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寿彝的治学经历及其史学史研究

[内容提要]白寿彝先生治学领域宽广，对许多学科的开创和建设做出了贡献。其中，民族史、通史、史学史的研究在他的学术规模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早年，他走着一条由民族史、通史而史学史的治学道路，后期，又将这三者高度统一起来，融会贯穿。他的史学史研究，有着鲜明的特点，有力地推动了史学史学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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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由民族史、通史而史学史的治学历程

1987年，白寿彝先生曾概述自己的学术工作说：“现在我的学术工作，主要有三个方面，一个是主编多卷本通史，一个是主编回族人物志，……还有另一方面的工作，就是关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工作。”［1］也就是说，白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通史、回族史和中国史学史三个方面。这种治学局面的出现，是白先生一生治学发展的必然趋向。这里面，既有主观因素，又有客观原因。

白寿彝先生1909年出生于河南开封的一个回族家庭，从小受到良好的传统。青年时代，他是一位对本民族富有深厚感情的爱国青年。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他在河南与友人发起河南回民沪案后援会，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表现出忧国忧民的远大志向。他热爱本民族，关心本民族的和前途。1935年，他才26岁，就创办《伊斯兰》半月刊，并在第四期上发表《中国回教史料之辑录》，论述回教史研究的重要性及收集史料应采取的步骤，开始了他研究回族史和中国伊斯兰教史的学术生涯。解放前，他发表的回族史和中国伊斯兰教史研究方面的和著作主要有：《回教的文化运动》（1937年）、《中国回教小史》（1942年）、《元代回教人与回教》（1942年）、《中国伊斯兰史纲要》（1946年），编有《咸同滇变见闻录》（1942年）、《中国伊斯兰史纲要资料》（1948年）等。白先生的这些论著都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发表的，当时，国民党实行民族压迫政策，根本不承认回回是一个民族，只承认是回教徒。若说回回是一个民族，会招来各种迫害，其研究成果也难以发表，在这种情况下，白先生研究回族历史，不得不使用“回教”的提法。在这些论著中，白先生对回回民族的来源、回回民族的形成、回族与伊斯兰教的关系，这些前人未曾提出或未曾解决的问题，皆给予富有说服力的回答。他在回族史和伊斯兰教史的许多研究成果，都具有开拓性意义。［2］

解放以后，白先生在回族史方面发表了更多的研究成果，如《回回民族的新生》（1951年）、《回民起义》、《关于回族史的几个问题》、《回回民族的形成和初步发展》（1957年）等。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指导编写《回族简史》。随着他的史学思想的成熟，他提出用综合性的体裁编写多卷本的《回族史》，认为《回族史》（多卷本）应分为四个部分来编纂。［3］（P242）他此后主编的四册《回族人物志》，实际是他设想的多卷本《回族史》的第四部分。

白寿彝先生的回族史研究，与他的中国通史研究，可以说是并驾齐驱，而且相互促进的。从时间上看，白先生的回族史研究，起步更早一些。由民族史而中国通史，使得他对中国通史的研究视野更加开阔。

白先生研治中国通史，可以追溯到1936年《中国史》的撰写。《中国交通史》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文化史丛书》中的一种，是近世以来第一部交通史专著，出版以后，得到较高的评价。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中曾说到它，认为它是王云五、傅纬平主编的《中国文化史丛书》中的“精善的”一种。这本书虽然不是中国通史类的著作，但对白先生治通史却有相当大的影响。几十年后，白先生仍认为：“从我个人治学的进程上看，本书的写作，有它积极的意义。我对于通史的兴趣，对于划分历史时期的兴趣，对于寻找时代特点的兴趣，都是从写这本书开始的。”［1］《中国交通史》是一部交通通史，作者从夏写到最近（1936年），内分五期：先秦、秦汉、隋唐宋、元明清、通商以后，并分别指出各期的特点，目的是把“这样长的历史写出个头绪来”。［1］通过这本书的撰写，作者既获得了治史的趣味，又在治史方法上进行了探讨和实践。紧接着，白先生在1938年开始进入教育界，先后在桂林成达师范学校、云南大学文史系、中央大学史学系任教。解放以后，调入北京师范大学工作。在五十多年的讲台生涯中，中国历史始终是他担任的重要课程之一，如1940年在云南大学，他讲授中国上古史；1942年，在重庆中央大学开设春秋战国史；1948年，在南京中央大学讲授中国通史，始用缪凤林的《中国史略》为教材，后改用自己编写的讲稿。［4］（P469）在北京师范大学，从1950年到1966年间，他几乎讲遍中国各时期的断代史。五十年代，带领历史系中国史教研室，努力改进历史教学，为外系开设中国通史。［4］（P470）在这个领域的长期耕耘，使得白先生在中国通史方面有着深厚的积累。1980年以后，他把精力集中到通史撰述上，决不是偶然的，是由几十年的教学和研究作基础的。

