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当下人生，走向实践诗学——《人的全面发展与文艺学建设学术研讨会》综述

   12月1日，人民大学中文系与《文学评论》杂志社联合主办的“人的全面与文艺学建设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与会者分别来自文艺学、美学、、社会学等相关领域，基于与后现代等多种学术平台就“人的全面发展与文艺学建设”这一主题进行了对话与交流。
       “人的发展”、“人”、“人学”，是本次研讨会的关键词。谈论人与人学，绝非问题的先验预设或者旧话重提，它是基于新的时代背景所提出的具有特殊旨趣的一个命题。在中国当下，前现代、现代乃至后现代，人文知识分子尽管学术立场与平台互有差异，但学术旨趣却不约而同地辐凑于“人”并认同马克思“人是最终的目的”之命题，只不过其分野在于对“人”的不同理解或者说对“人”的不同角度的切入。正如西方理论革命直接导致了对话主义的性出场，中国理论界在经历了“众声纷纭”的表述危机以后，寻求话语间的“通约”与“间性”已成为一种理论自觉。“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的提出，同样是一种历史性的出场。作为一次多平台、多话语的对话与交流的尝试，这次研讨会表现的非常成功。其中既有现代性平台上对“人”的精英主义的价值关注；又有后现代平台对人的“本真状态”的探询；更有期许通由某种和谐的理论中介达至“持两用中”的对话语“间性”的一种追寻。  
       钱中文在开幕式上重提人文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与历史担当，点出了本次研讨会的旨趣所在。认为计划体制下树立起的近乎“全面发展”的人的典范已随经济社会转型而黯然失色，新的时代在释放人的潜力的同时又面临着信仰缺失的诘问。人文知识分子必须高扬人文精神的旗帜。新的人文精神应融合我国原有人文精神的优秀传统与西方人文精神中的合理因素。黄克剑则由价值形而上学的角度切入，从作为对象化活动之人生众多价值之维中析出审美之维，并把人生放在审美视界中去把握，认为一旦审美这一维萎缩，就一定要把它找回来。让审美重新自觉的话题说起来，在当下仍有必要。成复旺则提出应把中国传统文化、前现代文化、跟现代文化综合起来加以考虑，以生命为导向来思考一种更健全的文明（后现代文明）。认为一个健全健康的社会，应该是一种跨时代的现象，人的健全发展所需要的也是一种跨现代文化。  
       具体到文艺学学科建设，从“人学”、“人论”的基点谋求文艺学的创新与发展，一直是许多学者尝试的课题。陈传才认为当代中国文论的变革发展，凸显了“文学是人学”的视角。这也是文学本体论的命题。从本体论出发看文学，它不仅具有满足人的精神需要的价值，而且具有解放自我、实现人的自由自觉生命本性的意义。当代文学观念的变革、重建，不能停留于文学主体性和文学价值论的探索，应推进到文学本体论的构建上。李衍柱认为人论是中西文艺学共同的理论基石，因此对人本身、人性、人的解放与历史的未来的研究和认识是开启文艺之门、探索文艺活动的特点和，建设有民族特色的文艺的入口。冯宪光认为当前文艺学建设要把重点放在人类学模式上，应当明确提出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当代文艺学学科发展思路。此外，周忠厚就人的发展论和当代文艺思潮，杨恒达就多元主体性、交互主体性与当代西方文学关系分别作了发言。  
       就其内容而言，研讨会体现了很强的实践性品格。与会者围绕许明“走出书斋的文艺学”，陶东风“自律艺学的局限”，余虹“文学研究的自主性”等命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同时，许多学者对金元浦主持学生做的有关大众文化文本分析与研究的课堂试验表现出浓厚兴趣，认为这种大胆尝试代表了一种很好的研究方向。
       许多中青年学者更为关注文化研究如何在“人”这一原点上展开。许明认为二十年文艺学的发展经历了从阐释型到实践型的三阶段的转变。即从走出教条主义的阴影到走出西方中心主义再到当下的走出书斋。认为文艺学是中介性学科，而不是一个基础学科，其生命力、前沿性、科学和魅力在于其实践性、开放性及对现实的介入。提出走出书斋的文艺学面临着八大现实问题。陶东风则对文艺学进行了学科反思。基于当代社会文化中审美的泛化与日常社会生活的审美化的突出变化，他指出文艺学要积极有效地介入当下社会文化与审美/活动，必须改变本质主义的文艺学思维方式，突破封闭的自律论的文艺学的藩篱，扩大研究对象，大力调整研究方法与学术范型。余虹虽同意文学研究必须联系到社会现实的主要方面，但对许明的“文学理论是一种幻觉”的认识持异议。通过对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关注文学性历程的考察，他认为解构主义、结构主义之后对文学的工具性研究所导致的取消文学性虽是不争的事实，但却不是文学理论存在合法性消失的充分的理由。文学有自己的问题域，应当捍卫文学研究的自主性。
