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6-25
[关键词] 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论依据
1.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早在1867年，马克思就在《资本论》中区分了外延的扩大再生产和内涵的扩大再生产两种不同的经济发展方式。特别是在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关系——人与的研究方面，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著名论断已被人们视为“性前瞻”，至今仍给人以启迪。
马克思告诫我们，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必须依赖大自然。人类经济社会系统是大自然生态系统的子系统，人类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为基础。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 。如果我们不认识和正确应用自然规律，不按自然规律办事，就要遭到自然界的报复性惩罚，“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1]
2.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经济增长理论。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经济增长理论有早期经济增长理论与经济增长理论之分。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与不同的发展阶段相适应，经济增长方式的阶段性规律直接反映在不同经济时期的增长理论上。在经济增长的第一个阶段，由于人口增长与粮食等产品增长的不同步，人口增长的扩张性与土地等生产能力的有限性之间存在着不平衡，因而产生了理论上所谓的“马尔萨斯陷阱”。对于经济增长依赖于基本生产要素驱动的困境，斯密与李嘉图等曾持悲观态度。但随着经济的发展，理论上的“马尔萨斯陷阱”并没有在现实中发生。在早期增长阶段，经济的快速增长得益于资本的积累。
新增长理论的内生增长模型是对新古典增长论的完善和修正，其共同特点是强调内生化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决定作用。新增长理论说明，要素投入的增加只有在其能够带来科技进步的条件下才能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科技进步必须遵循内在实现机制。
3.影响经济增长因素的研究。研究经济发展方式，首先应该研究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
对影响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当时，美国经济学家丁·克德思提出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丁·克德思指出，全要素生产是指产量与全部生产要素投入量之比。美国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丹尼麦运用克德里克的全要素生产理论把经济增长的因素分为两大类，即总投入量和单位投入量的产出量(全要素生产率)；并且指出，总投入量主要包括劳动、资本的投入量；全要素生产率主要包括知识生产、资源配置的落差、规模经济等。
丹尼麦对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被各国经济学家所关注，引起了广泛的重视。在理论界，比较公认的影响增长的因素主要有：劳动力、资本的投入，广义技术进步如新技术的发明应用，工艺水平的提高，经营管理的理论化，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产业结构的优化即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经济环境的改善(包括经济体制的效能、政府部门的效率和社会的稳定等)。在这里，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可分解为数量和质量两种，总投入数量属于经济增长的数量因素，全要素生产率属于经济增长的质量因素，经济增长方式也就有数量扩张型增长方式和质量效益型增长方式。在一定时期内，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总投入量的增加而带来的增长就是数量型增长，一般称之为粗放型增长；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带来的增长，就是质量效益型增长，也就是一般所说的集约型增长。
4.四个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增长方式。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以P·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为开端，现代经济学把先行化国家的经济发展大体上划分为4个阶段；对应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存在着不同的增长方式。对于这4个阶段，虽然不同的经济学家有不同的命名，但他们对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增长方式内容的分析却几乎如出一辙。
第一阶段是“起飞”前阶段，即第一次产业革命以前的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特点是，经济增长缓慢并且主要依靠增加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投入来实现，农业是这一时期的主导产业。M·波特(Michael Porter)把它定义为“生产要素驱动阶段”。
第二阶段是从18世纪后期第一次产业革命发生到19世纪后期第二次产业革命开始前的“早期经济增长”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以机器代替手工业，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驱动，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成为主导产业。M·波特把这一发展阶段定义为“投资驱动阶段”。
第三阶段是l870-1970年的百年发展时期。这个阶段的经济增长方式和早期经济增长阶段的增长方式的区别在于，经济增长已经主要不是靠资本积累驱动，而是主要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来实现。这一阶段的主导产业是现代服务业、现代制造业与现代农业。S·库兹涅茨(simon Kuznefs)把这种增长方式叫做“现代经济增长”，M·波特把这个阶段定义为“创新驱动阶段”。[2]
第四个阶段是1970年以后逐步向信息时代或者知识经济时代过渡。用信息技术改造、优化、提升国民经济成为这一时期经济增长的主要内容，信息化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特征。这一时期的主导产业是渗透于各行各业的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高技术产业。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现实依据
用现代经济增长理论、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和科学发展观来解析的经济发展方式，可以发现，我国经济之所以长期粗放而且转型艰难，在主观上，是与战略指导上的价值观、发展观、政绩观密切相关；在客观上，是与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的新变化及国际背景的新变化密切相关。
(一)战略指导上的价值观、发展观和政绩观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影响。财富拜物教的价值观、追求GDP数量增长的发展观深刻影响着我们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这是战略指导思想出现偏差的深层次文化根源。