白先生研究中国史学史，始于20世纪40年代。四十年代初，他在云南大学讲学，在文史系主任楚图南的建议下，开设中国史学史课程。早在1928年，白先生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就是《整理国故介绍欧化的必要和应取的方向》，呼吁整理国故的学者们从事系统的工作，以创造新文化，并主张中西并用，取其所长。也就是说，这时他已有了创造新文化，必须善于传统文化，正确对待文化遗产的思想。现在看来，他这篇论文，对他一生的治学，特别是以后走上研究史学史的道路，都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四十年代初，他之所以鼓起勇气，敢于承担史学史这门新课，从这里可以得到一些解释。那时的史学史教学，没有专书，更没有教学大纲，教师只能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讲授，大都是一部史书一部史书地介绍，史部目录解题式的气味甚浓，“史”的特点不突出。白先生在讲这门课时，也没有摆脱这个局限。他一边学一边讲，第一次讲到唐，第二次就续到清。对一些重要史书，重点研读，详细讲述。他对这种史部目录式的讲法并不满意，认为就像许多珍珠，缺少将它们贯穿起来的线。1943年，他读到朱谦之在1934年发表的《中国史学阶段性的发展》，很感兴趣。朱氏将中国史学的发展分成三个大的时期，即故事式的历史时期，教训式的历史时期，发展的历史时期。每个时期又分几个阶段。白先生在讲课中，吸收了其中的观点，试图找到贯彻中国史学发展的线，但依然没有成功。白先生四十年代的讲义已无从见到，今天我们看到的只有1946年5月在昆明五华书院发表的学术演讲——“中国历史体裁的演变”。白先生将中国史书体裁的演变分为四个时期。［5］四个时期的划分，是从史书体裁本身在演变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特点得出的，突破了简单以朝代作划分标志的格局，是作者试图系统揭示中国史学发展的脉络和的反映。四十年代，有关中国史学史的专著已出版了几部，其中尤以金毓黻著《中国史学史》影响最大。白先生在佩服金氏博闻强记和驾驭材料能力强的同时，对金氏把精力过多地用在书目考据上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表明白先生对史学史的作法，有着更高的要求。

二、民族史、通史、史学史高度统一的治学特征

白寿彝先生不止一次地说，他自己是到了70岁时才坐下来真正做学问。事实上，在70岁以前，他早已在多方面卓然成家了。他的这句话，实际反映出他晚年的史学研究又进入了一个新境界，那就是他所从事的中国通史、民族史、史学史三个主要研究领域的高度统一与融合。中国通史、民族史、史学史都是作者长期从事的研究课题。早年的研究因为工作的关系不免分散，面铺得太宽，还不成系统，而此时则逐步集中，走向系统化。并完全融会贯穿在一起，创造出新的史学奇迹。

白先生早年在回族史、民族史方面造诣突出。由民族史到研究中国通史，使他的的视野既开阔又细致。在《中国通史纲要》和多卷本《中国通史》中，白先生都明确地提出，中国通史研究和论述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各民族的历史。在多卷本《中国通史·导论》卷中，他亲自撰写了其中的核心章节——“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认为“汉族是主体民族”，在中华民族的长期历史中，汉族发挥着主导作用，但各少数民族，在历史上也都有他们特殊的贡献。“从历史发展的全貌来看，全国性的多民族统一才是主流”。［6］（P92）白寿彝先生主编的通史著作，无论是小通史，还是大通史，在解决历史的主体和历史主体活动的舞台等方面，都显示出恢宏的气势。他对于民族矛盾、民族融合的论述，对于中国民族关系发展总趋势的认识以及民族融合的发展与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关系的观点，都反映了他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和高屋建瓴的学术器识。所有这些，与他重视少数民族史研究都是分不开的。

