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张荫麟之生平与史观
（一）
民国史家张荫麟，笔名素痴，1905年11月生于广东东莞石龙镇。幼年家境颇殷，富于藏书，父亲督教极严。其父去世后，家道中落。1921年，年16，考入清华学堂。在清华求学八年，学业大进，对中西文学、史学、均有兴趣，尤深于史，才名震一时。
1923年9月，在《学衡》第21期发表《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一文，对梁启超考证《老子》认定其在孟子之后的六条证据1，逐一进行批驳。梁启超读后不以为忤，反而给以揄扬，叹为天才，以为将来必有所成就。自此一举成名，所作益多，迄殇不懈。梁启超也成为他终身最为尊敬的前辈学人2。
以才识为崇尚，虽深于考据，但瞧不起考据；以为考据虽为史学，却非史学之难，而史才实难。史才成为他治史所悬最高鹄的。所作文章多发表于《大公报》、《学衡》、《燕京学报》、《清华学报》，文笔犀利流动，富于批判精神，内容涉及文、史、哲三界。
清华求学期间，张荫麟积极广泛地参加当时学术界的许多讨论。经他批评或表扬的著名学者有胡适、冯友兰、苏雪林、卫聚贤、朱希祖等。在批评文章中，以对顾颉刚“古史辨”派的批评最有名，影响最大。他运用欧洲史家色诺波(Ch.Seignobos)等人的认识理论，认为顾颉刚“根本方法之谬误”是误用“默证”，即“因某书或今存某时代之书无某史事之称述，遂判断某时代无此观念”，指出：“默证”方法必须在严格限定的条件下才能使用，因说：“吾侪不能因《诗》《书》《论语》未说及禹与夏之关系，遂谓其时之历史观念中禹与夏无关。”“用类推法，亦必两物相类，然后有可推。”绝不可“从抽象名语推理”。但他并不笼统地反对疑古，并且说：“吾人非谓古不可疑，就研究之历程言，一切学问皆当以疑始，更何有于古？然若不广求证据而擅下断案，立一臆说，凡不与吾说合者则皆伪之，此与旧日策论家之好作翻案文章，其何以异？而今日之言疑古者大率类此。”3对此伶牙俐齿，“古史辨”派人物迄无系统回应。后人有论及此事者，至曰：“在不赞成疑古派之学者中较有名气、而又言之有物者如柳翼谋、胡堇人、刘炎黎、陆懋德、绍来、张荫麟诸氏，前三者之批评，着重于对古史上一些细节不同的解释，张荫麟与绍来则专在批评古史辨之史学方法上入手，陆懋德之批评则兼具方法和见解。此外，梁园东的文章也是专门批评其史学方法的。各批评史学方法文章以张荫麟发表为最早，所论也最为精到。他精确指出顾氏致误之因，半由于误用默证法，半由凿空附会。而此时他还只是清华大学的学生。”“绍来及梁园东的批评，有与张文吻合之处，但全都不如张的一针见血，可见他熟悉西方史学方法，故能从史学方法论方面指陈顾氏的错误。反观同时人的批评，益可见当时精通西方史学方法的极少。顾颉刚绝非如美人韩慕义所言学养极佳，其面对张氏之批评，终不能从方法论上予以反驳或辨白。当时所谓大师级学者，也无一能于方法论上与之讨论，实为一可异之事。”4张岱年先生则断之曰：张荫麟“论史学考证方法，提出'默证’的问题。……我认为这一论点具有极高的价值。三十年代，疑古之说风行一时，对于古史研究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往往陷于主观武断。”5
参加学术讨论的同时，张荫麟的历史研究主要集中在科技史上。他研究过张衡的科技成就、《九章》及两汉的数学、历史上的奇器与作者、宋代卢道隆吴德仁所记里鼓车之制造方法等，均受到专家好评。由于精通，在吴宓等文人圈子里，也热衷于翻译。译文门类繁多，包括诗歌、文化、、、语言文字诸多方面，对斯宾格勒理论的介绍尤为完整。此外，还完成《纳兰成德＜饮水词＞注》一书，交商务印书馆出版，可惜在“一二八”事变中毁于火。其他散篇尚多。例如，因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及《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史》无只字道及洪亮吉，而作《洪亮吉及其人口论》，与英国人口学家马尔萨斯学说相比较，指出：“马、洪二氏，其学说不谋而同，其时代复略相当，其学说完成之期相差亦不过数载，……反观洪氏之论，则长埋于故纸堆中，百余年来，举世莫知莫闻。”6
从1921年至1929年，是张荫麟治史道路的第一阶段：清华求学时期。
1929年秋至1933年夏，是张荫麟治史道路的第二阶段，留学美国时期。
1929年夏，张荫麟由清华毕业，旋赴美国留学，在斯丹福大学先学习西洋哲学，后改习社会学，并立志以史学为终身职业。1933年3月，他给史学家张其昀写信，自述治学旨趣说：“国史为弟志业，年来治哲学，治社会学，无非为此种工作之预备。从哲学冀得超放之博观与方法之自觉，从社会学冀明人事之理法。”7 “九一八”事变后，又给张其昀写信，表达对日寇侵华的深切痛恨以及对战胜日军的必胜信念。他说：“当此国家栋折榱崩之日，正学人鞠躬尽瘁之时。”“国事目前诚无使人乐观之余地，然吾人试放远眼光从世界史趋势看来，日寇之凶焰决非可久。然中国否不极则泰不来。且放硬心肠，伫候大河以北及江海沿岸之横遭蹂躏可耳。历史上腐化之时代而能为少数人道德的兴奋所转移者，殆无其例，必有假于外力之摧毁，摧毁之甚而不至于亡则必复兴。弟于国事对目前悲观，对将来则并不悲观。”8其论国事大都类此。
这期间，依然为国内报刊撰稿。兴趣之广泛，批判性之强烈，毫未改变。值得重视的是，他运用人类学理论对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的评论。他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例示了研究古史的一条大道”，“有好几种优点”。他说：“生产事业的情形和社会组织……较之某特个人物或事件之虚实，其意义重大得多。”社会背景“至少当可以映出传说产生时的社会情形。”“社会制度的变迁多少有点‘理性’或‘历史的逻辑’，例如铜器之先于铁器……”。郭书的好处就在于“拿人类学上的结论作工具”去整理古史。但他又认为：“郭先生研究的指针，乃是50多年前摩尔根的《古代社会》，那已经成了人类学史上的古董，其中的结论多半已被近今人类学者所摈弃。”“郭先生竟毫无条件地承受了那久成陈迹的、19世纪末年的一条鞭式社会进化论，并担任用中国史来证明它，结果弄出许多牵强穿凿的地方。”“郭书中关于中国古史最新颖的论点竟是最不易成立的。”9当时及后人批郭沫若，多从其教条模式出发，而张氏直指其所依据之人类学理论已过时，是为其史识超拔处，然又不否认郭氏著作之优点，复显示他不失中庸。
