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劫魂运动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9-05
《思痛录》，一本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於一九九八年五月出版的十二万余字的小书，在首版两个月以后，即由原先的八千册增印至二万三千册，这固然未必称得上出版界的奇迹，不过，在日见稀罕的严肃出版物中却仍然是不可多见的。评论界的反映也算是桴鼓相应，就奔波異地的我随意浏览所及，书评书介就可以两位数计。遗憾的是，这类文字几乎都是报道书讯、或表示敬意的短篇，极少逾千字者，似乎与《思痛录》本身的丰富意蕴很不相称。我起初颇感迷惑，长於跟在新闻界后面趋风炒作的评论界这次何以浅尝辄止、惜墨如金而竟至於此？儘管心中萦绕着这个问号，却委实不敢斗胆怀疑时贤的眼力识见。然而，等到静下心来，将这本小书反复再细读几遍后，窃以为，这实在是只有象我这样不知汉魏的愚人才会有的痴问。
说来很惭愧，我虽然很早就读过韦君宜的《洗礼》等不少作品，但是，当时既然不能欣赏，现在也就无从在记忆中找到任何痕迹了。两三年前，偶然买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仅印了二千册，大概也没有什么影响的篇幅更小的《我对年轻人说》，首先书名就不喜欢，其次尤其不喜欢封面上用虚假的绿色印在淡黄底色上的那一段告诫年轻人要珍惜光阴的话，浅薄的我居然在当时觉得其中颇有些倚老卖老的味道。之所以买下它，一来是我从来不愿空手走出书店，二来感觉封面的素描画像尚属不错。但是，《思痛录》却实实在在地触动了我，使我产生出要将感想形之於笔墨的冲动，在提笔时又感到前所未有的沉重。我知道，真实的斑斑血迹会令文字顿显无力苍白。作为后人，我在前辈笔下展现出来的精神炼狱前惶恐颤栗。
我恐惧，因为我实在没有信心，说服自己确认，这样的劫魂运动在苦难的再也不会重现。如果生在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谁敢说一定守得住自己的灵魂，不被卑劣的巫师劫盗？扪心自问，我不敢。
韦君宜一直以为自己是「忠诚的老共产党员」，她支撑着病体撰写这本书的目的，乃是因为「是这一代及下一代读者求知的需要，要想一想这些，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人民）今后生存下去的需要。」她的忠诚令她坚信：「从长远的观点来看，错误与挫折只是一时现象，我们的事业因之更有前途，我们的党因之更加成熟。」
我尊重一切真诚的信仰。不过，真正的信仰恐怕是不可讨论的。［1 ］而且，这也不是我的兴趣之所在。我关心的乃是《思痛录》揭示的中国劫魂运动的历史真实，韦君宜先生及其同代人深受五四影响的坚信个人独立、自主的灵魂被各种精神巫术劫盗的历史进程，他们由震惊、迷茫转而屈服的血泪心路。［2 ］我们所受的很大一部分乃是各种各样的所谓「历史」，随著年龄、阅历的增长，我们无奈而又愤懑地发现，历史年代离我们越近，这段历史受到处心积虑歪曲、虚饰、抹杀、篡改的程度越烈。亲历者历经各种运动的磨难和整肃，或胆小怕事噤若寒蝉，或心灰意懒堕入虚无，大多或不敢、或不愿、或不屑、或不忍，用曾经扭曲折断、或依然刚强挺立的脊梁作笔，以鲜血或泪水当墨，替后人留下珍贵的史料。抱著把一切留给历史留给后人评说的倔强念头，全然不顾未必是巧妇的后人，徒然望着销骨化髓的历史坩锅束手无策，对档案守护者兼毁灭者兼窜改者伸出来索要证据的沾满杀人血、灭史墨的罪恶之手，愤然无言。时代离我们越近，公私材料越少，我不知道，这是否算素有历史王国之号的中国的特色？正由於此，儘管《思痛录》的文笔虽然未必高妙精致，却具有动人心魂的力量：因为它揭示了历史真实。
身为富家娇女的韦君宜坦言，她之「当共产党」，並不是因为家里穷，想反对豪富，甚至也並非对共产主义有所了解，而是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多少中国的有志青年都由此走向了共产主义，投入了共产党的怀抱。当时的大学教授每每有「最好的学生都是共产党」之类的感叹，比如陈寅恪。韦君宜也提到，一九八二年，一个去美国留过学的中年人告诉她，一位知名美籍华人家说：「我当时在学校只是一个中等的学生，一点也不出色。真正出色的，聪明能干、崭露头角的，是那些当时参加运动投奔了革命的同学。」这里面或许有那位科学家的自谦，但无论如何都是无法否认的事实。在今天看来，问题是，抗日和投奔共产党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着必然充分的联繫？换句话说，是否不加入共产党就不能抗日？虽然仍然在遮遮掩掩，历史的面纱毕竟已经开始揭开了。
我始终无法忘记一件往事。很多年前，我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几乎不看电影，《台儿庄》（或《血战台儿庄》）则是一个例外。整部片子主体上都是在描写国民党所属各路部队与日寇拼死血战，共产党当然也出现了，但是，似乎只有一个转送有关情报的镜头。当电影播放到一群国民党官兵高举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涉水顶着枪林弹雨前赴后继向日寇冲锋时，黑暗的大礼堂里近千名北大学子忽然爆发出一阵震耳欲聋的掌声，持续时间之长只有在此后不久另一个我不愿提及的悲壮场合再度出现过。当张自忠将军被日寇击中，当王铭章将军在滕县不守之际饮弹自尽，恢复寂静的大礼堂隐隐响起了仿佛从深海浮现出来的抽泣声。我想，学子们之所以有这些发自内心的举动，绝非因为他们爱国民党，甚至也不仅因为他们为抗日英雄的英魂所感动，而是因为，他们骤然遭遇到前所不知的历史场景，第一次看到青天白日旗和白地红日膏药旗血与火的对峙，顷刻之间他们仅凭常识就断定，他们看到了被长期尘封的历史真实。