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艺术：形式实验与思想困境

第一节 小说叙事技术化与先锋身份焦虑化
第二节 美术多元试验取向和拍卖化的反差
第三节 先锋的摇滚化与古典大众化话语

先锋作为思想解放的产物，在80年代曾经风靡一时。然而，进入90年代，随着社会氛围的总体转型，先锋艺术姿态的身份变得日益暧昧、日益复杂，甚至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先锋已经成为变化迅猛世界的旁观者，或许可表述为：先锋在某种意义上正在成为"后卫"。对这一言人人殊的文化景观，应对先锋艺术怎样进行文化阐释？怎样揭示前卫艺术困境背后所体现出来的文化精神的内在变异？怎样透视当代审美文化的平面多元景观所掩盖的先锋衰退的真相？怎样在新的层面超越文化民族主义视域而进行富于建设意义的东西方文化对话？
在我的研究中，我并不将小说、美术、音乐作为"史"来研究，而是作为"知识范型"来研究，不关心排行榜上那些自封为前卫或时髦的艺术家，只关注具有文化学术意义的文本与创作，将一些尽管是贸一时，但不具有文化表征意义的作家、画家、歌手淡化掉，而将我所关注的具有思想推进意义的"沈默的一群"的创作，作为这一时期的意义延伸的"问题表征"来处理。 作为学术史描述，我力求客观而非面面俱到地评述各种存在的文化现象和为人物排座次，并不以个人的好恶决定取舍标准。当然，任何阐释都必然会带有论者的自身思想烙印，这也是反复被当代解释学所证明的道理。

第一节 小说叙事技术化与先锋身份焦虑化

也许，90年代的小说是最领风骚的，但它也是最为寂寞的。因为，它再也不是艺术领域中一道最明亮的风景线了。据中国作协统计，80年代长篇小说的年产量不超过一百部，可到了93年，就已经超过200部，94年接近四百部，95年为七百部，96年据说已达近千部，97年和98年几乎超过一千部，到了99年，一些知名作家已经公开向媒体坦言，自己基本上不看当代的长篇小说，因为这既费时又是低水平的重复。
这种愈演愈烈、粗制滥造的小说，这种大多兑了水分的小说，这种人人都可以将自己私生活一览无余的所谓"私小说"，却促使读者日益扭身而去。它败坏了读者的胃口，使读者收回了期待视野而将目光投向了其它更为现实的行业。小说的旺年旺季却如此背运，一方面是由于小说的粗制滥造和过分的欲望化使读者感到其中精神的贫瘠，另一方面是由于过快的生活节奏让人很难再读完厚本的虚构小说。1999年一开始，不少纯文学刊物就纷纷宣布倒闭，实行了商品社会冰冷逻辑的"安乐死"。
此外，小说在形式上愈来愈玩"叙事魔方"而远离生活本身，因此，尽管小说出版年复一年日益增多，但读者却年复一年日益减少。虽然《大家》等刊物推出联网作家，甚至以重奖来招徕读者，甚至作家刘震云闭门八年写出长达200万字的超长篇小说《故乡面和花朵》，仍不能恢复小说在80年代那种一部风行而天下争阅的盛况。小说回到了想象虚构叙事，回到了个体私人内语言的描写，回到了语言的重新组合，不再负载小说以外的精神及道义，小说只是小说。于是，充满语言游戏的小说，在当代文学中已不可能再领昔日的风骚了。
一，本能欲望写作与私人化写作。
更深一层看，小说创作事实上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写作危机。当某些作家打出文学世俗化旗号时，他们强调的是一种私人写作，写本能、写欲望、写生存的浅层次状态，于是，在化即世俗化这个新神话面前，他们以世俗化为依据，不加分析地否定一切崇高、神圣和一切有关价值的问题，全身心地告别精神而回到私人性的欲望化写作。但殊不知，现代化是从中世纪神学的压制下逃离出来而标榜人的合法性的，而现代的作家在标榜人的合法性时并未遭受到神学的压制，相反，他们是在反人性、反人的尊严、反人性深度时，过分张扬了人的性成分，或者说告别了人性而逐渐走向人的本能性。
这样，90年代的文学就似乎出现此种情况，即那种欲望化身的西门庆、贪婪化身的达尔丢夫和否定的化身梅菲斯特成了小说中的当代英雄，成了融大众趣味为一体的倒立的"高大全"。于是拥抱世俗就是拥抱消费，就是拥抱大款大腕，拥抱无边的欲望与现世的生活质量。从而某些人的写作在消解了所谓的神性，剥离了所谓的人性以后，变成赤裸裸的金钱欲望和本能欲望的展示，并标榜为"个体性文学"或"身体型创作"。对此，不难看到创作界和批评界确乎遭遇到形而上的迷茫与形而下的误区了。
其实，福科早就发现，的先锋派文学与学院派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正是在大学教师和学生的阅读评论中，先锋文学才得以通过选择权威化和制度的合法化发挥功能，因此，大学在现代先锋文学的传播和再生产中，既是权力操作者，又是话语的接受者和播撒者。小说不再成为思想传播的重要渠道，而是成为作家玩弄叙事的狭窄领域，以及搞当代文学的大学教师的研究对象而已。这或许可以说明，小说创作是怎样变成文化游离中的本能叙事的，成为游离于时代之外的个体的身体自恋的玩弄者，成为现实价值之外的冷漠旁观者。于是"文学革命"变成了个人角色化的转换，叙述人据说不再超越叙述而成为叙述中的一个自恋角色。小说展现的仅仅是一些卑微灵魂的卑微生活，以及卑微的欲望和卑微欲望的些许满足。小说不再成为大众反省生活、直视灵魂和感悟世界的窗，也不再具有文学自身的超越性和提供他者经验的参照性，而仅仅成为世界沉沦中的自我身体抚摩的确证。