此外，在批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卷的文章中，提出哲学史负有两项任务：“一是哲学的，要用的语言把过去各家的学说，统系地、扼要地阐明；一是历史的，要考察各家学说起源、成立的时代、作者的生平、他的思想的、他的学说与别家学说的相互影响、他的学说与学术以外的环境的相互影响”等10。
总之，张荫麟的文章一般都带有较强的理论色彩。甚至考据文章，也同样如此。在考据过程中，他一般不是先从材料入手，而是先从认识做起。厘清逻辑标准，然后按逻辑统一性展开史料，以避免概念歧异。例如《伪古文尚书案之反控与再鞠》，先说：“吾人第一步须立定审判标准”，然后找出“本案之中心问题”，依照核心问题一一梳理，最后得出可信的结论。正因为有深厚理论素养与逻辑思辨能力，所以他的考据文章全写得脉络清楚，神清气爽，绝非乌烟瘴气式的材料堆积。以考据精神谈思想，以思辨精神治考据，钱锺书、张荫麟，南能北秀，或可当之。
需要指出的是，他留学美国，并未接受美国的哲学特产，却反对杜威的心理逻辑，甚至认为“杜威老糊涂矣”。因此，他对胡适的理论主张也很瞧不起。他的伦理观来自英国哲学家摩尔(G.E.Moore)，在美的硕士论文就是关于这位实在论者的伦的。在美国，他更多地阅读的是有关数理逻辑、直觉主义、现代人类学等方面的著作，偏重于积极的主观实践精神。康德哲学对他也深有影响，其间所作《中国书艺批评学序言》，分析中国书法中所包含的美学原则，即“显然受了康德方法的影响。”他曾说：“今日哲学应走之路，仍是为康德之旧路。康德先验判断与经验判断之区别，究有所见。”柏格森和尼采也是他所偏爱的哲学家。盖康德、柏格森、尼采者流，均为思想界之希特勒，而杜威者流，终属戈培尔之伦。于是可见张荫麟之自负。
1933年夏，张荫麟由美返国。转年至1937年“七七事变”，一直任教于清华大学历史系，主讲中国学术史与宋史等课程。是为张氏治史道路的第二阶段，任教清华时期。
1935年，受国民政府教育部委托（一说受托于国防设计委员会），由傅斯年推荐，主编高中及小学历史教科书。是为后来他的代表作《中国史纲》(上古篇，止于东汉开国)。他编撰该书的步骤是先拟定纲目，始于殷商，析四千年史事为数十专题，由他组织专家共同编写。汉以前亲自执笔，唐以后计划由吴晗负责，千家驹写鸦片战争后的社会变化，王芸生写中日战争。各人成稿最后由他综合融会划一。但这一计划最后并未完全实现，至1940年2月只完成他自己执笔的东汉以前部分，1941年3月由浙江大学史地教育研究室出版。
《中国史纲》是张荫麟的一部力著，出版后颇获好评。他在《自序》（作于1940年2月）中说：“在这抱残守缺的时日，回顾过去十年来新的史学研究的成绩，把他们结集，把他们综合，在种种新史观的提警之下，写出一部分新的中国通史，以供一个民族在空前大转变时期的自知之助，岂不是史家应有之事吗？”按照这一原则，他为此书树立新异性、实效性、文化价值性、训悔功用性、现状渊源性五条取裁标准，又用几个范畴予以统贯，“选择少数的节目为主题，给每一所选的节目以相当透彻的叙述，这些节目以外的大事，只概略地涉及以为背景；社会的变迁、思想的贡献和若干重大人物的性格，兼顾并详。”除国内史家外，国外个别学者对此书也评价甚高11。
在这期间的有关文章中，他称颂鲁迅“可以算得当今国内最富于人性的文人。”12又认为“改良历史课本乃改良历史教育的先决问题。”还曾著文批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13，与陈寅恪讨论龚自珍《汉朝儒生行》诗14。所作史学论文主要集中于古史、宋史、甲午海战诸方面，还翻译了一些国外学者的论著。其所论甲午海战文，或以之为最早替方伯谦辨冤的文字之一15。
张荫麟还发表文章进行社会批评与政治批判。在《中国民族前途的两大障碍物》16中，他说：“时贤喜欢作中西文化的比较，我想再没有两宗具体的事情可以更简约地例示中西文化的差别的了。”认为与西方相比，中国人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三讳主义”以及大家庭制是阻碍民族前途的两大障碍物。他还讨论了裁决和道德判断的关系，认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应当以法律代替道德。“为什么一个滥杀无辜的省政府主席可以千劾万劾而安然无事？因为他是‘尊’，也许加上‘贤’。为什么一个包烟土被正式发觉的人可以安然做大官？因为他是‘贤’。为什么一个失土的逃将不能惩罚？因为惩罚他便间接直接牵涉到许多尊、亲而又贤的人。”他还说：“‘三讳主义’是法律尊严的摧毁者，所以在今日中国生存斗争中第一需要的心理改革是打倒三讳主义！我们今日所需要的口号不是‘党权高于一切’，而是‘法律高于一切’！便是党权高于一切的大前提也在党的法律高于一切。不然，党权靠什么去维持？”又说：“父权中心或家族中心的道德，无益而有损于国族的团结。中国生存斗争中，我们应当赶快舍弃家族中心的道德而代以国族中心的道德。”这些都是张荫麟的精彩主张，但还流于表面，无非是知识人的牢骚而已。他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心理改革”，而绝口不提社会革命17，此尤为一厢情愿的迂腐。
1937年7月至1942年10月，在西南任教与流亡，是为张荫麟治史道路和生命的第四阶段，也是最后阶段。
芦沟桥事变不久，张荫麟只身南下，任教于浙江天目山的浙江大学，主讲历史。他的全部文稿与藏书（曾计划写民国开国史）以及家属全部留在了北京。尔后，浙大几度搬迁，他辗转来到昆明，任教于西南联大，住在吴晗家中，补撰《中国史纲》第十章《改制与易代》和自序。1940年，浙江大学迁至黔北遵义，他又前往任教，直至死在任上。这时期的治史重心为宋史，“搜宋人文集笔记殆遍，论宋事诸篇精审越古作者。读书著文恒达旦。”
