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反思（下）
七、与世界军事化进程的差距
众所周知，20世纪30年代以德国为首的世界军事革命的标志是建立在坦克、飞机两种武器基础上、空军与地面机械部队的协同作战。这种20世纪标准的正规作战样式的生产力标志是钢铁、化学为主的重、无线电技术、特种金属冶炼、加工工业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飞机和坦克就出现在欧洲战场。20年代初，英国人富勒、利德尔·哈特、法国人埃蒂安纳相继提出了机械化战争观念，并预言下一场战争的样式是空、地协同的机械化战争。同时，意大利的杜黑、美国的米歇尔提出了制空权理论。英国于1933年组建了世界上第一个坦克旅62德国最早将这一思想进行实践，于1935年10月组建了三个坦克师。63法国在1940年1月成立了装甲坦克师，苏联在1933年组建机械化军，美国是在1940年7月成立坦克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空中打击配合地面坦克集群冲击是欧洲主战场的常规作战样式。而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随后的国共内战中，武器装备和作战水准基本上还处于欧洲1918年左右的水准。
20年代初期，上海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就详细介绍过西方的机械化战争思想，可见当时中国人在引进介绍西方新军事观念上并不落后，但国家技术和重工业的落后，机械化部队所使用的坦克、重炮、高射炮、卡车、摩托车、舟桥器材、无线电通讯器材都不能自行制造。中国军事领域的有识之士只能纸上谈兵，做无米之炊。在日本入侵的情况下，中国于1938年组建了第一个能够实施战略任务的坦克师，64同年扩建为机械化军，后来加入中国远征军序列入缅作战。在内战中，这个机械化军在淮海战役中全军覆没。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5年3月，中国军队机械化部队才重新到能够执行战略任务的师一级规模。65中国虽然较早地成立了机械化坦克部队，但同欧美国家的根本差距在于：欧美国家都有自己的先进武器制造业，飞机、坦克、重炮都依靠本国自行设计制造，而中国机械化部队重武器装备都依赖进口，用欧美国家和苏联货七拼八凑起来的，空军和微不足道的海军亦如此。
这种情形直到1949年，全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逐渐改观。新中国成立后的年代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军事现代化进展最快。成效最大的时期，虽然期间有反右、文革的严重干扰，但毕竟实现了飞机、重炮、坦克、小型军舰及常规重武器的自行设计和生产，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常规武器和包括核武器在内的非常规武器的军工体系和相关的科研体系及重工业体系。原因是大陆能够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下，以国际武器发展水平为参照，对国防建设进行人力、物力、财力的统一规划。
但从横向比较而言，由于现代化起步的较晚、加之近半个世纪的内战、外部入侵、以及新中国初建时内政外交经验不足，被动地卷入朝鲜战争，加之大跃进、反右、文革、等等原因，军事现代化程度与西方国家相比，差距仍然是比较大的。我们以20世纪军事领域一些重要事件为参照，作一比较是很有必要的。
法国在1916凡尔登会战时，就大量使用汽车运载军队。1916年，英国人发明坦克并于当年使用于松姆河会战。苏联军队在1933年、德国在1935年就举行了军级规模的机械化战争与空军协同作战演习。德国在1938年吞并奥地利苏台地区时使用了摩托化步兵师。反观中国，1956年7月，在苏联协助下，长春汽车厂出产了第一批完全自行设计制造的国产汽车，66中国陆军的摩托化总算有了自己的工业基础。1956年，中国出产第一架歼5喷气式战斗机，中国成为世界上少数能够掌握喷气技术的国家之一，空军有了自己的飞机制造业。1959年，中国出产第一辆国产坦克，终于有了自己的坦克制造业。于1954年1月，由刘伯承元帅负责，在山东半岛举行了我军有史以来第一次地、空诸兵种协同作战演习，然而比之欧洲晚了近二十多年，且只有八千人的规模。671980年代中期的华北军事大演习所显示的机械化作战能力，也没有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苏德战场1943年的库尔斯克坦克会战。1964年11月中国第一次核武器试验成功，进入世界核大国行列，但比美国晚了十五年。1974年8月1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长征1号”攻击核潜艇建成服役，中国从此进入了核潜艇大国之列。68但比美国晚了将近二十年。1958年，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中国到了1971年才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而在1969年4月，美国“阿波罗”号宇宙飞船已经完成载人登月计划。