同样，拉康认为，"欲望"是与"需求"相区别的概念，因为"需要"总是对一个特殊对象的需要，而"欲望"是与匮乏相联系的，即欲望是超越了需要层面而产生出来的。欲望只能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才能产生，主体的欲望是对他人的欲望，这样，具有象征意义的欲望便成了主体和个人形成与社会发展的一个动力。无意识是语言赋予欲望以结构的结果，语词没有把握住能指的实质，因为被命名的只是表面上的命名，欲望能够给予能指以意义。但意义只为主体所感，所以无意识是一种呈现，是对未被指认的欲望的呈现。于是，从一个能指转向另一个能指的可能性是没有终结的欲望运动，所有的欲望都肇因于匮乏，欲望不断蠕动，以求获得匮乏得满足。人们的语言正是依靠这种匮乏而产生作用，因为，符号所表示的恰好是真实对象的进入，而词语仅仅因为他者的进入或拒斥才具有意义张力。所以进入语言就等于变成了欲望的牺牲品，语言被挖空而成为了欲望之物，在欲望中语言遭到分裂。沉入语言就等于脱离了拉康所说的真实世界，而永远无法接近这个领域。人们只能用一些替换物来代替另一些替换物，用一些隐喻来代替另一些隐喻，这样，使自我在想象和虚构中得以完成。
更引人注目的是，近几年小说领域滋长这一重写私人话语和本能欲望的氛围。我认为，当代作品中对"个体"或"身体"欲望写作的关注，以及其向世俗性写作发展的理论根据，都有其合法性的一面。我承认人的合理欲望，不否定人的合理欲望的表达，认为在文革否定人的合理欲望之后，应该给真正合理的欲望正名。但是，我强调"度"的问题。如果不能把握好人与神、人与兽之间的度，人一方面可能被重新异化为神，重演那种世界性的神话灾难；另一方面，如果不把握好人的生存之间的状态而滑向兽性，同样也会出现大面积的兽性爆发。上，尤其是20世纪人类历史中的几次兽性大爆发和欲望大暴露，仍然存在我们痛苦的历史记忆中。
世纪末文学的身体欲望展示，并非完全是积极健康的，里面也残存着不少历史已经淘汰的东西。仅仅是展示欲望并不能说明文学拓展了什么，因为根本问题还在于：这种欲望展示，是展示个人经验世界的哪一个方面？是展示反历史、反精神、反常识甚至反审美的一方面？还是展示具有不断提升自己的既逃离神性又逃离兽性的健康平和的人性方面？无论如何，在这个世界上，也大体上不会仅仅让西门庆成为时代的性崇拜者，也不会全然让达尔丢夫和梅菲斯特成为这个时代精神的主人。相反，人类会在这个世界中不断抛弃自身创作的误区而把握真正的"度"。我有理由认为，那种非此即彼的充满误区的创作将在逃离时代的同时，使自己在低俗趣味和平面价值中，在商业炒作和欲望冲突中弄脏自己，并最终成为时代泡沫文化中的泡沫。这仅仅是一个时间的问题而已。
需要注意的是，90年代小说创作中的"性热潮"问题。不管是乡土气十足的"陕军东征"出现的让文学界为之瞠目的性热浪，还是所谓张扬金钱本能之类的城市市民小说中涌动着的当代欲望价值观，都表明了这样一个问题：在世俗化文学浪潮中，所有新的"主义"、新的"旗号"所掩盖的恰恰是那种陈旧的个人欲望，恰好包装的是那种已成为历史并丧失了合法性的生命观。因此，这种写作是对读者审美期待的挑衅，是对真正的个体写作、边缘化写作和人性对话写作的瓦解。尽管这类文本，能够在不断刷新的大众传媒排行榜上呆一段时间。90年代的小说创作，在告别话语时，还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有效性话语，仍在一种虚假的个体私人生存意趣上从事着暧昧的语义缠绕，甚至满足于在个人欲望话语的泡沫中剔除残存德诗意。但是，我仍可以有理由乐观地认为，文学将在告别"政治化写作"与"欲望化写作"之后，走出写作困境和价值迷茫，找到自己真正的"生命写作"位置。
近十几年来，先锋小说遭遇到市民性小说的强有力挑战，其中，尤其以王朔式的"世俗关怀"的调侃性和日常口语凡俗性，日益明显地消解着先锋们的实验性书面语的深度性、批判性、超越性。这无疑在整个文学界使先锋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产生了深刻的危机，知识分子的尊严、理想、批判精神在顽主文学中被消解，知识分子赖以生存的语言也被口语的凡俗反衬得失去了合法性。大体上说，"顽主"文化之所以能在精化和意识文化对峙的空场中登台，主要在于他在特殊的时间嵌进了的缝隙。90年代初，它以"波普"的方式嘲弄了意识话语的神圣感，并对极左思潮那一套进行了彻底的颠覆，使精英文化误以为1968年风行欧美的消解浪潮可以再次在重演，从而使得现实无力感得到某种程度的"补偿"。然而，顽主文化在"收编"了世俗文化以后，指向了精英文化--它要打掉知识分子的理想和批判精神，嘲笑知识分子"思想"的权力、拆解书面"语言"的批判魅力，消散价值关怀的"道体"光辉，使犬儒消解英雄主义精神的同时，使意识话语从终极理想转向世俗实用。如此一来，取消了严肃文化、消解了当代最值得正视、讨论、关注的问题和问题意识。于是，在主流意识衰落、社会中心价值解体、知识分子陷入本世纪第三次低迷、先锋文化缩小地盘之际，大众文化全面兴起，领导人们生活的新潮流，并同市场文化的功利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合谋，基本左右了民众从物质到精神的个层面世俗性需求。先锋小说进一步让出自己的地盘，并失去了左右市民社会审美风尚的能力。
