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学者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评价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6-25
关键词：经济体制改革；作用；海外研究
国外学者普遍认为，中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既取得巨大成就，又存在一些问题。他们中的大多数都能排除意识形态的偏见，通过对中国的实地考察，客观地指出改革的成就以及尚未解决的问题。这些探索对反思改革并进一步推进改革大有裨益。
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的成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的稳步推进使中国经济和社会生活各方面都发生深刻的变化，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迅速增强。国际社会也越来越感受到中国改革所带来的巨大影响，认为这是“史无前例的伟大实验”，其意义不仅在于使中国的经济真正开始起飞，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经济和意识形态面貌”，直接影响了整个世界。
(一)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国外学者注意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造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奇迹，是世界上仅有的几个经济连续高速增长的国家之一。因此，国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赞誉之声不绝于耳，“中国奇迹”成了人们经常谈论的话题。
从经济速度看，中国30多年的高速发展称得上是一个“经济奇迹”。1979年至2006年间，中国的GDP年均增长率接近10％，是新中国上发展最快的时期，在世界经济中也独领风骚。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托马斯·罗斯基曾对中国30年前开始的改革能否彻底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表示怀疑，但在今天看到中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时，不得不表示由衷赞叹。他谈到：“过去的20多年使所有可以想到的经济指数都有了巨大增长，这些指数包括产量、生产力、就业、收入、出口、寿命、身高、体重等等。如此巨大的成功是完全没有想到的。”显然，这是对改革成就的充分肯定。法国学者埃里克·伊兹拉莱维奇在其新著《当中国改变世界》一书中把改革过程大致分为三个九年：1978—1986年、1987—1996年和1997～2006年，每一个九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都翻了一翻。他看到，沿海各省及港口地区的经济持续发展，众多西方品牌在全国各地随处可见。这些都证明，在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政策后，对外贸易有急剧增长。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不仅表现在数量上，还表现在质量上。印度学者阿嘎瓦拉观察到，中国在注重发挥其丰富的劳动力优势的同时，还特别注意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他指出：“中国的增长并不只是通过资本形成和劳动投入而产生的数量上的增长。生产率的改善也很显著。……中国和中国出口到世界各地产品的质量清楚地表明了这种技术进步。”近年来，中国在加速科技进步，提高经济增长的科技含量和经济效率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取得了很大进步。
(二)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最明显的表现就是该国人民的生活状况。改革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这是由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必然显著提高。国际社会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改革给中国人民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美国学者布拉姆对比了改革前后人民的生活状况，认为，中国人的物质生活水平与改革开放之前相比有巨大反差。改革开放前，中国是典型的短缺经济，日用消费品实行定量凭票供应，大米、白面等生活必需品都不能满足社会需要。30年后，中国消费品市场供应充足，商品的品种和数量非常丰富，这是迄今为止许多国家都没有做到的。许多改革开放前来过中国的海外人士今天再次来到中国时，都对中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感到吃惊，他们切身感受到中国的进步和发展。
中国的消费结构发生变化，生活质量明显改善。国外学者注意到，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收入的增加，中国人民的消费观念发生较大变化，消费结构趋向合理，消费质量明显提高。从饮食方面看，1978年以前，人们的饮食结构以主食为主，主食中又基本以粗粮为主。现在，人们的饮食结构发生很大变化，各种肉类、蔬菜、营养品充斥于普通群众的饭桌，营养水平大有改善。卫生部门的调查和统计资料表明，目前，中国人民的营养水平已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营养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人们寿命的延长。法国学者埃里克·伊兹拉莱维奇指出，“从总体上看，中国人的平均卡路里摄入量增加1／3，这与他们平均寿命的增加不无关系。该国国民的平均寿命从1970年的61.7岁增加到现在的71岁，在30年中增加近10岁。婴儿死亡率则从1978年的41‰减少到2000年的30‰，这也是寿命延长的原因之一。如今，一个年轻的中国男性，在出生时可望活到68岁，而女性则可活到72岁。”另外，中国很多耐用消费品消费的增长率已比日本、韩国和马来西亚为代表的东亚国家增长更快。彩电、冰箱、手机、电脑等种类繁多的家用电器已成为中国人民(包括居民)的大众消费品。可见，中国已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正在全面建设惠及13亿人口的小康社会。
其实，大部分国外研究者在分析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就时，都忽视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很大贡献，那就是贫困人口的减少。贫困人口由改革开放初期的2.5亿减少到2003年底的2901万，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由30.7％下降为3％左右，在总体上实现了小康。世界银行的统计显示，如果不包括中国，1987年至1998年全球贫困人口总数增加了8200万，但因为有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的贫困人口大幅减少，全球的贫困人口因而减少800万。尽管城市的快速发展加剧了经济不均衡，但整个国家的贫困人口大大减少，这已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
(三)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强。随着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中国的综合国力迅速提高，国际影响力也日益增强，这对整个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改革开放迅速增强了中国的综合国力，使中国成为全球经济的积极参与国，并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大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认为，中国是一个沉睡的经济巨人，在未来的20年内，中国的人均产值将翻几番，到21世纪初，中国的绝对经济规模将超过日本，其国民生产总值将仅次于美国。英国汇丰集团主席庞约翰也谈到：“今天几乎所有的行业，中国经济的影响不仅是重大的，而是具有决定性的，显示了中国在转型过程中所取得的巨大的成功。”中国经济的巨大潜力和迅猛发展的势头对世界经济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国外学者分析了这种促进作用，认为中国的强劲增长带动了世界原材料及能源市场价格的不断上涨，价格上涨为原料及能源出口国带来了福音。同时，中国出口大量的廉价产品又遏制了其它国家因原料及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货膨胀压力。美国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认为，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概为17.5％。这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开放度非常高，中国的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有某种乘数效应。中国对协调国际舞台上政治对话工作的积极作用也日益明显，贡献越来越大。欧盟委员会2006年10月24日在发表的题为《欧盟与中国：更紧密的伙伴、承担更多责任》的文件中指出，过去10年里，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的一个主要强国，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和第三大出口国，也正在成为国际舞台上的重要政治力量。中国改革所掀起的巨浪，目前正冲击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只要改革的方向和势头不变，它对全世界的影响肯定会越来越大。中国已经日益深入地卷入世界经济活动之中，并发挥重要作用。这种全球性的经济联系又不可避免地促进文化、政治等其他领域的国际交流和合作，这必将对整个国际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 二、体制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几乎每一个国外学者在肯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指出改革中出现和积累的一些问题，其中许多是切中时弊的，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并引以为戒。