自18世纪第一次产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在创造出惊人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把物质财富当成了那个时代的图腾，当成了衡量一切价值的基础。而且，亚当·斯密(后来还有边沁和穆勒)把自利和对功利主义的追求，上升为社会繁荣进步的源泉。作为传统工业文明的一种主流价值观，功利主义已渗透到社会生产与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长期以来，我们把以财富拜物教、功利主义、享乐主义为主要特征的价值观当作资本主义的特殊产物，殊不知，这种价值观在社会主义中国照样大行其道。在我国，在宏观层面上，对财富的崇拜表现为对GDP增长速度的追求；在层面上，财富拜物教表现为对利润的最大化崇拜。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疯狂地扩大生产规模，滥用资源，将环境污染“外部化”。显然，这种价值观、发展观与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可持续发展方式格格不入，与生态文明格格不入。
(二)所处发展阶段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影响。我国已进入工业化加速阶段，产业结构均由“一二三”演进到了“二三一”阶段，即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并且处在起飞后的高速增长期，第二产业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动力。 在这个阶段，有许多因素从正反两个方面对我国转变方式产生重要影响。
1.正面影响
(1)综合国力显著增强(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四)，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了坚实基础。
(2)高新技术蓬勃发展，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
(3)重视生态、重视环保的思想观念逐渐深入人心，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4)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源配置制度，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了制度保证。
(5)城市化发展和城市规模效益的提高，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了条件。
(6)融入经济全球化使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内外两个市场和多种资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创造了外部条件。
因此，现在我们已到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最佳机遇期。
2.负面影响
(1)在化加速发展阶段，能源、资源的高消耗仍将是我国经济领域的有关重要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早期经济增长理论对影响很大，国际背景对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影响也不可低估。为了吸引外资，全国各地纷纷出台一系列包括减免税收、廉价甚至无偿出让土地、压低劳动工资等手段招商引资，而且低设环保门槛。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的发达国家趁机把资源消耗型、污染型产业纷纷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自己则以主导者的身份占据且控制着全球价值链中的核心技术研发、品牌和销售终端等高端环节。正是在这种国际分工格局中，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我国引进了不少资源能源消耗大、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环境污染大的产业，中国成了加工制造大国。这种“低端锁定”增加了中国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艰巨性和长期性。
(2)技术结构、产业结构的低度化状况没有根本改变，技术结构、技术水平不高，严重制约着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当今中国虽然已经成为“世界工厂”，但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研发设计、知识产权、材料采购以及品牌、销售渠道等高价值部分，大多掌握在外商手里，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很少，我们赚取的仅仅是廉价的加工费。这就使得我们所能获得的利润十分有限，在全球高档市场的竞争力极其有限。这也严重制约着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3)中国发展的不平衡性给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增加了难度。
目前，我国的发展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性。一方面，是先进的大工业与大量的传统农业并存；另一方面，是现代化都市与广阔的落后乡村并存。一方面，是现代工业、现代第三产业与大量落后的手工劳动或落后的机械化的企业并存；另一方面，是沿海发达地区与中西部广大不发达地区和相当数量的贫困地区并存。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地区差距，现代化过程中各种利益和矛盾的冲突，使得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努力面临着极其复杂的局面，增加了难度。
(4)国际环境的新变化给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增加了变数。
我国所处国际环境的新变化，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加入WTO以后，我国经济逐渐融入全球化，对国际经济的依存度已经超过60%。美国的资本危机，美元大幅贬值，国际粮价、原材料价格和石油价格的猛涨，国际市场绿色壁垒的加强，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控制资源的竞争进入白热化，等等，都是当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认真面对的现实，给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增加了许多变数。
三、摈弃“灰色发展”，实现“绿色发展”
反思发达国家的传统发展战略，无一例外的都是通过对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的高消耗来支撑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对生活资源的高消费来刺激经济的高速增长。换句话说，走的都是高消耗、高投入、高增长、高污染、“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现代化道路，人们称之为“灰色发展”模式。“灰色发展”模式追求资本生产率而忽视资源生产率；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忽视对环境的负外部影响，忽视分配不公平和自然资源损耗；追求工厂规模更大、效率更高、竞争优势更强，却忽视对自然、人体健康外部环境的损害和对贫困人口的关怀；只顾大批量生产、大批量消费、大批量排放、大批量流失浪费，却不顾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环境的承载极限，以致造成了当今全球的生态资源危机，危及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的现代化战略必然要不同于传统的“灰色发展”，必须适应国情、世情的新变化新特征，跨越“灰色发展”，实现“绿色”崛起。为此，需要实现战略思想、战略目标、战略举措的变革与创新。
1.在战略思想上，必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生态观，广泛吸纳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和生态现代化理论成果，创新发展理念。