在航天技术上，中国于世界先进水平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由于满足于国内战争经验所出的陈旧理论，对于高新技术时代新军事革命缺乏预见，加之“文革”内乱结束后百废待兴，国防建设一度进展缓慢，直到1991年的“海湾战争”和本世纪末的“科索沃战争”的结果呈现在世人面前，才开始意识到军事理论和武器系统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巨大差距。才意识到国防工业意识已经落伍。第一、二次世界大战留给人们的经验是钢铁工业的实力直接关系国家武装力量的强大。并决定战争胜负。当中国在执著地追求钢产量，而且产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一时“行情”已变，决定国防力量强大的因素已不是单纯的钢产量，更重要的是特种金属冶炼、特种材料的化学合成、激光技术、信息技术、超导技术、精确制导技术等。本世纪末，在李登辉抛出“两国论”后，海峡危机再次发生，中国为应付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从俄罗斯进口先进的“现代级”驱逐舰、“苏27”、“苏30”战斗机，并在购买以色列预警飞机时因美国干预而受挫。这一情形表明，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虽然取得显著的进步，但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仍然是严峻的，应该有勇气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一旦国防有事，面临战争时，仍需向国外进口先进的海、空武器，这种情形与一百多年前必须进口西方的舰船枪炮才能同日本作战的情形没有本质的区别。
中国的军事技术在发展，其他国家也在发展，可能是速度比我们更快的进步。在判断关系国家社稷安危的军事现代化形势时，切不可应某种宣传的需要，只进行从长矛弓箭到导弹核武器纵向比较，而要进行现实的国家间发展速度的横向比较。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打烂的日本、德国经过40多年奋斗又领先于我国，已成为最发达国家，而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这一现象本身就暴露出我国军事现代化的环境存在着深层性综合弊病。日本和欧美国家力图维持在尖端技术方面领先中国三十年的优势，这就实际意味着中国军事技术、军事力量同他们存在着较大的的差距，这一事实令人感到极大的压抑。
八、中国军事现代化的经验总结和未来展望
百年军事现代化的经验总结不能纠缠于过多的细节层面，只能抓住其宏观的几个方面，对于背负着几千年传统文化的中国来说，对军事现代化的认识和理解深度看来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教训从宏观看：
第一、军事现代化是社会制度、乃至文化形态整体转型的一个而然的部分，不可以人为地从社会文化整体变革中分离出来单独完成。否则，即使社会的军事系统达到了现代化，也会因为没有其它社会系统的支持而在一场对外战争中崩溃。
第二，军事现代化必须在政治统一的条件下才能有效的进行，近现代的德国、日本、美国、俄国在军事上的崛起都证明了这点。的经验表明：最不理想的政治统一也远胜于政治分裂。因为统一国家的政治权力最能有效地调动社会所有资源。虽然从历史角度讲、或从理论上讲，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变革，但在实际操作层面上，政治权力对于社会各个方面的变革有着直接的、决定性的影响力，而一个政治分裂或政治动荡的国家不可能实现军事现代化的任务，只能使国防力量在与外部世界横向竞争中日趋落伍。
第三，尽管统一的政治远胜于分裂的政治，但即使在这种情形下，国家政治制度必须符合社会现代化转型的要求。不然的话，将出现两个严重的问题：一是滞后的政治制度会严重妨碍社会整体现代化速度，当然也妨碍军事现代化进展速度；二是当社会各个领域一切都发生着根本性变化时，如果政治制度不随之进行必要的改革以适应形式，迟早会发生政治危机，并有可能引起全社会的动荡，旧的政治制度若被强行推翻就会使得国家陷于政治分裂，并使社会现代化已经取得的成就中途夭折，其中也包括军事现代化的成果。晚清以来，中国执政的利益集团犯得同一个错误是，不愿作必要的利益放弃以协调国家政治同社会现代化的关系，由此引发全面政治危机并发展到暴力革命，最终以国家陷于政治分裂为晚清改革划上句号。
与此同时，执政的利益集团尚可保住的部分利益同国家利益一同丧失殆尽，已经取得的改革成效、包括部分军事现代化的成效也付之东流。中国被迫要花更大的代价来进行现代化转型的运作。
总之，中国近代以来在协调政治与现代化关系方面付出的代价太大，现代化进程受阻于政治“瓶颈”是中国军事现代化滞后的关键原因。
