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依附对东欧和美一些国家改革的影响

　　摘要：近年来，一些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已从生产力发展的依附走向制度依附，其结果是带来制度目标的扭曲和自主发展能力、制度创新能力的丧失，这成为停滞不前、收入分配失衡、自主创新能力下降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制度依附；改革；新自由主义；不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欧和拉美一些国家为摆脱困境，对其经济体制乃至社会制度进行变革，并引发了国内诸多方面及国际关系的一系列连锁反应。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为基础，力求从新的视角对东欧和拉美一些国家的经济改革模式进行分析。
　　
　　一、传统依附论主要是研究生产力发展的依附
　　
　　多斯桑托斯把依附定义为某些国家的经济受到它们所依从的一些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当有些国家(主导国)能自我发展而另一些国家(依附国)只是这种经济发展的被动反映时，两种或两种以上经济形式间及这些国家与世界贸易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就采取了依附的形式。依附论分为悲观依附论和依附发展论。悲观依附论(又称激进依附论)着重研究不发达问题，认为外围地区的不发达与中心地区的发达是直接相关的，“依附链条”的存在使外围地区的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向中心地区。因此，不发达是资本主义扩张的必然结果。拉美一些国家不发达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受到发达国家的剥削。因此，“必须改造这个体系”。而依附发展论强调依附对发展的积极意义，认为发展和依附是同时发生、并存的一个过程，而不是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两个范畴。依附也能带来发展，即所谓“依附性发展”。
　　依附论作为战后以拉美和非洲一些国家的不发达为研究对象形成的理论，因其独特的分析视角和对不发达问题的解释在学术界独树一帜，因此，出现伊始便饱受争议。但无论是马克思、列宁的理论，还是依附论，主要关注的都是生产力发展方面的依附问题，即落后国家在资本、技术、出口等方面对发达国家的依赖，其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完全取决于中心地区的辐射程度和主观意愿。马克思主要从宗主国的视角看待其化对殖民地发展的影响，工业化打破了民族国家的闭关自守，导致世界市场的形成，落后国家的传统生产方式发生变化；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则强调垄断资本的输出对各国外交政策与殖民地经济发展的影响。依附理论则进一步深化了对生产力发展与市场依附方面的研究。多斯桑托斯对依附的形式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他根据不同阶段的特点把依附划分为殖民地依附、工业——依附和工业——技术依附三种形式。殖民地依附是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同殖民主义政府结成联盟；工业——金融依附是帝国主义的大资本通过对附属国原料和农产品生产投资进行扩张，以满足消费需求，在附属国形成面向出口型或外向型生产结构；工业——技术依附出现于二战后，它是跨国公司开始在不发达国家的国内市场相联系的工业部门投资(多斯桑托斯，1975)。在多斯桑托斯的三类依附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是各种形态的资本，通过投资形成对外围地区的支配。因此，这里的依附可归结为生产要素即生产力发展的依附。
　　
　　二、制度依附理论
　　
　　传统依附论学者在研究中也触及到制度层面。20世纪60年代的拉美经济委员会成员奥斯瓦尔多·桑克尔曾区分了四种依附机制(奥斯瓦尔多·桑克尔，1969)，此后的依附论学者均对依附结构的形成等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但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及经济全球化的深入，部分外围国家不仅屈从于既定的国际分工格局及由中心国家支配的不平等的国际交易规则，而且其国内经济乃至制度的演进及政策的制定也越来越受到发达国家的影响和制约，这就是制度依附。模仿多斯桑托斯的理论，我们把制度依附定义为：一个国家的制度设计与变迁主要受制于所依附的国家、地区及国际规则，这种依附对其经济和社会发展会带来不利影响。对形成制度依附的国家来说，制度的选择与演进不再仅仅取决于国内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更多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其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制度变迁缺乏自主性。关于制度依附，这里需要指出下述几个问题：
　　第一，决定制度安排的因素是多层次的，重视外部因素对制度安排的影响并不否认生产力对生产关系、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影响制度设计与演进的因素可划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次为生产力水平，从根本上决定该社会的制度选择方向与创新程度；第二层次为该国的与文化传统，形成各具特色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第三层次为当政者偏好与国内利益集团的博弈，决定国内收益分配的制度安排；第四层次为外部环境的影响，决定制度安排的自主程度与依附程度。其中，前二者是决定制度选择与创新的客观基础，后二者是决定制度选择与创新的主观因素，形成现实的制度安排。
