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国内成立性的研究
【摘要】20世纪7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资源丰裕的国家增长反而陷入停滞的事实，使学界重新审视自然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国内一些学者对地区经济增长是否存在“资源诅咒”现象进行了研究。笔者在阅读相关的过程中，对其研究方法产生了质疑，本文试图指出国内目前的研究中存在的改进空间，并认为中国地区经济增长究竟是否存在“资源诅咒”尚待进一步研究。
【关键词】 自然资源禀赋 经济增长 实证检验 指标
一、问题的提出
一般的观点认为，自然资源作为经济增长的物质基础，是一种潜在财富，可以便利地被转化为资本，而资本是经济的关键因素之一，因而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存在正效应。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自然资源丰裕的国家经济增长陷入停滞的事实，引起学者们重新审视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资源诅咒”这一命题相应诞生。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是否普遍存在着计量检验上的显著负相关性，经济发展中资源禀赋的作用机制到底如何，以及政府如何防止资源需求冲击所导致国民收入的异常波动和资源配置的扭曲等问题，都成为目前发展经济学领域研究的重点。
二、国内研究情况简介
与国际上这一领域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相比，国内探讨自然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并不多见。
徐康宁、韩剑(2005)较早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初步的讨论，通过构建以能源资源为代表的资源丰裕度指数，考察1978-2003年中国不同省份之间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徐康宁、王剑(2006)以1995-2003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对这一假说进行实证检验，计量结果显示“资源诅咒”假说在中国内部的地区层面同样成立。徐康宁、邵军(2006)以1970-2000年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差异为对象，对这一命题进行了再检验。在控制住制度、人力资本、投资、开放度、价格变化等因素后，自然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增长之间仍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性，认为“资源诅咒”命题确实成立。李天籽(2007)利用1989-2003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在国内地区层面上检验了“资源诅咒”假说，并对其传导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丁菊红、王永钦、邓可斌(2007)在理论阐述了资源禀赋、政府干预度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关系的基础上，利用中国地区层面的面板数据对“资源诅咒”问题进行经验检验，发现在控制住海港距离、政府干预等因素后，“资源诅咒”在中国并不明显；资源禀赋与政府干预因素在中国呈现负相关关系。
三、对国内研究的质疑
(一)回归模型设定中的缺陷
徐康宁、王剑(2006)根据“荷兰病”模型的经济涵义，建立模型进行回归，并以研发投入、投入、制度条件以及初始经济水平为控制变量，将解释变量中的各类投入分解为资本和劳动两部分，用两个方程分别估计资本和劳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徐、王考虑到资本和劳动投入的相关度较高，为避免多重共线性问题而分为两个方程式进行估计，这样处理多重共线性是计量方法上的严重错误。既然认为KMining??it?、KManu??it?等资本投入变量和LMining??it?、LManu??it?等劳动投入变量都是y??it?的解释变量，如果在回归式(1)中把劳动投入排除在解释变量之外，那么误差项中将包含劳动投入。而资本和劳动投入的相关度较高，于是就会出现误差项与解释变量相关，这就违返了FGLS估计的基本前提假定。(2)式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
(二)对传导机制的实证检验上的差异
徐康宁、王剑(2006)一文的另一缺陷是没有对自然资源阻碍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进行实证检验，而是仅以资源大省山西为例，定性描述自然资源禀赋制约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恐怕难以产生普遍的指导意义。