第四、21世纪后，现代战争是诸军种、兵种的协同作战，现代军事作战能力是诸多高科技武器的复杂合成，因此，军事现代化是整个军事系统的平衡一致的发展，而不是某一军种、兵种、某一兵器的单独发展就能实现的。切勿重蹈晚清单独发展海军而忽视陆军的沉痛教训。
展望未来，随着高科技的发展，20世纪的传统战争模式和兵器迟早会过时，这就使中国军事现代化在高起点上起步成为可能。过去，由于中国所处的地理环境背靠内陆面临大海，国防上陆权与海权必需并重，国家既要承担陆军建设，又要承担海军建设，财政负担沉重，国力难以承受。21世纪是制空权决定一切的时代，占绝对优势的空中打击系统移到内陆将决定陆战的胜利，移到海上将决定海战的胜利。在19世纪和20世纪，由于技术原因，陆军强大并不意味海军强大，而海军强大也不能获得陆上优势。大陆沿海国家因其地理被迫在国防建设上兼顾海、陆两个方面，因而负担沉重。6921世纪高科技有可能使中国摆脱上两个世纪里地理环境给国防建设方面带来的先天不足，以现有不断增长的国力，集中发展空中近程、远程精确打击系统，发展攻守兼备的强大国防力量。
结束语
从国防意义上看，鸦片战争以来的160多年，在同一个时段里进行着从“军事——农业体制”向“军事——商业体制”、“军事——体制”、“军事——高科技”的“混合三级跳式”的社会转型，比起欧洲各个阶段清晰的单线型社会转型，中国是三条线扭在一起并进形态的混合式社会转型。这种社会转型可谓史无前例、没有章法可循、因而难度极大，中国化运动长期陷于沼泽本身也证明了这点。同样地，从一百多年的经验看，中国军事现代化主要受阻于政治体制的“瓶颈”，由于政治在调动各种社会资源时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政治体制能否满足现代化的要求是最关键性的问题，因此可以说，政治转型是事关社会转型全局的决定性因素。从国防意义上进行：在过去的世纪里，中国军事现代化因受阻于“政治瓶颈”已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今后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成功根本上取决于社会向合理的、高效率的“军事——高科技体制”的转型成功，未来中国能否突破“政治瓶颈”，走出政治沼泽地带是军事现代化的关键。
但上述结论只是历史中时段内的总结，相对历史长时段的考察还是比较表面的。若以历史长时段而论，西方军事现代化的原始动力最初发韧于市场原则突破指令性社会结构，因此，似应避免一种认识误区，以为只要市场发达，便能达到现代化转型和富国强兵的目的，军事现代化也会水到渠成。其实宋、明两代中国有着发达的市场经济规模，民国时期中国市场经济规模也已经相当发达，但都在传统的指令性社会管理方式回归下或消声匿迹、或无所作为于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因此，根据欧洲的经验，社会现代化转型以及军事现代化成功的深层机制和关键并不在于发达的市场经济规模，而在于市场原则能否突破指令性社会结构并凌驾于后者之上。70
摘自《寻找敌人——战争文化与国际军事问题透视》，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年1月第一版
注释：
1斯宾格勒认为：世界上共有过八种文化，其中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古典、阿拉伯、墨西哥文化已经死亡，只有西方文化尚处于文化三阶段的第一阶段——“战国时期”。但斯宾格勒没有料到中国在20世纪完全卷入了两次世界大战，在继2000多年前的文明内部的战国时期后，再次进入了“世界性的战国时期”。（见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上册）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4页、第658页）。汤因比也认为二十一种文明中，包括古代中国文明在内十六种文明已经死亡。然而用他的“挑战与应战”理论来对照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历史，似乎又自相矛盾。（见汤因比《历史研究》（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3月版第334页、第456页）。
2《孟子离娄章句上》曰“此所谓率土地以食人肉，罪不容于死。”即是对这类性质的战争的谴责，3汉、唐时代两次向北方草原游牧部落主动出击，只是为了一劳永逸地解除游牧部落对中原农耕区域的威胁。所以战略形式和战略目的呈现矛盾的特征，以进攻的手段达到防御之目的。故可称为防御性攻势作战。
4比较而言，西方商业民族往往由商业利润调动起他们的战争热情。
5根据德国学者弗兰茨·奥本海国家诞生于牧人（熊）征服农人（蜂房）、牧人由“熊”
变成“养蜂人”，以及“六阶段”理论，中国古代农耕文明在军事上形成防御的传统。
（见奥本海《论国家》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3页～35页）
6相比较而言，地中海文明因海上的便利而导致追求利润的商业贸易活动的频繁，对外贸易成为经济生活的组成部分，形成殖民扩张和军事战略的进攻性倾向。
