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经济管理思想研究（一）

摘要
     邓小平管理思想是指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当代共产党人在我国经济管理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立场、观点、方法的总和。它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着重探讨邓小平经济管理思想的两大层面、基本原则、主要方法、重要特征，冀希通过这四个方面的探讨，较系统地凸现邓小平经济管理思想的丰富内容。全文共分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邓小平经济管理思想的两大层面，主要从宏观管理和微观管理两个方面揭示邓小平经济管理思想的主要内容和观点:在宏观管理上强调宏观调控，在微观管理上注重微观搞活。
第二部分，邓小平经济管理思想的基本原则，主要论述邓小平经济管理思想所蕴含的生产力标准原则，权、责、利、效相统一原则，以及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的原则。
第三部分，邓小平经济管理思想的主要方法，着重分邓小平在经济管理实践中所运用的管理方法，民主管理方法，目标管理方法。
第四部分，邓小平经济管理思想的重要特征，主要阐明邓小平经济管理思想具有的实践性、科学性、创造性、开放性四大特征。邓小平经济管理思想博大精深。本文只是初步研究的结果。许多内容更有待进一步思考和领会。完整准确地掌握和运用邓小平经济管理思想是一个长期的任务。
关键词:邓小平经济管理思想宏观经济管理微观经济管理生产力标准原则
目录
前言
一、邓小平经济管理思想的两大层面
(一)宏观管理层面:强调宏观经济调控
(二)微观管理层面:注重微观经济搞活
二、邓小平经济管理思想的基本原则
(一)坚持生产力标准原则
(二)坚持权、责、利、效相统一的原则
(三)坚持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的原则
三、邓小平经济管理思想的主要方法
(一)科学管理方法，
(二)民主管理方法
(三)目标管理方法
四、邓小平经济管理思想的重要特征
(一)实践性
(二)科学性
(三)创造性
(四)开放性
    邓小平经济管理思想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我国经济管理实践中表现出来的立场、观点、方法的总和。它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进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提高经济管理水平的根本指导思想。认真研究邓小平经济管理思想，对于把握邓小平理论的丰富内容与精神实质，搞好社会主义经济管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对邓小平经济管理思想，我国己有不少研究，也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但一般都包含于邓小平经济思想的研究之中，且多是从邓小平理论这个完整理论体系的大视角出发去研究的。专门研究邓小平经济管理思想，特别是凸现其经济管理思想的层面、原则、方法、特征等一系列问题的却不多见。有鉴于此，对于丰富多彩，博大精深的邓小平经济管理思想，本文着重对其两大层面、基本原则、主要方法、重要特征进行初步探讨，进而掌握它的精神实质，以期在管理实践中更好地学习和实践邓小平经济管理思想。
一、邓小平经济管理思想的两大层面
     社会经济，从其所处的层次上分，可以分为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两大层面。因此，国家对于社会经济的管理也可分为两个不同层面:一个是国家对整个国民经济体系的宏观调节和控制，亦即国家对“经济体系”的总体管理;另一个是各类商品生产者、经营者自身的经营管理，亦即各个“经济细胞”自身的管理。人们一般将前一个管理称为“宏观经济管理”，而将后一个管理称为“微观经济管理”。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对于社会经济管理的这两大层面，即如何加强宏观调控，搞活微观经济，都有许多精辟论述。他曾深刻指出:“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I1]从而为我国的经济管理指明了方向。
(一)宏观管理层面:强调宏观经济调控
    宏观经济调控是指国家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干预，是国家以一定形式对国民经济体系进行的调节和控制。邓小平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要保证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和谐运行与协调，必须加强国家对社会经济的宏观管理，而且必须坚持以均衡增长理论为指导，必须把宏观调控权集中于中央，必须转变和完善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