       金元浦则对当前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的理论根源加以挖掘与清理。认为文学的文化转向源于当代社会生活的转型。文化的本体正在变化，就文学而言，世界上没有固定的文学，其边界一直变动不居，文化转向正是文学学科内爆的结果。文化研究绝非旨归于取消文学理论自主性，而是其自律性突破自身局限的必然结果，是开创回应现实的言说方式的一种努力。“人的需要”应是文论建构的最坚实基础，此处的人既非虚构或“大写”的人，也非后人学被消解了主体性的人。对人的主体性的抛弃无疑是后的软肋，必须重新关注人的主体性，关注现实的人，也就是关注最广大的群体的人的生存状态。张法所也提出在文化转向背景下文艺学的应对问题，认为文艺学必须面对现实的挑战而不应视而不见。陈晓明认为应重新审视对后现代主义的价值取向的认识。以后现代为总名的思想在解构主体时并非对“人”采取了彻底的排斥态度。当前需要一种理论的运动，思考如何在后现代理论中拯救人的学说，重新去恢复人的学说和后现代主义的一种关系。并由此产生出新的理论主体，建立后现代的人性化的文艺学。即把人从的重压下解放出来；提出要回到人本身的文艺；回到审美；回到人的需求与欲望中去重新理解人。王岳川通过对人类文明三种载体的梳理，认为人的全面发展在转基因克隆时代变得非常可疑与难堪，必须首先就人的全面发展何以可能，全面发展这一命题的真假加以诘问。反对强制性的垄断专制性的“统识”，质疑没有任何个体生命维度张扬的“无识”，在“共识”和“个识“之间达到文学写作和批评的均衡。而珍惜语言，感受人类和个体深切的关系尤其必要，这是每个人和全人类发展的前提。王宁清理了人本主义发展的三阶段：世纪初的人文主义思潮，现代主义时期的延续，到后现代时期发展到高潮的非人性化（反人本主义思潮），而到后现代主义之后，逐渐演变成一种后人文主义思潮。返回到对人本身的研究，不是对虚构的人的研究，而是指向人的身份与身体的研究，即进入后人时期（post-human  age）。他对英美的文化研究进行了谱系分析，了文化研究的领域与特征，提出诺斯洛普?弗莱应归为文化研究的早期开拓者之一。
       也有学者从知识平台的角度对“人的全面发展”的问题进行清理。如牛宏宝将历史上对人的理解归纳为三种：即园艺师、立法者以及阐释者的模式。当下对人的言说实际上是三种方式并存。倡导阐释者模式，并永远把问题本身的追问放在优先地位。吴琼谈到我们在今天已不可能只站在一个知识平台来讨论问题，同时处身于未完成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景观的混杂语境中，构成了我们今天谈论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的真实平台。  
       孟繁华、程光炜、陈子平关注的是特定时期的文化变异现象，并致力于其中寻找建设性因素。孟繁华考察了从单一化、平面化媒体到声光电多媒体对大众的审美趣味与审美趋向的不同形塑，指出传统的对审美的要求已逐渐地被消费的文化观念所代替。程光炜通过对六十年代电影的文本分析与文化解读，认为电影不独构成了一代青年的娱乐史，而且重组了他们的精神史。陈子平则由对民国转型时期大众通俗文学研究走向的分析，提出民国转型时期大众通俗文化研究的一些可能性领域，如市民空间的建立、与新意识形态的建构以及日常生活的历史书写的关系、当下立场与问题意识等等。  
       另外也有学者基于其他学科的角度来进行对话的。如杨慧林的“后现代神学”对当代社会的参与和批判的介绍；夏建中从社会学角度对当代文化研究进行的思考；张志伟从比较的角度区分西方哲学与老庄的认识世界的方式的歧异，并将海德格尔的思路定义为第三条道路，即所谓“使人于白天看见星星”。同时，不少学者尝试、探索激活传统文化资源而为文艺学建设服务。如金惠敏对孔子的仁学的后现代读解，立意在于探询孔子如何处理后现代所提出的主体性、他异性等问题，并将其仁学视为一个过程。袁济喜认为中国传统美学是以人为本的美学观，始终把美学的内在精神和人性的超越相结合，当下需要一个重新激活传统的过程。詹杭伦考察了赋的品格与人的修养的关系，以期对当代文学创作与批评提供一种价值的。曹卫东对席勒的现代性概念的梳理，对当下的审美现代性或现代性的考察有着某借鉴作用。  
       此外，高建平考察了文艺评价的文化性与国际性，认为没有普遍的标准，提出复数的“世界文学”概念。刘俐俐基于文化身份意识的介入，提出文论的构建可以在切断西方文学理论在的逻辑轨迹的前提下进行，也不失为一种可以继续讨论的试验性意见。邢建昌虽对文化研究陷入表述危机的现象进行批评，但就其论点——文论的创新来源于对人生境况的深层关怀而言，与文化研究的旨趣并无太大杆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