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革命论”史学批判
[内容摘要] 革命与化是的两大主题。然而，在历史的研究中却出现过把革命和现代化割裂开来的“唯革命论”和“告别革命论”两种错误的历史观。“唯革命论”片面地强调“革命”，认为“历史就是阶级斗争史”，要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历史，要“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在”唯革命论”思想指导下，中国历史完全成了“阶级斗争的教科书”，“阶级斗争”是其内容的全部。“告别革命论”则片面地强调“现代化”，认为“革命是一种破坏力量”，“革命延误了现代化进程”。如果不是“革命”而是“改良”，中国现在将是世界上的“超级大国”。因而提出了“告别革命”的忠告。在“告别革命论”思想指导下的中国历史应该叫“现代化史”。这两种错误思想都是极端化历史观的反映，都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
本文就其中的一个方面“告别革命论”略作批判。首先，“告别革命论”宣扬的“侵略有功”和“封建存在合理”是站在反人民立场上的帝国主义的声音。其次，“告别革命论”主张的“要改良，不要革命”是唯心主义的历史假设，而“告别革命”也只是资产阶级的主观期望。再次，“告别革命论”的真正目的是要告别社会主义。
[关键词] 革命、现代化、唯革命论、告别革命论、历史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政治领域拨乱反正的全面展开，史学领域也展开了拨乱反正，一些“左”倾时代的史学冤假错案都一一得到了翻案，如“《海》剧案”、“三家村案”等都得以客观评反，史学又回复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轨道上来。此后的二十多年中，中国的史学又有了很大的，克服了“左”倾“唯革命论”的思想，逐步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多方位、多角度地开展研究，使中国历史的“性”与“革命性”得以有机的结合。但是，在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前后，一些“学者”打着“史学改革”或“学术讨论”的幌子，再一次把“革命与现代化”割裂开来，片面地强调“现代化”，推出了所谓“告别革命”的理论。“告别革命论”的主要代表是李泽厚、刘再复等。他们认为如果不是“革命”，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不会如此缓慢。在他们看来“革命只是一种破坏力量”，革命把中国给“弄糟了”，咒骂“革命的残忍、黑暗、肮脏”。①他们把破坏一切的罪名加到“革命”上面，对革命大兴问罪之师。因此他们明确表示“决心告别革命”，既告别来自“左”的革命，也告别来自右的革命，“21世纪不能再革命了”。②他们在大骂“革命”的同时，大力鼓吹“改良”，认为革命是—种能量的消耗，改良是一种能量的积累”，因而得出“改良可能成功，革命一定失败”，“革命不如改良”的结论。并且还认为辛亥革命“过激地搞掉了清政府”是“不必要的”，理由是“清王朝的确是已经腐朽的王朝，但这个形式存在有很大意义，宁可慢慢来，通过当时立宪派所主张的改良来逼它迈上现代化和‘救亡’的道路，而一下子把它搞掉，反而糟了，必然军阀混战”。袁世凯称帝等现象乃是革命的后遗症，是暴力革命这种方式本身带来的问题。③他们的这一套理论与传统的中国史学理论反映了截然不同的立场、观点，他们要坚持、宣传这一套理论，就得彻底否定传统理论，因而提出了要“反省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的要求。在他们看来在“各种加工过的，代表主流的教科书中找不到中国近现代史乃至解放后的历史真相，相反，只有那些未经意识形态处理的地方，才有真正的历史”。④所以，要真实地反映历史，就得要“告别革命，远离政治，疏远主流，淡化意识形态”，⑤就得“改写”中国历史，就应对革命和现代化(包括改良)重新评判，要指出革命的危害，要突出改良的重要。概括地说，“告别革命论”的观点可用这样一个流程图来表示：“帝国主义侵略有功和封建主义存在合理——革命有罪 ——否定革命、肯定改良——否定革命成果社会主义、肯定资本主义”。从这一流程图我们不难看出，从“告别革命论”的思想根源到其最终目的都是反动的。下面就“告别革命论”的这些论调进行批判。
首先，“侵略有功”和“封建存在合理”是站在反人民立场上的声音。
随着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清王朝闭关自守的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中国开始与世界建立联系。从此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方面中国的主权逐步丧失；另一方面，中国的封建经济开始解体，资本主义得到一定的发展，中国开始了现代化进程。这一对矛盾的现象似乎给如何评价“西方资本主义东来”带来了困难。事实上，史学界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早就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定论：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压迫、剥削中国人民，给中国人民带来极大苦难，造成了中国的贫困与落后。然而，近年来，一些论著却提出了异议。认为“殖民化在世界范围内推动了现代化进程”；“没有西方的殖民征服”，中国“将永远沉睡，得不到发展”；鸦片战争打晚了，如果提前到明朝，“我们中国就远不是如此的面貌了”；“中国要富强康乐，先得被殖民化150年不为过”。在他们看来，帝国主义侵略不是有罪，而是“有理”，“有功”。⑥在美化侵略的同时，他们竭力否定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他们的逻辑是，西方列强是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国是落后国家，落后应该欢迎先进，先进可以帮助落后。如果反抗，就会“让我们中华民族退回到刀耕火种”的年代。因此，他们认为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是不应该的，是有罪的，而以“和”相待才是明智之举。