我不知道，这部片子、这些镜头在中国当代电影史上是否会占有一席地位，但是，我相信，从此以后，已经早就被我们全盘接受的抗战史教育彻底动摇了。虽然台儿庄战役是抗战全面爆发后的事，不过，我们的疑虑则理所当然地蔓延到与此相关的整段历史。我以及我的同学们不再轻信只有共产党及其领导团结的力量才是独一无二的抗日力量，中间力量永远只有畏缩彷惶首鼠两端，国民党则永远要么和日寇拉拉扯扯，要么在背后搞磨擦打冷枪。我们开始怀疑，以前听说的那些诸如「要感谢皇军」、「几分对日，几分对顽，几分保存自己」之类不知羞耻为何物的谰言，是否一定就是空穴来风？当然，由於至今没有看到任何原始档案材料，更不知道是否人间还有这样的材料，我只有缺疑依然。我自己一头钻进图书馆，完全出於求知的渴望，研究起与自己的专业风马牛不相及的抗战史和国共战史来了。
韦君宜在《思痛录》中也说：「共产党本身的影响，当时实在並不大，……我们实在也没见他们对抗日实际局势做出任何扭转。」那么，上面提出的那个问题就更加彰显了出来。当时的年轻学子为何没有走向别的更有影响、更为强大的抗日力量呢？《思痛录》第二、三页间寥寥近千字和我们这个问题关係极巨，也就是说，反映出了当时「我们的民族的精英」由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最终走向苏联、中国式共产主义的选择背景。这段文字表面上看还有模糊矛盾令人迷惑之处，因而也就更加值得梳理。当时「真正震动全国人民的是北平、上海的学联活动，七君子的被捕，连宋庆龄都出面支持，自愿坐牢。」年轻学子们一半身子在各种学潮和左倾文学影响之中，一半身子在课堂教室之中。共产党虽然影响不大，但是公开高举「必须抗日」的大旗，占领了民族道义的制高岭，掌握了构成道德形态的信仰所必须的当下道德资源。［3 ］在其他未必公开的层面上，学潮受到共产党的领导和引导，这是不争的事实，这方面的史料可谓汗牛充栋。更为奇妙的倒是，毛泽东所说「文化新军」统领的左倾文学，竟然也成了「惟一的抗日之路」。这里面或者说背后也有共产党的影子，儘管鲁迅是否给抵达陕北的红军发过「致敬电」至今还有待证实，儘管在是否解散左联的问题上，党的意见远没有象后来那样得到作家们（虽然肯定不是全部，但起码有一些应该是知道党的意见的）的一致同意，然而，党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对於热血沸腾的抗日青年而言，左倾文学的浪漫激情、牺牲情怀更是浃肌沦髓。［4 ］党的影响与之相互激荡。何况「左派刊物高呼无保留地支持学生的抗日运动。」更为重要的是，左倾文学乃是将学子们一半在社会、一半在课堂的身子联繫起来的精神纽带。左倾文学与作家一方面引导着年轻学子对社会的理解，而受到引导的对社会的了解又反过来推动坚定了对左倾文学的信奉。
国民党政府虽然也一直致力於控制教育，但是，在这方面的观念既不同，投入的精力也相对有限，其成功的程度是断然无法与后来者相提並论的。国民党赖以控制教育，乃至编辑审定教科书的知识分子，大多留学欧美。留学美国如胡适者无论矣，即使留学德国如傅斯年也难免受到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柏林大学宪章」中大学独立的影响。教育还是有相当独立性的。韦君宜就是「因中学的一个老师介绍，读了这些左翼作品，方知道真抗日的只有左派。」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学界大概很少有人知道，季羡林先生也曾为要求抗日而请愿卧轨，推溯其源，也是在济南读高中时受到了胡也频、董秋芳等左翼作家的影响。［5 ］上面讲的或许可以未必恰当地称之为共产党之「道」及其特定时势下的形态，然而，我们绝对不能忽视与之相关的「术」，而这正是出於各种有意或无奈的原因被学界忽略的。共产党不管在正面军事战场的胜败如何，一直绝不放松对甚至不在自己军事力量所及范围之内的教育、新闻、出版等领域施加基层化、人事化的影响乃至控制。即使在正面战场暂时失利的情况下，也是如此，甚至将一部分力量转入地下从事此项工作。当然，在自己控制的地区就更无论矣。
这是一个与共产党本身一样悠久的传统，是将思想、精神、意识形态影响予以组织化落实的关键，也是受到影响的知识青年络绎不绝投奔具体革命队伍的保障。在此，略举两例为证。第一个例子的主人公是在大陆渐被遗忘、在声誉卓著的一代史学宗师沈刚伯先生，他才应该是中国学者中研习埃及学的第一人，其师乃鼎鼎大名的佩特利爵士（Sir Flanders Petrie）。［6］据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杜正胜院士〈史语所的益友沈刚伯〉，沈夫人曾祥和教授忆述，沈先生在一九二七年宁汉分裂，武汉政府由共产党接管后，因拒绝加入共产党，官费遂遭取消，「苦撑数月，无以为继，靠友人接济乃得返国。」［7 ］逯耀东教授〈「量才适性」的沈刚伯先生〉，也记有此事，还提供了一定的细节。沈先生考取湖北官费留学伦敦学院后不久，有一「何某」从巴黎来到伦敦，劝沈加入共产党，若加入，则不仅可以负担沈先生去埃及从佩特利爵士考古的一切费用，还可以回国做官；若不入，则断官费。［8 ］第二个例子则要感谢杜正胜院士和王汎森教授影印了劳贞一先生致傅斯年先生的一封信，以亲身经历谈到陕西政情，其时离「西安事变」不远：「北大之陕西同学十九皆共党也，现在陕西中小学教员及军事政治工作人员亦多为共党所包办，甚至在陕，如非共党，欲谋一小学教员而不得。历年表面虽风平浪静，然根深蒂固。」［9 ］这两例之时间都在共产党早期，其后更可不论。
