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后冷战时代的中美关系（下）
三、从利益冲突到霸权交替：中美关系的紧张点何在？
在上述背景下，近年来，中美之间在许多领域内和许多议题上都发生了一系列的摩擦和冲突。虽然双方在这些问题上也有一定程度的相互理解和合作，但是，如前所述，在现阶段，合作已经降低到战术层次，而摩擦却上升到战略层次。这与冷战后期在美苏中大三角架构下的中美关系正好相反。那时，中美双方的摩擦是在战术层次上存在，而合作则是建构在战略层次上。
为什么说中美之间的摩擦已经上升到战略层次呢？这些摩擦又究竟是些什么样的摩擦呢？概括地说，我们可以把近年来中美之间的主要争执归纳到五个基本的外交领域，而每个领域都包括数个目前在中美双方正形成摩擦的重要议题。这五个基本的领域是：第一，领域；第二，安全领域；第三，人权与制度领域；第四，国家主权领域；第五，宏观国际战略领域。首先，让我们逐一地观察和分析中美关系在这些领域内的摩擦焦点，然后，再来形成可能的结论。
（1）经济领域：就中美在经济领域的目前关系而言，合作的成分还是相当大的。但是，摩擦甚至冲突也不断出现。其中，纺织品出口问题，劳改产品出口问题，知识产权保护问题，都相继成为双方的摩擦点，在双方谈判中被列为重要议题。特别是在美国是否给予“贸易最惠国（MFN ）”待遇问题上，双方关系持续紧张，成为自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以来中美关系中的一个摩擦焦点。与此同时，在中国参加国际经济贸易组织如“国际关贸总协定（GATT）”等的问题上，中美之间争执不断。近来，双方这一方面的摩擦，更集中表现在中国参加“世界贸易组织”的问题上。中美在这一议题上讨价还价，已经展开了一系列的外交攻防战，迄今尚未达成最后的结果。可以预期，在今后的中美关系中，这类经济摩擦还会不断地以或旧或新的议题形式困扰双方关系，占据双方谈判的重要日程。
毫无疑义，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是直接与国家的实际利益相关联的。换句话说，在经济贸易领域，国家利益往往最容易界定，有最为直接、切实和具象的表现。同时，经济贸易关系在当今世界又往往是国家之间关系中最为广泛的关系领域。因而，这一领域的摩擦和冲突最常出现，最容易体认，因此也最为普遍地表现在国与国关系之中。同时，我们也可以说，这一领域的摩擦和冲突，往往并不以国家之间的制度差异、地缘政治关系和外交结盟的紧密程度为转移。所以，我们看到，在世界各国之间，几乎都存在着不同程度上的经济摩擦。比如说，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如日本等之间的经济摩擦，其广泛与激烈的程度，丝毫也不比中美之间的这类摩擦为小、为轻。基于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摩擦所具有的这些特性，即：国家利益的直接性，在国际关系中的常见性和普遍性，以及其摩擦性质的相对独立性或非政治性，我把经济领域列为中美关系当前诸多摩擦领域中的第一个层次，也是最为基本的一个层次。
经济摩擦本身虽然可以酿成重大的外交冲突，但是，一般说来，如果没有更深层次的问题存在，则解决经济摩擦的主要手段还是存在于经济领域，国际政治家也往往会尝试把问题限制在经济领域来谈判和处理。所以，就事论事而言，中美之间目前在经济领域的摩擦，可以不构成两国关系的重大障碍。事实上，在冷战之后的中美关系中，经济上的交流、合作与互惠，已经取代了共同对付苏联这一战略地理因素，而成为两国关系接近的主要推动力。
但是，经济问题事实上并不会孤立存在。特别是在目前的中美关系中，经济领域的摩擦常常是与非经济问题直接相关的，常常被提升到非经济层次来考量，也常常被诉诸非经济手段来解决。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问题，在美国方面常常被与人权问题挂钩来讨论。虽然在不同阶段这种关联在政策上表现的程度不同，但是，可以相信，这一趋势不会发生重大改变。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问题上中美双方的争执，则一方面直接和中国本身的经济制度相关联，另一方面，与美国试图遏制中国的迅速增长也不无关联。前一方面的问题提升到了国家内部的制度层次，而后一方面则是着眼于世界强权的盛衰消长。反过来，经济手段本身也常常被使用来达成其他方面的外交目的。其中最为明显的是使用经济制裁来表达多方面的外交意愿。在目前的中美关系中，经济制裁的手段常常被动用，以图解决双方在安全、军售、核扩散、人权等诸多方面的争执。总的来说，在目前的中美关系中，由于战略背景的变化，经济摩擦已经被赋予更多的意义，不单单是经济问题，而是直接表现在战略层次。在这个意义上，中美目前的经济摩擦，是具有战略摩擦的意义的。