在浙大，与同人创办《思想与时代》杂志，试图“在建国时期从事思想上的建设，同时想以学社为中心，负荷国史编篡之业，刊行《国史长编丛书》。”思想与时代社于1941年6月正式成立，8月1日出版创刊号，曾得到蒋介石鼓励。张荫麟晚期文稿主要发表于此。
这期间，他对国民政府腐败政治近乎彻底失望。本来，他曾于1939年受到蒋介石召见，“似有请他在中央训练团讲授逻辑的意思”，使他颇为兴奋，“以为对于政治或略有效献的机会”18。后在重庆国民党军委政治部小住，受到政治部长陈诚礼遇，作有《蒋委员长抗战必胜训词释义》的小册子。但他随即发现国民党已病入膏肓，便严厉地予以口诛笔伐。所作《论修明政治的途径》因言语激烈，不得不刊于死后，略谓国民党统治的根本病症是瘫痪，距离“任贤使能、赏功罚罪”的境地“还很远”19。据说他最初是单纯的民族主义者，国家主义分子曾想拉拢他。后来，他“赞成一种近似英国费边式的社会主义”。他能够口诛笔伐，不能身体力行，认为“在革命里只看见暴动的人，不配谈革命”。又划分政治形态为“上同”的与“下比”的20，而不是反动的与革命的。他倾心于表面“动乱”实质安定的“下比”政治，希望统治者能真正从大多数人的愿望出发，而不是将统治者一人的臆见想方设法变为“全国一致的意见”。他鼓吹改善平民实际生活，增强低级公务员、学校教师以及士兵的生活待遇，并把这作为他政治思想的突出主线21。实际上，他只是一个站在“文士学者的超然立场”发发牢骚的自由派知识分子。
1942年10月24日，张荫麟在贵州遵义病逝。死后，《思想与时代》社曾出版专号予以纪念。在昆明的朋友也召开追悼会进行纪念，《大公报》则刊以遗文并发表王芸生、张其昀的悼念文章。吴晗、贺麟、冯友兰等人还曾计划在清华设立张荫麟纪念奖学金，后因货币贬值未果。其史学理论遗文由浙大友人编辑为《通史原理》，未出版。台北1953年出版一册《论历史哲学》，分量很轻。浙大又收其论宋史遗文编成《宋史论丛》，也没有问世。生前拟作《历史研究法》、《宋史新编》、《中国政治哲学史》三书，皆未着手而身亡。后人所编文集有三种：《张荫麟文集》，台北中华丛书委员会1956年出版，伦伟良编；《张荫麟先生文集》，台北九思出版社1977年出版，李毓澍编；《张荫麟文集》，北京教育出版社1993年出版，张云台编。
张荫麟具有多方面的修养，除史学外，在哲学、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翻译等方面都有相当涉及，其涵盖面广，概括性强，识见高明，富于现代批判精神，显得规模宏远、约博双精。所以，著名学者谢幼伟说他的专门学科至少有四门：史学、国学、哲学、社会学。他的优势就在这诸多方面的综合上，融会相济。古人才、学、识、德熔于一炉的理想与近代人文方法、批判分析能力的结合，在他身上得到具体体现。
（二）
在学性质的问题上，张荫麟提出过历史学既是亦是的史学理论命题。
历史学科学性与艺术性的关系，是一个长期争论未休的历史问题。张荫麟之所以特别重视这个问题，原因有三：
第一，近代史学强烈科学化的趋向使他深感有重提史学的人文性（以艺术化为极致）的必要。毋庸讳言，在我国近代史学中，确有一股崇尚科学性、轻视艺术性的偏向。五四运动的科学旗帜，科玄论战中玄学派的败北，胡适等人对科学方法的倡导，都有忽视人的非理性层面的偏向，以至当代史家有人提出“文史必须分家”的口号22。倒是古人才学识德熔于一炉，词章、义理、考据不容偏废的论断，更有深刻的道理，与当代西方学科综合潮流相通23。张荫麟在《哲学与》24一文中，不点名地批评胡适的实验主义（在史学上表现为实证主义）观念，并认为杜威是“老糊涂”。而人们不会忘记，在20世纪哲学家中，杜威可以说是对“科学最尊重的一位”。在张荫麟看来，“价值的意识就是领略真、美、善的能力”，价值意识的锻炼是哲学修养的要素之一。因此，光有“理智上彻底诚明的精神”，即能“解蔽与毋自欺”还不行。“不故以不知为知，不故以未至十分之见为十分之见”或者“不妄以不知为知，不妄以未至十分之见为十分之见”，只能说明仅仅具有一种诚实的态度，尚不具有积极的主观审美意识。科学史家胡适标榜的“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实则仅停留于此便打住了。价值意识的锻炼正是更上一层，要求在此之上再对真、美、善作出判断，即对历史的科学性、艺术性、伦理性予以解答。张荫麟价值观中蕴含的史学理论，确实比胡适的“拿证据来”、“宁可疑而过，不可信而过”识见更高一层，后者实际上还停留在“理智上的诚明”阶段。胡适虽然也强调“艺术的”、“高远想象力”等史学功能25，但科学理性无疑是他更重视、也更有影响的理论趋向。张荫麟提出历史既是科学亦是艺术的命题，同他对实证主义历史学风气的批判密切相关。但是，他大概做梦都没有想到，时至今日，青年史家们不仅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而且没有证据也敢说十分话。这就不是什么“更上一层”的问题，简直就是扯着自己的头发在空中“高蹈”了。
第二，张荫麟提出历史既是科学也是艺术的命题，同他在哲学上接受柏格森的影响相关。在西方哲人中，怀特海、克罗齐、柏格森全都“喜欢看事物的全体”26。张荫麟提出的三个哲学修养之一，就是“求全”的精神，即在“对象上和方法上都要‘整个地看’。”他说：“余确信柏格森之学说，实含有若干不刊之灼见，可为今日我国补偏救弊之剂者。”27实质上，他对柏格森的推崇，在史学上即表现为将直觉主义拿来运用到历史写作当中，从而讲求史学的美学价值。我们知道，柏格森是一位曾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哲学家。正如张荫麟所概括的，柏格森的学说在于“以直观观心，而广其所得于观心者以说物”。柏格森对现代中国学者的影响，会使人想到李石岑、朱谦之、张君劢和张荫麟的先驱梁启超。我们不知道张荫麟是不是通过梁启超而研读柏格森的，我们感兴趣的只是，将哲学上的“直观”概念运用到历史理论与写作中，会得出什么结论、产生什么结果？柏格森的主体哲学，常被指为一种人文主义色彩的理论，他撇开人的外部社会关系，试图钻入人的内心，表现人类内心深处的意识之流。在柏格森看来，复杂的意识之流是以单纯的界为对象的自然科学方法所无能为力的，必须用人文的方法而不是以机械的方法对待人。人文方法以文学形式为典型，亦即“直觉”。柏格森的著作全都文词华美，广设譬喻，以至以譬喻为“穷理之阶”28。其思想动机正在这里。难怪张氏以柏格森理论为“真实血肉之哲学”了。柏格森使我们想到新康德主义者割裂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意图所在，而张荫麟在探讨历史之美学价值时，则立足于自然界为“审美对象”与“穷理对象”的二分法，康德的“先天判断”以及叔本华、尼采文学化的哲学亦曾对张氏有过深刻影响。顺便说一句，哲学的诗化在当代西方正形成显学，以至“在英美国家，哲学已经在其主要文化功能方面被文学批评所取代。”29这多少可以更清醒地帮助我们认识张氏提出的历史既是科学亦是艺术的命题。