二，泛审美时代中颓败的先锋姿态。
先锋存在的基本处境，是对当代中国个体的"自我身份"那无可名状的网状压力的承担，以及对自身历史的质疑（虚无化）和对整个"全球化"世界的对抗式隔膜。于是，先锋作家在向传统开战的同时，又得承受西方的后殖民文化的压力；在对理性的反抗中，参与感性审美的颠覆活动使文化秩序失调，同时又必须面对自我价值失效的商业化时代的冷酷和知识价值的贬值；而世俗化社会的个体性多元选择，又使得先锋的"悲壮突围"显得不合时宜。于是，如何在当代社会变革历史语境中，以当代个体生存根基和"自我"意义为基点，对当代文化语境及其困惑进行深切自审，变得尤为急迫。
处在这种语境下，四处飘散零落的个人书写（海子、马原、洪峰、苏童、余华、格非、莫言、池莉、叶兆言、刘恒），具有了一种时代的错位形式。也许，先锋就是时代错位的的产物，他总是超前性地感领到某种新的存在状态，某种掀起历史一角的新可能性。因而，他能在拒绝"媚俗"中显出自己的批判勇气，在" 冷漠叙述"中，还原世界在技术-一体化过程中主体被物化的事实，从而展示出当今世界数字化复制系统中，个体存在的整体性被肢解、个体生存方式处于零散化的当下状态。这种先锋的命运，使得价值的非确定性、意义的非有效性、语言的非传达性成为存在模式的新阐释代码。在文本空洞的技巧试验和叙事游戏中，将"意义空间"转化为"意义空洞"，并使反先锋的世俗文化得以乘机对无意义存在加以更虚无的"填空"。
先锋小说于历史记忆有着深层次关系。在这个世纪中的人类生命的脆弱和意识权力的暴力，使得人性被不断扭曲变态。先锋作家因为对历史血腥痛苦的体验记忆，而在自己的写作中呈现暴力所造成的民族精神创伤，并进而揭露人生经历中那挥之不去的噩梦。杨小滨在《中国先锋文学与历史创伤》中认为："先锋派的努力就是对原初压抑的语言性毁形，从而瓦解和抵抗对过去的霸权式解释。先锋文学所要把握的不是文革话语及其后果的具体残暴，而是它储存在意识之外的野蛮的、可怖的、癫狂的感受。而那个不可识别之物永远作为不能记忆的东西，无法再现的东西遗留在意识之外，而只有通过语言毁形的现时运作中的精神创伤的感受生动地衬现出来。先锋通过召唤毁形的力量，不是指明原初的震惊，而是把由震惊传送来的精神创伤的感受用畸形的语象叙述出来。……中国先锋文学的反历史主义存在于对现时的绝对关注，无意识的感受只能在本亚明意义上的现时中涌现，其中过去的事件不是呈现出历史的总体性，而是弥漫成废墟、断裂或拼贴从而促使革命的、虚无主义的力量一闪而出。"的确，这个时代的先锋是艰难的。当先锋用一种全身心全灵肉辐射的连通感觉对外在世界的断然拒绝，使心灵世界变成生命中的唯一的绝对尺度，使日常的沉沦生活感受和生命欲望透射出内在的超越性的空灵，使当代人存在的瞬间在现世社会意识的淡化退隐中成为精神性的存在时，他无疑是在对习惯性的审美群体惰性的一种冒犯，同时也是对新形式的了无边际的痛苦摸索和塑形。
为了不在真正的心灵伤痕中持续磨难震惊自己的神经，为了对保持沉默而达到对历史苦难的忘却，甚至为了加速历史的断裂中而中断历史的反省，并保持自己的成功地将深度体验转转成浅层次的呢喃独白，于是有了"先锋式表演"--轻轻松松地获得先锋的身份，但是又无需承担先锋的风险。先锋在这种模仿与被模仿的尴尬场景中，变得急于自我辩解，或自我显示、自我确证。先锋终于变成有限性的存在，甚至成为有人所说的堂·吉科德式的过时人物。在我看来，如何破除人云亦云的先锋表演氛围，超越当前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的双重困惑，走出面对审美文化复杂现象时"阐释框架失效"，将文学看作基本的社会文化现象症候加以总体审视，从而在世纪末清醒与困惑胶着的文化语境中，对当代的审美精神的嬗变以及这一个嬗变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提出了自己的阐释理论，突破封闭的思维向度，面对的真实问题域。可以说，只有在认真调整自己的心态，以一种积极的文化批判精神，在文化的整体意识面临被现时代的片面消解的时代，重申整体意识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才能走出当下的困境。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先锋，没有任何一个先锋会成为永恒。悲壮是先锋必得禀有的命运，而批判和自我批判是希望的表达和超越的地基。无疑，泛审美文化时代是一个"遗忘苦难"的"无情的抒情时代"，是在泛审美泛世俗中使人类精神患上"健忘症"的时代。在平面化游戏中，在媚俗误以娱乐为审美中，诗性的沉重的反思被遗忘；"生命意识"仅仅被还原为个体内在生命甚至本能生命，而群体生命和类超越性生命被遗忘；欲望写作、冷漠写作、技术写作、商业写作走红，而反思写作、心灵写作被遗忘。如今，新世纪将临之时，"历史记忆"是我们再也不能回避的问题。历史记忆不是个体无意识的本能性，也不是集体无意识的神秘性，更不是意识话语的权力性，而是民族魂魄中素朴、内在而永远毁灭不掉的东西，是时代遭遇苦难、直面苦难的内在禀赋，是个体不走向虚无、不游戏崇高、不误读意义、不造当代俗人神话的人性光辉。