（2）安全领域：中美关系中很多的摩擦都可以归纳为安全问题。这包括：军备与裁军问题上的争执，军火销售问题上的摩擦，军事技术转让问题上的冲突，核武器的试验与扩散问题上的角力，等等。与经济摩擦相类似，国与国之间在安全问题上的矛盾也总是大量存在、经常出现的，一般不因国家之间的制度和意识形态相似性而发生重大的变化。所以，我们看到，在美国与法国之间，也存在着核武器试验问题上的争吵；在美国与以色列之间，也有军事技术转让问题上的摩擦；而军备与裁军问题则一直在多边国际谈判中占重要地位，今天也并不因为冷战结束和东西方对垒的消失而降低其重要性。也是由于这类摩擦的普遍性，同时又由于安全问题毕竟比经济问题对于国家生存的威胁更为直接，我们认为，中美在安全领域的矛盾，其位阶高于经济摩擦，应当列为双方紧张的第二个基础层次。
目前看，中美在裁军问题上的摩擦，主要在于美国对于中国扩充军事装备的关注和担心。反过来，美国则对出售先进的军事装备，这受到中国方面的抗议。在这个问题上，一般性的安全问题是与特定的由中国所认定的主权问题相联系的。因此，冲突的紧张度就升高了。同时，中国的对外军售和核武器扩散问题，则对美国来说具有世界战略意义：一方面，中国通过军售和核武器扩散而增强其武装力量的经济力与对外的军事影响力；另一方面，中国在军事上装备那些美国所不喜欢的国家，等于支持美国的敌人；还有，更重要的是，中国在这样的武器交易中和伊斯兰国家有可能形成更加密切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关系，而这种可能的联盟在美国的世界战略视野中会是一支可怕的威胁力量。安全问题本来就相当敏感，如果再考虑到这样一些战略因素，则中美双方在这一领域的摩擦理所当然地具有重要战略含义，而形成一个重大的紧张点。
（3）人权领域：中美在这一领域的冲突十分突出，构成了九十年代以来两国关系中的一个热点。双方在人权问题上的争执，主要表现为美国方面谴责中国方面对人权的践踏，是美国取攻势，中国取守势。具体议题相当多样，这里不一一赘述。应当强调的是，这一领域的冲突，突出了双方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对立。本来，人权问题既和中美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对立直接关联，也和双方在文化传统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上的差异有关。但是，在宏观战略背景改变的情况下，现在前一个方面得到强调，成为摩擦的焦点。
（4）主权领域：在中美之间，这突出地表现为台湾问题。虽然，很多争执都可以上升到或联系到国家主权层次发生或分析，但是，在中美之间，台湾问题的存在似乎格外醒目和敏感。美国虽然并不支持台湾独立，但是，很明显，它也不支持北京政府对于台湾的主权诉求，而只是模糊地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且，在实际中，美国越来越表现出在台湾海峡两岸的争吵中它的亲台湾倾向。
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现有的官方立场，还是冷战时代中美双方在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的过程中相互讨价还价的产物。当时，美国为了拉拢中国成为以自己为首的反苏联盟中的一个合作者，在台湾问题上向中国作出了让步。此后，在中美之间的整个战略合作阶段，双方虽然在台湾问题上仍然不断发生摩擦，但是，从来都没有象今天这么严重。可以认为，一方面，在冷战格局解体的情况下，美国正在重新考量其世界战略，对于台湾的定位有所改变，因此在试探改变原来的承诺，并采取行动落实其新的战略利益；另一方面，中国随着自己国力的增长和外向战略的浮现，则越来越不能容忍台湾出现的独立倾向，因此也越来越不能容忍美国在这一问题上的可能的试探。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台湾问题再次成为中美关系中一个烫手的山芋。
与台湾问题类似的，还有西藏问题。中美之间在西藏问题上的争执，目前主要集中在人权等领域，但是也不时涉及主权的层次；而且，也同样具有世界战略层次的深远意义。下面，我们会看到，世界战略意义层次上的摩擦，正在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主导因素，因而改变了以上各个层次和领域的具体争执的意义，使这些具体摩擦变得难以解决起来。