7我们民族因这一传统而造就了许多防御大师。日本学者浅野佑吾在考察了中国几千年不断修固长城的历史现象后认为：“这一事实中使我们可以看出汉民族的国防观，即为了保全领土而采取消极防御措施的思想。这是农耕民族的特点。”（见浅野佑吾著赵志民李苑译《军事思想史学入门》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133页）
8中国近现代的爱国主义思想和运动虽然受欧洲近代民族国家崛起的影响，然究其产生的内部条件而言，即根殖于这一“集体无意识”土壤。
9麦尼尔著倪大昕杨润殷译《竞逐富强——西方军事现代化进程》第三章：欧洲的战争业务，学林出版社1996年12月版第70页10麦尼尔《竞逐富强——西方军事现代化进程》第125页11麦尼尔认为：如果当年教皇英诺森三世和普尼法斯八世能够建立起屈从于教皇的基督教世界，西欧就会变得和中国相似，因为中国的统治者就是通过儒家学说进行统治的。他还认为13世纪的罗马教会的管理方式和中国官僚机构的作法相似，基督教的高级僧侣和宋朝的儒家官吏颇为相似。麦尼尔此处寓意深刻，因为中国如果一直处于春秋时代的政治分裂，儒家学说很难处于统治地位，孔子凄凄惶惶，四处游说就是明证。政治统一能够造成思想和意识形态的统一，并使后者对社会产生极大的影响。（见《竞逐富强——西方军事现代化进程》第76页）
12马克斯·韦伯认为：“这种对世俗活动的道德辩护是宗教改革最重要的后果之一，路德在其中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这些都是勿庸置疑的，甚至可以说是老生常谈。”（见马克斯·韦伯著于晓、陈维纲等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12月版第60页）
13对于麦尼尔观点的准确理解是：商业性内涵的军事是市场原则在欧洲崛起、进而发展到统制一切的决定性因素。反言之，市场原则也是具有商业内涵的军事行为出现的决定性因素，双方从诞生的一瞬就构成了这么一种关系。不过这种关系并不妨碍我们作这样的理解：在麦尼尔看来，战争领域是西欧市场原则凌驾君权和指令性结构之上的最初突破口，也许麦尼尔已经发现了一条历史，战争经常促成人们接受市场原则的统制，近代日本在美国军舰的炮击下接受市场原则，中国从鸦片战争到今天接受市场经济的过程也能说明问题。
14麦尼尔《西方军事现代化历程》第二章《中国称雄的时代》第29页15正如麦尼尔所说：古代中国王朝的统治者肯定把欧洲14至19世纪军事和商业之间的不受抑制的联合和发展壮大看成是真正的灾难。（见《西方军事现代化历程》第41页）
16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每当西方出现一种现代兵器，国人就会从故纸堆里找到一个类似的粗胚，以安抚一下自卑感，这一习惯性行为可称之为“恋古强迫症”。它们的对应关系是：步枪——突火枪、鸟枪，机关枪——三十六管铳，火炮——虎蹲炮、大将军炮，坦克——木火兽，火箭——火龙出水、飞空沙筒，导弹——飞空击贼震天雷。不过由此可见，古代中国早有现代兵器的创意和必要的想象力，但农业社会的技术水平只能将这些卓越的创意和伟大的想象变成粗糙简陋的毛胚，而现代武器则要求卓越的创意和伟大的想象同高科技的完美结合。
17从陆权主义走向海权主义也是西方文明早期的传统，古希腊人原先崇拜农业社会军事体制的产物——斯巴达步兵方阵。以后同波斯的对抗中，雅典逐渐放弃陆权传统成为海上霸权。罗马在同迦太基斗争中，也逐渐走出陆权的藩篱，成为地中海海上强国。后来的有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现代的英国、日本、前苏联、美国的军事现代化旅途也都伴随着从陆权走向海权的过程。
18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前，欧洲几个世纪的商品经济贸易导致了“军事——商业体制”的模式，并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单独存在。工业革命后，“军事——工业体制”是建立在“军事——商业体制”基础之上并完全包含了后者。许多学者已经指出中国近现代社会没有经过一个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充分发育阶段，这一看法在考察中国军事现代化过程时得到了验证，中国确实省略了“军事——商业体制”的阶段。对比欧洲，这点似乎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带有先天不足的原因之一。从理论上讲，省略“军事——商业体制”这样一个前工业时代的历史酝酿期，直接向“军事——工业体制”转型，虽然可解释为“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转型”，但无论如何极大地增加了转型的艰难程度。
19西方第一次与中国发生接触是明代万历12年（公元1512年）葡萄牙人前往广州贸易，当时明朝水师屡次击败葡萄牙舰船。将俘获的法朗机火炮复制成功，并有所改良。这表明，当时以农业和手工业技术足以吸纳西方的技术，以农业社会技术为基础的中国军事力量尚足以对抗西方的军事技术。
20魏源《海国图志叙》21海军强弱决定国家盛衰，是地中海文明自古以来的特征，也是近代西方文明在军事上的重要现象。腓尼基舰队、希腊雅典舰队、迦太基舰队、罗马舰队、威尼斯舰队、西班牙舰队，英国海军、日本联合舰队、美国海军都同他们的国家命运息息相关。