(一)贫富差距扩大。国外学者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最直接影响是贫富差距扩大，这在中国将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5年的《人类报告》指出，中国存在贫富差距问题。报告称：“中国的基尼系数达到0.45，超过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如今中国20％的最贫困人口收入份额只有4.7％，而20％最富裕人口收入份额高达50％。”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泽菲林·迪亚布雷观察到中国的基尼系数与改革初期相比产生的变化，认为这与其他亚洲国家相比有同样的趋势，意味着贫富差距扩大。他指出：“在经济转轨的初期也许还可以容忍一些不平等的现象存在，但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必须充分考虑这个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中国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实行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致使人民生活水平较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分配制度的改革打破了收入分配上的平均主义，调动了全体社会成员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改善了人民生活水平。但由于分配制度的改革措施不完善、不配套，产生一些新的问题，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贫富差距问题。中国贫富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城乡收入差距。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远远高于居民，而且城乡收入差距有明显扩大趋势。虽然农业税的取消使农民收入有所增加，但城乡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的矛盾仍十分突出。二是地区收入差距。中国的地区发展极不平衡，东部和西部的差距最为明显。有资料显示，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与落后的西部地区的收入差距实际上超过5:1。三是行业收入差距。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原来各行业间普遍存在的平均主义受到冲击，各行业间的收入差距非常突出。一些垄断行业职工的年均收入要高于一般传统型、竞争性职工收入的5倍以上。
国外学者认识到，中国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是与其最终目的相悖的。鉴于这种情况，他们指出，在下一阶段的改革中，中国必须重视分配制度方面的改革，并将社会公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目标。既要看到，在打破平均主义后，人们的收入水平出现一定的差距是正常的，又要充分认识到，贫富差距悬殊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必须积极采取措施制止这种倾向的继续发展。为此，要进一步深化分配制度改革，规范分配秩序，理顺分配关系，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整顿不合理收入，在提高效率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让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二)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国外学者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以及二者的关系十分关注。他们观察到，中国在经济体制方面改革力度很大，取得很大成功，但在政治体制方面却力度不大。美国学者利茨坦斯丁观察到，中国是经济改革大大超前于政治改革。他提出要实现政治和经济改革的平衡。如果追根溯源的话，改革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实质上都带有一定的政治性，只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才能真正消除。否则，经济体制改革必将受到挫折。因此，必须保持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平衡关系，使两者相互配合。如果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跟不上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势必导致经济领域的一些重大改革难以推行，这已经为改革开放近30年的实践所证明。国外也有些人认为，中国只重视经济体制改革，对政治体制改革却有意无意地推迟，这种观点显然是一种偏见，不符合事实。邓小平历来把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联系起来看待，他认为：“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化的实现。”
一些西方研究者分析了中国的政治体制，认为中国的非西方政治体制与市场经济存在矛盾，市场化的改革将不断受到现行政治体制的束缚，改革要继续下去，迫切需要采用西方的政治体制，这样才能摆脱原有的束缚。他们没有认识到，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有适合自己国情的政治制度，不可能盲目地接受西方民主政治体制。国外不少人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有较为客观、独到的认识，但由于他们在观察问题的角度、评判的标准及价值取向等方面与国内学者存在差异。因此，他们对一些现象进行分析后得出的结论或多或少有失偏颇，甚至出现严重的错误。
(三)社会道德观和价值观滑坡。任何一个国家在经济和社会转型之际，都必然带来价值观的转变问题，中国也不例外。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改革的浪潮把国外的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等资本主义的消极思想引入中国，给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以巨大的冲击和震动，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价值体系的巨大混乱和价值观的多元化。中国领导人在改革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摆脱了僵化意识形态的束缚，大大加快了改革的步伐。“然而，缺乏一个包罗万象的价值体系或意识形态固然使中国领袖可以实事求是地解决他们所面对的问题，却同时也造成了一种思想和道德标准的真空状态，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这种种情况的出现，可以说是经济改革的副作用，是一方面在物质欲望刺激下，另一方面在没有道德价值观的防卫下产生的。……其实，这是中国从一个极端——精神第一主义，走向另一个极端——物质第一主义的必然结果，是完全不足为奇的。”因此，改革要解决如何在精神和物质之间取得平衡的问题。
有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将不惜一切代价，包括意识形态和道德价值观来发展经济。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这些人没有仔细研究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只看到表面现象就匆忙得出不切实际的结论。针对这种看法，日本学者宇野重昭反驳道：“对于中共领导来说，经济改革旨在确保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保证国家不至于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落后。这一选择显然是至关重要的，但不能因此而断言中国人会牺牲他们自己的道德标准。因此，经济改革越是向前推进，就越是有必要重新加强传统道德，即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就严厉批评了“以牺牲精神文明去求一时一地的经济效益”的短视行为，强调“任何时候都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换取经济一时的发展”。这表明，改革不是没有原则的单纯发展经济的改革，还要保持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