先锋在90年代似乎无法真正地解构传统和当代问题，其叙事话语成功使其迅速在文化上体制化，反叛消失了思想的内核，空剩下反叛的形式或反叛的姿态。艺术家们在一巡视本身为本体的操作中，使艺术的魅力荡然无存。当然也使得注入挪用、拚贴、组合、改写之类技法，变得让人感到了无意趣。先锋话语建构了先锋阵营，同时也解构了先锋自身的地基。先锋的匮乏和消逝，是历史的之笔的杰作，因为先锋们曾经在历史之壁书写过了，更何况，消解永恒是先锋的最初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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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美术多元试验取向和拍卖化的反差

与先锋文学具有相近之处，90年代也是一种多元美术观的世界。但与文学不同的是，如果说，某些文学家仅仅是把获诺贝尔文学奖作为追求梦想或文化想象，并以此作为全部努力的动机，那么，当代中国美术则具有多种渠道能够和商品渠道挂起钩来，比如通过同内外大博物馆的收藏，众多大大小小的画廊不断地推出，海内外买家在拍卖市场上竞标，以及美术杂志的评价、估价和炒作，而使自己身价百倍。
当然，最主要的还有国际拍卖市场的价格作为一种相对公允的标准，如苏富比（Sotheby）和佳士德，在对中国传统美术和20世纪的美术拍卖时，都创出了历史的高价位。这使画家们终于告别了80年代那种要画出永恒，走向西北走向黄土高原走向青海西藏，寻找文化之根，以肉体苦难换取精神的升华的思想，而"转型"为眼睛盯着市场，盯着国际拍卖市场的价格和富翁钱包。于是，在市场价格与永恒价值之间，日益聪明的画家不断调整着自己的身位和寻求的目标。
一，几代主流画家的价值取舍。
当然，拍卖行一方面会使艺术品、艺术家的心态染上过浓郁的金钱色彩，另一方面也可能促使一些真正的艺术家走出国门，获得世界性的评价--而使"中国走向世界"，在美术界成为可能。尤其是拍卖市场是按照市场进行价格浮动，所以有些颇有名气的画家，由于急功近利粗制滥造，作品价格一落千丈。而有些名不见经传的画家则可能大爆冷门，炒出好价钱。但是应该看到，90年代中国美术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的时候，仍然处在一种苦涩的心境中，因为当其太青睐市场时，艺术的真谛就离他们而去，而当其拥抱艺术的魅力时，也许就向市场关闭了自己的门。
进一步看，90年代的画界可分为庙堂派（学院画家）和在野派（自由画家），旧学院派画家而言，共处在一个几代家积累扩大的阵营，每一代都在其中表征出自己不可磨灭的精神烙印。
"老一辈画家群"，早年西欧学成归国如徐悲鸿、林风眠、吴冠中等，大多已经过世。但在国家的博物馆和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各拍卖行也名列画家之前茅，并频频推出新的价位，使"走向世界"成为风靡一时的话题。
"画家群"，是50年代留学苏联及东欧以及在中国描摹西方的有成就的画家，如王征骅、吴小昌、靳尚宜、朱乃正等。在第一代画家作古以后，他们已上升为"大师级"，其作品在美术市场占有重要地位，并已然获得了当代美术的话语阐释权。
"当代画家群"，主要包括活跃在国内外画坛上的陈逸飞、杨飞云、陈丹青、艾轩等，他们反省过去的技法和观念，而开始用传统古典方式进行创作，将西方的细腻写实揉合进东方的雅趣和神秘朦胧，又被称为"新古典主义"或"新写实主义"。这一代画家正活跃在拍卖市场，可以说在90年代独拔头筹，在艺术与市场之间游刃有余，名利双获。
"类后现代画家群"，这是一群更具有西方现代或后现代艺术气息的年轻画家的聚集，尽管他们在市场上已经引人注目，但由于文化资本尚不雄厚，在美术界的稳固地位也还未真正建立，对西方的实验性挪用之处较多（所以称之为"类"后现代），画风也在探索过程之中尚未定型。
大体上说，真正处于当代美术主流话语，主要是资历深厚的"现代画家群"，既有宽广的艺术思维和多年的艺术积淀，又有对现实清醒冷静的商品意识，因而在拍卖市场上赢得了不容忽视的地位，并有着不断升值的看好前景。
如果说这几代画家是"学院派"的代表，代表了当代中国"正宗"的美术风格的话，那么一批更年轻的，持有"边缘"思维和挑战思想的画家--"自由画家"，从事着自己另一渠道的开拓，作为新的审美意识、新的精神意象和新的艺术阐释代码，同样对当代中国美术做出了自己的重要的推进。任何忽略他们的存在的做法，都将是短视的。