国民党则相反，由於对日和谈，压制学生运动，早就将当初革命时的道德力量丧失殆尽。忙於开出各种条件，与各地军阀谈判，威胁利诱，或使其易帜，或促其输诚，急於结束北洋政府以来各自为政的离析局面，热衷於达成表面上的所谓大一统，却没有能力和威望支配控制各方力量。於是，人天共愤的诸如成立「冀察政委会」这样的丑事竟然也在光天化日之下堂而皇之的发生了。更不必说相对而言远离权力中心的、宣传、出版领域了。在这些领域倘若无能全面控制，却还要拼命控制的话，其效果必定和试图控制者的愿望背道而驰。韦君宜下面两段话见於同一页，看似矛盾，实则正揭露了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力不从心的真相。「一切失地、一切公然侵略，都以蒋介石与日本人和谈结束。报纸上公然只许说敦睦邦交，不许说抗日。」相隔不过几行：「从读中学起，学校就教给我们大量的日本侵略中国史。告诉我们日本怎样马上就要打进中国来了，报上也天天登。」这里的两处「报纸」当然不仅是历时的不同，而且也是公时的不同。明乎此，我们马上就可以明白，国民党对自以为非要害、边缘部门的控制倘若不是一盘散沙，至少也是软弱无力的。
我们当然不是对国民党表示惋惜，只是说出历史事实而已，因为，我们如果生在当时，一定也会和韦君宜先生等前辈站在一起。共产党则不管在多么艰难困苦的环境之下，都绝不会放松在这些与人的精神直接相关的领域的控制和努力，与左联的关係即可为证，其效用有目共睹。更不必说，国民党控制的报纸对「一二·九」运动「隻字不许提」。后果必然是「我们回到学校，愤怒充满胸膛。政府不支持爱国，只有共产党才说必须抗日，」「最简单的一点爱国心使我对国民党政府产生了反感。」
在民族主义情绪笼罩中国整部近史的大背景下，任何一个政府、任何一个政党如果胆大妄为或愚蠢不堪到忽视民众的爱国心，轻视、压制、甚至以暴力镇压从内心深处认定自己拥有为民请命的天赋权力的年轻学子和知识份子，而不是採取尊重疏导的态度和行动的话，那么，无论这个政府、这个政党声称出於什么样的现实考虑，具有什么样的宏伟战略，拥有什么样的远大理想，它至少在「我们的民族的精英」和他们所属於的、所代表的人民的眼里已经不再有合法性，在他们的心目中已经垮掉了。不仅如此，「爱国」这两个字在近现代中国的地位是如此崇高［10］，充满着道德的涵义，「爱国」与否就是道德与否的判词，「爱国」几乎就是道德的同义词。国民党政府在学生、知识份子、人民的心里，早已成了道德审判台上定了罪的被告。因此，虽然以后的国民党的确投入了抗战，国民党的将士们在国内外与日寇搏杀疆场，但是，作为一个政府、一个政党在对他们已然绝望的人们心中，再也抹不去赎罪的色彩，弥补不了道德上的欠缺了。「愚蠢的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共同把我这样的青年推到了共产党的旗帜之下。」
国民党已经输了。这当然不是说历史就没有再给过它机会，而是颓相早显，回天已晚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民族的精英」彻底分裂了，作为一个求同存異的整体不复存在了。因为，他们並不仅仅是选择不同的政见、方针、道路、乃至政府或政党，而是必须要按照己方的标准在道德和不道德间做出截然判明的抉择。当然，历史地、客观地观之，很多人在作出选择时並没有意识到，这实际上就是将自己进行道德归类。如果，我们认为「精英」二字在褒义的外衣下主要还是中性的，那么，其时大多数「精英」，尤其是绝大多数的主流「精英」确实还是出於各种各样的考虑，选择了国民党及其政府。他们身上体现出来令人景仰的道德，被当时的敌对阵营后来的胜利者，及其影响、指导、控制下的民众折损、贬抑、化约乃至等同於他们所属或所接近的阵营的道德，即国民党的道德，亦即当时就差不多被认定后来更日益明确的不道德。而在中国，人必须是有道德的，否则，是禽兽不如。
战友和敌人之分不再是不同的人群之分，而是人兽之分。敌人之变成战友有如兽变人一般不可能，至多就是义犬之类的义兽，中国人饿极了，或穷极了，或不高兴了，甚至为了死撑面子，也照宰照吃不误；反之，战友之变敌人却有如人之变兽，因了人兽差距几希的古训，倒是随时可能。敌我之别等於人兽之分的意识在本世纪的中国造成了多少人间惨剧！两股信仰不同道德的力量就此泾渭分明，势不两立。我相信，中国的现代史在这一刻已然定型：不管出於什么样的需要，在什么时候，以何种形式，到怎样程度，这两种都自以为乃唯一之是的道德阵营或者说是他们的头目达成何种妥协，最终必然刀枪血火相向。他们真正需要的只是战场，而不是谈判桌。
千万条被劫走了灵魂的无辜生命或被蒙蔽、或被强迫、或自愿，被押上了用人血涂漆的巨大赌桌，只因为卑劣的、最不道德的大睹徒都宣称手中握有道德的王牌！
共产党的成功就在於以左翼文学为既深又广的引水渠，以爱国激情和抗日情绪为既高又厚的堤岸，在自己大败不久处於明显弱势，缺乏引力的困难情况下，巧妙地利用「愚蠢的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相反而又相成的「推」力，将数以万计年轻的「我们的民族的精英」源源不断地汲引到共产主义的道德高地上的水库之中，上面插着中国共产党的旗帜。党掌控着水库的闸门，一旦将之打开，这股滔滔洪流（我在后面还会提及，这将不仅是一股水流）最终必将所向无敌地冲垮国民党占据的「道德」洼地外强中乾的堤坝，无情地淹没寄身其中的一切生灵，彻底涤荡旧世界。
当然，「我们的民族的精英」参差不齐，未必符合共产党随时变动的要求。韦君宜可能是其中的佼佼者。《思痛录》告诉我们：「我明白了，我要爱国，必须从此全身心跟著共产党。」我们由上文就可以看到，这绝对不仅是在行动层面紧跟一条政治路线，而是「人的价值的实现」。韦君宜先生及其同代人在当时自然不会意识到，这种「必须」、「只有」、「唯一」，认为「世界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包含在共产主义里面了，包括自由与民主」的化约主义心态，会在不久以后给他们个人的精神和肉体、所属的集体和事业带来多么巨大、多么惨痛的损害。我们没有回到过去的时光隧道，无法拥有相同的体验，也就更不可能完全了解韦君宜当时的心神活动。