1、宏观经济管理必须以均衡增长理论为指导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基本目标是从总量上协调经济运行，促进国民经济快速、持续、健康地发展。国民经济健康地发展，在数量结构上表现为社会生产按比例均衡地增长，在质量上表现为经济效益的不断提高、因此要实现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基本目标，离不开经济均衡增长理论的指导。所谓经济均衡增长理论主要是指在保持国民经济比例适当、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基础上，实现较快增长，同时防止经济畸形发展，出现大起大落波动的理论。国家宏观经济管理中，坚持以此理论为指导，促进国民经济均衡增长与发展，是邓小平宏观经济管理思想中首要的基本观点。以均衡增长理论为指导，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我国国情出发来确定经济建设规模。邓小平指出:“生产建设，行政设施，人民生活的改善，都要量力而行，量入而出，这就是实事求是。下决砂自这样做，表明我们真正解放了思想，摆脱了‘左’的错误方针的束缚。”这就意味着在经济建设过程中，我们既要解放思想，努力创造条件，把我们的经济规模做大做强，又要从国情出发，根据实际情况来安排经济建设规模，既不能步自封，不思进取，也不能不顾客观条件，盲目冒进。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建取得的伟大成果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现代化经济建设过程中，只要我们真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根据现有条件，统筹兼顾，来安排我们的经济设，就能从根本上确保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反之，如果不顾国情，不顾客观条件，从主观愿望出发，只能给国民经济带来灾难。以均衡增长理论为指导，必须贯彻综合平衡、比例协调原则。我国几十年来经济工作的一个深刻教训就是比例失调。早在1979年，邓小平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的经验教训时就指出:“过去十多年来，我们一直没有摆脱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而没有按比例发展就不可能有稳定的，确实可靠的高速度。”在1980年他又指出:“我们过去长期搞计划，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没有安排好各种比例关系。农业和比例失调，农林牧副渔之间和轻重工业之间比例失调，煤电油运和其它工业比例失调，‘骨头’和‘肉’之间比例失调，积累和消费之间比例失调。”阴即是说，我国长期以来在实行宏观经济管理上没有切实贯彻好均衡增长理论，从而导致了各种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究其根本原因，邓小平认为，
一是“由于解放以前的状况”[3]造成的。由于受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不成体系不成比例的旧有经济基础的限制，因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很难在短时期内改变这种状况，使经济按比例协调发展，这是历史的原因。
二是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后长期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造成的。由于急于求成的错误指导思想，导致在经济结构上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农业和第三产业，造成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农业基础薄弱，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的严重局面，从而加剧了国民经济比例的全面失调。
三是“左”倾思潮的影响。左“倾”思潮在50年后期就己使我们的建设走了弯路，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更是发展至极端，给经济建设造成巨大损失，严重破坏了比例平衡。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教训，可以看出，宏观经济调控必须贯彻综合平衡，比例协调原则。正如邓小平强调的那样“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1。不这样做，我们的经济就难以避免大起大落，就很难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和谐发展。以均衡增长理论为指导，必须树立均衡增长和效益增长的观念，坚决纠正不讲均衡，不讲效益，片面追求高速度的作法。邓小平说:“速度过高，带来的问题不少，对改革和社会风气也有不利影响，”[5]必须坚决进行调整。在调整中，一方面对“有些不切实际的和对整个经济害多利少的高指标要坚决降下来。”另一方面，对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尤其是那些制约着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部门，必须加大国家的投入，加快其发展。正如邓小平在谈到基础工业和农业的发展问题时指出的那样:“要加强这方面的投资，要坚持十到二十年，宁肯欠债，也要加强。”I6]“无论如何要逐年加强这方面，否则现代化就化不了。”“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lv]邓小平宏观调控思想的出发点在于促进经济发展。为了促进经济发展，过高的经济指标要坚决退下去，而且必须退够，退一步才能进两步，“该退的不退或退不够，我们的经济就不能稳步前进。，”[8]但退又不是全面的退，对薄弱环节和“瓶颈”产业，不仅不能退，反而要进一步加快发展。综合平衡，协调发展，均衡增长，讲求效益，是邓小平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分析我国经济建设实践所得出的重要结论。