中国当代美术在80年代一次次的先锋突围，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关注，然而90年代美术的疲惫使它自身困难重重。90年代涌起的商品大潮将中国先锋艺术置于一个尴尬的境地：即追求永恒之物之同时又必须把握当下机遇。有的人成功地进行了"话语转型"，而终于登上了快车，有人还成功地为海外画商所"收编"，过起了锦衣玉食的日子。然而，仍有一批真正有意义的先锋艺术家，在极为艰难的处境中将理想之火照亮被金币薰黄的大地。
当代中国画家的困境在于，不仅要面对文明甚至后现代工业文明对当代人造成的无力感，同时还要表现出一种生命存在状况中所赖以生存的人性魅力，尽管这种人性魅力是在"平面化"当中表达出来的。画家必得通过以可表现的形式去表现不可表现之物，通过表象自身的形式去达成对永难企及之物的缅怀。他在寻求新的表现形式时并不需要从中获得美的享受，而是通过形式本身构成的紧张焦虑，使人感领到当代文化中的"表征危机"，使得这一绘画文本成为对现实"说不"而分裂出来的产物，就犹如一连串惊人的符码公式描绘出现代人生存的"合法性危机"，并在欲望的循环延展中感喟生命的飘逝。因此，在这种对现实重构的艺术力量中，那种激进的扇情的冒险主义的绘画语式已经沦丧，那种深度模式、焦虑和一种现代情怀被消解。真正的艺术家在不断发现的新的游戏规则、新的线条转折方式和审美幻象，构成其绘画的新图式，而这种表达的明澈性和色彩的原色性，又使人感觉到解构的困境和问题同时出现在画家的笔下。
当代中国美术事实上同时面临诸多问题，如自我膨胀，挪用西方，闭门造车，回避重大题材表现内容，只求构图轻、浅、简、软，以取媚这个市民社会。拼凑应景之作日多，独创大气之作日穷，盯着外国拍卖市场多，沉心流连于真正的艺术之林少。以至于在第八届全国美术大展上，居然选不出金、银、铜牌奖。这说明在市场诱惑下的中国主流画家，还没有坚强的神经，在真正的艺术探索中"遗世独立"。
二，美术波普的先锋姿态。
这几年，随着后主义的"西风东渐"，美术界新生代或实验派们，确乎以东方式的智慧重组了"后"话语。无论是89年现代展的"后现代性"挪用，还是90年代艺术家的群体分化，无论是由《析世鉴》的高蹈还是"猪交配"的东西方文化冲突隐喻的粗陋，甚至是利用西方的拼音拆解中国汉字笔法而形成的西方字母组合式"中国书法"（徐冰），无论是吕胜中具有傩文化基因的剪纸小红人，还是马六明、张洹等人的自虐式的"行为艺术"，都表征出当代中国美术所遭遇到的全面精神困惑和存在困境，以及走出这种困境的全部悲壮性努力。
后现代式的"挪用"、"拼接"、"平面"，在中国90年代美术的观念上、实践上、价值上造成了"实验化"和"反美学化"品质。于是，运用新技法、新材料、新方式表现个人话语和私人思想，展示自身"肉体知觉化或思想化"的存在境遇，强调"解构"策略、政治"Pop"和艺术"游戏"，使当代艺坛在呈现个性化、边缘化势态的同时，也出现了后现代"耗尽"式的虚无感，一种玩世不恭中的深切的愤世嫉俗，一种标新（西方）立异（东方）中的"后殖民式"的无可奈何。我不禁要问：中国美术的当代精神何在并何往？而且，当代画家在进行话语解构传统的同时，往往只重视到解构力量本身，这无疑使解构在消解中心的同时变成新的中心。有谁可以对这种解构的力量、这种政治Pop暴力加以新的解构？有谁可以对解构本身的中心化加以消解，使其永远处于边缘？有谁可以不断地超越这种中心和这种中心解构而返回到自己真正的家园？这在当代美术界无疑是一份很难回答的考卷。
中国先锋美术贯穿着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的一个基本脉络，如果说，80年代后期，尤其是89前后，中国的现代艺术更多地充满着政治式的绘画思维，因此，现代画展无疑充满着政治波普和解构性的政治因素，它们消解传统的理想，嘲弄意识话语，挑战保守的秩序，因此，在"89中国现代画展"上出现了众多为评论界所热衷的后现代因素。然而，真正进入所谓中国先锋美术的后现代因素，可以说是在90年代初期。
一般认为，在90年到94年，是中国现代或后现代美术进行反思自我的身份和政治地位，寻找自己独特的语汇和挑战的地基，寻找自己独创性的艺术语言，并进入到深层的价值追问的时期，在这一阶段，政治性成分日益浓烈，包括个人权力、自由反省、艺术挑战和流派纷争，都使得中国当代艺术显现出一种相当复杂的局面。不少画家采取一种政治波普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艺术观念，尤其是圆明园画家村的画家们，更是将政治波普用来表现当下生存状态，国人的当下精神状况和生命境遇。
这方面最为突出的可以说是画家方立钧。方立钧是北京西郊圆明园附近的画家村中入住最早的画家之一，也是受到各方关注的一位。他将一种新的画风置之于自己的艺术构想中，对80年代的理想主义风尚、理性主义话语和绘画的古典主义形态加以质疑。90年代，更是对怀疑主义本身加以怀疑，对政治性的中国形象加以解读，对国人形象加以反讽，其利用画笔同社会的惰性对抗，强调凝视当代人内心的平板及社会群体的保守一面。于是，他的画面上充斥的不再是高大英武的工农兵，也不再是柔和优美略带忧伤的现代男女，甚至也不是学院派绛红色的调子所描摹的百无聊赖的刻意雕琢的模特，而是直将笔深入国人的灵魂加以摹写，尽管这种模写是变形、夸张甚至极端化的。