但是，我想，如果我们将那一代人放在五四以降更长的历史时段之中，将他们的一元化取向、激进态度、视自己认定的道德为唯一判准、追求意义的获得、渴望价值的实现，放在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怀疑精神和「新宗教」、个人主义和群体意识、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的两歧框架之中，置於「道德迷失」、「存在迷失」、「形上迷失」导致各种危机的心理大背景之下，或许能够有助於我们同情地理解可敬可悲的前辈们。这个问题当然大大超出了本文的范围，幸运的是，我们拥有张灏院士傑出的研究成果。［11］於是，这一切也就顺理成章了：韦君宜不仅放棄了留美的机会，放棄了对「金岳霖的逻辑、冯友兰的史」的喜好，放棄了「休谟的人性论，使人深思」的「思辨的快乐」，更在决心入党之后，「把读书所得的一切都放棄了。」因为她「坚信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说的一切」，宣佈这乃是自己「崇拜的主义」和信仰。这种信仰正是蒂里希所讲的「进步兼乌托邦式」（ progressive-utopian）「道德形态」的信仰。［12］这种形态的信仰自然极易吸引中国的知识份子，何况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根深蒂固的「儒家的世俗特质」又为同属「人文主义信仰的道德形态」的「同样世俗化的共产主义」推波助澜。［13］然而，既然是信仰，那就「不是一个人生活中的某个特殊活动或特殊功能，因为生活中的每一部分都结合为整体的信仰行为。」［14］信仰的确是一种「出神」（ ecstatic）之举，［15］因此，不仅知识可以全然抛棄，而且，用韦君宜的话来说「一切都可以牺牲。」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人、一个团体、一个政党倘若高悬虚无飘渺的宏伟理想，对当下的个体生命、家庭生活、经济健康、美感品味、正义人道轻率鲁莽地了不珍惜、轻言牺牲，将人类生存各个层面充作结果犹在未定之天的实验室，其结局如何，我们都已知晓，又何忍再言。［16］「我们的民族的精英」毕竟成长浸淫在「天人合一」的氛围之中，永远无法在现实与理想之间挖开不可逾越的沟堑。在他们看来，现实是理想的不完美，理想则是现实的完美。又怎么听得进、怎么能够理会诸如此类的告诫：「出神意指超越自我，信仰並不代表放棄自我。 ……信仰的所有元素都以自我为中心。」他们捐棄了自我中心，以终极关怀来承冒最大的风险，当自己发现信仰並非终极关怀，甚至与之毫不相关或截然对立时，他就再找不回自我，生命的意义终将全盘崩溃，注定要以久经摧残的瘦弱双肩承担「存在的失望」（existential disappointment）。［17］
我们的主人公满怀「做一个学识浅薄的战斗者」的真诚愿望，丝毫没有意识到即使只想保留小小的「浅薄」，也与牺牲包括生命在内一切的不可相容，带著爱人为党牺牲的「个人不幸」，怀著「游子还家」的感觉，一相情愿地觉得「到了延安便一切都会好了，党将爱抚我，抚平我的创伤，给我安慰和温暖，鼓舞我拿起投枪来继续战斗。」刚到的时候，似乎一切如愿：「人们骄傲地称呼是同志，……有这称呼各处都是家庭。」可是，不久，其实应该说是同时，用毛泽东后来的名言来说「情况在起变化」。比如，「南开英才」毛菊就「不是像过去那样，到处去联繫人，」而是说：「这里把我们当小孩子，只问我们在哪里念过书，想不想抗日，不问你过去干过什么」。」（其实，这句话可谓大错特错，见下文。）「学生头」何礼：「我们在晋西北，从未有人想到过我们学的那化学之类专业有什么用。」（这就更是天真之极了。）［18］他们不知道，儘管他们不是「他们」，而且大部分人都有「我们」组织关係的介绍，但是，真正的「我们」並未将自以为属於「我们」的他们当作「我们」。道理很简单，共产党大败后不久，对白区组织的破坏情况照理会作出比较严重的估计，更何况红区向来就看不上白区的「同志」。类似的理由当然有许多，而且都可在环境特殊、艰苦、危险等借口下找到遁辞。但是，真正的原因恐怕还是韦君宜自己在「解放初期」说的，老解放区的知识份子「长年受歧视」。不用说，刚到延安时，他们只不过是刚从白区来的知识青年，毫无革命的老资格。他们参加的那些学生运动虽然也随时会付出生命的代价，但在从枪林弹雨中拼杀出来的「腰里家伙是热的」老子们眼里，纯粹属於小儿科。苏联回来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们已然吃瘪，红军中原有的知识份子正在拼命洗刷身上所剩无几的书卷气，以变成或曰进步成老粗为荣。他们身上被人认为，或确实带有城市的、小资产阶级的、学校的气息（韦君宜之认为绥德师范那些所谓的女特务「土里土气」，在「老子」们看来，就是铁证），当然就是整风运动的天然对象。或者说，整风运动整的就是他们，目的就是要他们交出到延安前生命中的一切，缴上自己的灵魂。
我一直认为，在读过《思痛录》后更加确信不疑，倘若我们可以将库恩提出的「范式」（或曰「典范」，有些过於好听了，故不用）［19］用来形容人间罪恶，那么，肯定可以说，整风运动不仅填充了二十世纪人类的罪恶暴行库，更为在二十世纪中后叶发生的一切愚昧、残忍、卑劣、可笑、荒唐的行为树立了「范式」，使我们的民族在承受无穷苦难的同时，成为全世界的笑柄。这些「范式」有的真是古已有之，与西方的「皇帝新衣」、中国的「指鹿为马」有異曲同工之妙；有的则是在人类的罪恶史上顿开新河，更加令人发指，其目不胜数。主要招数乃是凭空构想出连「莫须有」都称不上的「事件」，自此始，採取人类想像力所能及的一切手段，有的也许是假设的考验，更多的恐怕是真实的拷问，步步逼入自以为在信仰、道德、理想、组织等方面早就已是「同志」的灵魂最深处，绝不留下一丝空隙，强迫这些在历经艰辛投入「党的怀抱」之前，已然义无反顾作出了选择的人们，一而再再而三地选择、表明、宣佈自己的道德、信仰。我们不难看出，这乃是在逼迫现实的、活生生的、为自己信仰感到骄傲的人作出存在与否（tobeornottobe）的选择，要每一个凡人做出神也未必做得到的事：提起自己的头发，让自己离开地面。
