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非合理性消费行为的深层解读
摘要:农民消费行为合理与否受其自身的素质、消费环境、状况及政策制度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经济、制度的导向作用是消费行为产生的基础性要素,部分农民的非合理性消费行为日渐凸显。从社会文化层面上剖析,农民非合理性消费的本质是消费异化,心理诱因是“社会遵从”与“心理补偿”,其消极后果会削弱农民生产性投入、抑制农业经济发展,造成城乡消费水平和消费质量的“断层”,不利于新建设的进一步推进。
关键词:非合理性消费;农民;消费异化;消费心理;心理补偿
Abstract:If the farmer′s consumer behavior is reasonable or not is affected by their own quality, consumption environm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cy and many other factors. Economic and institutional roles in guiding are the basic elements that consumer behavior gives birth, and non-rational consumption behaviors of some farmers ar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Analyzing from the socio-cultural level, the paper thinks that the essence of farmers′ non-rational consumption is consumption alienation, and psychological incentive is “social compliance” and “psychological compensation”, which reduce farmers inputs, inhibit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economy, resulting in the “fault” of consumption quality of urban and rural consumption level ,and is not conducive to further advance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countryside.
Key words:non-rational consumption; farmer; consumer alienation; consumer psychology; psychological compensation
我国有7.5亿多农民,约占全国总人口的55.1%,是最大和最广阔的市场。作为社会总消费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消费行为的合理与否不仅关系到农村经济的繁荣与发展,而且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和农业化进程。当前,随着“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推进,我国农村居民收入状况整体上有所改善,农民的消费水平也有较大提高。但与此同时,农民的非合理性消费行为也日渐凸显。
一、农民非合理性消费行为的典型表现
在西方经济学中消费者被假设为理性的“经济人”,能够以最小的经济代价去追求和获取自身的最大经济利益。事实上,人是理性和非理性的统一体,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是其认识、情感以及行为与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从经济消费的角度来看,非合理性消费行为之所以能寻找到现实路径,缘于他们头脑中的消费观念、自我体验、生活方式以及社会文化等其现实经济制度的基础。目前,我国农民非合理性消费行为主要表现为:
1.消费观念的落后性与保守性。消费观念是指人们对自己或他人的消费活动持有的基本观点、看法和态度。作为这个社会的绝对主体,农民既是社会最大的生产者,也是最大的消费者。消费观念取决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农民收入状况等多种因素。消费观念支配消费行为并在消费行为上得到体现。因此,农民所持的消费观念合理与否不仅会影响其消费行为,而且直接反映他们的生存状态和生活质量。目前农民消费观念主要表现为三种模式:崇俭消费、短视型消费、从众消费。
长期以来,靠天吃饭、“贫”字当头的农民一直把崇俭当成消费的第一原则。现实生活中的天灾人祸及生老病死等各种不可预料因素,极大地限制了农民的正常消费支出,强化了农民消费的谨慎性心理。某些农民呈现出过度节俭的落后、保守性消费特征,即“不敢花钱,不愿花钱,该花的不花”。代表现代文明、文化生活方式一般不易被“崇俭型”的消费方式自觉接受,消费选择上要让位于传统,因而向农村传播蔓延非常迟缓。小富即安、小成则满的小农意识所形成的小农经济思想,深深沉积在广大农民的潜意识之中,形成了只看到或热衷于眼前和个体利益,看不到或不愿顾及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的落后而保守的短视型消费倾向,这一倾向在农民个体身上主要表现在消费上。由于高等教育消费年年递增及“知识性失业”的社会现实,促使大部分农民降低了对教育消费的预期。据统计,2007年农村教育消费占收入和支出的比例较2006年下降了2个百分点。教育投资大、见效慢,短期内不能形成对家庭投资的回报,部分农民在观念上更倾向于让子女早点外出打工挣钱,以减轻家庭负担。从众消费成为农民非合理性消费的向导,目前农村比较典型的从众消费表现为平时节俭与节庆仪式铺张并存,形成了“日常节俭克制、重要节日过度消费”的恶性消费循环,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
上述的崇俭消费、短视型消费、从众消费是由农村特定的经济条件、生产方式、制度安排等所决定,并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形成并遵循的,消费观念的落后与保守严重阻碍着我国农村经济、文化的进步与发展。
