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劝导》中的反讽艺术
[摘要]反讽是奥斯丁小说中的主要特色，它是奥斯丁理解、评价生活的载体。本文通过分析其最后一部小说《劝导》中的人物反讽和结构反讽艺术来进一步理解她作品里所蕴涵的与前五部作品不同的价值观以及奥斯丁作为18、19世纪过渡时期作家的特点。
[关键词]奥斯丁 《劝导》 反讽艺术 价值观
反讽最初是指古希腊喜剧中的一种角色，类似于喜剧中的丑角，他们常常使用掩饰性的语言，正话反说，以含有潜台词的话语表达自己的意思，胡言乱语中往往道出的是真理。
19世纪初英国女作家简·奥斯丁写喜剧从不做正面说教。她的拿手好戏是讽刺。她的讽刺主要采取了两种艺术手法，一是滑稽模仿，二是反讽，两者相辅相成，相映成趣。它们是奥斯丁理解、评价生活的载体。本文通过分析其最后一部小说《劝导》中的人物反讽和结构反讽艺术来进一步理解她作品里所蕴涵的与前五部作品不同的价值观以及奥斯丁作为18、19世纪过渡时期作家的特点。
一
简·奥斯丁的作品价值在于她用幽默讽刺的批判笔调，细致逼真地再现了她那个时代的中产阶级的生活。她深入地分析了她那个时代的人物，对所有不公正的现象发出辛辣却又是善意的嘲讽。让我们先来看看她在《劝导》中的人物塑造的反讽手法。
E·M·福斯特根据人物性格的单一化和多面化，把小说人物分为“扁形人物”和“圆形人物”，D·W·哈丁进而从人物塑造手法的角度，把奥斯丁的小说人物相应地分为“漫画人物”和“素描人物”。
《劝导》中的沃尔特从爵、路赛尔夫人、威廉·埃利奥特都属于“扁形人物”(即哈丁所说的“漫画人物”)，他们性格比较单一，头脑比较简单，却都是腐朽的贵族阶级的代表。在小说中奥斯丁运用了丰富的反讽技巧，让他们在一个个场合里出丑卖乖，充分表现出了贵族阶级自私、虚伪、愚顽、邪恶的特性。
奥斯丁塑造“扁形人物”的基本手法是反讽与写实相结合。在描述沃尔特从爵看到家谱中自己的名字的心情时写道：“他认为，美貌是仅次于爵位的赐福。而此书中两者兼具的沃尔特·埃利奥特从爵，一直是他无限崇拜、无限热爱的对象。”这是借从爵良好的自我感觉表现他的虚荣和迂腐，构成对他出租庄园的反讽。因为家境败落，庄园不得不易手他人。而极具讽刺的是房客恰恰是被他们认为“除自身之外一无所有”的、“不可能发财，也不会有好职业”的温特沃斯的家人——克罗夫特将军夫妇。从爵面对着这样的尴尬处境却说“那他将是个很幸运的人，我要强调的就是这一点：凯利奇出租给他，这对他是一种褒奖。这种褒奖胜过他以前所有得到过的荣誉。”(《劝导》16)不尽的讽意完全借助角色的“表演”渗透出来。
路赛尔夫人的出现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疼爱女儿的母亲形象。她理智贤惠，“爱安妮胜过爱自己”，一心要让安妮获得幸福，但也正是这个最称职的母亲却将女儿的幸福耽搁了八年之久。出于对贵族风度的怀念，温特沃斯的“达观乐天，无所畏惧的思想和品格”，在路赛尔夫人看来犹如“洪水猛兽”，因此她“全盘否定这门亲事”。安妮八年的痛苦生活，埃利奥特先生的道貌岸然，让她承认“自己过去满盘皆错，打算让自己今后树立起新的观念和希望。”(《劝导》 266)路赛尔夫人是作者对于以举止修养作为道德标准的陈旧价值观的善意嘲讽。
威廉·埃利奥特挥霍奢侈，沉溺嗜好，贪婪成性。他的生活只有一个目标——发财致富。在给史密斯先生的信上我们可以看到他是怎样地厌恶自己的血统和亲属关系：“我真希望不姓埃利奥特，别的任何名字都行。它叫我烦透了。我若能抛弃沃尔特这个名字，那我真要感谢上帝！我希望您永远不要再用’’沃尔特’’来侮辱我……”时隔多年之后，他的价值观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又把自己享福的希望寄托在凯利奇的继承人这一点上，他虚情假意地去请求家庭的原谅。奥斯丁把埃利奥特这种虚伪卑劣的贵族阶级刻画得淋漓尽致，对丑恶的社会现象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深刻的批判。
相对于奥斯丁塑造其“严肃的女主角”的反讽手法不同的是对于《劝导》中安妮这样一位奥斯丁笔下年龄最大、最完美的，早已“完成了从幻想到现实理智和自我意识的过程”的女主角，叙事者的反讽远为温和含蓄。当安妮已充分认识到她所接受的劝导是完全错误的，她却不责怪路赛尔夫人。即使她吃了这种劝导的苦头，她仍坚持认为“听从她的劝导是正确的”，“若是继续保持婚约的话，将比放弃婚约遭受到更大的痛苦，因为会受到良心的责备。”(《劝导》263)在这里与其说是路赛尔夫人的关爱阻碍了安妮，不如说是安妮内心的道德责任感将自己束缚。这明显是对女主人公局限性的反讽。