第三，张氏提出历史亦是艺术的问题，又同他浓厚的文学趣味相关。这一趣味主要由于受吴宓圈子的影响。在这个圈子里，他是吴宓的“打工仔”。吴宓在日记里照例要发他的牢骚30。他译过一些西洋诗，还译过歌德名著《浮士德》，同文艺界某些人士(如丁玲)交谊甚深。他本人虽也大写考据文章，却“不以寻奢琐屑为学问之要”。他对梁启超的推重，也主要在梁氏的才学上，认为“任公才大工疏，事繁骛博，最不宜于考据。晚事考据者，循风气之累也。虽然，考据史学也，非史学之难，而史才实难。”31他批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卷的缺点在于忽视读者的接受关系，“直接用原料的地方太多”，“有好些若非用自己的话来代替或夹辅，则普通读者不容易得到要领”，“直用原料而没有消化”32。他不但要求他人“明呼历史之美学价值”，自己更能身体力行，其代表作《中国史纲》乃“以说故事之方式出之，不参入考证，不引用或采用前人叙述的成文，即原始文件的载录亦力求节省”33。“使读者在优美的行文中浏览古代社会的大略”，目的在于可读。以至陈梦家认为《中国史纲》是历史教科书最好的一本“创作”34
在中国近代史家中，强调史学艺术功能的，不只张氏一家。除胡适外，刘节在《历史论》中也曾说过：“历史学是介于科学同艺术之间的一种学问”。但像他这样既有时代背景，又有哲学基础与个人实践的却不多见。探寻张氏提出 这一命题的原因，有助于对这一命题的理解。
为什么说历史学既是科学也是艺术？
第一，从价值的角度来看，张荫麟认定价值就是真善美的统一，而从哲学上的一般价值观说到社会价值，就会必然引出历史的效益问题，涉及到制约史学社会价值实现的重要因素：读者。读者的重要性，可以在当代西方显学接受美学理论中得到说明35。当然，张荫麟对读者的注重只暗含在其理论与《中国史纲》的写作里，需要我们将其“演绎”和“解读”出来。历史的社会价值，或者说历史的效益，往往取决和依赖于读者的接受广度和深度，因此，“读者”应该是历史学范畴之内的因素，不应排斥于史学之外，而最能引发读者积极接受或消费，从而使历史学能够“推销”出去的最佳途径，莫过于艺术了。艺术的感染力最强，艺术表现的人类精神风貌最亲切动人。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度”的问题，即不能伤害历史的科学性。张荫麟说：“一个健全的文化就是能使一切最后的价值都得到和谐的发展，都并育而不相害的文化。”因此，一个健全的历史学，不但要求真，亦要求美。求美的问题，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来说，就是如何运用历史学更好地为人民（读者）服务的问题。历史的艺术性问题，首先在价值问题上表现出来，在读者接受关系上表现出来。毋宁说，史学要想得到广大读者的接受，就必须具有艺术功能。
第二，张荫麟认为，客观历史本身是史学艺术功能的自然基础。历史的艺术性问题，实证主义史学家一般理解为仅仅是一个“装饰性”问题，因而无关紧要，地位较低。然而，在当代西方某些以诗化为特征的哲学家看来，这一问题决不仅仅是装饰性的，更主要的是“结构性的”，具有本体意义。张荫麟虽不如此极端，但也有此意。他说：“世人恒以文笔优雅为述史之要技，专门家则否之。然历史之为艺术，固有超乎文笔优雅之上者矣。”“明乎历史之美学价值，则史学存在之理由无假外求矣。”36
所谓“无假外求”，是说历史本身无论其动的方面，或“静”的方面，原本“同是可为审美之对象”，“世界之壮观，足以陶瀹吾人性灵而开拓吾人之心胸者，不惟在其当前所展陈，抑亦在其过去之重构。”历史的客观美，是历史美学价值的自然基础。艺术哲学中的“模仿说”即以此为理论根据。历史本身就是艺术，他说：“历史者，一宇宙的戏剧也。”“对于过去世界之欣赏流连，固众人之所惊讶者也。”史家“所神游之乡，有以移其情而协其志”的固有本性，“过去吾国文人其于史界之美感觉特锐。此于旧日抒情诗中怀古咏史之多及词章中以史事为直比或隐喻之繁可见。”张荫麟能从历史本身的角度而主要不是从史家的主体性的角度来探讨历史的审美问题，这是难能可贵的，也是很高明的。他告诉我们，只要有历史，就会有历史的美，历史本身具有审美价值。张荫麟并且批判了轻视历史美学价值的观点，他说：
吾窃不解者，自来史家原历史之功能，为史学作辩护者，为说众矣：曰垂范以示教也，曰褒贬以劝惩也，曰藏往以知来也，曰积例以资鉴也，曰溯古以明今也。惟独不闻有以历史之美学价值为言者。不审彼辈史家，当其在尘篇蠹简丛中涉猎之余，曾亦一回顾其所闯入境界而窥见其中宗庙之美、百宫之富，如罗素之所发现者耶？
罗素在“历史作为一门艺术”问题上的“发现”，我们略去不提。张荫麟从客观历史本身立论，认为对历史美学价值的认取，其重要性“实与18世纪以来西方诗人对于自然之美发现同等。”“此发现实为吾人之审美经验开一无涯之境土。”如此开阔的见解，在近代史家中确为难能。
第三，张氏谈到了历史的隐喻问题，即艺术性的修辞手法在史学中的地位问题。他说：
以史事为直比或隐喻即狭义之所谓用典。此种修辞之技术若用之而洽切清新，明易不诡，则实足以沟通幻想或现实之美与史界之美，而予一意义以深远而丰富之背景。近人以典故为文病，相戒为用，此实一新式“塔布”，其由来则矫枉过正而昧于历史之美学价值也。
从隐喻的角度去谈论历史的美学价值问题，亦即是语言哲学或文化哲学的问题了。