22慈禧太后为祝寿而挪用海军军费修颐和园一事，是军事现代化得不到社会其它现代化系统支持的典型例证。日本海军主力舰只在黄海大战前已经全部换上最新式的速射火炮，而北洋舰队因军费不足，只更换了极少量的新式速射火炮。同样口径，旧式火炮射速为50秒一发，新式火炮射速为1分钟五～十发（见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第344页、第402页）。
据笔者最保守的估计，日本海军火力平均是北洋舰队3～4倍。过去对北洋舰队在甲午海战中以“燕行阵”对抗日本联合舰队鱼贯而行的“单列纵队”多有争论，笔者的看法是：正因为火力弱，才决定整个舰队采取以舰首炮对抗的“燕行阵”，把受弹面积缩小到最低限度，而不敢以单列纵队相交或并行队形接战，因为“单列纵队”虽可最大限度发挥火力（侧舷火力加90度转向的首、尾炮火力），但受弹面积也最大。
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认为：夺取制海权便掌握了历史的主动权，而制海权是通过一场决定性海上会战的胜利决定的，海上会战的胜利是由战术火力强弱决定的（见罗伯特？西格《马汉》第194页），从而令人信服地揭示了从“战术火力”到“历史主动权”的逻辑关系，甲午海战后的历史作了最好的验证。
英国在17世纪初，国会对皇家的制约关键在于对国家财政的控制（见Jackson J ？Spielvogel，Western Civilization，P554，West Publishing Company ，New York，1997）。国家财政制度是由国家来保障的，法律则由国家政治制度来保障。
综合上述情况，我们清楚地看出战术上的“燕行阵”、军费拮据、制度、法律制度、政治制度之间的逻辑关系，造成海战严重失利的“燕行阵”根本原因是封建政治制度，同时说明了现代军事系统若得不到社会现代金融系统、现代法律系统、现代政治系统的支撑，它将十分地脆弱，军事现代化是以社会全方位现代化为前提的。
23老子曰：“强梁者不得其死”《老子·四十二章》，清王朝冥顽不化正如是也。
24吴廷主编《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83页25拉尔夫·尔·鲍威尔著陈泽宪、陈霞飞译《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中国社会出版社1979年8月版第62页26“甲午败绩于日，次年，和议告成，始谋彻底改革。江督张之洞首练自强军于吴凇，聘用德意志教官，一切悉仿德制。而胡亦奉命练兵，成立定武军十营于天津。及袁世凯就定武军扩充为新建陆军，军制亦尽效德制。是为北洋军队之始亦即后日北洋系所由来也。”（文公直著《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太平洋书店1930年版第16页）
271867年春，洋务派人士筹办船政时，就受到保守派人士“糜费太重，名为远谋，实同消耗”的指责。直到甲午战争一触即发时，清流派文廷式仍指责北洋海军糜费千万却不能一战。（见姜鸣著《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2页、第315页。）
北洋海军1888年成军后，因户部尚书、清流派领袖翁同和的掣肘，以费用不足为由，暂停购买外国舰船火炮两年，导致中国在同日本的海军竞赛中明显落后。（见《龙旗飘扬的舰队》第281页）。根据外籍顾问汉纳根的条陈：“查中国海军，近八年中未曾添一新船，所有近来外洋新式船炮，一概乌有，而倭之船炮，皆系蔟新，是以未能制胜。”（见张晓生主编《中国近代战策辑要》（下）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017页）。
28其实，郭嵩焘早在1874年就指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益其强，又末中一节也……舍富强之本图，而怀欲速之心以责于海上，将造船制器，用其一旦之功，遂可转弱为强，其余皆可不问，恐无此理。”（见《龙旗飘扬的舰队》第6页）
29如果代表旧制度的政治体制不进行必要的改革，就可能发生灾难性政治冲突。之所以是灾难性的。是因为整个社会注意力和大部分社会资源都会卷进这种冲突，而现代化的历史使命具体演变成纯粹消耗性的波及整个社会的政治斗争甚至军事斗争，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虽然都是必需的，但毕竟为现代化所付的成本太高，这种斗争所产生的后遗症将对现代化过程产生深远的副作用。比如国民党的独裁，新中国的文革现象。如果在现代化进程中，避开或迅速越过政治的沼泽地，所化成本就少得多。
30吴廷主编《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7月第1版第314页31“由于我国现代工业基础薄弱，所创制的械弹新品均为国外某一产品的仿制品，无一完全创新。
战时创制的械弹新品，从其品种上看，多属轻武器，诸如坦克、装甲车之类在二次大战中已普遍使用的常规武器，后方工厂却不敢问津，这自然又与现代工业基础薄弱戚戚相关。
“见陆大钺唐润明编著《抗日战争时期重庆的兵器工业》重庆出版社1995年8月第一版（137页）