还是让我们联繫后来的历次劫难，来看一下具有「范式」意义的这一场美其名曰「整风」，实则掀起了无数歪风的运动吧。
延安的「老子」们内心交杂着兴奋、好奇、羡慕、妒嫉、不屑、疑虑、惊恐，看著从外面世界蜂拥而来的青年学子和城市干部，对他们拥有而自己不具备的气质、知识切齿痛恨。这种情况和孔飞力在《叫魂》里费了大量笔墨予以描述的，处於封闭、半封闭状态的原居民对外来者，尤其是那些在他们看来掌握着自己一无所知的神秘知识，身上沾染着不洁的人，抱著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持着无法消减的敌对感，［20］並无二致。我们固然不知道时间的延续是否一定意味着人类的进步，但是，「老子」们当然要比那些乾隆年间的无知小农高明得多。他们历经与己与敌的残酷斗争的考验，掌握了不少在道德上卑劣不堪，在效能上立竿见影的手段。以革命、敌我之间生死斗争的当下需要为名，蓄意地「从最紧急的必要的种种例外情况取得他们通常的样板。」［21］在当时的延安，当时的共产党内，「最紧急的」无过於出现特务，「最必要的」莫过於觉察、挖出、消灭这些特务了。不管是出於策略的考虑，还是要掩藏其根本就是以知识份子为预设对象的企图，或者根本顾不上、不具备必要的智商以搞清楚基本的逻辑，图未穷而匕首已见。据韦君宜回忆，绥德地委组织部长宣佈：「现在要审查干部了，」（请注意，不是审查革命队伍，更无关乎群众士兵），接著就是：「如果党怀疑我们是特务，是特务的，那就要如实交待，不允许任何不老实……。」韦君宜的反映是：「天！」震惊、茫然跃然纸上。「特务」这两个字，曾经多少还有过一些褒义，至少也是中性，在以后的中国上成了不必见血即可稳封对手之喉的利器，一祭就灵，百试不爽。更有甚者，这两个字竟然深入人心，当人们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才能找出身边发生的事情的原因时，本能的反映就是「有特务混进来了」，早已失去独立思考能力的懒惰的思想就会指导人们逆来顺受，等待英明的党再次消灭子虚乌有的特务。韦君宜曾经身居高位的丈夫杨述的例子就可为证。「文化大革命」中，韦君宜不堪折磨，动了自杀的念头，杨述却「义正辞严地，就象平时开会分析问题一样地对我说：「不！我估计这次运动搞成这样一定是有反革命分子混进来了，也许是国民党进来搞的，这种事早晚能弄清，你得忍耐，得等待。」」扬述在整风运动中「坦白」，自己就是经国民党「短促突击」为「路线特务」的，罪状乃是宣传「六大论」，其中有「久假不归论」（即一个人长期习於一种他未必全信的思想习惯，久之也可以变化其真正思想）。杨述自己岂不是这一妙论的绝佳註脚吗？
这顶「特务」大帽，贴上了各种各样匪夷所思的，诸如「路线特务」、「不自觉的特务」之类任何正常人都只会觉得可笑的标签，一鼓脑儿扣到知识份子、「外来干部」、「知识青年」头上。韦君宜提到的绥德师范的那些女学生，以及「十二岁的、十一岁的、十岁的，一直到发现出六岁的小特务」，在绝大多数西瓜大的字识不了一筐的「老子」们的眼里，当然也是知识份子。韦君宜自己有诗曰：「自忏误吾唯识字，何似当初学纺棉。」也就是说，只要识字就够你忏悔的了。军队里根本就反对「给战士编文化课本和使用大学生干部来做工作」，这样做的人即使地位颇高，也必受「非议」，曾任新四军五师政治部副主任后至监察部副部长高位的王翰可以为例，他后来居然也成了右派。韦君宜的哀叹很发人深省：「如果是出生工农的干部，有王翰这样建立部队开创根据地的功劳，怎么也不可能打成敌人吧。」以灭绝不合标准的知识、打击知识份子为永恒目的，整部中国史就在无数类似於「审查干部」这样荒堂可笑、卑劣龌龊、残酷无情的「事件」中踉跄前行。
当时实际上已经建立起来，后来越加稳固的那种制度，要以社会中的「事件」作为原料来推动制度内部各种关係的运作，甚至不惜虚构出各种「事件」，人们参与「事件」的程度态度决定了他们和那个制度的关係的质量。人们眼睛看着只有在制度中才有的权力和地位，希望增进自己在制度内部的利益。这些「事件」几乎全都是「为了维护巩固自身利益，就必须不断诉诸於专制和无常的权力，而提出政治罪指控」。［22］
我们知道，在现代中国，由统治者独裁决定的政治正确与否，决定了束手无策的被裁决者道德与否。统治者永远是政治正确的，因而也就是永远道德的，不过，他们在更多情况下只愿坐庄，不到有利的合适时候不出场。倘若他们认为某些人政治正确，那么，某些人就是道德的；反之，被诬称为犯有政治罪的那些人自然是没有道德的。道德之人对付不道德（或无道德，期间的细微差别在此並不重要）之徒，正如人之对兽，当然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不要忘了，现代中国被裁定犯有政治罪的，所以也就是不道德的，都是要么在知识、要么在财产、要么在地位、要么在名誉方面，具有比较高、比较优越的地位的人，这一点和乾隆年间「叫魂案」绝不相同。但是，攻击者都来自底层，都知道不会遭到统治者的制裁，或者根本就是受到默许，甚至得到了明确命令和号召。政治罪也是灵魂罪，而且象妖术一样也会影响他人的灵魂。对「特务」、「反革命」之类政治犯进行斗争，就是「发起对妖术的清剿，普通人就有了很好的机会来清算宿怨或谋取私利。就是扔在大街上的上了膛的武器，每个人──无论恶棍或良善──都可以取而用之。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恶意中伤他人就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对任何受到横暴的族人和贪婪的债主逼迫的人来说，这一权力为他们提供了某种解脱；对害怕受到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块盾牌；对想得到好处的人，它提供了奖赏；对妒嫉者，它是一种补偿；对恶棍，它是一种力量；对虐待狂，它是一种乐趣。」在国家或一个政权清剿異己时，底层的群氓便会抓住这偶尔出现的机会攫取这种表面上自由飘浮的权力……怨怨相报。［23］