人地系统理论告诉我们，人类的生存发展依赖于大自然，同时也影响着大自然的结构。
在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生态观最具理论洞察力。马克思主义不仅强调人的社会性和个体性，同时还强调人的自然存在和社会存在。马克思认为，“人直接的就是自然的存在物”，人的社会属性是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形成的，人的解放只能是在对世界认识的基础上去积极地顺应自然。马克思从改造自然、社会与人自身相统一的角度论述生产力，认为生产力是人与自然的横向关系，是社会力量与自然力量的协调，而不仅仅是指前者。这些关于内涵扩大再生产的理论和方法，都强调经济社会发展必须以人与自然的和谐为基础。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强调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强调集约利用资源，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生态现代化理论则要求采用预防和创新原则，推动经济增长与环境退化脱钩，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双赢。这跟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生态观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战略思想上，在理论思维上，我们必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生态观，吸纳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和生态现代化理论新成果，努力转变“高投入、高消耗、高增长、高污染”和“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观，坚决摈弃只顾追求GDP、追求“短平快”而不顾长远后果的政绩观，切实把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到人与自然和谐的基础上来，从而跨越“灰色发展”模式，实现“绿色崛起”，确立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实现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
2.在战略目标上，总体上应确定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为基础的又好又快的发展目标，即实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发展，建设生态文明，实现可持续发展。
3.在战略措施上，要围绕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在统筹协调经济社会发展方面采取系统措施。这些措施包括：
(1)深化体制改革，构建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实现绿色发展的制度基础。
①加快研究及实施绿色GDP核算制度。要在统计中扣除现有GDP中的环境损失成本，以便得到我国综合国力水平与国民福利水平的真实数据。这项制度创新意义深远，将带来决策观念的深刻变革，带来全新的发展观政绩观。
②将环保指标纳入各级官员的政绩考核制度，包括节能减排指标、防污治污指标、美化绿化指标、空气净化指标、水资源保护指标，等等。它们都是硬指标，可操作且可考核。这项制度将促进政府的职能转变，由过去主抓企业经济(招商引资)向主抓公共事务管理转变；由过去的重增长、轻环保向努力确保经济与环境双赢转变。
③建立环保领域的公众参与制度。环保事业需要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和监督，没有公众参与，环保工作就会变成少数人的事而最终一事无成。为此，要建立环境信息公开化制度、决策民主化制度、公益诉讼制度等，以确保公众参与环保的权益。
④建立生态补偿制度。针对目前存在的城乡、区域、人群间的环境不公平，应该通过立法、行政、市场等手段来解决上游对下游、受益地区对受损地区、高消费人群对低消费人群的利益外借，以此促进社会公平，并抑制浪费资源、污染环境、损害生态的行为。 ⑤建立促进科技进步、循环的制度，包括财税、信贷制度、工商管理制度、市场投入制度等等，从制度层面为技术进步和循环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2)加强全民生态文明，普及生态文化，在全社会倡导、文明、健康的消费理念，构建绿色的社会基础。
实现以人与和谐为基础的可持续发展，动力之源隐藏在人民大众之中。客观地说，我国民众的生态意识还很薄弱，既缺乏生态知识，也缺乏生态自觉。人们仍然把个人消费仅仅当作个人的私事，并没有强烈意识到个人的消费实际上消耗的是社会资源。所以，应该加强全民的生态文明教育，普及生态文化，提高全民生态素养，逐渐形成全民节约资源、爱护环境的生态文明氛围。要在全社会提倡科学消费，文明消费，健康消费，在提升人民生活质量的同时，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
(3)创新绿色科技，发展绿色产业，构建绿色发展的经济技术基础。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以人与自然和谐为基础的又好又快发展，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绿色科技支撑体系和绿色产业支撑体系。绿色科技支撑体系主要包括环境无害化技术、资源综合利用、循环生产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生态化农业技术、生物工程技术等科学技术群。上述绿色科技群催生的现代产业群主要有微与信息产业、健康与环保产业、生物工程及现代医药产业、新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等等。
上述绿色科技群、新产业是21世纪的发展方向，但要成为我国经济的主体或主导，需要一个长期过程。鉴于传统技术和传统产业仍然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要基础，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主题是，如何加速发展并利用现代绿色技术群，改造提升我国庞大的传统产业群，建立起支撑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
①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化融合，加快信息技术在各个领域的应用，特别要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提升装备制造业，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建设。
②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加大教育和科研投入，特别要加大对绿色科技的研发投入，大力推进绿色技术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③加强绿色科技的研发攻关，加快建立以为主导的技术创新体系，组织重大专项技术开发，推动产研联合，促进能源节约与资源综合利用，推动科技成果的产业化，积极培育和发展技术市场，运用市场机制促进绿色新技术、新工艺、新产业、新装备的推广运用。
(4)推进绿色发展的国际合作。在全球化条件下，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绿色发展，需全人类共同努力。一方面，必须警惕资源环境殖民主义，保卫国家的生态安全；另一方面，要努力争取国际资源环境公平。要与世界人民一道，推动各国政府签署一系列维护世界资源环境的公约，并努力促使发达国家履行国际环境条约，承担减排责任，以弥补其超额的资源、能源和环境消耗，并为发展家改善环境的努力提供经济支持和无偿转让环保技术。同时，我们中国也要承担一个大国的资源环境责任，推进绿色发展的国际合作。
：
[1]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恩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M·波特，著.李明轩，邱如泽，译.国家竞争优势[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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