他的画面特征是傻大呆痴的愚农和城市群氓，从中看不到文化传统，也看不到所谓现代化对他们的洗礼，充斥于画面的是一种愚笨憨蠢，无所事事，咧着嘴打着哈欠不知如何打发日子的一群，将那种文革语言的高歌猛进式和80年代的高瞻远瞩式的反思都抛在了一边，而是以面无表情去表现其盲目茫然的心态。画面人物大都是光头，是一种新的"类型化"的构型--其背景一片浑沌，背景人物千篇一律，目光方向一致，躯体形态相近。这无疑是在"文革"类型化创作之后的90年代最具有"类型化"意义的作品。当然也可以说，就是在这样的呆痴化、类型化、似笑似哭、似喊似叫中，漂浮着传达着一种难以捉摸的虚无感、迷茫感、浑沌感和麻木感。
同时，他以一种领袖形象般的尺寸的大画面表现这种似农民又似城市人，似传统人又似人，似大彻大悟者又似浑噩迷惘者。藉此来形容和代表当代人的形象--那种秃头，有可能是泼皮、可能是和尚、也可能是普通人，但唯独不可能是英雄，这就是方力均心目中的当代人形象。这也是从80年代到90年代转换时期中国的前卫波普家所观察体会和亵渎着的国人形象。这种类型化的国人形象，使方力钧获得了国际画坛的关注，因而频频出国参展，并卖了一个好价钱。
于是，画题从波普问题，就从挑战意识话语和质疑当代生存境况问题，变成了西方对东方的猎奇和重新观看。方力钧只好面对这种苦涩，仍然用西方的技法颜料、绘画工具和思维惯例，来表达国人自身的存在状况。同时又将这一切推销到西方，迫切需要从、政治、文化方面获得西方的认同，使得他在得到一切的时候，却失掉了中国当代变革性，失掉当代中国文化的全新的萌芽。他在反思中却在萎缩，他在挑战中却又失去了中国自身的新的生长点。也许，由于他对那种空心人，对无聊感、调侃性和政治波普感的过分强调，使他的画很难为变革中的国人所接受。
在我看来，当一个画家甚至一群画家的画仅仅是被西方人所欣赏时，那么，中国先锋艺术的前途也就可想而知了。
三，画家的宗教性情结与当代性纠缠。
对艺术的宗教阐释，或宗教阐释中的艺术表征，成为90年代的一道风景线。如丁方等人的画，在90年代初期引起了美术界的注意。但是，真正具有本体象征阐释的宗教性艺术，在我看来，当数《临界·大十字架》。我是在寻找个体话语中所闪烁的灵魂光芒的路上，遇到高强兄弟的《临界·大十字架》的，并试图由此展开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对话"。我认为，高氏兄弟的作品，具有一些几个鲜明特点。
十字架：由"本色"到"装置"的隐喻。"十字架"最原初的意义指极刑刑具--一种"死亡装置"。正因为它作为生与死的界面划出了人存在最内在本质和最素朴的法则，并成为痛苦的象征和苦难的标志。然而，当耶稣被钉十字回受死、复活、升天并为世人的罪作了挽回祭以后，要基督教中，十字架就超越了痛苦耻辱层面而成为神与人和好的福音象征。而到了20世纪，当虚无绝望成为时髦，而希望理想成为过时之时，布洛赫的《希望原理》、莫尔特曼的《希望神学》将十字架的苦难记忆和人类的希望紧紧连在了一起，因为"绝望原罪"（莫尔特曼）。
这样对"十字架"的阐释框架经历了"原初性"的死亡痛苦象征，"神性"的福音的象征和"当代性"的象征的三层演进。然而，令我感到有意思的是，高氏兄弟那样用装置艺术来强调这个苦难的世纪和预示人类希望的作品。高氏兄弟的《临界·大十字架》系列（由5个高约3米多的大十字架组成，分别命名为：《世界之夜》、《世纪黄昏》、《黎明的弥撒》、《人类的忧虑》、《福音书--文明启示录》）这一"装置艺术"，使十字架的意义由"本色"进入新的隐喻。《大十字架》是创作者对十字架进行的一次解构、整合与重构的实验，它已超出宗教的语境，切入现实存在与当代文化的语境，是对现代艺术堕落倾向的不满、反抗与超越，是从文化理想主义的高度对人类生存的异化状况作批判性的考察。
不难看出，创作者在原初本色的物质十字架上，"装置"了圣经、地球仪、时钟、手枪、镀金数码、有机镜片、小灯泡、太极图街等新的现成品时，在观念上也对"十字架"的意义进行了重组。这种物质的赘物附加增加了新的语境和空间序列，并以红色基调改造了黑色十字架的本体象征（死亡）模式，而成为警示（红灯闪烁）、生命（红色）、耻辱（红字）、拯救（红十字）的意义迭加，而又以倾倒的十字架在观念上突破了人与神的和好话语而再一轮强调了人将自己重新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世纪灾难的降临。于是，十字架的意义经"装置"以后，呈现后退势态，由当代的希望-神人和解的象征-苦难的死亡装置。由这种装置所产生的人的缺席、神的缺席、在场的缺席，暗示出绝望、人神失和、苦难已成为"世界之夜"中的"人类的忧虑"。爱与死的十字架，又一次显现出"牺牲"的本体隐喻性，在泛十字架情结中重新书写世纪末人类的命运，并在红色和各种"赘物"中指向或暗示了"真"。