32抗战初期，日本海军有各种舰只195万吨，中国只有5.9万吨。日本空军共有飞机2700架，中国空军仅有314架。日军陆军（连）级作战单位配备轻机枪9挺，中国军队一个连大都只有6挺或3挺甚至无，极少部队能达到9挺。日军（营）级作战单位配备重机枪和迫击炮等，中国军队一个团才有有重机枪。（见《白崇禧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249页、第250页、第107页、第109页、第122页）
33“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受中国兵器工业自身基础薄弱的限制，也由于日军封锁所造成的原料来源中断、机器设备缺乏等原因，大后方各兵工厂虽然倾其最大努力开发、研制各种新产品，但仍有手提式机枪、火箭筒、步山野榴炮等7种武器弹药不能生产，完全需要仰仗外援供给，尽管这部分械弹的需求量不是很大。而战场所必需的主要的常规武器诸如重机枪、迫击炮、掷弹筒、手榴弹等，大后方兵工厂的生产量大都能满足前方战事的需要并绰绰有余，他们每月的生产数分别为每月消耗数的164%、244%、325%、143%，其他前线大量需求的械弹如轻机枪、迫击炮弹、步枪及枪弹等，也基本能够满足战争的需求。”（见陆大钺唐润明编著《抗日战争时期重庆的兵器工业》重庆出版社1995年8月第一版239页）
34宋希濂《血战凇沪》《八一三凇沪抗战》文史出版社1987年10月版第175页。
35中国儒家传统的战争观念是“仁者无敌”（《孟子梁惠王章句上》），人心所向决定战争胜负。这一战争观念反映了中国农耕社会特殊的，不失为真理，因为农耕社会生产技术简陋，导致军事技术的低下和兵器长期冷兵器阶段，而同一的社会环境也无法对冷兵器时代简陋的某些军事技术进行长期保密，作战双方只需几个回合便可互相取长补短。因此“人海战术”是冷兵器时代制胜法宝，谁能获得民心，谁就拥有取之不尽的兵源。但自1849年鸦片战争以来，儒家这一根深蒂固、几千年屡试不爽的“真理”遭到严重挑战，西方军事技术巨大优势居然使儒家千年的战争法宝严重失灵。近代中国的一条重要经验是，“民心”的作用在战争中虽然非常重要，但和所有事物一样，其作用都是有限度的，毕竟中国历史上有两次被外族征服的不光彩的记录。当弱国对强国的作战时，尤其不要把“民心”的作用作无限的夸张，如像林彪所说的那样：只要学好毛泽东思想，掌握了精神原子弹，到时火箭发射不出去，用脑袋顶也会把它顶出去。
36机械化第5军军长杜聿明在战前向最高统帅部递交的报告中指出：“目前侵占南宁之敌，其兵力尚不及两师，此次乘我兵力分散，虽侥幸成功，但以阻塞，除少数山炮外，其他重兵器及机械化部队均无使用，而补充尤为困难。现我军所处情况则适与相反，故此时我军正宜乘敌孤军深入后援未济之时，集结优势兵力，配合地方民众，迅速反攻，……”
（见郑洞国等著《杜聿明将军传》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35页）
37张宪文主编《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6月第269页、第280页。
38日本战史记载：“历来的行情都是日军一个大队（团）对付中国的一个师而绰绰有余。
尤其在九州编成，转战中国素有把握的第18师团与中国军战斗，更有最强的自信心。岂然胡康河谷的中国军无论在编制、装备和战法与训练上都完全不同，……使我军损失惨重。……
我军接得此情报后，均为之愕然。“（见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第971页）
39据中国驻印军第22师师长廖耀湘回忆：“……当面之敌，只日本18师团，又没空军掩护（当时美国13航空队已集中于该方面直接支援驻印军，故已能绝对制空，并形成压倒优势）
而当时18师团火力稍逊于驻印军的廖、孙两师，加上美国一个步兵旅与后续可能调用之新30师，认为占绝对优势，可以一举进出密支那，打通中印公路。因而立刻发动大规模行动，首先攻破猛关，击破十八师团的主力，前锋利用空投补给，不顾后方交通，直簿密支那地区。“
（见廖耀湘、杜建时《我们所知道的关于美蒋勾结的内幕情况》《文史资料选辑》第29辑中国文史出版社第12页）。据战后统计，孙立人的新一军在第二次入缅战斗中，共击毙日军3万3千余人，毙伤日军7万5千余人，成为中国军队在抗日战争中战绩最佳的一个军级单位。
40德国北非军团指挥官隆美尔对战场制空权有着切身体会和精辟的论述："假使敌人握有完全的制空权，那么我方尽管拥有极化的武器，但还是无法和他作战的，那就好像是野蛮人碰到了近代欧洲国家的精兵，其胜败是不问而知了。……所以我们不能再依赖摩托化的兵力，以来作机动性的运用，因为他们是最容易受到空中攻击的毁灭。"（见《隆美尔战时文件》解放军出版社1959年3月第333页）
41朝鲜战争中，苏联于1951年1月10日出动两个空军师作为首批参战，掩护辑安至江界、安东至安州两条铁路运输线，以保证运输供应。（见国防大学《战史简编》编写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史简编》第6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版）。