於是，一切最卑鄙、最下流、最残暴的手段都披著政治正确、道德正当的百衲「华衮」粉墨登场了。潘多拉的盒子肆无忌惮地以革命的名义打开了，韦君宜过晚地意识到的人「给别人以痛苦，自己並不介意」的「自然地虐待他人的恶作剧嗜好」在别有用心者的赞美、鼓掌声中，得到了不必承担后果，还会得到奖励的宣泄和释放。「最可惊異的事件，在许多事例中都以最荒谬和最荒唐的手段並以最荒唐的方式发生了，而且显然地是用了最为可鄙的方法。」［24］苍天底下最大的罪恶都被夸奖为最健康的基因，最新鲜的血液，输入到迷失了温柔恭俭让、礼仪忠恕的传统，在茫茫人间既找不到前途又遗忘了归路的，苦难的中华民族疲惫虚弱的体内！更致命的是，「恶是有一点创新精神的。」［25］我在此引用这句话，绝非想讨论「恶」到底是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我只想说，「恶」一旦从人的心底被释放出来，更不必说还被用来回答「不斗怎么行」这个丧心病狂的问题了，「恶」不仅有著坚强的生命力，还有着不断扩张的复制传播能力。
因为「罪恶的手段一旦得到宽容，很快就为人们所乐於採用。比起通过伦理道德的这条大路来，它们提供了一条更短的捷径。由於论证了叛卖和谋杀对公共利益是正当的，於是公共利益很快就变成了借口，而叛卖和谋杀则成了目的，终於巧取豪夺、心怀恶意、报复以及比报复更可怕的恐怖，就能满足他们那些永不满足的嗜欲。」［26］让我们暂时压制住心中的厌恶，来看一看「整风运动」集大成，从而成为「范式」的那些罪恶吧。我们还是应该联繫它们后来的变体来观察，或许这样才可以彰现其「范式」意义。首先，整个事件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结果在当时据党报说还有钱惟人、蔡子伟两个案子是真的，实际上一个也不真。死了、伤了、毁了那么多人，「这就是全部结果！」那么后来的反右呢？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呢？再后来的什么运动呢？这个事件的唯一结果是操练了一大堆后来仍然不停使用的斗争手段。后来在「文革」中也被逼死的绥德抗大副校长终结的批斗原则「信逼供」，以后一直以「逼供信」著称，也只是主客体对调而已。发挥想象力，比如「这些年仅十五至十七岁的土里土气的县城中学女生」居然接受了特务的口号「我们的岗位，是在敌人的床上」，而且还按年级分组，一年级叫美人队，二年级叫美人计，三年级叫春色队。纯粹是性压抑之下，毫无才气的土包子狂想曲。虽然，后来男女当然更不许谈，连饮食都出问题了，七千人大会都只能「两乾一稀，皆大欢喜，」了，可是，难到不是还有「粮食吃不了怎么办」的问题？新华书店的那些小辫营业员不是还因为《毛著》白皮红字，就想象「白鹤就是公然影射最高领袖」？越俎代庖替国民党或帝修反定策略，发展队伍，如「红旗政策」、「短促突击」、「路线特务」，动员逼迫自己的共产党员成立国民党组织，到后来更加把自己的高级干部、将军发展成国民党和美蒋特务，最后连堂堂国家主席也成了「叛徒」、「工贼」。採取不平等的、事先由可靠人员预谋的谈话方式，抓住哪怕是因误记忘却造成的不相符，打开缺口，韦君宜坦承自己也这么干过。运用绝对单向推理，证明早已认定的罪名，尤妙者如；「你没有特务关係，怎么能从上海到北京坐得上火车？」韦君宜自己就被这样问过：「你的父亲现在还在北平，又有钱，不是汉奸才怪！你和他什么关係？」韦君宜自己也运用过类似逻辑：「如果不反革命，何必要打听别人的动态？如果不反革命，又何必在门口藏藏躲躲？」强迫、诱导、启发大家绞尽脑汁，编造自己的「罪恶」历史，让人们自己承认是特务，自然属於此招，王蒙之被打成右派正中此计。逼使自己，特别是还知道文明人不能光身子上街多少需要一点面子的知识份子，自贱自渎，不仅给自己还要给自己的父母祖先身上大泼莫须有的脏水，如一个小伙子「背家庭历史，就背成了特务，后来他说他母亲是妓女，父亲是大茶壶」，这和杨绛先生在小说中描写的那位法国文学专家以及其他学者的遭遇有什么两样？！
鼓励相互揭发，奖赏骑墙随风倒、「唯唯诺诺、明哲保身、落井下石、损人利己等等极坏的作风」，难道不是必将造成引得韦君宜再次发出「天！这已经到了人和人互相用嘴咬以维持生存的程度！」「我都是特务了，你还不是特务？」，和「你並不太坏，但是他的坏也並不超过你多少，他已经划成右派了，你怎么好不划呢？」，岂非同样莫名其妙的「平衡」和「比较攀扯法」？逼迫受到不公正和残酷对待的人向外界撒谎，装出无比幸福满足恨不得感激涕零的样子，又何尝不是用名节、生命来威胁强迫被强奸者公开宣佈自己乃是心甘情愿？至於取消什么待遇、没收私产充公或归私、肉体折磨乃至乾脆予以消灭，在上更是屡见不鲜。
我想，我们没有必要将宝贵的时间花在列举这些「令人齿冷」、神人共愤的恶行上，事实上也断无可能列举其全，它们真正是砍尽南山竹，也不足书其万一的。
我不知道，即使聚集起人类历史上所有的刑律法典，是否能够从中凑足它们的罪行以及对它们的判词。简而言之，这些劫魂者不仅自己随心所欲地窜改民族的历史，还逼迫人们按需要篡改自己的历史；他们不仅灭绝一切传统结晶的真正知识，还威胁利诱被他们视为工具的知识份子创造並阐释只为其目的服务的所谓理论学说；他们不仅将民族的良心视如粪土，还诱骗强迫人们交出自己的良心，用为了伟大理想牺牲的名义，点燃无数骸骨的祭火，将之焚为灰烬；他们不仅早已将自己的灵魂拱手献给恶魔，还要劫去人们的灵魂，以博取恶魔更多的狞笑。