（5）宏观国际战略领域：中美之间在所谓国际战略领域的摩擦，从根本上说，就是双方对一个重要问题的否定性答案所带来的摩擦。这个问题是：在冷战之后的世界战略格局中，中美双方的战略利益是不是相同的或相容的？在冷战时代，双方对类似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中美双方具有相同或相容的战略利益，因此双方形成了战略伙伴关系。现在，看来，双方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倾向于否定性的。在本文的第二部分，我们事实上已经集中论述了这个领域内的中美紧张。简单地说，中美在后冷战格局中具有结构性的对立，由此产生了不同的国际战略，而两种国际战略相互矛盾的核心，乃在于世界霸权的兴衰交替。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在改革开放中迅速发展，综合国力迅速提升，同时，政治上依然秉持共产主义制度；另一方面，美国作为当前最为强大的国家，希图维持自己的世界霸权于不坠，因此正在寻找自己在后冷战时代的对手，企图把可能的挑战者遏制于初生阶段。这就形成了双方的战略矛盾。
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第一，战略层次或领域的摩擦，在中美之间各个层次和领域的关系中，是一个结构性、总体性的框架因素，为中美之间的关系奠定了一个基调。可以说，中美之间在上述五个领域内的摩擦，并不是平面并列的，而是具有某种内在的逻辑关联，可以按照不同领域内双方的冲突程度而形成一种层级架构。其中，从经济摩擦到战略摩擦，具有逐级上升和激化的性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目前中美关系处在战略摩擦为主的阶段。第二，在后冷战的世界格局中，目前还没有其他两个大国之间的战略利益是这样明显地相互冲突。因此，中美之间这种以摩擦和冲突为基调的战略关系，就可能成为世界战略格局重新铸造过程中的一个具有轴心意义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双方的战略摩擦当然会主导双方各自对待对方的外交战略和政策。
四、在缓和与剧争之间：中美关系将走向何方？
在分析了目前中美关系的主要特征和主要内容之后，我们的基本结论是：中美关系处在战略摩擦的阶段上，而这是由后冷战的世界战略格局所决定的。在这个基础上展望未来，我们认为，在世界战略格局不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中美之间的这种以摩擦为主的关系将持续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问题只在于，这些摩擦是会逐步加剧呢，还是可以不断缓和？我们认为，只有在这个范围内讨论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才是有意义的。
在结构性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中美双方的战略选择与互动，中美双方家的智慧与技巧，对于今后中美关系的变化，就将是一个重大的决定性因素。篇幅所限，这里不拟全面展开讨论，而仅就三个问题试加分析。
（1）如何估计世界格局中新旧霸权交替的局势？
如前所述，正在成为世界大国，这是导致中美关系恶化的一个重要背景因素。但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真的能够构成对于美国世界霸权的挑战和威胁吗？中美政治家似乎都需要对这个问题做慎重的考量。目前看，美国在规划后冷战时代的世界战略的过程中，出现了这种认知与声音，并且在影响战略制定。所谓“围堵中国”，就是这种高估中国的挑战能力和威胁因素的产物。而就中国方面而言，虽然北京一再强调不存在所谓“中国威胁”，但是，事实上，在诸多方面的外交行为却都表现得富于强权特征。这是不是表明中国确实也在把自己看做正在兴起的二十一世纪的世界强权呢？我们没有办法断定这一点。问题在于，如果双方都错误地估计了世界总体格局中大国力量兴衰交替的趋势，则可能给世界带来很大的悲剧。中美政治家有没有足够的智慧来正确认识后冷战的世界战略格局，确实是关乎两国未来关系和世界政治未来走向的一个大问题。
（2）如何处理交流与政治对立的关系？
无可否认，在后冷战战略格局的结构下，中美之间政治上的对立是造成两国诸多摩擦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方面，经济上的交流则在出现摩擦的同时，也在促进两国的接近与合作。可以设想，如果经济因素得到突出，即使存在种种经济摩擦，中美关系也会持续往比较缓和、积极的方向发展；如果政治因素被突出，则双方的对立必将凸显，摩擦必将加剧。所以，两国政治家如何处理经济交流与政治对立的关系，就成为关乎双方关系发展方向的一个重要问题。目前看，中美双方都认识到：在激烈的世界经济竞争中，中美加强经济合作，对于美国和中国，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面对急剧变动的世界经济结构，稳定的中美经济关系将是世界稳定与和平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保障因素。如果双方都能通过经济合作来淡化意识形态色彩，而不是强调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以削弱和阻碍经济合作，中美关系中乐观的因素就会增加。对于经济合作中产生的摩擦，双方如果能够“就事论事”地解决，而不是拿到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分歧的层次来讨论，不是直接和强权兴衰相联系，合作就会比较容易，摩擦就比较容易解决。反过来，如果把经济因素直接当做人权、政治和战略上的砝码来使用，则两国关系将难以避免地出现危机。