临界：超越绝望的希望界面。"临界"是一种生命状态、一种精神节点、一种超越狂妄无知而抵达自由希望的契机。作品的界面是作者精神界面的"踪迹"之所在。我注意到，高氏兄弟历经充气主义"（性喻）"的复印机"（权喻）"两个界面以后，终于在自己的路上找到了"临界"之点，从而以十字架装置（神喻）作为自己灵魂的证明和艺术风格的界面转换，实现了由摹仿艺术到走向真实内在创造艺术的转型。在心灵之路上，不再仅仅盯视性的问题，而是由性、金钱、权力的批判上升到新理想价值的重建，由个体话语走向新的群体话语。这一由摧毁、打破到重建重组的临界点，标志出作者心性归界的扩展和艺术趣味内在提升，并由此顺理成章地抵达由绝望到希望、绝望中的希望的临界点。
在十字架静默无言的巨大空间张力中，一切世俗的犬儒主义、机会主义、消费主义、拜金主义都失去了合法性。当今世界，在"上帝死了"（尼采）、"人死了"（福科）、"知识分子死了"（利奥塔德）以后，出现文化侏儒与艺术矮化共舞、自恋话语与欲望操作合谋的世纪末景观。在"渎神"成为一个世纪的话语的优先权的体现时。我注意到高氏兄弟"拯救"主题的意向性。然而，当我的眼光被这个相当甚至后现代的"装置"弄得过分零乱时，当我不断看到手枪、暴力、镀金（虚幻的假饰光辉）、血浆（血腥）、地球仪（人类生态）、小柜（内在空虚），以及小灯泡过分装饰后，我蓦然感到，这些外加赘物不仅没有集中我对人类命运之根的形而上思考，反而使我的思想游弋于过分琐碎的具体物象上，仅使我看到的是一个个"世俗化了"的十字架。十字架原初状态反而淡化开去，或许说作者在一心"造神"之时却不期然地潜在"解神"。是世俗和表面使"本真"逃逸了，这意味着，过分的美化装置甚至装饰化，使作品的内在厚重感遭到形式的解构，从而使绝望成为"美丽的绝望"，而忘记返朴归真悟得真理。
我以为，人类陷入"已知"的网套中太久了，所以总以为只有"增加"知才能获得超越。其实从"知者无知"中，我们去深深领略哈耶克的"无知"知识观批判，方能明白人在事实上处于无知状态时，主观上却最以为自己有知。人类的狂妄（胜天灭神）缘于自信有知，真是"神欲其亡，必令其狂"。狂妄是灭亡的前奏，是绝望的因。拯救之路也许可以换言之："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致于无为"（老子）。我更欣赏那种"现象学态度"：做减法，即将生命和艺术的赘物去掉，使本真之物得以敞亮。也许这是人类重新发现背负苦难十字架的本真含义的"希望"之路，也许这是艺术由小我视野上升到人类拯救大视野的"临界""思维"，亦未可知。
苦难记忆：超越东方主义、西方主义。后殖民话语使任何文化阐释都充盈着一种"阐释的焦虑"。当赛义德、斯皮沃克们在大谈"东方主义"、"文化帝国主义"，进而抨击西方按自己的文化规则去解读、书写、编码甚至误解并重造一个"东方"神话时，作为"他者"的东方被置换成一道"被看"的文化风景，同时，也滋长献媚西方这一"他者的他者"的情调，并为其提供"被看"和"看"的最佳角度。
然而，当我们东方人眼中出现的西方核心符码--"十字架"时，会怎样呢？是按照东方的语码重新编码呢？是将这西方符码移植为东方的景观呢？还是人眼中的西方所指位移--泛化的能指呢？是以对抗的姿态使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东方对西方的误读和重组）成为"文明的冲突"呢？还是超越东西方"主义"而成为"人缺席"的时代审判和人类拯救的人类主义？这些问题至为复杂而又相当关键。
在我看来，高氏兄弟是要超越东方主义或西方主义而走向世界主义。近十几年的中国美术，不夸张的说成为了西方风格、形式、思潮、流派的东方实验地。中国现代艺术在相当程度上是西方现代艺术的翻版和摹仿。这一处境决定了中国当代艺术家将在国际艺坛永远处于挪用西方话语而最终难以超越的地位。这一"文化身份"和"价值认同"的夹缝，使一种无可奈何的次等文化情绪漫延周遭，并通过艺术品转嫁给了观众和社会，使文化艺术中的后殖民问题进入先锋们痛苦思考的视域。那么，这一学术前沿问题，在高氏兄弟那里获得了怎样的解决呢？他们将"十字架"这一西方"元话语"作为中心主题，是怎样处理既搬用西方"重典"又去安顿自我根基以对付"看"与"被看"的二元对立的？用一中国太极图对应地球仪是想显示十字架上的真呢，还是认为可以将太极图与地球仪在十字架光辉中整合为"世界主义"呢？谁能保证《大十字架》不是中国人所理解的"这个"十字架？正如太极图在西方人眼中是东方主义的"太极"一样，《西风中的中国》与中国人眼中的《大十字架》有何微妙的关系？究竟是怎样书写自我并获得身份认同的？
事实上，高氏兄弟面对了这些绕不过去的"问题"，进而认为，十字架既然根植于人性，那么，它就属于全人类，它是人类厄运与现状的象征。当作者理解了东方西方二元对立以后，以一个世界主义者、人类主义者自居时，的确有可能从视"十字架"为"他者"的文化殖民角度转化为他者与本我的"合二而一"。因为对人类来说，价值虚无和精神绝望不仅威胁到西方与东方，而且威胁到整个人类。人类面临"生存还是毁灭"这一同一命运。核战争阴影、生存环境的破坏、人口能源危机、意识形态和种族性别冲突，使人类共同面对绝望与希望、苦难记忆与文化对话的现实。
