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权力与工资水平的博弈:“民工荒”的一个解释——论析“刘易斯模型”的改造

　　论文关键词：经济权力；工资水平；民工荒；刘易斯模型
　　论文摘要：农民工经济权力与工资水平的博弈是“民工荒”的问题所在，据此可知刘易斯模型是一个动态的水平面，而不仅仅是静态的水平线．中国的实际情况表明刘易斯转折点将比预期提前到达，要求巩固民工权益保障的既定成效，产业结构优化与农民工职业培训相结合，适时适度调整计划生育人口政策。

    一、“民工荒”状况研究综述
    2009年下半年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强劲复苏，沿海地区用工短缺的现象又开始出现，特别是“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的“民工荒”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自“民工荒”问题出现以来，许多专家学者从不同的学科领域进行了大量研究，对其认识逐步深人。目前对“民工荒”问题的基本判断主要有五类观点。一是劳动力市场机制论:“民工荒”并不是民工绝对数量不足，而是农村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劳动力价格与价值偏离、劳动力市场供求机制综合作用，、劳动力市场区域性和结构性失衡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二是民工结构短缺论:“民工荒”并不是由于农村劳动力绝对数量下降，而是结构性有效供给总量不足，即由特定人群短缺而造成的结构性供给不足，在很大程度上是指年龄、性别、地域和技能型民工荒，真正能够实现流动又能满足流人地需求的劳动力数量有限。三是民工数量短缺论:“民工荒”并非是特定区域或产业的劳动力短缺，也不是市场结构性短缺，而是数量性短缺，中国正面临全面性劳动力短缺的现实挑战。即使现行的劳动力周期性缺工不能表明劳动力已陷人长期短缺，但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已孕育着未来劳动力短缺的趋势。四是民工权益缺失论:长期以来企业漠视民工权益，社会保障制度又将民工置于制度之外，民工的劳动权和社会保障权都严重缺失。与此同时政府的支农惠农政策提高了农民对农业收益的预期，增加了进城务工的机会成本，农民工流动趋于理性。“民工荒”揭示了民工维权意识增强，是民工在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的情况下开始“用脚投票”的结果。五是产业优化发展论:沿海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使劳动力需求结构发生变动，而劳动力供给结构无法及时做出相应调整导致劳动力不能有效供给，尤其是素质型民工满足不了劳动力需求。要保障中国产业的持续发展、转型和升级，必须要培育符合现代工业发展的产业工人队伍，而不能依靠民工来长久支撑中国工业化。
    相关研究大多隐性假设农民工是弱势群体，在劳资博弈中处于劣势，无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即使是“用脚投票”也是无奈的极端选择，因此把“民工荒”问题归结为体制、结构或政策原因。本文却认为随着“民工荒”问题的严峻化，领导层已经认识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来保障农民工权益，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而且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知识、技能也在提高，内外诸多因素使农民工的经济权力在逐渐增强，农民工经济权力与工资水平的博弈是“民工荒”的问题所在，进而修正“刘易斯模型”，认为刘易斯模型是一个动态的水平面，而不仅仅是静态的水平线，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判断刘易斯转折点将比预期的提前到达，并提出若干应对措施。
    二、经济权力与工资水平的博弈:一个分析视角
    经济权力即经济主体凭借其掌握的资源而形成的对他人或资源的影响力与控制力。传统意义上雇佣方与劳动者之间天然存在着权力察赋的差异，在我国市场机制还不完善及民工群体的弱势状态特性下，雇佣方的经济权力体现强权特征，民工经济权力被完全剥夺，民工工资只由雇佣方的经济权力决定，雇佣方与民工的经济权力两极化作用的均衡结果是，劳动力供给曲线从倾斜逐步变化为水平线，具有无限弹性，此时的民工需求量与均衡工资完全依靠需求曲线来决定，这种民工的工资决定与经济权力的动态转变过程如图1所示。

    (一)农民工经济权力的增强
    随着“民工潮”的兴起，民工权益问题得到领导层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中央和地方出台的相关法律政策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农民工的权益，使农民工外显的经济权力得到增强。全国总工会调研组2006年发布的(关于农民工权益保障问题的调研报告》中称民工权益保障取得一定成效，表现为一是农民工的社会政治地位逐步提高;二是农民工进城就业的体制性障碍逐渐削减;三是农民工就业的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日趋改善;四是农民工权益保障情况日益好转;五是农民工对自身享受权益情况满意度上升。同时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农民工整体素质得到了提升，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农民工的主体.年龄18岁到25岁.表现出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等“三高一低”的特征。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方式，教育增强了民工的自然察赋，民工劳动知识和技能，乃至维权的意识和能力都得到提高，促使民工内化的经济权力也得到提升。另外近几年国家的支农惠农政策使农民对农业收益产生了良好的预期，致使大量农民留乡种粮，部分民工弃城返乡，拓宽了民工的就业途径，也相对提高了民工的经济权力，在劳资博弈中拥有一定的话语权。在内外诸多因素的作用下，民工的工资决定与经济权力的动态转变过程如图2所示。