（3）如何应对国内政治压力？
就短期而言，中美两国各自在内部政治上的问题，也是造成两国关系紧张的一个原因。美国方面，一个是因为两党较劲，共和党主导的国会给民主党主政的行政部门出难题，形成美国对华政策的强硬化；另一个，面临总统大选在即，无论外交或内政政策上，现任总统都面临更多的掣肘因素。当然，从总体上说，美国民意和舆论界都在往对华强硬的方向移动，美国极端保守主义势力抬头，是制约美国国内政治从而制约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基本环境。中国方面，一般说来外交政策有相当高的自主性（autonomy），但是目前却也面临越来越多的国内政治上的制约因素。首先，中共最高权力向邓小平之后时代的转移过程尚未最后完成，而在中共政治制度下，争夺最高权力者往往向对外强硬方向靠拢；其次，在邓小平之后，中共内部的强人政治似乎已经走到尽头，新的领导人没有类似毛泽东或邓小平那样的足够权威来在外交政策上独自形成重大决策，在外交政策特别是对美政策上必须在内部不同势力之间寻求较高程度的共识与妥协，因而所受掣肘处甚多；第三，在中国国内，象在美国国内一样，也在兴起一股新的民族主义浪潮，这从总体上制约着政府外交政策的选择。
问题是，政治家和政府如何以国家总体和长远利益为考量，来应对国内政治对于外交政策的种种压力？事实上，在美国和中国各自的国内政治中，都存在对外关系上的温和派和强硬派。如果双方是强硬对强硬，势必加剧两国摩擦，制造国际紧张，对双方关系的发展极为不利。仅仅是温和，则显然难以应对来自双方各自内部的压力。两国领导人能不能找到一种既能满足强硬要求、又能温和处理两国关系的战略和政策，使两国都能在与对方的关系中得到好处而避免坏处，是目前中美两国外交上最大的难题，也是对两国政府和民众的政治智慧和能力的考验。
简而言之，在战略结构既定的前提下，充满摩擦的中美关系会向何种方向发展，端视双方如何处理两国关系；而在处理当前中美关系的时候，上述三个问题的解决，可能会较大地影响两国关系的未来发展。
五、简短的结论
在冷战时代，美苏对抗构成世界战略格局的轴心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基本上受此一因素的制约而形成、发展和变化。在中共当政之初，即奉行外交“一边倒”的政策，加盟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共产主义阵营，从而与美国形成了战略对立关系。这是中美关系的第一阶段。在中苏交恶之后，中美开始相互接近，终于以一九七二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北京为标志，进入了两国关系的第二阶段，即战略合作阶段。无论是与美国对立还是合作，在整个冷战时代，中国都构成美苏对抗中举足轻重的第三方；而在中美的战略合作阶段，中美之间因此能够超越双方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分歧，甚至超越双方的局部战略利益（问题），而达成了对苏战略伙伴关系。
在苏联解体之后，世界共产主义阵营崩溃，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所形成的冷战格局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苏联因素的消失，使中美的战略合作失去了战略结构上的根据，两国之间的政治、意识形态分歧和战略利益的不同开始凸显出来。这导致两国关系进入第三阶段，我们把它叫做“战略摩擦”阶段。在这一阶段上，中美关系的主导因素是中美在未来世界霸权之争上的战略矛盾。由于这一矛盾的作用，中美之间在经济、安全、人权与台湾等诸多问题上的争议，都成为具有战略意义的摩擦领域。在这一基本框架下，中美关系在未来必然充满矛盾与摩擦。决定未来中美关系走向的根本点因此在于：这些矛盾与摩擦是在谈判中得到控制而持续缓和呢，还是会不断激化和加剧？本文认为，在战略摩擦成为中美关系主导的前提下，双方能否对于未来世界的总体战略格局有正确的认识，能否处理好经济交流与政治对立的关系，以及能否正确应对国内政治的压力，对于双方的战略摩擦是走向缓和还是逐步激化，将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