当代西方的诗化哲学家已将隐喻当做语言的本质，这种不恰当的极端化理论可以帮助我们回过头来用更深刻的眼光去看待张荫麟的似乎很平常的论断。诗的语言是隐喻化的。从历史发展先后来看，诗的语言先于逻辑语言：先有非逻辑思维，后有逻辑思维。从语言结构的横剖面来看，诗的语言同样比逻辑的语言在发生学上优先：现实人的言语一般不考虑逻辑规范。这些全是人们可以感受到的。问题在于，当逻辑的代替了非逻辑的，非逻辑的消失了吗？应该说它不但没有消失，而且通过艺术得到了升华与凝结。艺术就是诗，就是隐喻，就是语言的本质。倘若历史学也落在语言范围(符号是广义语言)之内，它可以抛开语言的本质吗？换句话说，历史学可以不讲究美学的价值吗？只有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张氏的历史隐喻思想，才是深刻的。他无非是说，语言的隐喻性本质注定了历史学也是一门艺术。当然，这里只是提供一个理解角度，至于隐喻是不是语言的本质，那是另外的问题了。
以上三点是张荫麟论述历史也是艺术的主要根据。显然，还应补上艺术性的“想象”在历史释义中的作用一节，这在张荫麟看来也许是不成问题的，然而他在理论上对此却未予探讨，毕竟是个遗憾。
艺术的真实不等于历史的事实。历史的科学性与艺术性应该统一，由此必然引出艺术的真实与历史的事实的关系问题。张荫麟探讨了这个问题，他的出发点是认识论上的二分法，他说：
吾人在于自然世界可视为审美对象，亦可视为穷理对象。其于历史世界也亦然。持审美态度以观物者，凝止于当前境界之全相而不求进；持穷理态度以观物者，即所见以求所未见。持审美态度者，随物所导，而不以智范物；持穷理态度者，厘划轸界，区别伦类，比较同异，而寻求通式。
这可视为张氏讨论历史的科学性与艺术性统一问题的认识论源头，由此引出的是，“持审美态度而作之史，吾名之曰艺术化之史；持穷理态度而作之史，吾名之曰科学化之史。”
这里应首先弄清一些概念的交叉性。历史的科学性与艺术性的关系问题，应该说是问题的关键，由此引出的历史的事实与艺术的真实问题，则牵涉到历史与艺术两大门类的各自特性及比较关系，张氏艺术化、科学化之史的划分，则把上述问题引到了史学门类内部。这些概念虽有交叉，但实质是统一的，因此我们可以把他们放在一起作对应关系处理。
艺术的真实毕竟不是历史的事实，历史的再现也毕竟不是艺术的表现。“穷理”与“审美”毕竟各有特点。张荫麟看到这一差别，并试图予以解答。他说：“今以历史与小说较，所异者何在？夫人皆知在其所表现之境界一为虚一为实也。然此异点遂足以摈历史于艺术范围之外矣乎？”不能。因为“相异”反过来正可证明其“相合”。无论“虚”还是“实”，无不以“真实感”为基础。历史的真实性直接造成真实感。艺术则复杂些，但“虚构”的一切无不在现实中立足，包括“龙”这样的“子虚乌有”的事物。这一点，张荫麟辨析得非常清楚。他说：
艺术化之史与科学化之史，就其鹄的而言，皆以显真。前者之所显者为真相，后者之所显者为真理。
写神仙之图画，艺术也。写生写真，毫发毕肖之图画，亦艺术也。小说与历史之所同者，表现有感情、有生命、有神彩之境界。
在此共同基础上，历史的个性在于“惟以历史所表现者为真境，故其资料必有待于科学的搜集整理。”历史个性的功能是“传迹”，却不构成完整的历史学，因为历史尚需“传神”。所以张氏又说：“然仅有资料，虽极精确，亦不成史。即更经科学的综合，亦不成史。何也？以感情、生命、神彩有待于直观的认取与艺术的表现。”从一般认识论来看，包括文化在内的“多数人类活动”，均“非纯粹简单之智力所能识取其全体”，艺术表现的“传神”功能补足了历史“传迹”的科学功能，使历史学更上一层，不仅具有“骨骼”，尚具有“血肉”，成为自身个性与艺术个性的统一体。因此，张氏说：“理想之历史须具二条件：正确充备之资料；忠实之艺术的表现。”没有科学性，历史就会失真损迹，沦于艺术幻觉；没有艺术性，历史就会失神，失其神，亦即失其真矣。张荫麟曾注解过龚自珍的《汉朝儒生行》一诗，诗中说：“后世读书者，毋向兰台寻。兰台能书汉朝事，不能尽书汉朝千百心。”37可移作对历史艺术性与科学性统一关系的形象说明。张荫麟也曾以形象的方式说明这一关系，他说：
持审美态度之史家，其与史实之关系……，更切重之比对，其惟述史(就审美之史言)与写照乎？写照与摄影，其目的皆在摩真。而异者，摄影于观点以外无所择，而写照则更有所择。写照与述史同者，其选择乃在细节之取舍而不在窜易。虽然，犹有未尽也。试想象一艺术家受约作一画像，而像主已死。彼所得而依据之材料为：一、前人所作观点不同之画像，皆残缺不全，其所余之部分大致相符合而略有牾者；二、关系像主之姿容举止不完备的描写；三、像主生前所用之器服若干。知大艺术家之任务及其所受之限制，则知所谓艺术化的历史之性质矣。
艺术功能的引入，不是对历史学的背叛。艺术只要“传神写心”就够了，而历史却必须在此之外再加上“传真写迹书事”的功能。从此意义上说，历史不但不像亚理士多德说的那样地位比艺术低，而且比艺术高明。它高于艺术的因素又是艺术传达给它的。古人所谓文人不能写史而史家必须通文的观点，不能不说比西方古代学者的论述高明，因为它是从历史的角度而不是从艺术的角度处理历史的艺术性与科学性的。这样说来，专守历史的“科学”的态度就不免还是对历史地位的贬低了，而张荫麟对历史艺术性的强调，至少从史学理论层面来说，是否还在于提高了历史学自身的地位呢？
张荫麟“以哲人析理之真，通于史家求事之实”。他对历史学作为一门艺术问题的探讨，立脚点在历史哲学而不在艺术哲学，大体相当于冯友兰所谓“释古”一派。他本着“中庸”原则在科学与艺术之间寻求史学的契合点，认为“史学应为科学欤，抑艺术欤？曰兼之。”是值得肯定的史学理论命题，对当今的史学研究有借鉴作用。
（三）
《传统之算》38是张荫麟的一篇重要史学理论，但学者黎华赵认为此文“应为张氏编译之作”39。但不管怎样，该文还是反映张氏的观念。张荫麟试图通过对传统历史哲学的“一一考验”，“抉其所见，而祛其所蔽”，建立起他心目中“比较完满之历史观”。在他看来，以往各种不同历史哲学派别的相同性质，在于“认定过去人事世界之实在而探求其中所表现之法则”。由于对不同法则的认可不同，因而形成各种不同的历史哲学流派。据此，他将历史法则与历史哲学区分为五类与五派：历史之计划与目的－目的史观；历史循环律－循环史观；历史辩证法－辩证史观；历史演化律－演化史观；文化变迁之因果律－变化、变迁之因果律(理想史观、唯物史观、气候史观、人物史观)。
所谓目的史观的历史哲学，张荫麟以为就是“认定全部人类历史乃一计划、一目的之实现而担任阐明此计划与目的之性质”的历史哲学，其主要代表，就是黑格尔。张荫麟对这派史观不以为然，对黑格尔展开全力批判。