421951年5月下旬，在第五次战役中，志愿军第3兵团第60军第180师在对方空中打击与空降、地面迂回协同下，被围歼于北汉江芝岩里以南地区。这时抗美援朝战争中遭受的最大一次损失。
其实，早在1950年12月下旬第二次战役结束时，“作为前线总指挥，彭德怀看到，经过两个战役后，部队疲惫不堪，病员增加，没有冬装，弹药和粮食也接济不上。因此，他在12月8日的电报中提出，如对敌人"不能给以歼灭性打击"，即使能够越过三八线或取得汉城也不宜这样做，并建议在三八线以北数十里停止进军，来年春天再战。聂荣臻接到彭德怀的电报后，也认为部队亟需休整补充，况且在第一线兵力上，中国军队也不占绝对优势，因而建议推迟两个月发动下一次战役。”（见沈志华《论中国出兵朝鲜决策的是非成败》，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00年10月号，第81-94页）
43毛泽东给彭德怀司令员信中说：“历次战役证明，我军实行战略或战役性的大迂回，一次包围美军几个师，或一个整师，甚至一个整团，都难达到任务。”（见《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史简编》第90页。）
44李奇微称之为“礼拜攻势”
45从1950年10月至1951年4月，苏联帮助中国在原来由老式飞机凑成的一个空军旅的基础上，组建了17个空军师，尽管如此，志愿军还不能控制战场制空权，仅仅在后方某些地区上空同美军分享制空权。此外，在整个战争期间，苏联向中国提供了64个陆军师、22个空军师的装备。（见《军事博览报》2001.8.17）
46日本陆战史研究普及会编《朝鲜战争·下部》国防大学出版社1990年8月第4页47贝文·亚历山大著郭维敬刘榜离译《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中国社会出版社2000年10月第458页48《朝鲜战争·下部》第7页491950年12月中旬，美国第八集团军半数以上的师遭到重创，阿尔蒙德指挥的第八军在长津湖地区被包围，几乎全军覆没，若不是中国军队存在严重的后勤供给问题，围歼该军是不成问题的，如果得手后继续南进，“联合国军”将无力阻挡中国军队席卷整个南朝鲜。（见日本陆战史研究普及会编《朝鲜战争·下部》国防大学出版社1990年8月第4页）
50吴承禧《关于南苑航空学校的资料》见《文史资料选辑》第十期中国文史出版社第142页51抗战前国民政府忙于内战，直到十九路军抗战后，才着手筹建空军。期间，孔祥熙、宋子文家族插足谋私、航空署官员贪污于内，德国、美国争利蒙骗于外，空军建设阻力重重。
（见许念晖《蒋介石建立空军的黑幕》《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中国文史出版社第66页）
521950年代中期，中国战斗机制造也只是苏联米格19的仿制品“歼-6型”
53国民政府时期的兵工署第五十工厂成都分厂的前身是前清四川总督丁宝桢创建的四川机器局，为我国西南现代军事之肇始。辛亥革命后，四川陷于军阀混战，对于房屋机器均有破坏或被迁拆盗取，至抗战爆发时已残破不堪，未有任何军品出产。（见《抗战时期重庆的兵器工业》重庆出版社1995年8版第96页）。
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军事史研究的澳大利亚学者冯兆基教授在对辛亥革命前后的军事状况作了详细考察后认为：“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国陆军在辛亥革命前一度达到高水平状态，革命后每况日下。清帝逊位后，军人纪律涣散，以至于士气低落，部队成为流品复杂的乌合之众。1911年以前有些部队具有相当高的效率，但此后正规部队的内部凝聚力瓦解了。许多受过良好训练的军人南开了部队，而新招募的士兵素质低劣。最后一点，很多军官干预，并与各种政治派别发生联系。这种行为毁坏了中国军队的纪律和凝聚力。”（见冯兆基著郭太风译《军事现代化与中国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4月版第306页）
54这就促使新中国很长时期不能完全投入到建设中去，而准备随时投入新的战争。
55新中国的政治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本质上属于战时体制。例如，人民公社制度虽说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作用，但实际上是一种战时组织方式，是一种最能适应战时动员的社会组织方式。直到1980年代，邓小平作出了在相当长的时期里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不大的判断后，中国才作出以经济建设为主的战略选择。
56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后，由于前一个王朝被彻底消灭，新王朝往往放心地使用前朝各种有用之才。被录用的旧人员因前政权的彻底覆没也就死心踏地地为新政权服务。由于国民党盘踞，时常扬言要“光复大陆”，使得新中国政权对旧人员和阶级属性归属于台湾方面的高级知识阶层心存疑惧，不敢加以信任，虽然客观上不利于现代化建设。却也是人之常情，无可奈何的事。
