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电信事业的发展及其经

　　关键词:陕甘宁革命根据地  电信事业  历程
　　论文摘要:在广泛收集整理资料的基础上,详细分析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电信事业在各个革命时期的发展状况,并对取得重大成就的经验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延安和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曾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是革命的指导中心和总后方。根据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这里的电信事业先后经过了三个发展阶段,即土地革命时期电信事业的建立,抗日战争时期电信事业的发展,解放战争时期电信通信事业的壮大。
　　1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电信事业的建立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是1931年后在刘志丹、谢子长等领导的革命游击战争中逐步发展形成的。在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前,这里的通信工作主要是通过“递步哨”、“传山哨”这样的简易方式进行的。虽然1935年5月,刘志丹领导的红26军攻克延长时,缴获延长油矿50瓦无线电报机1部及全部电台设备,但因中央红军正在长征途中,彼此的呼号、频率和会晤时间均未约定,没有联络对象,故未正式使用,仅用收报机收听新闻,因此在这一时期电信事业并未建立起来。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陕甘宁根据地的电信才逐步发展起来。时随党中央到达陕北的有十几部电台,军委三局(即通信联络局)负责整个根据地的电信工作,局长王诤,政委曾三,电台报务员共有18名,每部电台称作一个分队,军以上部队都配有电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全军通信工作遂在军委三局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全面建设,此时电台总数30余部,能独立工作的机报人员100多人。三个方面军的通信人员共有1500余人。12月全部电台统一编组,统一编定电台番号,统一规定通报制度和通报密码。1936年12月18日,三局随军委进驻延安,逐步将配属前方各部队的无线电分队分别隶属各军师编制序列,三局负责通信业务的指导。直属四个无线电分队和1个新闻台(5155分队):51、52分队是“党台”,专门负责和国民党统治区内党的底下台联络,使用的机器功率较大;53、54分队是军队系统电台,统称战略台,负责和全国各战略根据地电台联络。53分队联络边区内根据地的部队电台,54分队联络边区以外各根据地的电台,55分队是新闻系统电台。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军委三局有线通讯线路及设备极其简陋,只有从江西带来的几部磁石电话和十几部军用皮盒电话,还有一些破损的军用皮线。中央迁到延安后,在文化沟安装了一部10门磁石电话总机,总机上装的电话有毛主席、中央组织部、军委作战参谋长、机要科5个电台。为保证军委对全军的指挥,在军委三局领导下,在延安地区架设有线电线路,设置总机,利用国民党政权建设的长途线路可与西安通话,并派代表进驻延安电信局,从而保障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机关、部队、学校的电话联络。在这一时期,军委三局除了进行通信队伍组织建设外,还加强了通讯人员的培养。陕北红军1935年7月在延川县永坪镇举办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由吴泽光负责,培训报务员4人。1935年夏,红二十五军在陕南山阳县以西的袁家沟口,成立无线电训练班,由参谋钱钧负责。9月,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与无线电训练班合并,在瓦窑堡继续训练,作为第二期,训练报务员10余名。12月,随陕甘支队北上的红军通信学校部分人员与陕北红军无线电训练班合并,成立军委通信学校。校长吴泽光。政务曾三,继续开办第三期。以后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学校开办到第八期,共培训出无线电通信技术人员,共有196人,这不仅解决了红军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通信工作的发展需要,同时为抗日战争爆发后军事通信工作的更大的发展作了准备。
　　2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电信事业的发展
　　抗日战争开始后,军委三局负责保障中共中央、边区政府和中央军委党政军各系统通信联络任务。1938年1月16号,毛泽东主席签发了《通讯工作训令》,指出“在游击战与运动战中,各支队及各兵团长的联络,自上而下的报告及友军的相互通报,在我们部队中通信工具不发达,使用无线电通信占着重要地位。”遵照这一指示,军委三局着力组织好无线电通信。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留守兵团司令部、情报部及新华社等为中心组建6个无线电网:1个新闻广播网;2个党中央联络网,其中1个联络八路军驻各地办事处,1个联络地方组织秘密电台和共产国际;3个军委指挥网,分别联络八路军总部及其所属各师、旅、留守兵团所属各旅、团、新四军军部及其各支部队。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沦陷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敌后战场逐步变为全国抗战的主要战场。敌后根据地和部队有很大发展,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要联络指挥的单位几乎遍及全国。因此1940年军委三局直属电台增加到10部,按照工作性质和联络对象分别组成8个无线电网,分别是:中央联络网、军委联络网、情报联络网、新华社联络网、军委战报联络网、保安部队联络网、留守兵团联络网和边区商业联络网、共计联络对象80个左右。另外在这一时期,中共中央还建立了广播电台和气象通信电台。
