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体系的变革之路：众里寻她千百度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6-25
新兴市场国家不断发生的危机以及此次由美国次级贷款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正是这种潜在冲突的直接表现形式。虽然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也有相似的危机，但从未演变成如此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危机的不断深化与蔓延也迫使人们不得不从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这样宏大的尺度去思考这个问题。
一、国际货币体系的矛盾与冲突
国际货币体系是指国际货币制度、国际货币金融机构及由习惯和沿革形成的约定俗成的国际货币秩序的总和。如果说先前的全球经济失衡是国际经济体系量变的不断累积，那么金融危机的发生就是质量互变的关键点，它充分表明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因内在矛盾不可调和而必然变革的趋势。
特里芬难题重现与国际收支持续不平衡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元凭借先天优势，顺其成为国际通用的关键货币。美国依然是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不停的在国际收支赤字与美元贬值之间，维护美元国际地位与保持本国经济之间寻求平衡。而持续和大规模的国际收支不平衡就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现象。
实际上，国际收支不平衡并不是现在才有的现象，从上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经常账户一直处于赤字状态，只在少数年份才勉强维持平衡。进入2000年以后，新的全球解决不平衡的焦点就集中在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和美国之间，亚洲国家作为新的外围，采取汇率贬值和资本管制的方式实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并以持有外汇储备方式使资本流向中心国家。
特里芬早在1960年代就指出：“由于美元与黄金挂钩，而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虽然因此取得了国际核心货币的地位，但是各国为了发展国际贸易，必须用美元作为结算与储备货币，这样就会导致流出美国的货币在海外不断沉淀，对美国来说就会发生长期贸易逆差；而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核心的前提是必须保持美元币值稳定与坚挺，这又要求美国必须是一个长期贸易顺差国。这两个要求互相矛盾，因此形成一个悖论。”这就是著名的特里芬难题。
特里芬难题表明，国际清偿能力的需求不可能长久地依靠国际货币的逆差输出来满足，它直接促使以美元为国际储备中心货币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最终瓦解。这也是以国家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矛盾。现在国际货币体系在重复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某些特征，而全球经济失衡与次贷危机就是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矛盾的外在体现。因此国际储备货币的选择与如何平衡国际收支账户一直是构建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问题。
金融衍生品的不断衍生与膨胀
布雷顿森林体系前，货币与黄金储备保持着一定比例的关系，迫使经济主体执行某种货币纪律。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意味着货币与黄金储备的脱钩，各国发行的纸币从此再也不用与实物之间保持某种转换关系。这也为金融资本的膨胀，尤其是国际金融资本的膨胀提供了前提条件。
而上世纪80年代发达国家实行的自由化经济政策为金融资本的膨胀提供了强大的现实基础。首先是经济自由化的政策带来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这就产生了对衍生金融产品的需求。其次是自由化的经济政策带来偏高的利率，高利率使生产资本也向金融资本转变，从而引起金融资本的膨胀。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报告，2007年外汇市场日交易额就达到3.2万亿美元，而与之对应的“现实”国际贸易日交易额只有774亿美元，占日外汇交易额的2.4％。伴随着放松管制和金融创新的发展，新的金融工具不断出现，各国金融资产急剧膨胀，国际清算银行2008年3月份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全球金融衍生商品总值从2002年的100万亿美元已暴增到2007年末的516万亿美元，为全球GDP总额10.8倍。其中，一半以上即近300万亿是在美国。这样，国际金融的发展是根据自身的逻辑，与世界经济中的贸易和生产性投资不再有直接的联系。
汇率的浮动背离了作为基础的经济结构不稳定
弗里德曼在论述汇率问题时，曾将汇率与夏令时一起做比较，认为实行浮动汇率所要达到的目标是“汇率在自由变动的同时，事实上是高度稳定的；汇率之不稳定，是作为基础的经济结构不稳定的征兆”。
