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企业成长理论研究框架探析
关键词：企业成长，产业演化，转轨经济，知识经济，不确定性
企业成长理论一直是西方经济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但其研究重点随着时代背景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法国经济学家吉布莱特(Gibrat，1931)在其代表作《非均衡经济学》中对企业规模与成长和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其研究成果被人们称作吉布莱特定律。吉布莱特认为，企业成长是一个随机过程，影响企业成长的因素过于复杂，无法对其准确预测和把握，不同规模的企业成长率并不会因为规模不同而有所差异。由于影响企业成长的因素十分复杂，此后的研究就不断拓展视角，形成了多样性的研究结论。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企业生存的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同时由于相关经济理论研究的不断扩张与深化，企业成长理论的研究内容就显示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其主要研究内容或视角如下所述：
一、融资、法律制度安排与企业成长
企业是一种契约组织，是在某种情形下相对于市场更能节约交易费用时所选择的资源配置方式，其功能的完善与发挥要受制于特定的环境因素。Thorsten等人(2002)用54个国家企业层面的调查数据分析了融资、法律和腐败是否对企业成长率产生实质性影响。实证分析表明：这些因素对企业成长构成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的规模大小，小企业最易受到其影响；企业成长在家比在发达国家要更多地受融资、法律制度和高腐败率的影响。他们同时指出，法律制度对企业成长的影响有一种特殊的运行机制，只有在与企业生存和发展密切相关的法律要素不断得到完善和强化的情况下，企业才能真正得到快速成长；银行官员的腐败也会影响企业的成长。所以，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就有必要改进融资环境、完善法律制度和减少腐败现象以促进企业成长，尤其要通过制度变迁来加快发展中小企业，当然也应该考虑制度失灵问题。Natalia Utrero Gonzalez(2002)研究了经济管制对企业成长的影响，他用充分的事实证明了发展水平与经济增长、企业成长之间存在的正相关性。由于法律结构对企业成长的作用还鲜为人知或未被确认，因此他就选取丁银行管制、借贷条件放松、公司法和破产法、准则及市场竞争规则这几个因素。分析表明：高效率的法制环境不仅会极大地促进企业成长，而且对影响企业成长的金融市场的发展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对股东和债权人权益予以充分保护，对那些外部融资比重较大的企业的成长会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但是借贷条件放松并不能有效地促进企业成长。
二、企业成长与产业演化
自从波特提出了竞争战略的产业分析理论之后，在产业范围内研究企业成长是目前的一大热点。产业的性质、进入和退出壁垒、产业容量以及供求关系都会对该产业内的企业成长产生重要影响，而基于动态视角的产业演化对企业成长的作用力十分复杂。Marten Goos (2000)从产业组织视角研究了劳动需求与企业成长、产业演化的关系。他以企业雇用员工数量的增加来衡量企业成长，因为理性的企业会根据成本和收益比较情况来选择最佳的用工人数。由于不同企业的用工决策存在差别，所以不同产业内的企业用工情况能表明企业规模是存在较大差异的。他在吉布莱特定律的基础上，构建了企业用人行为与企业或产业特征之间关系的模型，分析得出了企业规模、企业年龄和产业类型的差别，会增加或减少劳动用工需求这一基本结论。Arther Fishman和RafaelRob(1997)发展了一个有关企业规模与产业演化均衡模型，证明产业内各企业没有能力随意增加其顾客量。新进入的顾客虽然可以随意选择购买哪家企业的产品和服务，但必须支付在企业间转移的搜寻成本，这些成本促使其产生留在现在的企业进行购买的压力。因此，在位企业可能享受与老顾客之间已建立的长期稳定关系所带来的好处，而新进入的企业则只能接受那些初次购买、尚未隶属于任何企业的顾客。随着时间的推延，各企业可以获得持续增长的客户量，忠诚客户群体也不断扩大，年长一些的企业就会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他们的模型说明，规模大且年长的企业与规模小且年轻的企业相比，较难从产业中退出；在成本波动较大的产业里，规模相同的年长企业的期权价值要大于年轻企业，因为前者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基本顾客。