    (二)农民工工资水平的粘性效应
    由图2可知，农民工经济权力的增强使劳动供给曲线由水平线逐渐向右上方倾斜，农民工工资水平相应地得到了提高。但是在具体的实践中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却存在粘性效应，农民工工资的调整相对滞后，没有伴随物价特别是粮食价格的上涨而相应调整。从部门间生产效率及工资变化看，农业部门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后，工业部门劳动力边际产出应该减少，生产率降低，但2000年以后我国城市传统部门就业人数增加的同时投资也增加，从19902005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1倍，年均增长率22.5%，投资的增加使其生产率并没有降低，相反在提高。在工业部门生产率提高相对较快的同时，工资增长却没有以相应的速度提高，城市传统部门与农业部门生产效率、工资比如表1所示，2005年城市传统部门生产效率与农业部门比高达7.10，但是城市传统部门工资与农业部门比却仅有1.88，在工业部门就业的农民工没有得到应有的实惠。

    再者，从城乡收人差距看，中国经济结构性增长中农民工做出了相当的贡献，但他们在收人分配结构中处于不利的地位。1999年到2004年，农民工资性收人(即农民工外出务工收人)占人均纯收人的比重分别为28.5%,31%,32. 6%,34%,35%和34%，呈现稳定小幅上升态势。但2004年城乡人均纯收人分别为9421.6元2396. 4元，相差3.93倍。2004年城市工人年平均工资约为巧000元，高于农民工工资水平近一倍。可见农民工的工资水平过低。
    农民工经济权力的增强客观上要求工资水平的提高，然而现实生活中农民工工资存在粘性效应，没有相应提高，导致雇佣方在粘性工资水平下招不到工人，民工劳动力供给出现短缺的现象。因此农民工经济权力和工资水平的博弈是“民工荒”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
    三、动态水平面非静态水平线:刘易斯模型的改造
    (一)刘易斯模型简述
    刘易斯认为劳动力会从低边际劳动生产率部门向高边际劳动生产率部门转移，即从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从农业向工商业、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发展中国家的农村中事实上存在着大量的过剩劳动力，这对于城市中的工业部门来说，是一种“劳动无限供给”条件。“动无限供给”是指城市中的工业部门在现行的工资水平土能够获得所需的任何数量的劳动。如图3所示，在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结构中，OA为农业部门中劳动力维持自己和家庭最低生活水平的平均收人，即生存收人;OW为城市中工业部门提供的实际工资水平，在这个工资水平上农业劳动力的供给是源源不断的。城市中工业部门在实际工资不变的情况下不断将利润用于再投资，扩大资本规模(从K1到K2再到K3)，由此劳动的边际产品曲线即对劳动的需求曲线不断向外移动〔从D1到D2再到D3)，创造出更多的劳动机会，吸纳更多的农业劳动力(从L1到L2再到L3)。如此循环往复，城市中工业部门的资本越是扩张，就越是将剩余的农业劳动力吸收过去。只要传统的农业部门依然存在剩余劳动力，城市中工业部门就能够不断地扩大投资规模，利用这些劳动力。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刘易斯拐点”，即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被工业部门吸纳完毕，农业的边际劳动生产率不再为零，也就是农业生产由于农业劳动力的流失会使农业产值减少。此时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变为向右上方倾斜，工业部门不提高工资水平就不再会有农业劳动力的供给;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这两个基本生产部门的结构由此发生变化，并处于平衡发展状态。最终结果就是城乡差别缩小，二元经济结构变为一元的经济结构，朝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迈进。

    (二)刘易斯模型的改造和应用
    根据上述图2，结合中国的现实情况，刘易斯模型可以改造成如图4所示。在初始状态下，农村劳动力供给处于无限供给状态，供给曲线为水平线，随着民工经济权力的增强，劳动力供给处于动态的有限供给状态，其劳动力供给曲线向右上方倾斜，当企业及时提高工人工资解决工人经济权力与工资水平矛盾时，劳动力供给曲线又恢复水平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