2.消费内容上的文化“缺位”与低俗化。由于农村的文化生活比较枯燥、单调,农民文化素质相对较低,受传统的消费方式和消费习惯影响较大,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民在消费内容的选择上只注重感觉、享乐和刺激,生存感官享受层面逐渐趋于主体地位。此外,由于市场经济所遵循的利益最大化原则,使得人们精神需求的价值取向偏向于庸俗化、趋利化。在精神消费领域里出现了以满足物质刺激、感官享受等生物本能的物质化倾向的价值取向,精神世界的文化内涵日趋消解。与此同时,抽烟、喝酒、吸毒、赌博、封建迷信性消费在很多农村蔓延盛行。
3.消费过程中交往关系的货币化。随着农村经济的市场化,人们之间以情感为特征的质朴的人际交往关系逐渐演变为以金钱为主要载体的货币化人情消费,货币成为衡量人存在价值的唯一尺度,成为确定和他人关系及其保障个人在社会中地位的最强力的手段。人际间的交往关系的货币化,使得人情消费成为农民的一项硬性的、具有特殊意义的消费支出。
农民消费行为合理与否受其自身的素质、消费环境、状况及政策制度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经济、制度等因素的作用对消费行为的影响是基础性的。过去较长期,国家倡导农业支持,实现“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目标,通过制度以及相关的政策把地区和地区之间、城市与之间一一分离圈隔开来,形成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向有利于城镇居民倾斜,城镇居民有许多农村居民享受不到的社会福利、公共服务和较完善的养老及社会医疗保障等。显而易见,这些经济及制度性因素为农民非合理性消费行为提供了存在的基础和生长的空间。
事实上,经济领域中的消费行为,不仅是单纯的一种经济现象,而是将经济、心理、文化和社会现象集为一身的综合性现象。消费行为是消费主体其生存方式在社会和文化意义上自我表达的过程,农民非合理性消费行为的诸多表征印证出其生成的社会文化内涵。
1.非合理性消费行为的本质解读。农民非合理性消费的本质是消费的异化。消费异化表现在消费主体偏重对消费客体的占有,导致消费客体能力降低,最终使消费主体反而受制于消费客体的发展,致使消费主体与消费客体的关系不再一致。在消费过程中,由于人的需要和能力以及主体性没有因消费得到满足或提高,反而使消费主体利益遭受损害,迷失在消费客体中难以自拔。农民消费观念的落后与保守,封建迷信、赌博等消费内容上文化的“缺位”与低俗,以及消费过程中人际交往关系的货币化转向,确证了其消费的异化。
(1)日常生活是人们非合理性消费观念得以生成的寓所。日常生活是以个人的家庭、天然共同体等直接环境为基本寓所,旨在维持个体生存和再生产的日常消费活动、日常交往活动和日常观念活动的总称,它是一个以重复性思维和重复性实践为基本存在方式,凭借传统、习惯、经验以及血缘和天然情感等文化因素而加以维系的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领域。日常生活世界空间上是狭窄、封闭、固定的,时间上是相对凝固恒常的,重复、单调、稳定是其主要特征。几千年的农业宗法社会崇尚自在的、封闭的日常生活世界,日常生活世界造就了农民自在自发的生存状态。传统农耕文明的陈规陋俗积淀在农民的潜意识中,形成了一种强大的集体无意识,自在的活动方式、经验主义的生活图式、本能的生存需求以及自发的调控系统使人们不可避免地形成保守落后、安于现状的观念。目前,农民种种非合理性消费行为正是几千年积淀的日常生活范式的具体体现。这种既定的消费观念与方式乃至行为使农民正常的消费需求被自我压抑不能得到释放,农民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并没有因过度节俭消费、短视型消费和货币化的人际交往消费得到满足或提高,相反却使农民陷入了观念贫困——文化贫困——经济贫困的怪圈中。
(2)人际交往是人们非合理性消费行为得以实现的路径。交往是生存的前提,是人们存在的方式,交往必然导致消费。现如今,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农民之间纯朴的人情往来已远远超出传统意义上的礼尚往来,人们往往通过礼金的高低来评判人际关系的亲密程度。人际交往由人的关系变成了某种物的关系,进而演变成社会问题,“情感型”人际交往次居于“工具目的型”之后。
2.非合理性消费行为的心理探究。在心中消费被看成是伴随着各种情感投入的一种心理行为,行为的背后总是有一定行为机制,存在某种心理因素,或者某种信念,农民非合理性消费的背后也同样有着他特有的反应模式、某些特别的心理特质以及心理需求。
(1)社会遵从是农民非合理性消费行为的心理诉求。在社会生活中,人总是作为群体的成员而存在的,人易受周围环境的影响,希望通过从众和模仿来获得同伴的认可。因此,个体在群体中常常会不知不觉地受到群体的规范和压力,而在知觉、判断、信仰以及行为上表现出与群体中多数人一致的行为倾向。农民非合理性消费行为的产生受制于特定社会环境中的群体行为的影响,中国几千年封建传统文化的残余影响和束缚着农民,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活动图式影响和制约着农民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社会行为。在该群体都遵守某种习俗的条件下,形成了生活中的被动参与,经济生活中的虚荣好胜,文化生活中的人云亦云、缺乏主见的人格特征和顽固保守的小农意识的遵从心理模式。
(2)心理补偿是农民非合理性消费行为的价值取向,心理学研究发现,当人们失去某一方面及其优势时会寻求另一方面的补偿以达到心理的平衡。马斯洛的消费层次发展理论告诉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和发展意识的增强能够带动消费层次的提高,随之引起消费结构的改变。当代中国农村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消费投资的增加,生活消费状况也发生了质的改变,消费水平正从“生存型”消费向“享受性”和“发展型”消费转变。但与此同时,国家对农村的文化建设一直处于滞后状态,对农民的组织、管理存在欠缺,农民在主流社会中缺少应有的关注和关爱。此外,以追逐商业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大众媒体所渲染的庸俗文化不断地冲击着人们。农民在自身文化水准低下、公共文化设施匮乏、市场商品化利润追逐等多重因素的交织影响下,势必会追寻缺少文化内涵、停留在满足感官刺激、盲目攀比的封建迷信、赌博等非合理性消费,以补偿精神上的缺失,非合理性消费行为在某种意义上说已成为农民消磨时间、缓解心理压力、平衡情绪、宣泄无奈的一种方法。