但是实行浮动汇率必须存在的两个前提，一是汇率的波动必须反应经济基础的变化，二是现行的国际贸易体制是完全自由的贸易体制，不存在贸易保护主义行为。实行浮动汇率之后，不仅发展家的汇率波动性远远大于弗里德曼所认为的“反应基础的经济结构不稳定”，作为国际交易中占主导地位的硬通货美元、欧元、日元之间的汇率也极其不稳定。1985年美国因巨额国际收支赤字迫使日本签定《广场协议》日元升值，《广场协议》是国际货币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人们不再相信浮动汇率可以自动达到所希望的均衡”。
原本支持浮动汇率的克鲁格曼在他的《汇率的不稳定性》中明确表达：“在我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中，我相信自由浮动汇率是我们所能获得的最好的体制……据我对浮动汇率实际运作情况的了解，我现在支持最终回归一种可以相机调整、多少比较固定的汇率体制。” 克鲁格曼认为，“世界经济的不完全一体化既是汇率不稳定的根源，又是汇率不稳定的结果”。汇率的不稳定又进一步推动了国际金融资本与金融衍生品的膨胀，加速了非生产性资本的跨境流动。
二、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建议与评论
尽管的对立统一律告诉我们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矛盾的，不存在无矛盾之事物，也不存在无事物之矛盾。但是构建理想的、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仍然是众多经济学家孜孜以求的梦想。目前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代表性观点主要以下几种：
回归金本位制
每一次发生金融危机时人们总会缅怀金本位的美好，认为黄金可以拴住信马由缰的“纸币”这匹野马，“新金本位制”的构想应运而生。“新金本位制”认为所有国家同时加入金本位制国家联盟，一致确定或同时变更其货币相对于黄金的稳定关系。它与“旧金本位”有所不同，它并不依赖实际存在的黄金储备,而是以中央银行发行保证本国货币按固定比率购回黄金的远期合约的意愿为基础。实际上，货币体系的百年危机和变迁证实，向金本位制度的回归几乎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有学者建立了1928—1971年国际货币体系模型并模拟世界价格水平和假想的金汇兑本位的持续期间。通过对61个国家的版面数据回归，认为上个世纪如果没有大萧条出现，而只有两次世界大战，金汇兑本位可能会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二战结束后可能还会继续恢复金汇兑本位，但是这种制度可能会比布雷顿森林体系结束的更早。
作为与货币最有姻亲的黄金，无论何时都是制度设计者的最爱。尽管凯恩斯谴责一战后的“金本位”是野蛮的，但是在他创设的世界货币“BANCOR”中，黄金仍然占有重要比重。虽然已经成为历史的金本位重新回归不太现实，但是黄金进入国际货币体制并发挥重要作用却也是早晚之事。
特别提款权本位：特别提款权本位的观点可以追朔至1970年代，当时美元对主要货币贬值50％以上，成为推动特别提款权本位的主要动力。Hirsch Fred（1973）在An SDR standard: impetus, elements, and impediments中，提出了特别提款权本位的观点。他认为各国货币盯住特别提款权，可以增加货币的稳定性。如果发生全球性的流动性危机，中心国的中央银行，联邦储备银行和欧洲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公开市场购买提供流动性。
特别提款权就其本质而言是由基金组织为弥补国际储备手段不足而创制的补充性国际储备工具，其基本作用在于充当成员国及基金之间的国际支付工具和货币定值单位，并未成为实际流通的国际货币。即使特别提款权能够作为储备资产，毕竟SDR在国际储备资产中的份额只占很小比例，1971 年占4.5％，1976 年下降到2.8％，1982 年重新增加到4.8％，后来基本上没有太大变化。而外汇在全部国际储备中的比重多年来都高达80％左右。另外特别提款权本身也是以美元为基础设计出来的记账单位，美元的份额为44％，因此，它的作用发挥仍然受很大的局限性。 回归美元为中心：有学者在2008年和2009年先后发表文章认为，并不是美国净资本的流入引起了现在的危机，而是由其他发达国家对于金融市场监管失效引起的。他们认为危机在以后的几年不会再发生，过度的风险厌恶和去杠杆化将会限制私人中介的业务。国际货币体系仍然是按照Bretton Woods II的框架在运行，并且在金融危机后得到了加强。这个体系的核心就是亚洲国家维持本币对于美元的相对低估，同时将贸易顺差以及干预汇市得到的美元用于购买美元资产，促使美国资本账目盈余，从而平衡美国贸易赤字，他们认为这个体系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得以维持。而如果美国采取措施恢复这种经常账户平衡时，敦促采取措施放开汇率管制，并抵制资本净流入，这将会带来Bretton Woods II的终结。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问题是吸收并分配这种巨大短期冲击对金融体系带来的不利影响。对于政府里说就是在短期内增加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削减税收和鼓励消费，增加产出和就业。
危机代表着对运行常态的一种偏离，危机后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回归就有状态，二是发生跃迁进入新的均衡状态。如果危机后重新回归旧有的状态，那么危机带来的矛盾总爆发就不可能得到缓和，并且必然会在时期内再次发生危机。因此大的经济危机发生一定伴随着实体经济与货币体系的变革，而不是回归。
储备货币多元化：随着美元汇率的剧烈波动与美元危机的不断爆发，以及出现了新的储备资产形式，如特别提款权、在基金组织储备头寸、逐渐形成了国际储备货币的多元化，美元仍然在多元国际储备中居于主导地位。
目前也有不少学者指出储备货币多元化是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向。有人认为改变现行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无法一蹴而就，但至少在近期内，应该鼓励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区域性储备货币以及其他储备货币安排，积极推动储备货币的多元化，鼓励不同的储备货币体系相互竞争