    中国史学史是一门不断建设的学科，有它固有的研究对象。白先生研究史学史，并不仅仅局限于学术专史之内，他是要通过史学史的研究，发掘我国史学中优秀的东西，承继在历史观点、史料学思想、历史编纂思想、历史文学思想等方面的优良传统，为建设新史学服务。他所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的体裁，便是在充分继承传统优秀史学遗产的基础上，在新时期的大胆创造。除导论卷及远古时代卷外，其余各卷都包括四部分：序说、综述、典志、传记，目的是多层次、全方位地展示历史发展进程，使历史运动规律更加生动地得以展现。没有对史学史的研究，没有对中国史学的充分把握，一是不可能做出这种创造；二是即使有这种想法，也没有足够的底蕴进行实践。史学史研究是白先生学术中的一大宗，白先生由总结历代著史之经验教训，另创新史，奠定了他作为史学大家的学术基础。

史学成就的最高表现是通史撰述。20世纪初，梁启超、章太炎等都有撰述中国通史的构想。早年，他们对封建旧史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提出建设“新史学”的任务。晚年，他们又试图在继承传统史学编纂方法的基础上进行撰修。梁启超还完成了他计划中的一部分。就梁氏而言，撰修一部中国通史，是他一生治学的最高追求。然而，通史之修，何其难也！即使才高、学博如梁氏，最后也不得不承认，没有专史的充分研究，没有众人的通力合作，要完成规模宏大的中国通史，是难以实现的。［7］梁氏终于带着没有完成通史的遗憾，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此后，中国通史的编撰，的确取得过巨大的成就。解放前和解放后，都有一些通史名著出版。然而，与我国悠久的历史、伟大的时代相比，这些成绩还是很不够的，与梁启超的设想也有不少的距离。对此，白先生1962年访问巴基斯坦时就深有感触。1971年，周恩来总理曾提出要编写一部大部头的中国通史。国家出版局还为此组织了两次写作班子，均没有成功。多少年来，撰写中国通史，一直是萦绕白先生心头的一件大事。粉碎“四人帮”以后，史学界和其他学科一样，迎来了的春天。撰写大规模的中国通史，无论是社会条件，还是史家群体的组织，均日益成熟，于是，这一大型科研项目正式启动了。白寿彝先生之成为这部大通史的总主编，实是由他的学识、经历、威望决定的。而他在中国史学史方面的长期探索和丰硕成果，是他能够任这项事业的重要因素。他说：“我这几年在编撰多卷本《中国通史》中，越来越体会到史学史这门学科要发展起来，史学史不发达不行，史学史不搞不行。”［8］

另一方面，中国通史、民族史的研究对他研究史学史也有很大影响。史学史是一门专史，然而它又不是普通的专史，它在总结史学遗产，建设新史学等方面负有特殊的使命。白先生在中国通史、民族史上的成就，使他对史学史的研究更加自觉，思路更加开阔。他既重视史学史学科本身理论的建设，又强调史学史研究要注意史学与时代的关系，史学史学科对发展史学、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他还指出中国史学史应包括少数民族的史学史，对中国史学史的建设提出更高的要求和新的发展方向。可见，白先生在史学史上的建树，与他治中国通史、中国民族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白先生常说：“学问都是相通的。”白先生晚年的学术研究进入了一个新境界，这一境界的最大特点就是“通”。这个“通”体现在一个学科内部的纵通、横通，一个学科和别的学科的旁通，更体现在历史科学和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统一。白先生新的学术境界的取得，有两个因素是最基本的，一是长期地不畏艰难地在广阔的历史学领域耕耘和开拓；二是重视科学的历史理论的学习和运用，二者缺一不可。就20世纪的史学大家来看，具备第一个条件者不乏其人，然由于不能掌握和运用先进的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最终使他们的成就受到很大制约。所以，强调后者，在白先生看来，意义更为重大。

三、史学史研究的特点

白寿彝先生在长期的史学史研究中，逐步形成鲜明的特点，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重“通”。重“通”是白先生在学术研究上的一个重要特点，这一特点也深深反映到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上。20世纪40年代初，他开始讲授史学史时，就极力寻找贯穿中国史学发展的线。因为找不到，所以他称这一时期是在“暗中摸索”阶段。［9］（P182）六十年代，他继续在“通”上下功夫，初步提出了史学发展的几个阶段，并从横向上看到史学史研究所要注意的几个层面。史学与社会的关系也开始受到重视。八十年代以后，白先生对“通”的要求更高了，关于“通”的内含也更加明确。不但要纵通，即探讨上下古今史学的发展，还要横通，即史学内部四个层面（历史理论、史料学、历史编纂学、历史文学）的相互关系也要弄清楚。不但要研究史学与其它学科的关系，还要考察史学与社会的双向影响。“通”在白先生不同的研究阶段，内含并不一样，但始终是他研究史学史所追求的目标。