应该指出，张荫麟对黑格尔的攻击同他接受西方思潮影响相关。背叛黑格尔、非黑格尔化，是20世纪西方哲学思潮的特点之一，对张荫麟发生深刻影响的英国哲学家摩尔在这方面就有开启之“功”。张荫麟对黑格尔历史观的批判，是从历史经验出发，而不是从他同样精熟的哲学概念出发的。所以，他在讨论历史领域的目的论时，没有涉及哲学领域的典型目的论者莱布尼茨和沃尔夫等人。由于他把黑格尔视为目的史观的代表，因此目的史观的其他形式，如神学史观，即被认为无讨论之价值。实则，将黑格尔一般地视为目的史观，是不完全确切的。黑格尔是思辨的历史哲学，只是就他把世界历史看作绝对精神的展开和实现来说，就他把世界历史看作“上帝计划的见诸实行”来说，他才是目的论者。不过，或许在20世纪的思想家们看来，凡是思辨形式的理论学说无一不是目的论的。
张荫麟对黑格尔几乎全盘否定。张氏的欲融文史哲于一体，原本很接近克罗齐，但他却不曾提及这位新黑格尔主义者。其原因，大概已经暗含在张氏彻底的反黑格尔主义的态度中了。黑格尔讲对立，克罗齐重差异，从逻辑看，实为推导关系，而非另立门户。张荫麟在许多方面确实击中了黑格尔的要害，同时也抛弃了黑格尔历史观中关于过程、运动、变化、转变、及其内在联系的合理思想。就他对黑格尔的彻底反对来说，张荫麟的所谓历史哲学可以说是反历史哲学的。
因为张荫麟否定了历史必然性与性的思想，所以他在《传统历史哲学之总结算》中不承认历史进化律的普遍性，并表现出对循环史观的深厚偏爱，说：“吾人若以循环之观念为导引以考察人类史，则每可得惊人之发现。此则吾所确信不疑者。”他所谓“惊人发现”之一，就是周作人在《新文学的源流》中所谓的：“我国文学史上有两种思潮之交互循环”，即“诗言志”与“文以载道”两大观念的循环。
张氏所论站不住脚。他单凭唐代全盛是并不“有以愈于”汉代这一点，就否定了“螺旋式之进步说”。单凭明代我国传统数学的衰落这一点，就否定了“知识内容之继续进步”说。可见，他检验理论时遵循了证伪原则：任一条事实与理论不符，则理论即为伪。但是，以他的思维原则去看他的论证，就会发现，他实际上陷入了以子之矛功子之盾的自我冲突之中。难道“载道”时代没有“言志”的作者与作品吗？在这里，他恰恰犯了他所反对的“默证”错误。再说，宋元时代盛行的立天元术至明朝消失，只能说明这种数学方法因落后遭淘汰，不能说明知识没有进步。夏失夷得，礼失求野，西算取代天元之术，正是知识的进步。言志载道，也不是文学史上的两派，更无从证明循环史观的正确。周作人的论断，当时就曾经受到有力批判40。
循环史观同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相对立，这也使张氏把辩证史观摆在他的对立面。不过，此事犹有可说。盖近代史家偏于循环史观者，并不乏人，颇耐人寻味。史家陈登原甚至专门出版过一部《历史之重演》，专门搜集历史上所谓“重演”的例子以资证明。盖马恩对“循环”论均无明确之反驳。以马克思与黑格尔哲学渊源之深，注重“否定的否定”实属必然。至列宁，才将其明确为“更高基础上的重复”，“是按所谓螺旋式而不是直线式进行的”。故近代诸多通识学人何以偏爱循环史观，实有专门探讨之必要。
在张荫麟的史学理论与史学实践中，历史认识论占重要位置。读他的文章，常常可以感受到历史认识思想的存在。例如，《评冯友兰君＜孔子在中国历史中之地位＞》一文提出，历史研究不可“先有成见在胸，本此一定之目的，搜寻各种证据，推勘文字，比列事实，以明古来传说之不足信”，即在反对历史认识中的主观主义与“以论代史”方法。在《评冯友兰＜儒家对于婚丧祭礼之理论＞》中，又提出：“夫以现代自觉的统系比附古代断片的思想，此乃近今治中国思想史者之通病。此种比附，实预断(presnppose)一无法证明之大前提，即谓凡古人之思想皆有自觉的统系及一致的组织。然从思想发达之历程观之，此实极晚近之事也。在不与原来之断片思想冲突之范围内，每可构成数多种统系。以统系化之方法治古代思想，适足以愈治而愈棼耳。”则在反对将古人现代化。类似这样的零星言论，还有许多。
但是，张荫麟系统论述历史认识论思想的文章是23岁时所作《论历史学之过去与未来》41。这篇文章提出三个问题：一、过去历史资料所受的限制何在？二、这种限制在将来有打破或减轻的可能没有？如果有，则三、怎样控制将来的资料以打破或减轻限制，使将来的历史逐渐达到理想境地。张荫麟认为：“苟能认识此诸问题之意义者，必深觉其于史学及人类知识之前途有其重之关系。盖此等问题一解决，新方法见诸实行，则将来世界之历史记录，将来人类经验之库藏，必大改观。人类关于自身之知识，或因此而得无限之新资料与新观点，亦未可知也。”但是“自有历史迄今”，对于第一问题，“虽近世学者间有感及，然从未有加以详尽而统系的分析。至于第二、第三问题，则绝无提出者。”因此，张荫麟颇有自觉地在理论上为后人“发凡起例”的意思。
历史资料是历史研究最基本的凭借中介，但完整、纯粹的史料只存在于观念领域，在实际中并不存在。史家依据的是不全面的、零碎的资料，希望得到的确实完整的、真实的历史全貌。这是存在于史家与史料、认识者与认识对象之间的固有矛盾，是历史学的固有特点之一。可以说，历史学家都会感受到这一矛盾，但诚如张氏所说，对其在理论上“加以详尽及统系的分析”者，却从未见及。因此，张荫麟的“发凡起例”，带有理论上的自觉意义，触及到历史认识论的本质所在。
在具体论述中，张荫麟明显带有新康德主义的色彩。他首先把区分为两类：直接的科学(科学)与间接的科学(历史学包含其中)。两类科学的研究对象性质不同，所以历史学的对象也就与自然科学不同，因而其学科特点、认识路数也具有自身的独特特点，即“历史所由构成之印象，其质的方面及量的方面，胥受种种限制，不能如理想所期。”因此，历史认识的局限是“与生俱来”的。那么，作为历史认识桥梁的史料有哪些限制呢？