2、宏观经济调控权必须集中于中央
    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是从社会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的，因而在调控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全局利益和局部利益，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矛盾。为了妥善解决上述矛盾，必须坚持局部服从全局，地方服从中央的原则，必须把宏观经济调控权集中于中央，以加强中央宏观调控的权威。这是邓小平宏观经济管理思想的又一个基本观点。邓小平认为将国家宏观经济管理调控权集中于中央，加强中央权威，这是保证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客观需要。宏观调控在经济学意义上是指总量调控，而国民经济最重要的总量有三个:一个是财政收支总量，二是货币收支总量，三是国际收支总量。对此，只有中央政府才能进行总量管理，并由相应的宏观职能部门进行操作。地方政府没有宏观调控权，只能按照国家、法规和宏观政策，制定本地区的法规、政策和规划，或者通过地方税收和预算，调节本地区的经济活动，以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市场经济自身的不足也要求中央加强宏观调控。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管理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但是市场本身具有盲目性、自发性、滞后性等弱点，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单靠市场调节这只手，是难以保证经济总体结构上的平衡的。特别是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优势，克服其不足，正确制定生产目标，避免生产失衡，就更加要求将宏观管理调控权集中于中央，以利于国家加强和搞好宏观经济调控。此外，邓小平认为在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权力过分集中”弊端，给地方和企业更多的经营自主权时，也必须加强统一领导，必须保持中央权威。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我国经济管理体制中存在着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因此应当改革，应当“在经济计划和财政外贸等方面给予更多的自主权”。[9J但是这种给予地方更多的自主权是以中央的统一领导为前提的，是为了加强中央的统一领导，更好地维护中央的权威，而不是为了损害中央的权威，削弱中央的权威。否则，如果片面强调地方自主权，削弱甚至不要中央的统一领导，各自为政，只会导致混乱，同时也会影响权力过分集中弊端的真正克服。除此，邓小平不仅强调保持中央宏观管理权威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且还认为它是社会主义的一个优越性。他说:“社会主义国家有一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这方面是我们的优势，我们要保持这个优势。”I’“]并且特别强调“党中央，国务院没有权威，局势就控制不住。”[l’】“特别是有困难的时候，没有中央、国务院这个权威，不可能解决问题。有了这个权威，困难时也能做大事。”【’2]邓小平强调中央权威是指中央领导集体的权威，保持中央权威就是中央能令行禁止，“中央说话能够算数。”l’3]这对各地各部门来说就意味着中央定了政策和措施，就必须坚决执行，不仅要迅速，而且要很有力。不能搞你有政策我有对策，不能搞违背中央政策的对策。“中央的话不听，国务的话不听，这不行”。对一些顶着不办，不听中央，国务院话的单位和个人要采取坚决的组织措施，“不行就调换头头”[’“l。邓小平的这些论述充分阐明了中央权威的具体内涵，回答了中央保持什么样权威的问题。邓小平不仅回答了中央为什么要有权威，有什么样权威的问题，而且对于怎样才能切实有效地保持中央权威等问题也作出了深刻论述。邓小平认为，中央必须掌握足够的财力，这是保持中央权威的物质基础。历史和现实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过低是不利于保持中央权威的。在我国，中央政府是整个社会的管理者，也是全民所有制经济的所有者代表，它肩负着发展国防、外交、科教、文卫等事业，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等方面的任务这些都要求中央政府要有一定的财力作保证。对此，邓小平根据我国中央财政在财政总收入中的比重不断下降的现状，明确指出，要确定中央财政支出的范围，“有些开支不能完全由中央承担。中央的收入少了，中央对开支也不能包么多。把地方上和社会上的钱，转一部分用于基础建设。我们只能走这条路，”[’51以此解决中央财政收入不足的问题，从而让中央掌握足够的财力，以加强中央的权威。要有效地保持中央权威，必须理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科学划分二者之间掌握权力的“度”，其根本原则就是要有利于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邓小平讲“究竟我们现在是集中多了，还是分散多了，我看集中也不够，分散也不够。”[l6]但是有一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71这就要求一方面克服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下放权力，同时另一方面中央掌握的权力也不能太少或范围太小，更不能将权力全部下放给地方，该集中的权力一定要集中。“中央必须保证某些集中，”[‘8]其中关键是要科学地制定政策。过去的历史经验教训告诉我们，能够使中央树立和保持权威的基础必须是正确的政策，是符合人民利益的政策，是能够“拿事实来说话的政策”。一旦中央的政策得到人民的拥护，在实践中产生了实效，能够拿事实来说话了，中央的权威也就真正树立起来了。 