　　第二，制度依附源于生产力发展的依附。无论是悲观依附论、依附发展论，还是多斯桑托斯的三类依附，主要研究的都是生产力发展方面的依附。作为外围地区，一方面，资本、技术等发展所必需的要素的极度短缺不得不依赖于中心地区的供给，形成经济发展的依附关系。另一方面，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在国际关系中的从属地位使这种依附关系走向制度化，并直接影响其国内制度的演化方向，形成制度依附。
　　第三，制度依附是南北关系发展的新特点，依附程度不同又是导致发展家经济发展模式存在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对外围地区来说，制度依附既是主动的也是被动的，是一个“制度顺从”过程。墨西哥积极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及东欧诸国争相加入欧盟无疑是一种主动行为，而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规则遵从又是被动甚至被迫的。同样，拉美和东欧诸国接受“华盛顿共识”既有自愿性的一面，也有为换取援助不得不进行的“制度顺从”。
　　第四，制度依附会带来“制度扭曲”，成为经济发展自主性降低、收入分配失衡乃至经济可持续发展受到威胁的主要原因之一。制度依附也是制度变迁的一种方式。新制度经济学运用“成本——收益”和“需求——供给”方法认为，如果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制度安排就会被创新。传统的经济一体化理论也认为，只有获取的收益大于成本，落后国家才会自愿依附于发达国家，形成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但上述理论存在3个不合理的假设：经济发展的自主性是无关紧要的，因为经济全球化、经济一体化会使所有国家受益；社会分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两个集团，各利益集团获取的收益与应负担的成本是一一对应的，即最大的受益者也是成本的最主要承担者；可持续发展的实现只是国内政策关心的问题，与国际经济关系无关。总之，新古典经济学等西方经济学分析方法的特点是追求无道德的所谓“实证分析”，没有价值判断，不关心收入分配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制度演化过程体现阶级间利益的冲突，这种阶级对抗和斗争决定制度演化的方向和形式。因此，对制度依附(包括所有的经济关系)的评价不应仅局限于成本与收益的总体和短期判断(有利或有害)，更应把收益的获得和成本的负担与该国经济发展自主性、收入分配关系变化及可持续发展相联系。历史的发展反复证明，尽管制度选择的初衷可能是无可非议甚至受到称赞(俄罗斯人甚至不去责难戈尔巴乔夫)，但由于国家间利益冲突的存在，国内各利益集团(特别是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占有资源的不同决定的地位差异，在制度依附的演进过程中，各国间及各国内部阶层间获取的收益与支付的成本并不是完全对应的，经济发展也成为难以持续的，形成了严重的“制度扭曲”，使其偏离初始目标，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区别于西方经济理论最主要的一点。
　　
　　三、东欧与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的完全制度依附
　　
　　20世纪90年代后，俄罗斯等东欧国家相继采纳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的建议，实施激进的“休克疗法”，被称为东欧模式。萨克斯将他在东欧实施的休克疗法概括为三化：稳定化、自由化和私有化。同时，拉美一些国家也完全接受了内容相似的“华盛顿共识”，进行了一系列轰轰烈烈的改革。但从改革的成果看，大多国家成效不大。匈牙利、波兰国民生产总值损失了20％，俄罗斯GDP几乎减少了一半；1989年，东欧国家的人均收入相当于西欧国家的30％，2001年时则不超过西欧国家的25％。拉美一些国家的贫困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不但没有实现经济增长，还导致收入分配的进一步失衡、经济自主创新能力下降等问题。
　　对“休克疗法”与拉美一些国家改革的理论解读，新自由主义者认为东欧和拉美诸国选择自由化、私有化的方向没有错，错误在于东欧特别是俄罗斯“操作不当”使转轨结果差强人意(秦晖、金雁，2004)。俄罗斯没有处理好制度移植与制度内生性的关系，在转型过程中只关注目标制度的形式，而不关心其内涵，结果与本土的非正式制度形成冲突，导致移植失灵，走入制度陷阱。即使能从国外借鉴良好的正式规则，若本土的非正式规则由于传统惰性而不发生相应变化，二者的冲突仍会使借鉴来的制度难以奏效。革命虽然摧毁了旧的制度，却没有建立起新的有效的制度体系，形成所谓“制度真空”，大规模私有化会只能导致“自我交易”的产生，同时惩罚性税收、腐败、有组织犯罪和官僚作风使重组商业的努力趋于无效(Black，KraakmanandTarass-ova，2000)。俄罗斯等东欧国家的“休克疗法”采取完全的制度移植方式，不仅包括经济体制，体制也全部采用资本主义制度，忽视了国内的实际需要，导致经济的倒退与社会的混乱。以魏伯乐为代表的罗马俱乐部专家则认为，过度私有化超越了合理界限，使私营与公共领域之间失衡。
　　从制度依附理论视角看，东欧一些国家的转型与拉美一些国家的改革缺乏理性和自主性，表现为完全的制度依附，国内的制度选择与演化被完全扭曲，从而引发了严重的经济衰退与收入分配失衡、国际经济地位下降等问题。
