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十二五规划实施需要新的经济学理论

　　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来看，华盛顿共识无处不在。所谓自由的市场经济，既包括完全开放的贸易市场，也包括相对自由的金融政策。华盛顿共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个经济发展的乌托邦，但很不幸的是，一些中国政府决策者既是营造乌托邦的梦想家，同时也是华盛顿共识的实践者。相对开放的经济体制与相对封闭的行政管理体制，构成了中国社会的基本面貌。正是这种特殊的社会结构，使得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空前的难题。现在，我们必须追问的是，自由的市场经济究竟呈现怎样的形态，对政府权力的有效管制是否属于自由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
　　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大特点就在于，一方面寄希望于建立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可是另一方面当经济面临重大问题的时候，又希望政府出面力挽狂澜。政府在实施宏观调控政策的时候，必然会动用公共财政资源，而政府权力的不受节制不但会导致市场经济信号彻底失真，而且更主要的是，由于政府在公共资源配置的过程中，改变了市场资源配置结构，从而使整个社会分配体制更加不稳定。西方国家所奉行的信用经济学理论，催生了一大批经济政策，包括赤字财政政策。中国一方面采用储蓄经济发展模式，另一方面却长期实行赤字财政，这就必然导致通货膨胀日益严重，居民的储蓄存款越来越不值钱。这种以损害中下层普通居民的利益为代价的改革，能够长期持续下去吗?现在社会各界面对政府捉摸不定的财政金融政策，正在寻求自救的良策。所谓“预期性定价策略”，只不过是生产经营者减少政策成本所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真正的原因还在于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从根本上来说，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不仅仅是一个刺激经济的政策，它同时还是一个兼顾公平的社会收 入分配政策。假如仅仅为了满足经济发展速度的需要，而大量发行货币，通过增加财政支出促进经济的增长，那么，这样的宏观调控政策必然会导致整个国家的经济陷入到“悲惨性”增长的恶性循环之中——经济发展速度越快，整个国家经济失衡现象就越严重。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的财政与中国的金融之间存在着“直通车”——财政与金融之间的关系是左边口袋与右边口袋之间的关系，政府加大财政投入，就意味着中央银行发行更多的钞票，而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必然会导致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必然会导致居民的购买力下降。所以，每一次宏观调控都会使普通居民付出惨重的代价。西方国家财政与金融之间关系，是一种相互分离、互相制约的关系。政府发行国债，敦促金融机构购买，金融机构必须在权衡利弊的基础上，控制货币的发行量。当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超量发行货币购买美国国债，已经在美国国内形成了巨大的压力。美国一些经济学家直言不讳地指出，美联储主席不懂经济，不懂货币，只懂得增加货币的发行量。这说明在美国由于特殊的金融监管体制，使得美联储在货币发行的问题上，不能只听命于美国政府，还必须考虑到金融市场的需求，考虑到本国投资者的利益需要。这种相互制衡的财政金融体制，既可以确保美国的联邦政府在实施宏观调控政策的时候有所收敛，不能滥用“宽松的财政政策”，又可以保证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配合美国联邦政府实施宏观调控政策的时候，必须充分考虑到投资者的利益，不能无节制地实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可以这样说，美国的分权制衡体制体现在宏观调控之中，就表现为美国财政部和美国的联邦储备委员会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共同将美国国内的经济危机转嫁给其他国家。这是一种独一无二的财政金融体制，它确保美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同时又给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中国的财政与金融之间的关系过于密切，以至于在实施宏观调控政策的时候，金融管理机构与财政管理机构不存在任何的压力，他们既不需要对投资者负责，同时也不需要对国家经济长期稳定发展负责。正是这种特殊的财政金融管理体制，使得中国宏观调控始终处于一种令人担心的状态。人们不知道宏观调控将会给经济带来怎样的灾难，也不知道宏观调控将会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怎样的影响。
　　分析中国宏观调控政策和制度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必须重新审视西方经济学理论，在经过严密的论证之后，回答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我们是继续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坚持数千年来形成的量入为出财政观念，还是大胆吸收借鉴西方国家的信用经济理论，积极推行赤字财政政策，不断扩张政府财政信用，以政府投资拉动经济的增长?
　　第二，储蓄经济学理论是否过时，在增加居民财产收入的过程中，是否应当鼓励居民适量储蓄，建立稳定的家庭收入结构?
　　第三，按照发展经济学的观点，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化是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必由之路，中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是否应当把公共资源集中在工业部门，通过优先培育大型城市，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具体到生产要素配置领域，中国的工资增长是否已经出现“刘易斯拐点”，中国是否会出现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大幅度转移劳动力的长期阶段?政府在公共资源配置过程中，究竟是应该向城市倾斜还是应该向中小城镇特别是农村倾斜?换句话说，我们是通过鼓励农民进城，实现中国的城市化，还是通过“造城”，实现中国的城镇化?
　　第四，中国的分税制改革是否应该加快步伐?现有的分税制结构是否应该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
　　第五，中国的货币政策与中国的财政政策究竟是怎样的关系?政府在宏观调控过程中是应该优先利用现有的货币资源，还是通过发行钞票解决政府投入资金问题?金融监管部门如何将超量发行的货币及时回笼，在不伤及无辜居民的情况下，尽快地控制通货膨胀?
　　对上述问题的分析和思考，或许能够形成中国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当一些经济学者不承认在西方经济学之外还有其他经济学的时候，包括印度学者在内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学家，开始思考社会转型时期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所面临的理论问题。他们以自己的理论指导发展中国家的改革实践，以发达国家的改革实践丰富经济学的理论。这种关注现实的经济学发展思路，值得中国的经济学界认真反省。崇洋媚外不会产生有价值的经济学理论，妄自菲薄不可能产生具有创新性的经济学观点。中国的经济学家一定要挺起胸膛，扪心自问，在中国经济发展中自己究竟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