为了正确的目的可以或者毋宁说必须採取一切手段，哪怕最卑鄙、最残酷者，这是那些劫魂者永远挂在嘴边的托词。然而，在今天我们已经拥有足够的经验做出如下的判断：这是最无理的谎言，是最胆怯的遁词，是最无耻的谰言。自由主义者伯林曾经指出：「手段与目的两难兼顾，仍是我们今日世界各洲革命运动的最深刻、最痛苦问题，在亚洲与非洲尤然。」［27］而「邪恶的手段会破坏善良的目的。」［28］用来对付韦君宜等知识份子和热血青年的手段我们已经领教了，不用多说了。
问题是，在承受了这些手段的凌辱以其带来的屈辱后，这些手段终将交给它们凌辱过的人，离开了运用的人，手段是毫无意义的。
那么，「我们的民族的精英」在这场劫魂运动的考验之下和之后又如何呢？有的像韦君宜一样哀伤：「我那一片纯真被摧毁了！」「参加革命之后，竟使我时时面临是否还要做一个正直的人的选择。这使我对於革命的伤心远过於为个人命运的伤心。」「如果在一二 九的时候我知道是这样，我是不会来的。」有的埋怨自己革命的领路人，如吴英：「我那时想起来就埋怨你，你不该带我到这里来，早知这样，我也绝不会来。」有的愤不择言，如丁汾：「我真后悔当时为什么要背叛我的家庭出来革命！我真应该跟着我的父亲（国民党专员）跑的。当时我就想过，如果能再见到我的父亲，我就要对他说：把这些冤枉我的人都杀掉吧。」可是，他们是不会放棄作为自己存在根据和理由的信仰的，这也正是直到今天，我们这些后辈对这些后来多少也成了「害人者」的前辈们的「人」本身仍然抱有诚挚敬意的原因。
「仍相信共产主义，相信只有共产党能救中国。」「毛主席本人都道了歉了，还不就算了吗？大家总是一家人呀。」「像一个调皮孩子挨了妈妈的打，气一会儿，却仍然爱妈妈。」他们浪漫地、理想地信奉「人格完整」（integrity）和「彻底献身」（total commitment）［29］，却遭受到「算术奴役（外在多数）」和「代数奴役（内在生命本质）」。［30］人间到底有什么样的伟大运动、神圣事业，竟然配得上如此傑出的精英！？人间到底要有什么样的恶魔，才会对这样的精英肆意地一再凌辱折磨！？
我们怎么能随意攻击甚至任意评价当年的我们、今天的他们呢？但是，我们还是应该将我们思考的结果，哪怕必将勾起他们的痛苦与悔恨，说出来，奉献给他们牺牲了生命，归天了的灵魂。
他们为之献身的那场革命不幸有著「最糟糕的主张」：「锻炼情感並使之冷酷，为的是准备在极端的情况之下有时候要採用那些不顾生死的出击。但是，由於这类情况可能永远也不会出现，所以心灵就受到了一种无偿的玷污。」［31］他们为了全人类的幸福或心甘情愿、或不知不觉、或万般无奈地失去了自由独立的灵魂，也就失去了个人的尊严，而当原本「有地位的人们……牺牲了尊严的一切观念，並且是以低级的手段，为著低级的目的而工作时，整个气质就都是低级而可鄙的了。」［32］他们的个人荣誉原则被偷换了，不再是活生生的个人价值的实现，个人终於消溶在抽象的、视劫魂者需要和好恶随时任意改变其内涵的集体之中。他们时而「食垢忍辱」，时而陷入无法、和不愿、或不敢宣泄的「委屈而羞辱的愤怒之中」，没有「生命的感觉」。［33］那些劫魂者「理性思维是不一致的，在策略上是不慎重的，在实践上是不可靠的，」，他们「肆无忌惮地破坏信任」，「先把一个人作为最坏的罪犯加以贬斥和侮辱，随后又在……最高的关怀之中信任他。」［34］「迫使他们靠行乞或是犯罪活下来」。［35］「我们的民族的精英」被「降到同样的底层」，［36］还要承受多数对少数施加的「最残酷的压迫」，最终这种压迫「会扩大到远为更多的人的身上，而且几乎会比我们所能畏惧的单一的王权统治更加残暴得多。在这样一群群众的迫害之下，每个受害者就处在一种比在其他任何的迫害下都更为可悲的境地。在一个残暴的君主统治下，他们可以得到人们的慰藉和同情以减缓他们创伤的刺痛，他们可以得到人们的称赞，在他们的苦难中激励他们高洁的恒心。但是那些在群众之下遭受到伤害的人却被剥夺了一切外界的安慰。他们似乎是被人类所遗棄，在他们整个物种的共谋之下被压垮了。」［37］我不知道，哪里还能找到更恰当的话来形容被劫去了灵魂的一代精英的悲惨命运了。
他们为之奉献出青春、生命、甚至灵魂的那场革命伟业呢？除了下面所描绘者，难道还会有其他的面目吗：既然「一个伟大的人，往往难以对抗多数人的卑下」，那么，任何所谓的伟大事业也「往往会因为那些为之服务的人们本身的卑下而变得不再伟大。」［38］更何况劫魂者们「就在已经干下了的或正在筹划之中的行刺、屠杀和抄家中间，形成了对未来社会的良好秩序的种种计划。」［39］值得尊敬的韦君宜先生以及她所属於的那一代民族精英在「列宁的两种方式，其一，用的方法，其二，用军事纪律，及一套反复灌输的公式，至少用比爱国口号更有力的公式」之下，被劫去了直到垂暮之年才被主人重新召回的灵魂，和群众一起被「消灭独立思想，……变成了一股臣服於权力的力量。」［40］「他们自己已经肮脏得无可再肮脏，不幸得无法更不幸，他们似乎再也不在乎社会的脸面，也不在乎是凶是吉或是祸是福。」［41］他们已经成为特殊材料制成的共产党员，有著钢铁一般坚强的意志，组成了钢铁洪流，高唱着「我们的队伍向太阳」。他们已经不须也无意抬头寻找太阳和光明，因为他们自豪地拥有人间最亮的肉身红太阳，它的光芒必将普照全世界。他们已经无可失去，也不想再获得，只是急切地等待着党的命令，准备对万恶的旧社会发起前赴后继的致命攻击，梦想着，並坚信一定会，为困难深重一无所有的中国人民带来万事如意幸福美满的人家天堂。
那股朝气蓬勃的浩浩清水，再也不复纯净透明，再也不会有曲折摇曳活泼披荡的波棱涟漪，来映射回答五彩缤纷的阳光。它已经被成功地锻炼成火红的火山熔岩，混拌成铁灰的泥石流。夹带着火热的岩浆，坚硬的巨石，混杂着鲜血和泪水，裹携着尸体和枯骨，必将冲垮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阻碍，冲开通向美好未来的大门。
上帝啊！你是否看见了人间的这幅场景？！这已经超出了凡人的感情和理性，请你判断吧！