3、实现宏观经济管理必须转变和完善政府经济管理职能
    在对国内外经济发展历史经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中国明确了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其核心是要确立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这就决定了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上的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必须发生转变，并且进一步决定了政府职能必须由社会资源指令性计划配置者和直接生产经营者，转变为市场经济中的辅助者，服务者和宏观调控者，从而以此实现国家对经济的宏观管理调控。就此，邓小平针对我国经济管理中的实际状况，曾作过多方面的论述，强调政府在进行宏观经济管理中要实现三个转变。
(1)由直接管理为主转变为间接管理为主。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在宏观经济运行中所发挥的职能主要是下达各项指标，规定企业的经营范围，对企业的人财物、产销实行直接管理。即直接规定各种生产的规模、速度和结构，直接计划和支配各种产
要素和经济资源，集中实施投资决策和实行统一的消费管理。这种高度集中、政企不分的管理体制和管理方法，实质上是政府通过行政机制把企业作为直接管理对象，直接经营和管理企业。这样不仅管死了企业，而且造成了国家宏观经济管理失效，使一些本该管住管好的事未能管住管好。而现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管理经济主要是通过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通过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来实现的。政府再是企业的直接经营管理者，而是企业的服务者，主要为企业的发展创造条件和提供服务。即国家主要通过市场为企业的发展提供符合国民经济发展要求的经济信息，以引导企业的经营活动;主要通过调节市场秩序，借助各种管理组织和管理手段处理市场上各种经济矛盾，解决各种经济纠纷，维护合法的市场活动和保护各方面的正当权益，以保证企业的合法经营活动;主要通过实现和保持宏观经济的平衡协调和稳定发展，以保障为企业经济活动和创新活动创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总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了有效增强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必须将政府以直接管理为主的职能转变为以间接管理为主，通过市场机制引导企业，使企业的经济活动符合整个宏观经济发展的目标，从而管好宏观经济，搞活国民经济。
(2)由微观管理转变为宏观管理。我国政府原来既是社会管理者，又是直接管理者，既控制宏观经济的规模和结构，又负责微观经济的投入和产出。政府在履行经济管理职能时，对国民经济活动实行全面管制，物质计划调拨，商品配额供应，且直接参于生产活动的组织与管理。这样政府对国民经济的管理事实上更多的是属于微观经济活动的内容，有待转变，才能适应现代经济对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要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国民经济的管理，中央行使调控权力，应该“是在大的问题上，在方向问题上。”【’9]主要是对社会总给与总需求的平衡，消费与积累的比例，投资结构与产业结构等方面进行调控，而不再是参于直接的生产活动的组织与管理。也就是说政府应把管理经济的职能转向宏观调控，着力于确定各个时期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和经济战略，调节社会总结供给和总需求的比例关系，调整产业结构，这样才能有效实现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职能，从而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顺利运行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3)从过去的“死管”到小康水平的“活管”。邓小平指出:“宏观控制是在新的条件下提出来的。过去我们是死管，现在不同了，是走向小康社会的宏观管理。”[20]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对企业统得过多，管得过死，政企职责不分，企业没有自主权，只是政府的附属物，加之政府对国民经济活动实行全面管制，物质计划调拨，商品配额供应等，致使企业缺乏生机与活力，国民经济也越管越穷。