诚然，西方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经济基础，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外国资产阶级也办了一些近代和设施。但是，我们不能据此以讴歌殖民征服，证明侵略有功、有理。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指出：“在大不列颠本国现在的统治阶级还没有被工业无产阶级取代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枷锁以前，印度人是不会收获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⑦这就是说，英国虽然在印度播下了“新的社会因素”的种子，但更重要的是带给印度人民以灾难和枷锁。近代中国历史与印度一样是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压迫、剥削、掠夺的历史。中国虽然在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产生了资本主义，并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它始终没有能够得到正常的充分的发展。相反，西方列强却依仗不平等条约取得的特权，在中国大办，不断扩大其在华资本势力，最终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下面的事实足以证明这一点。据统计，1911年，中国已修成的9600多公里铁路中，有93.19％控制在外国手中；中国务进出口通常口岸的轮船吨位，外轮占84.4％；2300多家外国商行掌握着中国的对外贸易；90多家外国银行及分支机构操纵着中国的外汇；在煤矿、纺织、造船等工矿业中，外国资本也占去了压倒优势的比重。除此之外，从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化过程中看来，从《南京条约》赔款两干一白万元到《辛丑条约》的四亿五千万两白银；从1861年英法联军对圆明园的洗劫、焚烧到1900年八国联军的烧杀抢掠；从英国割占香港到沙俄强占中国东北、西北一百四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所有这一切，无一不是赤裸裸的无情掠夺。正如马克思所说：“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⑧
事实说明，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在给中国带来“掠夺、压迫、剥削”和“现代化”的这两个礼物中，“掠夺、剥削、压迫”是主要的，而“现代化”只是他们大势掠夺的手段或者是给中国人民的一点“诱铒”。因此，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是正义的，是不可缺少的；只有用革命的手段，改变中国的从属地位，才能真正求得中国的现代化。那些鼓吹帝国主义侵略“有功”、“有理”，而抵毁中国人民反帝斗争“有罪”的人，实际上是通过歪曲过去的不可更改的历史，来讨好当今的西方资本帝国主义的欢心。并以此作为他们加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国籍的一张“门票”。
一些论者不但否定中华民族反帝的革命斗争，也否定中国人民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有的论著认为：洋务运动本来可以使中国走向现代化，可惜康梁发动的戊戌变法中断了它的发展，使中国丧失了一次机会；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在政治上、经济上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又一次提供了使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难得机遇，可惜其进程被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中断了，使中国再一次丧失了机会。“当初如若避免这场革命，中国很可能成为当今世界上头号强国。”事实上，洋务运动只是为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而发起的“自强”举措，这一目的就决定了它不可能容忍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大力发展。即使洋务运动在客观上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但这只能是给封建统治阶级增加了用以压制新生力量而维护反动统治的物质基础，最终不能使中国“走向现代化”。清末“新政”也只是清王朝用以欺骗要求改变中国现状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小小花招。其新政的内容和结局也只是对幼稚的民族资产阶级的调戏和玩弄，它并不是某些人所说的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难得机会”。
况且，中国封建势力和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相互勾结，成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重大障碍，成为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最大阻力。没落的清王朝在内外交困的情形下，对内是抱残守缺，顽固不化，压制一切反抗与不满；对外则在侵略者面前一味执行屈膝投降的卖国政策，甚至无耻地执行所谓“宁赠友邦，勿予家奴”的反动方针，以其出卖国家主权的方式来换取侵略者对其统治的支持。因此，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就得清除“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大障碍，而清除障碍的唯一手段是“革命”，而不是所谓的“告别革命”。
其次，“要改良，不要革命”是唯心主义的历史假设，而“告别革命”也只是资产阶级的主观期望。
如果承认“帝国主义侵略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承认“封建主义能够把中国引向现代化”，那末，其逻辑结论自然是，以反帝反封为基本内容的革命“搞错了、搞糟了”。有的文章也确实是这样看待和描写革命的。在他们看来，对已过去的20世纪，首先要反省的就是所谓“革命崇拜”症。据他们说革命有很多“弊端”，“革命容易使人发疯发狂，丧失理性”；在革命扫荡下“社会变得空疏、空洞，理想重新化为空想”；“革命后一定会留下一种政治真空，除了再次专制，别无选择”。总之，“以为革命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确实是一种幼稚病”，“世纪的革命方式确实带给中国很深重的灾难。”⑨因此，“革命有罪”。