我已经引用了不少埃德蒙·柏克的意见，他是我钦佩的真正的思想家。请允许我再次引用他的一段充满着优雅的感伤情调的话，以结束不愿再写下去的本文：「啊！是什么样的革命！我必须要有怎样的一颗心，才能不动感情地观照那场昇起和那场没落！……我们永远、永远再也看不到那种对上级和对女性的慷慨和效忠，那种骄傲的驯服，那种庄严的服从，那种衷心的部曲关係. ……生活中所有美妙的帷幕全都被粗鲁地撕掉了。……」［42］
註：
1，Paul Tillich, Dynamics of Faith（New York，1958）。 此书中译本《信仰的动力》，鲁燕萍译（台北：桂冠，1994）。引用时註明中译页数，略据原文改动。Paul Tillich著作最新最好的中文选本，见《蒂里希选集》，何光沪选编（上海：上海三联，1999）。亦请参看Karl Loewith, Wissen, Glaube und Skepsis （Goettingen，1962）。此书由余国良兄惠赐，谨致谢忱。
2，「劫魂」乃至本文不少看法都受到孔飞力教授（Philip A Kuhn）《叫魂： 1768年妖术大恐慌》（中译本，上海：上海三联，1999）的启发。孔教授将「叫魂」译作soulsteal（er），实际上是对档案中「叫魂」的意译，未必尽达其意，却极传其神。窃以为，「叫魂案」与「整风运动」有相通之处，而后者更为强暴，故由「叫」、「盗」而思及「劫」。陈兼、刘昶先生的中译本，实为近年来中译界罕见佳构。有关引文一据中译本。
3，关於信仰的道德形态，见《信仰的动力》，页57～60。
4，参张灏教授〈重访五四──论五四思想的两歧性〉，载《开放时代》1999 年2期，页5～19。
5，见《季羡林自传》（南京：江苏文艺，1996）第二辑，〈怀念胡也频先生〉及〈我的老师董秋芳先生〉。
6，大陆学界向来以为夏鼐先生为中国学者研习埃及学之第一人，或指夏先生为专攻？
7，杜正胜〈史语所的益友沈刚伯〉，载中央研究院语言所印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台北：1998），页424。此书承王汎森教授惠赐，谨致谢忱。
8，逯耀东〈「量才适性」的沈刚伯先生〉，载《且做神州袖手人》（台北：允晨，1989），页35～36。
9，原信影印件载王汎森、杜正胜编《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台北：傅斯年先生百龄纪念筹备会，1995），页223～225。
10，引近刊邓之诚先生日记片断，不仅以为谈助，更可见「爱国」两字之力量。「晨往女馆注射防鼠疫针，不往者为不爱国。予恐被不爱国之名，蹒跚而往，则人员拥挤，皆恐被不爱国之名者。排队鱼贯而入，始得针证而归，亘一小时。」（《万象》第一卷第三期，沈阳：辽宁，1999年3月，页102）其时虽晚至抗美援朝，固可说明问题也。
11，见张灏教授〈新儒家与当代中国的思想危机〉，载《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台北：联经，1992），页79～116。
12，《信仰的动力》，页56。
13，ibid，页59。
14，ibid，页6。
15，ibid，页8～9。原文作ecstatic，中译原作「忘形」。
16，Isaiah Berlin, Russian Thinkers（Penguin Books，1994）。彭淮栋中译本《俄国思想家》（台北：联经，1987），页255以下。
17，《信仰的动力》，页1～2，8～9，12～17。
18，《我对年轻人说》，页5～8，27～31。
19，Thoma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关於《革命的结构》一书大陆（上海：1980）和（台北：1985）两个中译本，参罗志田教授的意见，见氏著《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成都：四川人民，1995），页216，註1。
20，《叫魂》，页153。
21，Edmund Burke,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何兆武、许振洲、彭刚的译本不尽如人意，《法国革命论》（北京：商务，1998），页256。
22，《叫魂》，页288～289，295。
23，ibid，页300，303。
24，《法国革命论》，页13。
25，ibid，页158。
26，ibid，页109。
27，《俄国思想家》，页291。
28，ibid，页389。
29，ibid，页172。
30，ibid，页139。关於自由主义思想的阐释，参见Pierre Manent, Histoireintellectuelle du liberalisme：Dixlecons（Paris：1987），eng. tras.By Rebecca Balinski,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Liberalism （Princeton：1996）。
31，《法国革命论》，页85。
32，ibid，页62。
33，ibid，页64。
34，ibid，页112。
35，ibid，页91。
36，ibid，页161。
37，ibid，页166。
38，《叫魂》，页63。
39，《法国革命论》，页90。
40，Isaiah Berlin，Four Essays on Libert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9）。陈晓林中译《自由四论》（台北：联经，1986），页93。
41，《叫魂》，页162。
42，《法国革命论》，页101～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