　　陕甘宁边区政府作为敌后抗战的指挥中心和总后方,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所在地,党政军机关密集,为了保障各机关内部及其相互间的通信联络,军委三局经过两年的努力逐步建立了延安地区的市话通信网和陕甘宁边区的长途有线通信网。延安市话网分专线电话和普通电话两种用户,共170个左右,分别设置总机予以转接。专线用户是双线线路,音质与保密性较好,用于中国中央、中央军委及党政军重要机关。1938年11月日军轰炸延安后,党政军机关多疏散出城,市内电话网随之作了相应调整。从1939年至1941年,市话网设置的总机有大砭沟(中央军委总政——分部、总后勤部)、王家坪(中央军委总参谋部)、杨家岭(中共中央)、南门外(边区政府)、宝塔山(抗大)、枣园(中共中央领导)、桥二沟(总、鲁迅学院)、安塞(二局、兵工厂)、北门外(留守兵团)等10处。陕甘宁边区长途干线网,以延安为中心,向外辐射干线6条:一是西北线路,由延安经保安、安边至盐池,于1938年夏建成,主要保障对付马鸿逵,保护“三宝”的通讯联络;二是北线线路,由延安经安塞至瓦窑堡,于1937年8月建成,保障延安后方的通信联络;三是东线线路,由延安经甘谷驿、延长、交口、延长关、延川、清涧、白家川,于1938年10月重建,用于保障后勤供应,保卫河防,保障和山西的;四是南线线路,由延安经甘泉、富县至洛川,于1937年7月建成,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建立支线设总机;五是西线线路,由延安经保安至吴旗,于1937年5月建立,西线和南线线路主要保障对付胡宗南的作战指挥;六是东北线路,由延安经绥德、米脂至佳县,1939年12月建立,主要为保障河防服务。在这些主要干线之间,还建立了必要的横向线路,提高了长途干线网的稳定性。另外军委三局还派电话员进驻延安电信局,继续保持同西安的有线通信,并可经西安同武汉沟通有线长途电话。 
　　随着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部队的发展,通讯技术人员和通讯器材的短缺的问题进一步暴露出来,因此加快技术人员的培训和解决器材的短缺成为当时的紧迫任务。为了加快培训任务,军委通信学校采取了缩短学制、增加招生名额、改善教学等具体措施,来解决通讯技术人员短缺的问题,从1937年12月到1938年11月,共有四期十个班级188名学员毕业,大大超过往年。这些学员大多数被分到各部队,为抗日前线解决了燃眉之急。同时在1938年3月,为适应即将到来的发展华中抗日根据地的需要,军委三局在延安东关举办无线电通信干部训练班。抽调部队电台队长、老报务员和三局直属单位的部分干部,培训四个月,以培养提高独立开创通信工作的能力为主,课程设置只有、电学和机务三门。
　　由局长王诤、朱道松副局长亲自授课。结业后,绝大部分分配到中共中央中原局和新四军各部队,成为无线电队的领导骨干。针对根据地通信器材短缺的问题,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各战略区党政军领导都非常重视,将通信器材和军火、医药、纸张定为四大重要器材。周恩来副主席每次回延安,都要王诤局长去汇报紧缺物资和通信器材情况,利用在中共中央长江局和南方局工作之便想方设法帮助筹集通信器材送回延安。1943年回延安,一次就带回几辆汽车的无线电器材。在周恩来副主席和各战略区党政军领导关怀下,军委三局和各地通信部门,通过统战关系,中共地下党组织以及爱国商人,经过多种渠道采购到多批通信器材。随着战争的发展,日伪和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封锁日益严重,采购运输的困难日益加剧,军委三局于是自力更生、自修自制通信器材。1938年,5月军委三局开始筹建通信材料厂。材料厂初设制造间、装配间,全场20余人,主要制造无线电原件和装配小型发电机。这些措施缓解了通信器材短缺问题,保障了通信的顺利实施。
　　3　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电信事业的壮大
　　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们解放军,针对国民党统治集团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从各方面进行了应付全面内战的准备。加强通信兵建设,以适应新形势下的作战需要,促使陕甘宁边区电信事业在这一时期在原有的基础之上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