“告别革命论”者，在控诉“革命”所带来的“灾难”的同时，展开了丰富的想象，要是“改良”，中国的状况一定比现在要好。他们认为 “革命是能量的消耗，改良是能量和积累”，“逐步改良可能成功，革命则一定失败”。其实，改良和革命并不是根本对立的，马克思主义并不否定改良的作用和意义。但是它反对夸大改良的作用和意义，更是反对用改良来代替革命。改良和革命是改造社会的两种方式，在一定时期究竟采用其中哪种方式，这要由当时的社会条件来决定，而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改良只能使社会某些因素的量变，而能够引起社会性质发生变化的唯有革命。无数事实证明，没有革命、单靠幼稚、浅薄的改良，往往以失败而告终。戊戌维新运动的锣鼓刚刚敲响，顽固派便向改良派举起了屠刀，改良的美梦一下子成了泡影。相反，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辛亥革命却推翻了封建主义的统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是以胜利而告结束。因此，“告别革命论”所谓“改良可能成功，革命则一定失败”的论断，是与历史背道而驰的。而以“反帝反封”为主要目标的“革命”，才是中国现代化的唯一出路。
“告别革命论”的理论基础是“如果”。“如果没有太平天国运动”，“如果没有辛亥革命”，如此这类的假设举不胜举。众所周知，历史研究是建立在历史事实基础上的，而“假设”则是以现实为出发点，从现实中提出一个理念，强行地套在历史头上，蛮横地要求历史去改变自己，这永远只能是梦想。因此，“告别革命论”只能是一些别有用心的“学者”闭门造车的结晶，是“无本”之木。“告别革命论”者还宣布：“21世纪不能再革命了”。这种对21世纪发号施令的做法是很可笑的。马克思说“社会的物质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便会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⑩马克思在这里所表述的社会革命必然到来的原理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适用于任何社会形态，当然也适用于21世纪。因此，21世纪无论如何也不会接受“不能再革命了”的“忠告”。
再次，“告别革命论”的真正目的是要告别社会主义。
“告别革命论”虽然否定一切革命，但否定革命并不是他们的目的，而是他们的手段。他们的目的是力图通过“告别革命”的手段来“告别社会主义”。事实表明：当今所有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都是革命的产物，而且是靠暴力革命的产物。“没有革命就没有社会主义”这是历史证明了的。如果“告别革命”，那就是既告别“革命”本身，也告别革命的成果——社会主义。苏联的解体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之初，为了推销其“民主化”和“公开性”的政策，要求史学界“揭露过去全部真实情况”，这就为否定苏联“革命”的形形色色的奇谈怪论敞开了大门。于是否定十月革命的道路，打倒列宁、斯大林的呼声甚嚣尘上。其结果是“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成了“罪恶”的代名词。这就导致了苏联不可避免地遭到解体的命运。我们要从苏联解体的惨痛现实中，深刻认识“告别革命论”的严重危害性。从“告别革命论”的内容来看，它从头到尾体现了瓦解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它把中国社会主义说成是“乌托邦”，它污蔑中国共产党“如今搞成孔教会了”；它污蔑毛泽东“是农民的皇帝”，“是大空想家”；它污蔑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是“牢狱文化”；它污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存在方式就像牢狱”。它认为中国近代革命全部都搞糟了，作为革命产物的社会主义制度也糟透了。因此，告别社会主义是“告别革命论”的真正目的。
在我们社会主义化建设的今天，依旧要保持革命的警惕性，要防止西方势力的颠覆和破坏，因为这是最终实现中国现代化的保证。然而“告别革命论”者却鼓吹21世纪不能再革命了，这实际上是鼓动中国人民放松对西方势力“和平演变”的警惕，是迎合西方反华势力之举。
总之，通过对“告别革命论”的理论根源、内容及目的的剖析，我们便可知道，“告别革命论”并不仅仅是所谓“学术讨论”，而是在上对历史的否定，对现实的歪曲。如果在“告别革命论”指导下编写中国历史，实际上是企图用来向青少年一代贯输资产阶级思想的工具，是西方资本主义企图对中国实行“和平演变”的第一步。因此，今天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必须坚决否定“告别革命论”思想，始终坚持“革命与现代化相统一”的指导思想。
引文注释：
①、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69页。
②、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版，序言。
③、方克立，《略论90年代的文化保守主义》，《走什么路》，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9页。
④、晓静，《<走什么路>一书出版座谈会要述》，《教学与研究》，1997年第8期，第62页。
⑤、朱新均，《走什么路》出版座谈会上的讲话》，《高校理论战线》，1997年第6期，第1页。
⑥、龚书铎，《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史学研究》，《走什么路》，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7页。
⑦、⑧、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72页。
⑨、李文海、杨文梁，《认识近代国情的几个重大是非》，《走什么路》，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4页。
⑩、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