张荫麟认为史料的固有局限有15种，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绝对限制，一类是相对限制。“所谓绝对之限制者，非谓限制之本身皆为绝对不可变者也。谓其在过去所生之结果，后人无法补救也。吾人于不良之资料，自可摈弃怀疑。然终无法改善其质也。吾人虽能发现历史之罅隙，然有补苴之希望者极少也。”这种限制有11种。一、观察范围的限制。史实观察者的观察范围总是有限的，因而史料也不可能是全面的，例如个人或多数人活动之自守秘密与没有发表之机会者，别人无从观察，记载也就缺略。二、观察人的限制。“过去之史事，具正确观察之能力者，多不得观察之机会，而得观察之者，却多为缺乏智识与训练之人。史家所得而根据之资料，大部分不啻寻常人持管之望天。”三、观察地位的限制。“吾人对于一事物之印象，每视乎吾人观察之地位而异。历史记载每因观察者地位之限制而不得正确之印象。”如距离和观点的差异。四、观察情形的限制。“观察时个人自身之情形及外界四周之情形，有足影响于其印象之正确者。”五、知觉能力的限制。“吾人感官原为不可靠之测量器也。构成历史之要素，厥为空间、时间、动作、景物，然感官于此四者所得之印象，其差忒之度恒出人意表。”六、记忆的限制。七、记录工具的限制。八、观察者之道德。九、证据数量的限制。十、传讹。十一、亡佚。上述11种绝对限制使史家不能得到理想的历史记录.
相对之限制“使既得之记录复失其本来面目，或不得其真正之意义与价值。”有4种：一、缘绝对之限制而生之谬误未经发觉者。二、伪书及伪器之未经发觉者。三、史料本不误因史家判断不精密而致误(或史料固误因而加误)而未经发觉者。四、事实解释之限制：“史家之解释历史现象，必以其时代所公认或其个人所信仰之真理为标准。而人类之智识，与时代俱进化。后世所证明为谬者，先时或曾认为真理，而史家莫能逃此限制也。”
张荫麟的分析非常细密，在大节目下面还有许多细目，为人们进一步探讨这一问题提供了纲要。他认为史料限制会随着历史发展而逐渐减少与削弱，具有历史意识与素养的新闻记者(他称作“历史访员”)将使“将来之历史渐臻于理想之域”。他说：
欲求将来之历史成为科学，欲使将来之人类得理想的史学智识，则必须从现在起，产生真正之“现代史家”或“历史访员”。各依科学方法观察记录现在人类活动之一部分。此等历史访员，更须组织学术团体，以相协助，并谋现代史料之保存。
所谓用科学方法观察记录当代人类活动者，其目的即求减轻过去历史记录所曾受之绝对限制而已。此诸限制除观察范围之限制外，几无一不可减轻者。
这在方法上，与当代口碑史学有相似之处。
他还提出，应加强历史道德，“使忠信于后世成为公共之意识”。应“尽量利用科学原理及科学仪器”，应实行科学分工，等等。
张荫麟的论述值得称道。也许，他对问题的具体论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这个问题的“触及”。以往，我们常成认为历史认识可以直接反映历史实际。实际上，问题并不如此简单。历史资料的固有限制，认识主体的固有局限，都说明历史认识是一个复杂曲折的过程，需要具体分析。所以，所谓“还历史本来面目”、“依据历史本来面目立论”云云，都是很难实现的。但是，张荫麟并没有由此陷入历史不可知论，而是相信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人类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历史认识的固有局限会减轻与削弱。这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有学者指出，张荫麟此文“实受美国耶鲁大学历史教授Allan Johnson所著、1926年出版的The Historian and Historical Evidence一书中第一章和第二章（Ⅰ."The Sonrces of Information"andⅡ."The Basis ofHistorical Doubt"）所启发，以张氏之聪明，加以采撷编译，附以一己心得，分析为各种限制，益以国史之例证补充说明，成为国人早期所撰(极可能是第一篇)讨论历史资料之限制的专门论文。其减轻诸种限制之说或亦注意及报纸之史料功能，可能受Allan Johnson所著书中观念之影响。”42
《论史实之选择与综合》43是张荫麟晚年史学思想的代表作，被海外个别学者赞誉为“他晚年最精湛的理论著作，也是他精研史学原理一生的心血结晶。自司马迁倡‘笔削’说以来，困扰中国旧史家二千多年的书事义理问题，至此乃有一深切而允当的现代解答。”44但也有学者认为这同样是一篇译文45。文章与《中国史纲上册自序》颇多交叉46。
由于历史现象不可重演，史学家并不直接面对客观历史事实，面对的只是历史的遗迹：史料。史家不但要充分而准确地占有资料，并且必须对史料进行一番分析整理、抉择去取的工作，这样就引出史料的选择标准问题。什么样的史料重要，什么样的史料不重要，张荫麟认为以往史家采用过六种不同标准：新异性、决定性、实效性、文化价值性、训诲功用性、现状渊源性。这表面上似乎只是一个史家如何选择史料的技术性问题，实质上还是一个史家与史料的视野融化关系问题，直接可以推演到主体与课题、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的问题上去。历史学中的相对主义、主观主义或者客观主义、实证主义的原则与方法，全都与此相关。张荫麟此文的重要意义也正在这里。它触及到历史认识的主体这一个“谜”中之“谜”。
从具体的论述路数看，这篇文章并没有什么创见。这一点张氏本人是承认的。他说：“这六种标准并不是作者新创出来的，乃是过去一切历史家部分地不加批判地，甚至不自觉地，却从没有严格系统地采用的。”重要的是对这些“标准”的认识角度与思辨高度。他要对其予以综合整理，使其系统化并“严格地”采用。六种标准实为“在史事的比较上，我们用以判别重要程度”的六大坐标。不过“史事”一词实则是指“史料”。张氏颇有视二者为“一物二名”之嫌。从对待史学对象的态度看，他以为“历史研究有两种”。第一种可谓“应有尽有”，即“把研究范围以内的史实，细大不捐，应有尽有的收入叙述里。”“这种研究也许范围狭窄，本来所容的史实不多，也许是范围虽广，而见存史料贫乏。在这种研究里，没有史实选择的问题。”就是说，这是实证主义的史学研究，以归纳法为逻辑基础，在认识论上层次较低。第二种研究的“对象是一个广大的史实的库藏”，需要史家剔除其中不必采用的史料。因此，史实选择问题便发生在这需要主体进行“笔削”工作的第二种研究里。