三、技术、知识与企业成长
时代特征在国外企业成长的理论研究方面体现得淋漓尽致，因为影响企业成长的主要因素因时代而异。例如，一般认为，企业成长可以大致分为需求拉动阶段、投资驱动阶段和创新驱动阶段。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知识成为企业成长的主导要素，而知识的非常规扩散和流动给企业的知识管理增加了难度。由于现有的企业成长理论还存在着两方面的缺点：一是实证分析不能很好地解释理论的预测；二是相关没有在企业、部门内部及其之间考虑知识结构问题。为了弥补这个缺陷，Keld Laursen等人(1999)从人力资本、企业及其部门层面对知识结构和知识流进行了考察分析，并将知识结构纳入企业成长模型。他们将企业成长视为企业雇用、培育、激励员工的能力得到增强的过程。这种方法突出了一般人力资本和特殊人力资本对促进企业成长的意义。其重大贡献在于：一是在现有的理论和实证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了评价企业成长的理论框架，并为未来实证研究提供了可以验证的假设；二是强调了外部知识环境对企业成长路径的影响；三是认为可以从部门层面尤其是企业的知识结构层面来解释企业成长、部门权力安排等对企业成长产生很大影响的原因；四是知识结构角度的研究方法对于分析人力资源组织等问题指明了方向，尽管其不够完善。技术创新会对企业成长产生很大的影响，Karl Lundvall和George E．Battese(1999)通过对不同产业中企业技术改进与企业年龄、成长关系的研究，认为企业的规模而不是企业年龄经常与技术效率存在高度正相关性。这种关系几乎可以在任何产业中得到验证。而企业年龄对技术效率提高没有显著的作用，但纺织业除外。企业规模对技术效率改进的边际效应为正值，尤其对于那些年龄在5年以上的企业。所以，如果企业规模是效率改进的动因，那么企业可以通过扩大规模来实现效率改进，这种过程一直持续到某个年龄段为止。他们同时指出，一个产业内企业的接管频率越高，即企业平均年龄越短，就越可能会限制由规模导致的技术效率提高。MichaelA．Hitt等人(2000)的研究认为，不确定性和变化无常等市场竞争新环境在不断改变着竞争基础，技术学习在企业取得竞争胜利方面起着关键作用，因为技术学习与企业发展、维持和开拓动态核心竞争力的能力密切相关。虽然很难达到持续的竞争优势，但是企业都希望能够建立和维持一段时间的竞争优势，所以必须加强知识管理和技术学习能力的培养。Eugene Sadler-Smith等人(2001)认为，组织学习是通过经营管理知识资产来提高企业竞争力的有效途径，并试图在组织学习与绩效之间建立起某种联系。他们认为，组织学习无论在个体层面还是集体层面，都可能在被动定位(在现有框架中活动)和主动定位(对现有框架提出质疑)之间变动。运用其主动—被动结构框架，通过对300家制造和服务类小企业的学习定位的考察，他们发现高成长率的制造企业具有很高的主动学习意识，它们能够比成长缓慢的企业更充分地利用知识资产。
四、转轨与成长
如何有效地促进企业成长和增强企业竞争力，对于处于转轨过程中的国家来说极为重要。因为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使得企业的生存和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企业面对着全新的产品和要素市场竞争，促使其成长的动力来源也发生了变化。Jozef Konings和Ana Xavier(2002)以斯洛文尼亚这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为例，考察了1994～1998年间企业层面以雇员人数为指标的企业成长和以剩余企业的比例为指标的企业续存问题，试图找出决定转型国家企业成长和续存的主要因素。他们先对转型前企业和产业的运行绩效进行了考察，以便理解哪些类型的企业会续存下来或在转型过程中实现良好的绩效，并以最小二乘法和汉科曼选择纠偏模型(Hckman selection correction model)为基础，建立了一个用于分析转型背景下企业成长的基本模型。在该模型中，企业绩效被视为一个受企业初始规模、所有制性质、企业创新、市场定位、资本集中度、企业融资约束、企业成本和利润率、沉淀成本、最小最佳规模和市场结构等许多因素影响的函数。实证研究表明，在斯洛文尼亚的第一个4年转型期间，私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及资本集中度相对高的企业发展得最快；小企业比大中型企业成长得要快一些；大企业或那些原先利润水平较好的企业续存下来的可能性较大，而那些有财务隐患或融资高成本的企业很可能会关闭；参与国际贸易的企业因承受了比其他企业更大的竞争压力而很可能失败，但一旦它们续存下来的话就会拥有较高的成长绩效。