人性中的苦难意识和信念是人战胜命运并最终走向"大同"的内在依据。真正的十字架上的真理是人性的实现。时间将使人类走出互相仇视、相互冷战的东西方"挑战-应战"模式，而最终整合到文化的普遍价值有效性的精神超越涵摄性品质--对人类和世界的终极关怀上。十字架的苦难预示着苦难的解除，是苦难记忆使这种解除得以实现；十字架上的死亡昭示着新的复活，是战胜绝望的希望使这复活成为人类的启示性救赎。苦难记忆与人类希望使人类终将能打破"希望-绝望"的恶性循环并最终战胜绝望。而且，在历经苦难并开始对话的人类，还有什么理由虚无游戏和悲观绝望呢？
四，超越后图式的新理性代码。
在家强调游戏、苦难、希望、平面等多元价值观时，96年出现了周末的艺术拍卖会，于是，艺术与、艺术与金钱的关系愈加紧密。拍卖市场的建立使艺术真正走向了市场，而市场也日益左右着中国艺术家的创作，艺术和金钱就这样在90年代完美地"结合"起来。当然，象张大千、傅抱石的作品拍出了千万元以上的好价钱，这更使当代新潮或先锋艺术家怦然心动。但我仍然不能放弃这样的追问:在金钱与艺术之间，中国先锋美术究竟向何处去？
进入90年代以来，北京画家申伟光并不在乎身边的拍卖浪潮和金钱诱惑，而是在绘画观念和语言上进行这一种"全新转型"。通过这种转型，他不断地扬弃着自己绘画语言上那些不纯净的和停留在生活表面上的东西，从而在绘画语言、绘画图式、绘画动机等方面都出现了新的形态。当90年代中国现代或后现代绘画出现了一种从精神到欲望、从现实到世俗、从批判到顺应的一个"降解"过程时，申伟光的绘画却表现出一种超越这种后现代性的"退行"的绘画思路--一种新理性的思路。因此，申伟光的绘画，粗看起来在点、线、面的语汇交织中并不觉其深，甚至会感觉他是在走向抽象和形式。但是，当你再细看的时候，当你联系到"当代中国语境"的时候，就会感到他的绘画具有一种内在的张力。而当你通过一种超越了"物性"的人性的境界去反观这种"色彩"鲜艳、"线条"变动不居，而"点"呈现出的一种新的深度时，就可以看出扩充这种张力之后所达到的精神升华的努力。
对图式解构的再度解构，使得申伟光的画充满线条铺天盖地的纠结、对抗、缠绕和冷暖色调对比。不少人认为这种线条反映了文明与有机生命机体的一种对抗，也有人认为它表现出一种生命物质与非生命物质的冲突。在我看来，申伟光是在实行解构的权力或运用解构的力量，即他解构了绘画的具象性，使得整幅画面处于具象与抽象之间，形成抽象中的具象、具象中的抽象的一种独特的图式。其后他解构了中心，整幅画面没有一个所谓的中心，看不到一个焦点透视，甚至看不到画面中的倾向性主体。相反，他在平面的多元并置中，在一种点线的交织搓揉纠缠中，使人看到一种运动的断片。最后，他解构了叙事。传统绘画甚至现代绘画总是要叙述一个故事，总是要通过叙述故事以达到高潮凝聚的那一瞬间。而在这些画面前，你看不到那种叙事，它消解了"元叙事"的可能性。这消解本身变成了零零散散的分离点，使得线条的游走成为了平面并置和穿插在一些互相冲突的空间中的符码。因此这种点线，这类强劲的线条和柔性的线条之间，呈现出一种阴阳的对比，也显示出生命的肠腔动物般的欲望和现代工业文明的对欲望的直线切割和束缚的冷漠。
当然，这部匆匆写成的"大曲"，仔细听来也有若干拼凑、匆促和不和谐之处，这似乎说明在传统与、东方与西方之间进行完美无缺的融合，绝非一己之力可以达到，因为这一世纪性的难题，将横亘在整个先锋面前。
界的另一景观是，90年代中期，古典交响乐终于走出了困境，赢来了自己的听众。北京音乐厅场场爆满票价居高不下的演出和国外大型乐团的轮翻轰炸可以见其一斑。各地的民乐热和民乐学习热也表明，在音乐上，大众的趣味正在日见分化，无论是古典的、西方的、还是古典中国的、现代西方的、当代或者后现代西方的、均可以获得自己的听众和自己的地盘。
总体上说，90年代的先锋艺术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境，同时，又以前所未有的毅力力图挣脱这种困境。它在制造大众神话的同时，又在力求破除这种大众神话，它在为满足大众的欲望的最低纲领即世俗关怀的同时，什么时候又能走出这种平面化的低迷状态，开始指向最高纲领即人生的精神升华状态呢？这也许是文化艺术的中国式的世纪末之问。
我想说明的是，90年代的中国先锋艺术成为一种精神探险的形式，对先锋艺术家而言，他的艺术同样也是其生命的选择或被选择的一种存在方式。当然，我也意识到，90年代的先锋艺术，是一个说不完的话题。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先锋们在自己一度热中的技术试验中，张扬纯技术至上，而不期然地将中国现代艺术带入了"文化"之中，同时，一些时髦者在丧失了艺术锐气的市场倾销中，无可选择地终结了先锋们持续十余年之久的探索，而仅仅使其沉醉在往日的先锋性辉煌想象中。然而，真正的先锋仍然在漂泊中寻求新的锚地，在一片废墟中发现新大陆。我们只有走进先锋们的精神世界，去深切体味先锋的现实焦虑、存在处境、文化身份的重新书写，才能真正感受到他们的内在压力和渴望。好在先锋们仍在自己的"过程美学"中，释放自己残损的生命力和精神魅力，仍在用自己的艺术理论和实践，铸成自己艺术生命的探索性证词。
真正的先锋，将以自己的坚韧精神在未来的荆棘之路上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