储备货币多元化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建议，本身就是储备货币的竞争使储备货币摆脱了对美元的过分依赖，导致了储备货币的多元化。而汇储备货币由单一化走向多元化，也加剧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
新布雷顿森林体系：欧洲联盟国家为代表的政府在2008年的G20上提出，应该创立一个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主要内容包括：第一，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职能和资金规模。第二，任何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领域都必须受到适当而充分的监管或监控。第三，新体系必须建立在可问责和透明的基础上，通过一个更加全面的信息系统来确保金融交易透明，彻底改变助长冒险行为的安排。第四，加强风险评估和建立预警系统，避免危机重演。
欧洲联盟提出了一揽子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主张，其重点在于加强金融监管，强调在IMF的基础上构建超级监管机构，正如奥巴马所言，我们不需要一个超级大管家。在美国仍然是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的前提下，其建议在短期内的可行性本身就值得探讨。
货币联盟：蒙代尔在1999年代一片文章中认为，未来货币体系可能以货币联盟的方式向新的固定汇率制复归，而“金融稳定性三岛”则是其基本架构，即欧洲、美洲和亚洲各自形成货币联盟，然后，三方再形成一个联盟。蒙代尔认为，只要三方能形成一致的通货膨胀率和分配铸币税的机制，就可以实现三方联盟。三方货币联盟是向世界货币INTOR过渡的方式。
这种强调在渐进基础上的国际货币体制的变革在以和平为主题的世界格局中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欧洲货币联盟在命运多桀中能够得以维持下来本身就说明了这一建议的可行性，而正在逐渐形成的美元区和作用不断加强的亚洲金融合作机制似乎也在昭示着这一路径的未来前景。
单一世界货币：有学者在上个世纪80年代提出应该逐步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统一的货币体系，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并建立统一的货币发行银行，蒙代尔后来对其进行了细化，他认为可以美元、欧元、日元、英镑、人民币5个主要经济体的货币为基础，构建一个世界货币，并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造为可以发行货币的世界中央银行。最终将灵活的国际货币体系、全球记账的单位、全球统一的国际基准价位，各个货币区域统一在整个全球货币体系范围之内。
单一世界货币是国际货币制度设计者的终极理想，Richard Cooper不是第一个提出世界货币的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它既反映了人们对当前各国存在独立货币所带来诸多不可调和矛盾的超脱，又反映了经济学家对货币理想王国的最终追求。
三、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未来前景
不同的观点既代表了不同利益主体的诉求，也表明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分阶段的特征，以及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研究的不断深化与继承。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本身是一个浩大的历史工程，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并且聚集了如凯恩斯等经济学大家，耗时两年之久才创建出一个布雷顿森林体系。在世界和平时期，国际货币系的改革不可能是立即推倒重来，而只能遵循在现有基础上渐进改革的模式进行。
在国际清偿能力的需求不可能长久地依靠国际储备货币国的逆差输出来满足的情况下，创造超主权储备货币作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终极目标应该唤醒人们的记忆。在此前提下，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近期目标应该在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加强跨国金融监管、加强跨国政策协调方面浓重着墨。在这个基础上，国际货币体系进一步改革的方向应该是对浮动汇率，尤其是主要货币之间的浮动汇率进行一定的管理，保持主要储备货币汇率相对稳定，一方面是减少进出口贸易中的汇率风险，另一方面也减少投机性资本的不断膨胀与金融衍生品的不断衍生。另外，应该设立专门的机制如多国联席会议或峰会，加强储备货币发行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的监督，尤其应该加强对货币发行政策的监督，防止储备货币发行国本身不负责任的宏观经济政策也是今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方面，
对于亚洲区域内贸易占进出口总额三分之一的中国而言，金融危机使人民币区域化更有了强烈的现实意义与紧迫感。积极推动周边国家和地区进出口贸易中人民币计价结算的各项工作，进一步开展双边与多边货币互换安排，改变美元外汇储备继续不断积累的不利局面就成为人民币未来竞争储备货币的序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