要判断自然资源禀赋是否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作用，不仅要考察自然资源是否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而且即使直接作用不显著，还应当考察自然资源可能通过哪些途径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丁菊红、王永钦、邓可斌(2007)的实证研究思路漏掉了间接作用，仅通过直接作用的存在与否来判断“资源诅咒”是否成立。它的不合理之处就在于没有就自然资源影响经济增长可能通过的传导机制进行检验，所作回归最多只能说明自然资源本身不直接影响经济增长，却不能排除自然资源通过传导机制间接制约经济增长的可能。因此，此文所得出的“‘资源之咒’在中国并不明显”这一结论是不可靠的。
(三)指标选取上的问题
在做实证检验的过程中，选择哪些指标来表示经济增长、自然资源丰裕程度、投资水平、人力资本、制度等变量显得十分关键。指标选取是十分具有难度的，不仅要考虑其代表性，以及将其放入回归模型中是否会产生内生性等问题，还要考虑数据的可得性。目前国际国内的研究都在指标选取上各有侧重，下文以国内几个例子来说明此问题。
1.指标的代表性
以度量教育程度的指标为例，徐康宁、王剑(2006)以教育事业费占财政支出总额的比重代表教育投入中的资本投入部分KEdu，以中高等院校在校学生数占人口总数的比重作为教育投入中的劳动投入部分LEdu，似乎不是一种好方法。这是因为，在一个地区接受教育的学生未必就会在这个地区工作，而教育只有投入生产实践中才会对经济增长起作用。我们知道，山东是一个教育大省，但是培养出来的不少高端人才最后选择在北京、上海、深圳等经济较发达的城市就业，并不对山东省的经济发展产生直接作用。因此，如果以各地15岁以上年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反映当地受教育程度的指标，可能会更具代表性。
2.指标放入回归模型中是否会产生内生性问题
由于回归元的外生性是一个关键假定，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需要引起重视。以李天籽(2007)的研究为例，以FDI作为控制变量可能会导致内生性。FDI在我国的经济增长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虽然自然资源较为匮乏，但率先实行对外开放，凭借优越的地理环境、完善的基础设施和良好的市场环境吸引了中国绝大部分的外商直接投资，积极推动了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反过来，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又使当地居民收入水平大为提高，消费需求增加从而扩大了市场容量；经济的快速增长也会有效改善当地的外部条件，产生集聚经济效益。这两方面都会进一步吸引FDI的进入，这样就会在FDI和地区经济增长之间形成一种区域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因此，FDI与地区经济增长是两个相互影响的内生变量，将FDI直接作为解释变量是不合适的。
指标选取上的不同会直接导致研究结论的差异，因而从指标上着力对现有的研究进行改进存在着不小的空间。
(四)其他方面的改进空间
一是政策因素的干扰。由于自然资源丰裕的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缓慢，使国家财政支付和银行大部分政策性贷款向其倾斜，国内资本流入这些地区带有一定的政策导向性，甚至可能出现自然资源促进投资的现象。能否将政策导向这一变量控制住，对于研究“资源诅咒”这一命题在国内是否成立是有重要意义的。
二是自然资源价值的新变化。随经济周期的变化，自然资源的价值近年来被重新发现，石油、铜矿、铁矿石等资源性产品价格迅速上涨，这将会使资源丰裕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提高。对于此现象会不会改变“资源诅咒”这一命题，有必要从一个更长的时间跨度做进一步的检验。
四、笔者下一步的研究计划
要得出自然资源禀赋究竟是否与经济增长负相关的可靠结论，有必要在实证检验时尽可能地排除其他因素的干扰。针对本文所提出的几点质疑，笔者下一步的计划是：将气候条件、自然灾害发生状况、海港因素等地理条件以及资源性产品的价格波动因素纳入模型，选取合理的指标，重新检验“资源诅咒”命题在中国地区层面上是否成立。同时，在计量方法上对采用横截面数据还是面板数据作回归进行一番比较，并对采用何种回归方式来处理面板数据作一番探索。对于自然资源价值的新变化对“资源诅咒”这一命题的研究产生的干扰，笔者觉得有两种可能的处理方法，一是将自然资源价格指数作为回归模型的控制变量，二是在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中，把自然资源价格变化的部分剔除出去，如以剔除自然资源价格变化因素的GDP来经济增长率。其他方面的改进则遇到了一定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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