1.关于新异性的标准，张荫麟认为，史实在时空位置(社会静力学)与内容(社会动力学)上的特殊性，决定了史实的“新异”程度。而史实的新异性会随着时间发展、自身发展、环境变化、广袤度量而变化。新异性就是内容的特殊性。史事越新异，就越重要。他特别指出：“史事不是分立无连的。我们不仅要注意单件的史事，并且要注意史事所构成的全体。我们写一个民族的历史的时候，不仅要注意社会之局部的新异，并且要注意社会之全部的新异。我们不仅要注意新异程度的高下，并且要注意新异范围的大小。”2.决定性，即某史实“所决定的别些史事所占的时空范围愈大，则愈重要。”（在《中国史纲》上册自序中，张氏去掉了决定性的标准）选择史料即应按照史料所反映的史实的新异性、决定性的标准进行。3.实效性，即“史实之直接牵涉和间接影响于人群的苦乐”程度越高，就越重要。4.文化价值性，就是真与美的价值。文化价值越高的事物就越重要。5.现状渊源性，就是说，与现实的联系程度越深，其史实的价值就越高。在此，张氏看到了历史与现实的辩证关系，站在现实高度观察历史，详近略远，注意到历史随人类对现实认识的提高而会被重新认识的特点。他说：“我们的历史兴趣之一是要了解现状，是要追溯现状的由来，众史事和现状之发生学的关系有深浅之不同……随着社会当前的使命，问题和困难的改变，久被遗忘的史迹每因其与现状的切合而复活于人们心中。”这话很精彩。6.训诲功用的标准，即训诲功用越大的史实，越有价值，但这是旧史家常用的标准，与近代史学趋势相背，应予放弃：“所以要放弃它，不是因为历史不能有训诲的功用，也不是因为历史的训诲功用无注意的价值，而是因为学术分工的需要。例如历史中的战事对于战略与战术的教训，可属于军事学的范围。”
张荫麟意识到史家选择史料的相对性，看到史家主体在史料去取问题上总要发生不同于其他史家的特定作用，因而史料的重要性并非完全能够由史料自身所决定。他还试图在这一相对性中进一步去寻求统一标准，在“似乎没有什么客观的标准中找出标准”，避免相对主义。但在实际论述中，张氏却割裂了客观历史的确定性与历史认识的相对性之间的关系，所揭示的五种标准实则一般重要，均非中心，说“我们判别重要程度的标准都不是唯一无二的。”这岂不是在事实上又变成了相对论？并且，五条标准中没有社会关系。所谓“新异性”，不是不同的人群会有不同的“新异性标准”吗？更进一步的标准或统一性又何在呢？
注释：
1 梁启超文见《古史辨》第4册第305－307页。
2 参看王森然《近代二十家评传·梁启超》，书目出版社，1985年。
3 见《古史辩》第2册第14－16、141－142、271－288页。
4 黎华赵《张荫麟研究》，师范大学研究所硕士，1981年6月，第274页。
5 张岱年《张荫麟文集序》。《张荫麟文集》，北京出版社1993年出版，张云台编。
6 伦伟良编《张荫麟文集》，台北1956年。第291－296页。
7 转引自张其昀《敬悼张荫麟先生》，《大公报》1942年10月27日第二版。又见张云台编《张荫麟文集》第319页。
8 转引自张其昀《敬悼张荫麟先生》，《大公报》1942年10月27日第二版。
9《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08期，1932年1月4日。
10《大公报·文学副刊》第176期，1931年5月25日。
11 见鲁宾《评张荫麟著＜史纲＞》，《史学月刊》1958年第8期
12 《读南腔北调集》，天津《大公报》1934年9月15日。
13 《清华学报》第10卷第3期，1935年7月。
14 《燕京学报》第15期。1934年6月。
15 张荫麟的《甲午中国海军战绩考》被收入《中日甲午海战中方伯谦问题研讨集》（知识出版社，1993年）。该书是为方伯谦平反的论文集。
16 《国闻周报》第10卷第26期，1933年7月。
17 伦编《张荫麟文集》，第231－239页。
18 贺麟《我所认识的荫麟》，《思想与时代》第20期，1943年3月。
19 作于1942年1月12日，刊于《大公报》1942年10月27日第3版。
20 《从形态看世界的前途》，《思想与时代》第3期，1941年10月。
21 《关于战时抚恤制度的一个建议》、《关于改良士兵生活之建议》。
22 李新《文与史》，《历史研究》1984年第1期。
23 对这个问题最周详的学术史考察，当是我所著《钱锺书与近代学人》（百花文艺，1998）的下编。
24 《思想与时代》第2期，1941年9月1日。
25 《古史辨》第二册，340页，《胡适文存》2集1卷2页。
26 参看M..怀特《分析的时代》第79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
27 《思想与时代》第2期，1941年9月1日。
28 钱锺书《管锥编》第12页、第25页，中华书局，1979年。
29 （美）理查.罗蒂《和之镜》第181页注六，三联书店，1987年。
30 吴宓这个逮谁骂谁、逮谁发谁牢骚、仿佛人人都欠他什么的性格，在我和范旭仑先生合著的《为钱锺书声辩》（百花文艺，2000年）一书有迄今最为详细的考辨。
31 《跋梁任公别录》，《思想与时代》第4期，1941年11月1日。
32 《大公报》1931年5月25日。
33 伦编《张荫麟文集》，第452页。
34 《评张荫麟先生＜中国史纲＞第一册》，《思想与时代》第18期，1943年1月1日。
35 以接受美学说史，华东师范大学的朱政惠先生是最早发表论文的一位。
36 《历史之美学价值》，《大公报》1932年7月25日。
37 《燕京学报》第13、15期，1933、1935年。钱锺书在讲到科学性与的关系时，曾引此诗为说。“兰台”对应科学史学，“心”对应艺术表现。
38 《国风》第2卷第1期，1933年1月。
39 黎华赵《张荫麟研究》，第256页。
40 见中书君《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新月》第4卷第4期，1932年11月1日。又钱锺书《七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3－4页。
41 《学衡》第62期，1928年3月。
42 黎华赵《张荫麟研究》，第232页。
43 发表于《思想与时代》第18期，1943年1月。时张已去世。
44 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上册。
45 黎华赵《张荫麟研究》，第256页。
46 黎华赵《张荫麟研究》，第305-3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