二、重视理论的学习和运用。白先生早年曾跟从黄子通学习，理论思维是他的优势。解放以后，他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史学史，每每有所新解。在学术研究上，他与侯外庐交往较多，强调唯物史观对指导史学史研究的重要性。1989年，在“史学史研究四十年”座谈会上，他说：“我们现在最要注意的，一个就是还要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建国四十年来，我们都在学。现在看起来，还是比较肤浅，不那么深入。从过去接触到的情况看，对马克思主义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还是相当严重的，这个毛病很大。”“现在我们要开创史学工作的新局面，应该从头学起。经过四十年间的这几个段落，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水平要比过去高了，学习的成果会比过去要好”。［10］总之，重视理论，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史学史，是白先生长期以来一直坚持的。

三、强调史学史研究跟开创史学新局面、推动历史前进的关系。白寿彝先生研究史学史，与他重视对史学遗产的批判继承有密切关系。1928年，他就正确地论述了整理国故与创造新文化的关系；［11］四十年代讲授中国史学史，指出写史书“要以人民为重要的内容，并且能供给大多数人民阅读为最大的目的，以后的史书形式必须是能适合这种内容这种目的的体裁才是最好的体裁”。［5］（P658）20世纪60年代，他对史学史研究对象的重新认识，也是从史学遗产开始的，并说：“我们要继承优良传统，同时更要敢于打破传统，创造出宏大深湛的新的史学规模。”［12］（P466）八十年代，他更把史学研究的创获，用于编撰多卷本《中国通史》的实践，实现了批判继承传统史学，创造新史学的追求。他常说，史学史是一门反思性的学科，它要思考史学发展的问题，思考史学如何更有效地推动社会前进的问题，而不能把它看成象牙塔里的学问。这些年，他一直强调历史教育的意义，认为历史教育也是史学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他主编的《史学史研究》，刊头明确标出“历史理论、历史教育、历史学、历史编纂学的专门刊物”，表明史学史学科对史学发展、对社会现实的关注。

四、对本学科的高度总结意识。六十多年来，白先生对建设中国史学史学科一直怀有崇高的责任感。20世纪40年代初，魏应麒、王玉璋、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先后出版。白先生对这三部著作进行了介绍，［13］并重点评述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对这门学科应当如何建设，初步提出了看法。进入八十年代以来，随着史学史学科的不断繁荣，白先生的总结意识更加自觉了。他著的《中国史学史》（第一册）用了两章专讲这一问题。1984年12月，他又在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所主持座谈会。讨论中国古代的史学史因素以及近代以来史学史学科的由来。［14］1987年，他在中国史学史助教进修班上发表讲话，提出本世纪以来中国史学史学科发展的三个阶段的思想。［15］1989年5月，他又发表谈话“史学史工作四十年”，对解放后40年来史学史发展的成就和不足进行了总结。1991年，在《史学史研究》创刊30周年纪念研讨会上，又发表《这三十年》的谈话。1994年出版的《白寿彝史学论集》，白先生在《题记》中再次对本学科的历史进行了总结。白先生之所以能不断提出新问题，不断深化对史学史基本问题的认识，重要的一点就是他重视总结得失，把开辟新领域建立在已有的成就上。重视总结本学科的历史，是一门学科趋于成熟的表现，也是史家对于本学科自觉意识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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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白寿彝：重印《史》题记[J].史学史研究,1987,(3).

[2] 牙含章：回回民族的杰出史学家[J].史学史研究,1989,(1).

[3] 白寿彝：关于编写新型回族史的意见[A].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C],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4] 刘雪英：寿彝先生学谱[A].与历史前途[C]，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5] 白寿彝：中国历史体裁的演变[A].白寿彝史学论集(下)[C]，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6] 白寿彝：中国通史(导论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7]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A],饮冰室合集[C],北京:中华书局,1989.

[8] 白寿彝先生同《史学史研究》编辑的一次谈话[J],史学史研究,1998,(1).

[9]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10]白寿彝：史学史工作四十年[J].史学史研究,1989,(4).

[11]白寿彝：整理国故介绍欧化的必要和应取的方向[A].白寿彝史学论集[C],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12]白寿彝：谈史学遗产[A].白寿彝史学论集[C],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13]白寿彝：评金毓黻《中国史学史》[J].文讯月刊,1947,7卷1期.

[14]座谈中国史学史之史[J].史学史研究,1985,(1).

[15]白寿彝：在史学史助教进修班座谈会上的讲话[A].白寿彝史学论集[C],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