然而在我国目前温饱问题基本解决，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国家不能也不必进行“死管”。说其不能，是因为如果继续“死管”下去，不但解决不了商品匾乏问题，反而会窒息企业活力和劳动者积极性，从而阻碍经济的健康发展。说其不必，是因为一般来讲，“死管”只是短缺经济时代无可奈何的管理方式，而我国现在经过一个时期的改革开放后，国民经济迅速增长，供求格局已发生了根本变化。特别是在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已成为经济活动的基础，企业的经济活动以市场为中心，这就更加要求对企业由过去的死管变为活管。所谓活管，在目前条件下，主要是指通过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实行政企分开，把生产经营自主权下放给企业，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主体，独立自主地参与市场竞争，不再束缚于政府的直接管理，从而有效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对此邓小平曾讲，我们这些年来搞改革的一条经验，“就是首先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把生产经营的自主下给农民。改革是下放权力，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要权力下放，下放给企业，下放给基层。”[2‘]可见，政府必须放权给企业，给企业自主权，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我发展的主体，从而实现对企业的有效活管，这已成为政府转变和完善经济管理职能的重要内容。 (二)微观管理层面:注重微观搞活
   微观经济组织是国民经济的细胞，全国工农业等生产微观组织是否充满生机与活力决定着国民经济的运行状况。为了搞活微观经济，邓小平强调要“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明确指出农业生产管理方式要实现新的突破，企业管理方式要继续进行变革。、实现农业生产管理方式上的两个飞跃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我国对微观经济管理的改革首先是从开始的，主要集中于对农业生产关系中的“政社合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管理体制和“统一经营，统一分配”的管理方式等方面进行改革。在这一改革过程中，邓小平针对农业生产管理方式上所面临的困惑，实践经验，深刻分析改革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其著名的“两个飞跃”的思想。他说:“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22】推进农业生产管理方式改革是农业生产发展的必然。在我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具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如果农业的发展徘徊不前，和其他建设事业发展不了，四个化也难以实现。邓小平讲“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23】农民不摆脱贫困，也就是我国绝大多数的人没有摆脱贫困。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受不适宜，不科学的农业生产管理方式—人民公社的制约，我国农业生产力的提高问题，农民致富问题，农村发展问等等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因为过去在农业生产管理中实行的人民公社，是一个政社合一的组织，它既是一个一大二公的集体经济组织，又是一个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在这种生产管理方式中通常实行统一经营，统一分配，政府对绝大多数农产品实行按计划的统购、派购，对资金和农业生产资料实行按计划分配。因而，公社常常凭借政权的力量，采取行政手段直接支配集体经济组织的生产、交换和分配，将集体经济组织事实上变成为政权机构的附属，从而导致集体经济组织失去发展经济的动力与活力，农民失去自由流动和自由择业的权力，更谈不上发挥劳动积极性。这种农业生产管理方式实质上是“大呼隆”、“大锅饭”，它的实行严重束缚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业生产管理方式改革中的第一个飞跃。1979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在农村的展开，在以“包产到户”为主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其基本特征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不变，在实行统一计划，统一分配，统一核算的前提下，把耕地上农作物从种到收的整个操作和管理过程，分别承包给农民家庭去独立完成。由于这种新的农业生产管理方式能将农户的劳动报酬与产量联系起来，超过可以获得奖励，因而对解决“大呼隆”和分配中的平均主义问题有明显的作用，并且也能够较好地调动农民积极性，因此邓小平曾对“包产到户”作了支持与肯定。他针对有些人担心“包产到户”会影响集体经济时说，“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24】从而打消了人们的疑虑，为农业生产管理方式的改革指明了前进的道路。