　　首先，制度设计缺乏理性，对传统制度的逆反心理导致其盲目照搬西方模式。东欧中央高度集权式的社会主义带来的经济困境与西方高度发达的经济和富裕的生活水平形成强烈反差，由此在东欧国家中产生了一种与旧经济模式彻底决裂的“逆反心理”，从而走向另一个极端——极度崇拜西方和照搬西方经济模式，形成对西方经济、政治思想与政策建议的迷信，这成为制度依附的深层次原因。“休克疗法”在玻利维亚的成功也刺激了拉美诸国，“华盛顿共识”成为拉美一些国家经济改革的唯一指导思想和目标。但经济模式的选择首先取决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传统的文化特点，没有一种模式是可以完全移植的。
　　其次，利益主体错位，资本成为政策服务的主要甚至唯一目标，劳动人民的利益被完全忽视，收入分配失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在真正公平的社会中，劳动人民应是经济利益主体，他们作为经济利益的主要创造者，应成为经济利益分配的主导者和主要受益者。一方面，发达国家的经济利益主体为资本家阶层，经济政策以资本为中心，重点解决效率问题，很少顾及收入分配等公平问题。显然，美国式的自由市场经济不符合东欧国家的基本国情，其设计者在转轨过程中所采用的手段和政策代表的是资本家、房产主和地主等少数人的利益，而不是大多数劳动人民群众的利益。“华盛顿共识”以资本及所谓的经济增长为中心，恶化了拉美诸国的发展问题。“华盛顿共识”的国有私有化、资本进出自由化等政策主张都是以资本的利益为中心，很少涉及社会问题。赞同“华盛顿共识”的人争辩说，经济增长会产生“滴流”效应。但毫无疑问的是，“华盛顿共识”在改革与发展关系、国家与市场关系上误导了拉美。因此，即使东欧与拉美诸国的政策初衷是以劳动人民的利益为核心，但由于全盘照搬西方的模式，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政策选择也会滑向以资本为中心。另一方面，在东欧的转型过程中，资本很快成为社会的主流，劳动人民日益被边缘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看不见的手”成为要素配置和收益分配的唯一手段。财富的分配取决于各阶层获取资源和利用资源获取收益的能力，从而使社会分化为不同的阶层。由于能力的差异，穷人一般偏好秩序以及拥有较大范围的公权，而富人需要更多的自由和私有权。因此，无论“休克疗法”还是“华盛顿共识”，不但没有解决经济增长问题，还导致收入分配等社会问题恶化，效率与公平一同丧失。
　　再次，制度选择缺乏自主性，损害国家的根本利益。东欧转轨的背景是西方国家支持其右翼政治力量推翻共产党政权、废除原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西方国家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以根本改变政治制度作为向中东欧国家提供贷款及援助的条件。就国际关系而言，东欧国家的转型也是西方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和平演变过程，通过政治上的渗透获取了尼克松所谓的“不战而胜”。东欧的私有化导致外国资本的大量涌入，到2003年，波兰、匈牙利等国家的、金融部门资产的70％～80％被外国人所拥有。另外，改革的结果使这些国家的经济自主性进一步下降。1994年巴西实施的“里亚尔计划”力求借助外资实现经济化。为此，当时的财政部长(后来的总统)卡多佐建议允许跨国公司参与在本国基础设施领域具有战略意义的国企的私有化。为鼓励短期投机资本流入，巴西采取资本空前自由化、提高利率等措施，以迅速增加巴西的外汇储备，进而稳定货币。结果导致本币高估，外贸赤字大幅上升，外债增加。为防止外资逃离，巴西被迫接受极高的利率及更严厉的财政紧缩措施，以便吸引外资再回来。为吸引外资，大量的巴西私营、国有企业被外企合并与兼并，本国的研究开发机构被弃置，代之以从跨国公司进口技术。同时，制度依附与国际价值链分工、“污染链分工”相结合，又进一步危及发展家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所谓“污染链分工”指产业或生产工序基于污染程度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的布局。研究表明，在全球化进程中，产业或生产工序布局的污染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呈反比关系。即污染程度高的产业或生产工序往往日益集中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低下的发展中国家，而污染程度低或无污染的产业或生产工序日益向发达国家集中。生产力发展的不均衡形成不平等的国际分工格局，而发展中国家出于吸引外资、引进技术、发展工业化的需要，不得不屈从于外国资本和政府的压力，采取降低环境标准、限制工资上升等政策。总之，制度选择缺乏自主性必然导致其选择高污染、高能耗的工业化道路。这样，国际分工、制度依附与污染链分工就紧密结合在一起。近年来，发展中国家普遍出现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最后，制度创新能力下降，会走向长期的制度依附。新区域主义经济合作中、小国的“单方支付”导致其对大国的“制度顺从”，制度创新受到大国的约束。东欧与拉美诸国的完全制度依附对自身的制度创新约束来自两方面：一是国内既得利益集团——资本的阻碍。东欧与拉美诸国的改革形成了一个由国内资本和国际垄断资本勾结的强势利益集团(二者当然也存在竞争)，他们通过对国内稀缺资源的绝对控制及政策的主导获取了巨额利润，成为改革的最大受益者，任何损害其利益的制度创新都会招致其强烈反对。二是来自发达国家的政治压力。东欧与拉美一些国家的改革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也是西方国际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私有化、市场化是符合西方利益的。对危及自身利益的制度创新，西方国家总是通过各种方式施加影响。近年来，乌克兰、摩尔多瓦、阿塞拜疆乃至蒙古等国发生的所谓“橙色革命”背后都有西方政府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