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探析

    2.不断推动教材革新推动新教育的发展
    20世纪初叶的中国风云突变，政权更迭频繁，时代变化迅速，常常是教科书本身尚未成型固定，而时代却变幻了。这就逼使张元济必须不断适应这种新的变化，抓住教育改革的新动向，以适应新式教育发展的需要，推动新教育战胜旧教育，使出版顺应时代、顺应教育的潮流，并适时引领潮流。正如庄俞所说:“学制修改一次，教材跟着变更一次，往往一部还未出全，又要赶编第二部，我馆对于此点向来是很注意很敏捷的。”商务在推出了第一批近代教材后，根据时代之需陆续推进，即有清末的“最新教科书”、辛亥时期的“共和教科书”、学制改革时期的“新学制教科书”，国民革命时期的“新时代教科书”，体现新课程标准的“基本教科书”。
    当然，张元济在教科书出版中也有应变不及时的时候。如在辛亥革命前后，由于对政治形势的预料不及，没有能够及时预备适合共和民国宗旨的教科书，结果在民初的教科书出版竞争中极为被动，同时也造就了商务印书馆的强劲对手—中华书局的崛起。但张元济领导商务印书馆很快调整出版方针，力求紧跟时代潮流，并在以后的教科书出版中长期处于执手牛耳地位。
    面对风云变幻的政局，当纯教育中人还在不断探讨、争论之时，商务已根据学制的变革和国家教育新的方针，适时地调整教材的编写方向。出版了顺应、体现教育潮流的教科书。从而推动新式教育不断发展。在旧教育与新教育对垒的关键时刻，能否编辑出版适时适用的教材，不仅成了社会急需，也成了“方兴未艾的近代教育事业能否取胜于旧教育的关键之一”。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张元济主持编纂的一套套教科书对于近代教育战胜旧教育，对于新教育的发展起到了推动、扶助作用。不断推陈出新的教科书使近代教科书日臻完备，而教科书完备之时，也就是近代教育形成之日。
    另外，张元济先生对学术活动的关注，尤其是对学术活动的资助、对学术成果的及时汇编出版等，加快了前沿知识的传播，对中国近代教育起到了不小的推动作用。
    张元济是新人才的呵护者、培育者
    张元济重视人才，广招人才、重用人才，商务印书馆成为一个著名的“育才馆”。张元济是一位慧眼识人才的伯乐。由于张元济海纳百川的胸襟，识才、爱才之心使分属不同思想流派的学者、专家，将多元化的思潮涌人商务，并由商务波及全国，促进中国各领域的学术发展，促进中国教育的大发展，促进中国科学文化的大发展。此时的商务与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相近，“兼容并包”。商务编译所因此而“成了各方面知识分子汇集的中心”在这个“育才馆”中张元济积极呵护、培育人才，如茅盾由一名北京大学预科毕业生成长为新文学的领头羊;杨贤江由一名商务印书馆函授学校英文科学生成为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先驱者;胡愈之由一名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练习生成长为新中国《光明日报》总编辑、出版总署署长。他们的成长、成才历程离不开张元济先生的倾力提携、大胆提拔。
    当今出版界面临的机会与责任与当初张元济先生面临的情况相似。2001年，国家教育部颁布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纲要》的出台意味着过去国家推行“一纲一本”、人教版惟我独尊的时代的结束，标志着开始实行国家基本要求指导下的教材多样化政策。鼓励有关机构、出版部门等依据国家课程标准组织编写中小学教材，以形成“一纲多本”、学校自主选择的格局。这种格局与张元济先生所面临的新式学堂兴起，给教科书的编写与出版有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的情形是相似的。当前出版界应认清形势、明确自身职责、抓住机遇认真编写出最能代表新课标的教材，为我国基础教育的发展，为提高国民素质作贡献。故出版界不能仅仅将编写出版新标准教材作为一个商机来对待，而是把其放在提高民族素质、振兴民族教育、落实新课标的高度来从事教科书的编写出版。正如当年张元济主持编写《最新教科书》的初衷一样，情系教育，而非情系金钱。充分认识到当前正是教育改革深人进行之时，新的教育理念与应试教育的理念正处于胶持阶段，此时编辑出版体现新课标精神的教材尤为重要。
    当今出版社首要任务是像张元济先生学习广纳人才，组建一支高素质的编写队伍。这支队伍至少应包括三类人:一是，“大师”。出版社应具有海纳百川的气度，吸引、鼓励像蔡元培、张元济一样的“大师”们参与教科书的编写。二是，有教育实践、懂得教育原理的教师。教科书的编辑队伍中不能没有一线的教师。因为他们最了解儿童与教学，最有发言权。倘若对于什么是“教科书”，什么是“新型的教科书”都不甚了解，即便“资格”再老、“知名度”再高，也是不合格的。三是有持教育出版观的出版家。持教育出版观的编者们是一批急教育之所急，把出版和教育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出版人。他们以爱国为出发点，以教育与出版为职志，通过办教育，搞出版，不断摸索符合新课标精神的教科书的内在规律，从而引发一场悄无声息的教育革新，把教育与出版融成一体，以出版和教育为两个轮子，开出一条“科教兴国”之路，推动着时代的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