新的。按照欧盟的反倾销法的规定，在进行反倾销确定正常价值时，首先必须确定出口国是否为市场经济国家。与美国确立的衡量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标准不同，欧盟对非市场经济国家采取列举的办法。凡被列举为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出口国，欧委会就会认为其国内价格不能作为确定正常价值的可靠依据，而会采取其他的办法。
　　从欧盟1998年第905／99号条例第2条第7款涉及的有关反倾销法的补充规定中看，生产商只有在满足了下列条件时，方可被认为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开展经营活动：第一，受调查的企业在决定价格、成本和投入，比如原材料、技术和劳动力成本、产出销售和投资实施按照市场供求情况来作出决定，并且在决定过程中不存在任何重要的政府的干预，而且主要的投入成本反映了市场价值；第二，受调查的企业具有清楚的基本记录，该记录是根据国际会计标准独立审计的，且使用于所有的目的；第三，受调查企业的生产成本和财务状况，特别是与财产折旧、其他的抵消、货物贸易和债务偿还有关的情况，不受此前实施的非市场经济体制的扭曲；第四，有关的企业适用破产和财产法律，这些法律可以保证企业经营的确定性和稳定性；第五，汇率是按照市场汇率确定的。
　　欧美对待非市场经济国家问题的反倾销立法及其实践几乎成为其他国家的样板，不少国家纷纷效法，在其国内立法中对非市场经济国家问题作出规定。例如，加拿大《特别进口措施法》界定的非市场经济国家标准是：(1)该国政府垄断或大体上垄断该国的出口贸易；(2)国内价格大体上由该国政府确定，并且有充足的理由相信这种价格与在竞争性市场中形成的价格有很大的不同。澳大利亚、日本的规定与此相类似，都比较原则。
　　
　　二、非市场经济在反倾销中的国际法依据
　　
　　非市场经济在反倾销中的国际法依据主要见之于《GATrl947》《WTO反倾销协议》以及《中国入世议定书》等相关文件中。从上看，由于认为“GATr是由市场经济创造，并为之服务的”，1947年GATr第6条也因此在非市场经济问题方面留下空白。肯尼迪回合与东京回合谈判结束，GATY及其反倾销协议更为明确地提出了非市场经济问题，1979年《关于解释和适用关贸总协定第5条、第16条和第23条的协议》第15条还规定了其产品正常价值的确定方法。乌拉圭回合谈判之后，GATrl994第6条和《WTO反倾销协议》(以下际ADA)在非市场经济问题上沿袭了GATr的规定。在中国入世谈判及其结果性文件中，这个问题又有了突破性发展。
　　从内容上看，ADA第2.2条规定：“如在出口国国内市场的正常贸易过程中不存在该同类产品的销售，或由于出口国国内市场的特殊市场情况销售量较低，不允许对此类销售进行适当比较，则倾销幅度应通过比较同类产品出口至一适当第三国的可比价格确定，只要该价格具有代表性，或通过比较原产国的生产成本加合理金额的管理、销售和一般费用及利润确定。”该条款指出“不存在正常贸易过程销售”和“特定的市场条件”可导致“不允许恰当比较”，此种表述实质上涵盖了“国家贸易国家倾销”，从而将非市场经济问题事实上纳入反倾销协议。
　　从方法上看，ADA相关条款仍然采取不禁止的事实授权做法，因为GATrl994第6条和1994年反倾销协议并未划定“非市场经济国家”和指明对其调查的具体方法，WTO各成员方方有权自主确定“非市场经济国家”，并由反倾销当局在实践中采用特定的调查方法。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允许各国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反倾销时采用替代国价格，但附加了明确的限制条件，即第三国必须是适当的，第三国的可比价格必须具有代表性，而且，按各成员在采取WTO反倾销协议第2条第2款行动时必须符合ADA第2.7条的规定，即“不损害GATrl994附件1中对第6条第1款的第2项补充规定”。
　　对于中国而言，《中国入世议定书》对非市场经济问题的突破在于，《议定书》第15条关于“确定补贴和倾销时的价格可比性”的规定中明确规定了在中国人世后的15年内，其他成员方可以对中国出口产品采用替代国价格来确定倾销的存在和幅度。按照《中国入世议定书》第15条的要求，在反倾销问题上，中国除了要遵守《GATr1947》第6条、《WTO反倾销协定》外，还必须遵守《议定书》第15条的特殊规定。即该条第(a)、(c)、(d)项涉及反倾销的规则，这些规则的实质在于中国入世后的15年内WTO其他成员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符合国际法。 　　三、非市场在反倾销中依据的启示
　　
　　从非市场经济在反倾销中的国内法律依据与国际法律依据间的关系看，由于GATr／WTO框架下事实上建立了反倾销中的替代国制度，使得欧美等国的国内反倾销立法对待非市场经济国家问题有了国际法依据，由于GATr／WTO都未对非市场经济国家作出明确界定，这又为欧美等国对待非市场经济问题留足了国内立法的空间。对于而言，由于《中国入世议定书》是WTO体系下的国际法律，其中的非市场经济条款就成了其他WTO成员视中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国际法依据。概括地讲，非市场经济在反倾销中的法律依据的历程和实质给我们的启示主要有：
　　第一，反倾销一直是西方国家常用的一个贸易保护的武器，西方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决定了在非市场经济问题国际规则制定上的话语权。所以，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我国就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依法治国的进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不断增强经济实力和提高国际地位，不仅让反倾销非市场经济问题中的替代国制度无适用的可能，而且要积极参与WTO规则的修改和制定，能够在相关国际规则的制定过程中据理力争，阐述替代国的不合理性和过时性，期以在新的谈判中改造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反倾销的替代国制度。
　　第二，应当充分认识到《中国入世议定书》第15条是中国入世谈判过程中作出的重大让步，是一个对中国极为不利的条款，为了将不利因素降到最低，我们必须深刻认识第15条明确地对中国使用替代国方法的实施条件。这些条件包括：(1)产品要原产于中国；(2)中国产品进入的领域为WTO其他成员方的市场，WTO其他成员如要对中国采用替代国制度时的“受调查的生产者”是指接受进口方反倾销调查的中国生产者，“受调查”是生产者的产品属于调查的同类产品范围，并在接受调查公告之日起，进入反倾销调查程序；(3)中国能否享受“市场经济待遇”由企业自身举证，证明的标准包括自身所作的市场经济的努力和进口成员方法律规定的市场经济的条件，而以后者为主；(4)第15条也明确要求进口成员将中国企业的制造、生产与销售情况与本国的市场经济认定标准“进行严格比较”，以便合理确定中国企业产业的倾销，这实质上为我们抗辩西方国家滥用反倾销替代国制度提供了一个重要依据。
　　第三，作为WTO成员，我们要充分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严格监督其他WTO成员的反倾销立法及实践是否存在背离WTO规则的现象，以免挥舞反倾销大棒的某些国家在反倾销非市场经济问题上走得过远。例如，美国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尤其是中国反倾销时适用的“一国一税”制度，不仅在《中国加入WTO议定书》第15条中未涉及，而且《WTO反倾销协议》中也没有“一国一税”的法律依据，相反《WTO反倾销协议》第6条第10款明确规定，“主管机关通常应对被调查产品的每一已知出口商或生产者确定各自的倾销幅度”。这表明。“一国一税”制度并没有国际法的合法性依据，我们完全可以通过WTO争端解决机制来让其警醒检察自己的行为，以期为中国的对外贸易以及世界多边贸易逐步赢得良性互动的合理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