此后，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包产到户”发展到“包干到户”。在“包干到户”管理方式中，农民交够国家的留下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这种管理方式基本解除了生产队“统一经营，统一核算，统一分配”的职能，农户成了农业生产经营的主体，从而基本上解决了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管理和分配上的矛盾，并且改变了农业的经济运行机制，形成了统一经营和分散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营模式，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对此高兴地指出“我们现在的路走对了，人民高兴，我们也有信心。我们的政策是不会变的。’，[25]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村的普遍推行，从事实上改变了已不能再适应农业生产发展要求的农村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管理形式。因此1983年中央作出撤销人民公社，建立乡政府的决定。这标志着农村人民公社体制的正式终结，从而实现了农业生产管理方式上的第一次飞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是农业生产管理方式改革中的第二个飞跃。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广泛实行，使农村的分工和分业有了极大的发展，大批的农业劳动力比较稳定地转移到非农业产业中，农业经营开始日益向兼业化方向发展，这客观上为农业生产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创造了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改善农业生产的经营方式，就会对农业本身的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正因为如此，邓小平针对客观现实，提出了农业生产管理方式改革中的第二次飞跃问题，即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是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为基础的，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不断扩大农户家庭的经营规模，以此发展集体经济，引导农民走向共同富裕。当然发展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只能在有条件的地方进行，同时要尊重农民的意愿，不能搞强迫命令，邓小平特别强调要注意这一点。此外，邓小平认为由于我国各地区实现规模经营的条件存在着极大的不平衡性，因而要在全国范内普遍地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是一个“很长的过程”[26]，需要慎重行事，不能操之过急。邓小平关于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实现农业生产管理方式第二次飞跃的思想，为我国农业最终走向现代化指明了切实可行的方向。目前在我国农村的许多地方，特别是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随着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已取得了可喜进展，也探索出了许多有益的思路与模式。比如公司加农户模式，农村股份合作制形式，以及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加快小城镇建设等，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进而有力地推动着农业生产适度规模经营的进一步发展。这些丰富的实践充分证明了邓小平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实现农业生产管理方式第二次飞跃思想的科学性与高度预见性。
2、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企业管理方式
企业是国民经济的核心主体，如何搞活微观经济，增强企业活力，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企业管理方式，一直是邓小平思考的重要问题。邓小平总结国企改革中的经验教训，深刻分析我国企业管理方式中的具体实际，明确指出要改革企业的管理方式”。 
(l)建立以“责任制”为特点的企业管理方式。邓小平指出，传统国有体制的一个很大弊端就在于没有明确有效的责任制，必须迅速予以根除。早在1978年，他就明确强调“在管理制度上，当前要特别注意和加强责任制”。1271因为现在，各地方的企业事业单位中，党和国家的各级机关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无人负责。名曰集体负责，实际上等于无人负责。一项工作布置之后，落实了没有，无人过问，结果好坏，谁也不管。所以急需建立严格的责任制。邓小平认为加强责任制是调动企业干部职工积极性的一种有效途径。他强调“大大小小的干部都要开动机器，不要当懒汉，头脑僵化。当然这个懒汉主要是过去制度形成的。以后既要考虑给企业的干部权力，也要对他们进行考核，要讲责任制，迫使大家想问题。”