三、农民非合理性消费行为的消极影响
非合理性消费观念和行为一旦形成就会具有稳定性,在空间上传播、在时间上传承给农民自身和经济发展带来消极后果。
1.削弱农民生产性投入,抑制农业经济发展。农民非合理性消费观念和行为的存在,导致有限资金的严重分流,从而减少生产积累,削弱再生产的投资能力。农民较为普遍地把自有积累用于结婚建房、过度的礼节等即期消费上,甚至不惜举债,相反却不注重对农业的长期投入,农业科技含量始终很低。有限的收入固化为难以增值的生活资产和消费在非必要的、非理性的支出上,是农村经济发展能力上的严重损失和浪费。
2.造成城乡消费水平和消费质量的“断层”。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在城乡居民收入、消费支出、消费质量等方面的差距很大。如果农村有限的经济资源得不到充分地动员、加速农村经济的发展,将会造成城乡收入和消费水平质量新的“断层”。根据《中国经济年鉴(2008)》,1997年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是3 070.20元,到2007年收入的差距达到了9 645.4元。从1997年到2007年11年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10.37%,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7.164%,前者是后者的1.45倍。受收入水平的制约,消费支出也呈现相似特征。1994年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差距是2 568.49元,随后二者之间的差距一直扩大,2007年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差距达到6 773.62元。城乡消费支出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9.213%、7.3%,前者比后者高出1.913%,说明总体上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有较大的增长,但城乡之间的差距也正逐步扩大。
从1997年到2007年,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从2 090.1元增加到4 140.4元,但农村居民APC基本未变,而城镇居民APC呈下降趋势。这说明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增长快于农村,同时也映衬出农民消费观念上的保守性。从表1中可以看出,农村恩格尔系数的下降滞后于城镇,2007年农村恩格尔系数比城镇高出6.8个百分点,反映出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差距。消费水平的城乡差异决定了消费不仅在量上存在差别,而且在质上也有差异。毋庸置疑,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将会导致消费支出差距的扩大。根据凯恩斯绝对收入的假说,即伴随收入水平的降低,消费倾向呈上升趋势,因而低收入者一般具有较高的消费倾向,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生产将会不断萎缩,农民的生活水平将会不断下降,这是个不争的事实。由此可以推断,农民非合理性消费行为将会引发一系列不良的连锁反应,进而加大城乡的差距。诸如农民过度节俭自然会降低农民的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甚至是以牺牲健康作为代价,产生所谓“节俭悖论”;易于从众等短视型非合理性消费观念致使农民忽视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此外,与城市家庭消费不同,文化消费占的比重明显不足。调查显示,文化消费在农村家庭消费支出结构中不占重要地位。2005年,农民家庭的平均文化消费支出仅有871.77元,占全部平均开支的7.93%,在所有开支项目中排在最后。农民整体的、文化相对落后,且有衍生代际继承的趋势,其结果有可能形成新一轮“贫困文化”的出现,造成经济落后——落后——人的素质落后的恶性循环。
3.现实中农民非合理性消费行为与新农村建设的总体目标相背离,不利于新农村建设的进一步推进。非合理性消费观念和行为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诱发了农村消极和丑恶现象滋生,影响了文明进程。它不仅不利于农民经济收入的稳步提高及消费与生产环节的顺利衔接,而且农民消费质量也没有得到真正的提高,自身的生存、享受和性需要得不到应有的满足,甚至导致矛盾激化,诱发犯罪,而且严重影响到家庭和社会的稳定,不利于新农村建设的整体推进;同时,不仅农村消费市场启动不顺畅、国内经济发展受到影响,而且党和政府的“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新农村建设的根本目标也难以实现。因此,转变农民的消费观念,提高消费主体素质,对于加快农业、农村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意义深远。
四、加速农民消费行为的理性回归
千方百计地加速农村的经济发展、增加农民的收入是改变农民的非合理性消费的根本性保证,二者也是互为因果互为促进的,但将这是个较长时间的演变。除此,对农民消费行为的理性引导,包括对农民消费观念的教育,政府对农村的公共物品投资、农村生产生活基础设施和文化娱乐设施建设、农用生产机器具购置、农民生产知识和技术的教育和培训、农民子女入学、农村生产生活的节能环保改造工程、农民购置电脑及其他电器产品,等等,给与足够影响力的补贴,是迅速促进农民合理消费,加速农村经济文化的发展的强有力的手段,也是促进城乡经济文化协调发展的战略措施。所以,当前国家对“家电下乡”等的补贴政策还不能仅仅停留在扩大内需的权宜之需的层面进行认识,否则政策将不能持久、力度不会强大、惠及也不够广泛,更不能发挥政策的综合效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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