奥斯丁的嘲笑的锋芒不仅对着书中的某些人物，而且还贯穿于全书的情节构思之中。其“结构反讽”的特色是多方位，多角度。
从纵向看，从开端、、高潮到结局，每个情节都渗透反讽；情节之间又构成反讽照应，层层推进。在《劝导》中她的“中心反讽”指向社会,对主人公的反讽退居次要。小说一开头就对当时的婚姻制度、门第观念等腐朽的传统偏见给妇女带来的深重不幸进行了愤怒的控诉：安妮曾经听从路赛尔夫人的劝导认为“去嫁给一个除自身之外一无所有的年轻人确实有点自甘暴弃”，但在她心中却又因此产生了长久的巨大的痛苦，“这深沉的悲哀使她的青春过早地消逝了” 。而八年后耽于贵族风度的沃尔特从爵挥霍无度，“既无节操又无见识”，对于安妮切实可行的平民化的改革计划也是一口否决，因为那“连个无名绅士的体面都没有”，最后只有失去了在自己庄园上生息的“义务与尊严”， 因为家境败落，庄园最后不得不易手他人，而房东恰是克罗夫特将军。将军夫人的弟弟——温特沃斯上校“凭着他的才智使自己身居高位，再也不是可以等闲视之的人了”，他“现在被公认为完全有资格向一位从爵的女儿求婚。(《劝导》265)”这一切最终使沃尔特从爵“在那本尊贵的爵谱里，欣慰地记下这门亲事”。(《劝导》266)整个故事既富有讽刺性又富有戏剧性。
奥斯丁前五部小说的男主人公都属拥有庄园的“土地贵族”，尽管奥斯丁对庄园的各种陈腐现象颇有微词，但到头来，女主人公还是以成为庄园新的女主人为最后归宿，从伊丽莎白、凯瑟琳、玛丽安、爱玛到方妮，概无例外。只有《劝导》唱出了反调。安妮没有走进庄园，而是成了海员的妻子，在她面前的是广阔而未知的世界。庄园是乡村地主生活的中心，庄园主人的变化预示着整个社会现存秩序正在瓦解。生机勃勃、勇敢无畏的海军作为新的社会代表而出现，他们“似乎代表了高尚的价值普遍复兴的机会”。下层阶级凭借自己的努力逐渐上升。奥斯丁把从爵一家“放逐”到巴思小镇暗示他们离开告别的不仅是自己的家园，更是一个时代。离开凯利奇的沃尔特从爵是腐朽的贵族阶级的代表，他的势利、自私、愚昧无知让他与他的阶层都已“无法保持上帝赐予的地位”。这种开放式结局预示着新的社会结构的出现。奥斯丁笔下静谧的庄园生活逐渐远去，充满了挑战与无限可能的新世界慢慢开放，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景致正逐渐被一种富有活力与扩张性的动态生活所代替。
从横向看，反讽投射到全部角色及其关系上，既有对女主角的反讽，也有对一系列次要角色的反讽。在莱姆路易莎在科布山突然摔下来，温特沃斯“脸色煞白”，查尔斯“惊恐不已”，完全慌乱没了主意，“安妮，安妮！下面该怎么办？看上帝的份上，你说呀，下一步怎么办？”(《劝导》116)安妮此时却镇定地、理性地指挥三个男人各司其职，处理了这令人生畏的任务。在“莱姆事件”中奥斯丁极大地嘲讽了这个小团体男性中的两个佼佼者，也即嘲讽了父权社会千百年来的性别成规——男性与女性之间差异对立的“二元论”，表明奥斯丁相信妇女和男人一样能扮演精神导师的角色。
《劝导》是奥斯丁停笔十余年后写成的。在这段长时间的沉默中，奥斯丁的思想变得更为严肃了，她观察客观现实的目光也变得更加锐利。通过对《劝导》中的反讽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奥斯丁的各种程度的反讽莫不暗示出她完全能够清晰地看到她所描写的那个世界的“缺陷”。通过《劝导》表现出来的不同的价值观表明奥斯丁更具有了时代敏感性，对各等级之间的传统关系格局的改变投入更多的热情，整个贵族阶级的命运开始引起她的注意。从关注个人到关注社会，这既是奥斯丁的转变，也是18、19世纪文学过渡期的特点。《劝导》出现的 “新的因素，新的特点”预示着文学关怀正逐渐从个人扩大到社会。奥斯丁作为一位在用戏剧语言来实现她复杂意图方面取得独特成就的作家，已经成为一个用来“衡量小说家成就的永恒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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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林文琛.《“奥斯丁反讽艺术片谈——奥斯丁人物塑造、情节结构的反讽艺术” 》.《外国文学研究》.1991.4.
[2]简·奥斯丁.孙致礼，唐慧心译.《劝导》.南京：译林出版社.
[3]胡齐放.《“奥斯丁<劝导>的女性主义解读” 》，《外国文学研究》.
[4]网.《“论<劝导>里的’’灰姑娘’’叙事模式” 》，200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