[28】以此把权力和责任有机地结合起来，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从而增强企业的活力，加强对企业的管理。此外邓小平还强调实行责任制，一定要严格。要具体到单位，落实到个人，要保证行之有效。为此，他要求发动群众把必要的规章制度一定要建立起来，以加强对企业的管理。同时他还要求，“任何一项任务，一个建设项目，都要实行定任务，定人员，定数量，定时间”t29】等几定制度。例如，引进技术设备，引进什么项目，从哪里引进，引进到什么地方，什么人参加工作，都要具体定下来。从而切实做到职责分明，把责任制落到实处。要使责任制真正发挥作用，还必须要具体措施作保证。其一“要扩大管理人员的权限，责任到人就要权力到人。只交责，不交权力，责任制非落空不可。”因此当厂长的，当工程师的，当技术员的，当师出纳的，应当各有各的责任，也各有各的权力，别人不能侵犯。其二“要严格选用人员，量才授予职责。”要发现专家，重用专家，提高各种专家的地位和物质待遇。其三，“要严格考核，赏罚分明。”130]所有的企业，学校，研究单位，机关都要有对工作的评比和考核。要对工作成绩的大小，好坏有赏有罚，有升有降。口而且这种赏罚必须同物质利益联系起来。“总之要通过加强责任制，通过赏罚严明，在各条战线上形成你追我赶，争当先进，奋发向上的风气”。13‘l邓小平的这些有关加强责任制的思想极大地推进了我国企业管理方式的改革。
(2)切实转换企业经营机制。邓小平认为企业改革必须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大力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严格按市场机制运作，从而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他的这一思想在《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换经营机制条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在这份文件中，详细阐明了在社会主义市场济条件下，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主要方面与具体内容。
第一，自主经营的决策机制。邓小平指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要下放权力，下放给企业，过去我们对企业管得太死，动都动不了，这怎么能行?因此，转变企业的经营机制，最核心最首要的一条，就是要使企业有自主经营的权力，有自主经营的决策机制。所谓自主经营决策机制，简单地说，就是企业有权根据市场变化自主决定自己的行为。一般来讲，能否自主决策是衡量一企业是否成为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重要标志。如果一个企业对自己的生产经营活动不能根据市场变化独立地作出相应的决策，那就谈不上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谈不上成为市场竞争主体。
第二，自负盈亏的风险机制。邓小平指出，城市经济改革比农村经济改革复杂得多，难免出差错，冒风险。所以，对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有企业来说，在经营机制转换中，一定要有风险意识，要具有抗风险的能力，也就是一定要健全风险机制。由于企业是一个经济实体，在市场竞争中，可能盈利，也可能亏损，可能发展，也可能被淘汰，所以企业要为自己在市场上的企业行为负责。过去，在旧体制下，由于企业是政府的附属物，这种风险是由政府承担的。落实企业经营自主权后，这种风险就应由企业自己承担。
第三，自我发展的动力机制。邓小平指出，企业改革要注意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劳动者四个方面的积极性，形成你追我赶，争当先进，奋发向上的风气。这就需要企业建立一种新型的动力机制，用以保证企业在生存、改革、发展过程中，具有一股源源不断的力量源泉。对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有企业来说，这种动力机制特别重要。因为企业改革的方针，就是要求企业具有自我发展的能力。而所谓自我发展，就不再是过去那样靠政府推动和支持发展，而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发展。这种自我发展的力量，一方面来自企业外部的竞争压力和国家的宏观调控力;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来自企业内部的资本积累能力和其他各种企业要素的合力，尤其是职工积极性的充分发挥。所以企业必须要有一种能调动各种积极性因素的动力机制，否则，企业的自我发展就将非常之困难。
第四，自我约束的调节机制。由于市场的复杂多变，由于市场经济中的各种利益冲突，要求企业在市场经济中必须善于自我约束，自我调节，不断理顺企业内、外各种关系，使企业各个部门和员工时刻保持“最佳”位置和最佳状态，相互协调，相互信任，相互依赖，以确保企业整体功能的充分发挥。总之，在国企改革过程中，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从国家“负亏经营”，转换成为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是企业管理中的一场革命，集中体现了邓小平的企业管理改革思想。它的切实贯彻实施，对增强企业活力，改变企业的管理方式，加快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重视企业管理中的制度因素，技术因素和人的因素。在企业管理改革过程中，邓小平非常关注企业管理中的制度因素、技术因素和人的因素问题。