转型国家的所有制性质与企业成长的关系一直是研究的热点。Jozef Konings(1997)用企业层面的数据研究了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三个国家的国有企业、私有企业和新建企业的绩效情况。通过对企业生命周期阶段、企业规模和市场竞争情况的调整控制(将不同国家的分析层面相统一)，发现新建企业的业绩要好于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这就对私有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提出了疑问。他认为，私有化企业的业绩与国有企业并无多大差别的原因很多，如不合理的管理体制、不合理的管理激励或约束等因素仍然存在。他为未来的相关研究至少指出了两个方向：一是必须高度关注转型时期新建企业所扮演的角色；二是需要合理解释私有化企业的运行绩效并没有比国有企业有任何改善的原因。此外，发展家的企业成长问题也引起了学者的关注。Leo Sleuwaegen等人(2002)用企业规模和年龄两个变量来解释企业成长，认为企业成长是规模扩张和不断学习的结果，但是企业的信誉机制和普通制度会影响其对市场和要素资源的获取情况，进而影响成长速度。通过对非洲国家制造企业的研究发现，在企业成长过程中中型企业的数目很少，原因除了基础设施和服务不足以外，所有制性质是限制中型企业继续成长的极大障碍。
五、信息披露、资本结构与企业成长
特别对于上市公司来说，企业成长与其资本结构和企业运行信息披露程度密切相关，因为企业通过信息的披露可以减少投资者的信息搜寻成本，从而拓宽融资渠道和降低融资成本，使得企业的资本结构趋于合理化，这样就促进企业快速健康成长。Ari Hyytinen和Mika Pajarinen(2002)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考察了企业成长过程中的外部融资需求问题，指出了企业的过度成长必然会增加外部融资需求。他们认为，有关企业信息的披露程度可以影响企业是否按照预期的速度成长，并为企业提供预期的、必要的融资市场选择；企业素质情况信息的披露程度越高，就越要求企业为了发展而提高其财务杠杆作用或发行股票。他同时还认为，企业层面信息的披露是公司治理的一种重要机制。Vidhan K．Goyal等人(2002)以1980～1995年间将美国61家国防企业和61家制造企业为对比样本，考察了这段时间内企业成长机会变化对企业债务水平、债务结构变动的影响情况。与其他类型的企业相比较，国防企业在里根时期成长机会非常多，但随着冷战的结束以及20世纪80年代晚期和90年代早期，国防经费预算的削减，成长机会不断减少。武器制造企业随着成长机会的下降，其债务水平显著上升，上升幅度大于其他类型的企业。成长机会的减少使得企业都会不同程度地减少中长期债务比例和私人与公众债务的比率。企业的资本结构合理程度与企业的投资行为相关，因为对于那些拥有较多可以保证较高投资收益率的投资项目的企业来说，其融资成本进而融资风险可能会比其他企业低一些，财务结构也就有所差别。G．Jason和Matthew Dey(1998)认为，资本的异质性在以往的投资行为研究过程中被完全遗忘了。为了弥补新古典经济模型解释力不强的缺陷，他建立了一个不同类型资本与企业产品生产、技术变动(调整)成本相关的动态结构模型。研究结论是，投资并不是与企业以现金流量的内部资本净值高度相关的，不同类型资本之间的替代弹性明显大于单位替代弹性；通过对以多种类型资本为变量的静态模型的分析，发现产品的变化都会导致不同的投资反应，动态模型显示了技术方面的充足投资会产生一种有利于企业大幅度提高投资收益的放大传播机制。
六、不确定性与企业成长
纷繁复杂、动荡不定的外部环境会对企业成长构成实质性影响，因为只有那些对外部环境变化反应快捷且应对能力较强的企业才能生存和发展，企业成长也就更多地要受不可预期因素的制约。Robert Lensink和Paul van Steen(2000)运用荷兰1097家企业的相关数据考察了企业成长与不确定性之间的关系。他们将研究中心置于不确定性与不同类型的投资、劳动用工需求及企业预期成熟度之间的关系，将不确定性分为销售量不确定性和投资收益率不确定性两大类。研究发现，销售不确定性对不同类型的投资决策都会产生消极的影响，劳动用工环境的变动也会对销售产生消极的影响，销售不确定性与企业成长概率之间存在正相关性。企业对现有资产的较强利用能力和流动资产的较高收益率很可能会对投资决策域的专家，按照项目进展要求实施动态的知识整合。这样，跨国公司可利用位于不同国家的知识资源来满足企业的需要。
2．尽量减少传输损失 减少传输损失的方法主要有：(1)将需传输的知识尽量显性化。既然知识的属性决定了隐性知识的传输损失大于显性知识，就应将需传输的知识尽量进行编码、E化，变为易于传输的显性知识。(2)根据被传输知识的特性来选择相应的传输方式。对于显性知识可以采取传统、单一的传输方式，而对于难以传输的隐性知识则多用化、多通道的传输方式(如多媒体、等)。(3)控制跨国企业知识网络的规模，减少知识传输的距离与环节，指派专人负责，保证知识通道畅通。(4)确认知识边界，尽量在知识边界内传输。
3．选址化 跨国企业(尤其是高科技跨国企业，如医药、、通信等产业中的企业)在选址时要向产业基础好、科研力量雄厚的地区集中，才能更好地利用知识的溢出效应，以降低企业的R&D投资，并分散R&D风险，促进研究机构科研成果产业化，使科技成果更快地转换为生产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