57毛泽东在文革发表过一条最新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是要办的。”很明显，先进武器的研制和生产需要科学，这表明对西方现代化认识还是回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观念，不过文革将之实际变为“马学为体、西学为用”。根本没有意识到现代化过程在本质上是社会全方位的转型，人文、社会科学、人文精神和自然科学不仅浑然一体，且它们同现代化社会也是浑然一体，不可分割的。
58《聂荣臻回忆录》（下卷）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835页。
59邱石编著《共和国重大事件和决策内幕》“建设正规化、现代化国防军”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9月第1～30页。
60《聂荣臻回忆录》（下卷）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791页。
61《当代中国空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45页62B.H.Liddell Hart "TheOther side of hill"63海茵兹·古德里安《闪击英雄》战士出版社1981年2月版第33页。
641935年《塘沽协定》签订后，国民政府派出徐庭瑶率领的军事考察团考察欧美军事，同年回国后开始逐渐机械化部队。1936年成立南京交缁学校，1937年成立中国第一个坦克团。
杜聿明任团长，并参加了当年的“八一三凇沪抗战”。1938年该团扩编为坦克师，年底再扩编为第五机械化军，徐庭瑶和杜聿明先后任军长。（见郑洞国等著《杜聿明将军》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29页～33页）
65当时“以步兵某师为主体，并调入华北独立坦克自行火炮团、炮兵第170团，进驻旅大地区，接收苏军第7机械化师的装备，于4月15日正式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机械化师。
该师隶属军委装甲兵领导。吴忠任师长，龚纪明任政治委员。“（见解放军报2000年8月30日第10版）
66中国制造的第一辆汽车是沈阳迫击炮厂附属民生工厂在1931年5月制造的。以后山西、湖南等省也相继试制汽车，产量少得可怜。1936年官僚资本筹建中国汽车制造公司，与德国奔驰厂（Benz）合作，购买其图纸、技术和设备，并聘请其专家技术指导。首先进行组装，零件及钢材由德国提供，先提供7000辆汽车散件，每月100辆，以后逐步国产化至全部自制。
计划5年内分三期实施：第一期用德国散件装车；第二期试制零部件逐步国产化；第三期制造柴油机，进而制造整车。1936年12月8日公司成立。1937年2月在湖南株洲建总厂，另在上海设立分厂先行组装。3月份装配出第一辆中国号柴油机汽车。汽车称中圆牌，标志为中存字外加一圆。载重2.5-3t，装奔驰OM59型立式水冷4缸4冲程预燃室式柴油机，功率55hp，转速2000r/min."八一三"战起，上海分厂只组装汽车百余辆即被迫停产。株洲总厂于1938年迁桂林，名桂林分厂。1939年冬又迁重庆成立华西制造厂，生产汽车零件等，直至新中国成立时。1937年总公司迁香港，改称华运行。在九龙建立汽车装配厂和零件仓库，利用部分设备成立南华铁工厂。在香港用德国零件装车，主要售予军政部交通司。到1939年9月二战爆发共组装2000余辆，以后零件供应断绝，装配厂停产，零件仓库转为由美国生产配件。1941年12月日军占领香港，厂落入日军之手。至此，中国建立现代机械化军队的汽车工业基础基本被破坏殆尽。
长春汽车厂的建成标志着中国现代陆军机械化有了自己可靠的汽车工业和相关的重工业基础。
67《刘伯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639页681955年1月，美国核动力潜艇“鹦鹉螺”号建成服役，开创了潜艇的核动力时代，这是现代潜艇史上第三个里程碑。
中国落后近20年，以后在核潜艇数量上和质量上仍存在着较大差距。
69德国与俄国基本属于大陆性质的国家，故可集中资源于陆军建设，英国属于海洋国家，也可集中资源于海军建设。法国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既要对付的普鲁斯、俄罗斯强大的陆权，又要应付英国的强大的海权，法国国防建设必需兼顾陆军和海军两头，而法国的资源不足以保证两个军种同时成为世界一流水准，所以，19世纪以来，法国的军事力量长期一直处于二流状态，难以进入世界一流强国。在亚洲，中国所处的地理位置酷似欧洲的法国，自19世纪下半叶后，一方面要对付西北方向的俄罗斯、同时又要应付日本的海上崛起，中国由古代社会向现代化转型本来就极其艰难，加上同时需肩负陆权于海权两副担子，这也是中国军事建设长期滞后的重要原因。现代高科技可以帮助我们走出这一长期困境，当中国有了少量的核威慑后，外部入侵的威胁显然不存在了。
70指令性结构的社会虽然也能一时繁荣无比、强大无敌，但缺乏可持续性，苏联的解体便是典型的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