邓小平关于业管理中的制度因素的分析主要是围绕在企业管理改革中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公有，要加强党的领导以及充分发挥工人阶级的作用这三个方面展开的。首先，在企业管理改革过程中，邓小平始终坚持，企业管理改革不能偏离社会主义轨道，改革的只能是它的管理形式而不是所有制形式，“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1321根据这条基本原则，在具体的企业改革过程中，就必须坚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在引进外国先进管理经验和管理方式时，“决不学习和进资本主义制度，决不学习和引进各种丑恶颓废的东西，”[33]在企业管理方式改革的目的方面，必须坚持“是为了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有利于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侧]总之，企业管理改革必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不能偏离这条主线。其次，在企业管理改革与党的领导关系方面，邓小平强调要充分发挥党的领导作用。邓小平认为，国有企业管理方式的改革必须在党的领导之下进行。他说:“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要把几亿人口的思想和力量统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没有这样一个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能设想的，那就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t35】这是一条真理。同时，邓小平还强调了企业管理的改革对加强党的领导的作用。“过去的工厂管理制度，经过长期的实践证明，既不利于工业管理体制的现代化，也不利于工厂里的党的工作的健全。”因此，我们要实行改革，改变以前的工厂管理制度，实行党政分开，使党摆脱日常事务，“这不是削弱党的领导，而是更好地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党的领导。”再次，关于企业改革中工人阶级的作用问题，邓小平鼓励“工人阶级要发扬艰苦奋斗、大公无私、严守纪律、服从调动、爱厂如家的光荣传统……工人阶级要用最大的努力来掌握现代化的技术知识和现代化的管理知识，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做出优异的贡献”。并且要求全国工人阶级在改革中起模范先锋作用，积极协助各企业顺利地实现改革，“为革命和建设的事业做出新的杰出贡献。”[36]技术因素在企业管理中也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邓小平对企业管理中技术因素的分析，主要体现在他关于引进先进技术改造企业的思想之中。邓小平认为国有企业引进技术时，首先必须要确保引进的技术是现时最先进的，否则就难以使我们企业的技术水平赶上和超过当今世界的先进水平。其次引进的先进的技术、设备要用先进的方法来管理，“一定要按照国际先进的管理方法，先进的经济方法，先进的定来管理。”[37】再次，对于引进的先进技术，“第一要学会，第二要提高创新。”也就是说对国外的先进技术在使用过程中要有革命和创新的精神，以达到更高的水平。最后，邓小平强调国有大型企业应该有自己的科研机构和科研队伍，借此把科学研究和生产过程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提高和增强企业的技术水平。邓小平关于培养大批合格的工人和管理人才一的思想，集中反映了人的因素在企业管理中的重要性。在企业管理方式的改革中，培养和造就一大批合格的工作和管理人才，一直是邓小平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他讲:“我们改造企业，为了保证应有的技术水平、管理水平，要有合格的管理人员和合格的工人。”[3“]充分反映出他对培养人才的重视。在如何培养合格的工人和管理人才方面，邓小平强调要在使用中培养人才，“对那些真正有本事的人，要放手提拔……我们要开出一条路出来，让有才能的人很快成长，不要老是把人卡住”。[39】邓小平经济管理思想集中体现在宏观和微观两大管理层面上，二者相互联系，缺一不可。在这两大层面中，邓小平更侧重于宏观管理层面还是微观管理层面?从总体上说，邓小平对经济管理问题的论述更多侧重于宏观管理层面。因为邓小平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党和国家的核心领导人，他论述经济管理，更多是从政治的角度，从全局性、整体性、战略性的高度来谈的。所以其内容一般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普遍的适用性，通常给我们提供的是宏观经济管理的指导思想。因此从这个角度说，邓小平经济管理思想的论述更侧重于宏观管理层面。当然，邓小平在主要从宏观上谈经济管理时，又总是联系微观经济管理问题来谈的。其宏观管理思想渗透于微观经济管理问题论述中，其微观经济管理思想又充分反映其宏观管理思想。因此，邓小平在微观管理层面上就某一具体问题所作的论述，也具有普遍意义，具有宏观指导作用。比如他在我国农村经济改革中，为解决农民积极性问题而提出的责任制，其精神实质就普遍适用于一切工农业企业。因此，可以说邓小平经济管理思想是以宏观管理层面为主，在宏观和微观两大管理层面上相互渗透、彼此联系、内在统一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思想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