　　中共中央书记处于1945年11月2日,连续发出第1号至第4号《整理通信机要工作指示》来指导新形势下根据地通信工作。从1945年9月至当年年底,在军委三局竭力协助下各大战略区先后建立和健全了通信联络局(处)。各大战略区通信联络局(处)下属单位,一般都有集中台或直属电台队、通信学校、通信器材厂等单位。各大战区通信联络局成立后,遵照中共中央书记处指示精神,在军委三局的统一指导下着手健全组织,加强无线电管理,整修区内有线电路,作应付内战准备,开创通信工作新局面,胜利地保障部队的战略展开和作战指挥。同时为保障野战军的作战指挥,陆续组建了野战军司令部通信科负责人一般由各大军区通信处正副职领导兼任。至1946年6月底,全军野战军27个纵队(师)及6个旅,4个二级军区,33个三级军区,102个军分区,45个隶属于军区的独立师,大都相应地成立了通信科或调配了专职通信干部,进行了业务整顿与培训,为应付全面内战爆发,做了必要准备。　　在日本投降前后,军委三局将局机关,通信学校大批业务骨干派往前方各大战略区,为对原国民党通信设施的接收和战略战役的保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了使通信联络传递准确,不误失效,确保机密,为此军委三局在中共中央前委、后委、工委通信中心相继建立后,立即着手拟订有关制度规定,整饬通信纪律,整顿工作作风建立正规的通信工作秩序。1947年7月28日,中共中央连续发出《关于改善中央与各地电台联系指示》、《关于电报等级的指示》、《关于电台保密指示》、《关于加强通信工作与机要管理的规定》四个指示,从电台工作配备与关系处理原则、电报等级、收发电报过程中的保密性等几个方面保证了新时期对电信通信工作保密性的要求。1947年12月针对国民党有测量电台方位的设备,为进一步做好无线电保密工作,中共中央杨家沟会议后,在周恩来副主席领导下,于1945年12月召开了通信保密会议,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副主席作了既高度概括又生动具体的四言八句小节。即“划清系统,调整人员,改装机器,变化手法,模仿敌人,多种呼波,严守纪律,加强保密。”他强调指出,搞好通信工作,通信部门必须十分重视,领导也要十分重视。按此精神,会议后西北野战军立即在野司驻地召开了旅以上通信科长会议。同时军委三局在会后连续向全军发出一系列指示和规定,并编印了《关于无线电通信工作中的对敌斗争》,中央社会部编印了《电信侦测常识教授提纲》,下发各战区,对通信部队进行深入。经过一年的教育和整顿,中央直属三个通信中心和各大战区无线电通信的对敌斗争有了加强,通信保障能力普遍提高。 
　　针对通讯人员不足的情况,一方面各战略区在军委三局指导及派出干部支持下,根据本地区需要,在比较稳固的战役后方,积极创办通信学校,抓紧培训本地区的通信干部和技术人员。如:1948年5月,晋察冀军区电讯工程专校,晋察鲁豫通信学校,中央军委三局无线电训练队、气象通讯训练队等单位合并,成立华北军区电讯工程专科学校,校长兼政委王诤。全校师生1500余人,其中教职员工近200人,专业设置有无线电工程、超短波无线电话无线电机务高级电话国际报务等除负责提供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直属单位及华北军区所需技术干部外,还有支援中原前线的任务。1946年6月,成立华东军区通信学校,年底并入华东军政大学,1948年恢复通校编制,设无线电工程和无线电专业,学员分三个大队,共500余人。另一方面,注重吸收新区通信技术人才。1945年11月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指示中明确指出:旧的电报局、电话局、无线电台、电气工程等技术人员,应尽量争取使用。为此,军委三局作了具体部署:凡有可用之一技之长者均量才录用。有的直接参加工作,分配到技术机关、学校、工厂;有的经过短期培训考察后再分配工作。例如军委三局仅在北平接受电信系统3282人,广播电台188人,联勤、“剿总”、省府、保安四系统共1290人。到1949年底,在全国解放的大中城市共接受的邮电通信职工绝大多数按原薪留用,对迅速恢复电信事业起了很大作用。
　　4　陕甘宁根据地电信事业发展壮大的原因
　　在中共中央的直接关怀和领导下,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电信事业在战争中发展,在革命事业发展中壮大,对保证革命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电信事业发展壮大的原因,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共产党和边区政府的领导和支持是陕甘宁边区电信事业发展壮大的根本保证。在紧张的革命战争环境里,党对通信工作非常重视,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其他同志,经常在百忙中抽出时间给通信干部作报告。一次,毛泽东主席由王诤陪同到总台视察工作,并题词:“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在生活待遇上,对无线电通讯技术人员除按照规定标准外享受供给制待遇外,还按月发给技术津贴,最多15元,最少1元。还发给棉大衣,每月补助伙食费1.5元,值夜班的有夜餐。在部队的电台报务员行军时都有骑马,有的报务员因工作需要,还配给了勤务兵。
　　其次,电信部门自身工作方式的改进和服务水平的不断提高是陕甘宁边区电信事业发展壮大的直接因素。在技术和设备极其落后的条件下,广大通信干部和技术人员克服困难,不断改进设备和提高技术水平,保证了通信的需要。
　　最后,广大电信员工不畏风险、无私奉献的精神是边区电信事业发展壮大的内在动力。在陕甘宁边区时期根据地广大通信技术人员不畏条件艰苦,不怕流血牺牲,在战火纷飞的环境中保持着高昂的热情和踏实苦干的工作作风,圆满地完成了各项通信任务,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　解放军总参谋部通信部.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史[M].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1992.
　　[2]　陕西省地方志编篡委员会.陕西省志邮电志[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
　　[3]　袁武振.陕西近革命史[M].西安:陕西出版社,1997.
　　[4]　袁武振.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邮政事业的发展及其经验[J].西安邮电学院学报,1998,(4):64-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