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反思（中）

　一、从陆权走向海权

　　从地中海文明的军事传统中，我们出一条：当海上贸易成为社会重要部分时，也就同时成为海军军种的原动力，这也是海权主义的基础。如前所述，自古以来，海上贸易从未构成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长期缺乏发展海军军种的原动力，也没有产生海权思想的物质基础，虽然在军事技术层面上不乏成熟的海上作战的军事技巧。

　　中国社会因维护农耕生活秩序的需要而然地注重陆军建设，这是陆权主义思想产生的根源。从经济学角度看，海军是海上贸易国家维持生存所必要的成本投入，同样，陆军则是农业国家维持生存时必要的成本投入。

　　中国陆权主义军事传统第一次受到西方海权挑战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19鸦片战争究其冲突的社会性质而言，是西方前“军事——体制”与中国古老的“军事——农业体制”

　　的冲突和较量。通过这场战争，我们得出“师夷之长以制夷”20的认识。虽然这一认识比起将西方的科技视作“奇技淫巧”有所进步，但根本上仍是错误的。因为这种观点所追求的是军事技术上达到西方的水准，社会其他方面则保持不变，以此来解决中国所面临的外部危机。

　　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前夕，清王朝按此思路在海军建设方面采用单骑突进方式，总算拥有了一支庞大的化海军。西方文明的主要传统之一是海军决定国家命运。北洋海军在中国上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它的诞生毕竟标志着我们在军事理念上，从传统陆权走向了现代海权。这就标志着我们至少在军事领域被卷入西方文明的潮流。21

　　但在总体上，北洋海军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西方历史表明，军事现代化的关键是市场原则凌驾于指令性原则之上而成为社会整合之核心原则，同时，军事现代化是社会全方位转型的自然的结果。而清王朝出于统治阶层自身利益的考虑和盲目的恋古情结，只是希望在尽可能不触动传统社会的前提下，建立一支现代化的军事力量——海军来维护国家安全。

　　这就使得北洋海军先天地带上了无法克服的缺陷。西方历史表明，军事现代化的关键是市场原则凌驾于指令性原则之上而成为社会整合之核心原则，同时，军事现代化是社会全方位转型的自然的结果。承担社会转型使命的阶层是酝酿了数百年而培育起来的资产阶级，这一阶层的利益已与旧的社会结构脱钩，而同新的社会结构紧密相连，因而具有同旧的社会体制彻底决裂的基本条件。而晚清精英阶层属于传统社会的贵族阶层，其利益与传统社会结构紧密相连，而与现代社会结构无缘。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势必打破旧的社会结构，这也是军事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这就同晚清政治精英阶层的利益发生根本冲突，并使政治精英阶层产生“角色冲突”。晚清的悲剧性矛盾在于：历史尚来不及造就出真正能够担负社会转型使命的精英阶层（新的精英阶层需要一定时间的培育），只能将社会转型的使命交付于这一使命的天敌、本该退出历史舞台的人们。晚清社会变革和军事变革在政治精英们的‘角色冲突’的尴尬情形中，寻找着一条既能维持旧的社会结构，又能实现军事现代化的一厢情愿却又行不通的平衡之路，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又为其进行理论张本。这样，西方以社会全方位转型为前提的军事现代化在中国蜕变为在传统社会结构中建立现代军事系统，军事现代化置社会整体转型于不顾，以“单骑突进”的错误方式进行运作成为必然的选择。然而，传统社会结构内是不可能产生出真正的现代化军事系统，由此可见，以北洋海军为标志的中国军事现代化在起步时就已误入歧途，并注定了失败的命运。

　　首先，北洋海军建设不以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为依托，而“单骑突进”的做法虽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作为，比如铁甲舰代替了木帆船。但从长远看，军事现代化必将失去其它社会系统的支撑，其发展定是畸形的、极其缓慢的，最终经不起强有力的碰撞。22清王朝与北洋海军是历史上真正的奇观之一，其性质是把一根生机勃勃的绿枝嫁接在即将枯萎的老树上，嫁接者的愿望是如此地荒唐，想以此来挽救老树的生命，结果是老树和绿枝一块完蛋。23

　　其次，清王朝不仅在社会转型和军事现代化关系的处理上，陷入“单骑突进”的误区，而且在纯粹的军事领域也采取“单骑突进”的做法，弃陆军于不顾，一头扑在海军上。其思路是只要有一支强大的海军把外部威胁挡在海上，就万事大吉，至于陆军现代化并不重要，而日本从1871年9月设立陆军部和海军部起，陆军和海军的现代化同时起步，24两国军事改革观念和实践的差异在24年后终于见分晓。甲午战端开启，日本陆军连连得手，直到陆上威胁北洋海军基地的趋势已十分明显，清政府方才感觉不妙，在外国顾问汉纳根的建议下，才匆忙下了建立新式陆军的决定。25但临时抱佛脚，为时晚矣。事实上，正是在日本海军和陆军的协同下，北洋海军才被全歼的。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北洋海军的全军覆没，现代化方面抢先一步的日本陆军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如果没有日本陆军在陆上协同作战，单就海军之间对抗的话，日本海军不可能全歼整个北洋舰队和占领威海卫、旅顺基地。这样一个通过简单逻辑推理和沙盘演习就能得出的结局，却要付出海军覆没、中国丧失一百多年的西太平洋制海权的“学费”才能明白，简直岂有此理！这种恶果若要究其根本，完全是清王朝既得利益集团为自己一己之利，在军事现代化问题上陷入双重“单骑突进”的误区所致。由此反映出清王朝的军事现代化建设是多么被动和愚蠢。也许正应验西方哲人的那句格言：猫头鹰总是在黄昏时刻起飞，就在日本新式陆军配合其海军即将全歼北洋海军这么一个凄凉悲惨时刻，中国陆军现代化终于起步。26

　　再次，从生存方式和经济生活而论，北洋海军缺乏一种来自生存状态的动力源。不像西方那样，以海洋贸易经济作为生活背景，因而海军军种可视为现实生活的逻辑展开。在经济运作上，西方海军是商业、殖民运动必要和有效的成本投入，并同商业利润形成良性互动。

　　由于社会没有从农业向商业贸易型转型，北洋海军的生存背景是农耕社会，海军与社会经济方面形不成良性互动，在经济上只能成为农业社会的沉重负担，不能带来直接的利益，27遂使依赖于小农经济的传统社会与现代海军之间构成相互排斥、互为累赘的关系。必须指出的是：这一深层因素对中国海军建设形成长期的钳制，并非仅对晚清政府而言。

　　如果清王朝正确地认识到军事现代化仅仅是整个社会全方位现代化转型之一部分，并且按照这种认识去行事的话，尚存在难以克服的障碍。因为东西方文明迟至19世纪才仓促发生全面碰撞，历史没有向中国提供几百年的“军事——商业体制”的酝酿期，清王朝所要完成的任务是直接从传统的“军事——农业体制”向“军事——工业体制”转型，这种跳跃式的发展本身难度极大，史无前例，充满了不可预测的风险。事实上，清王朝未必没有意识到军事现代化与整个社会变革的症结所在，而是不愿意按正确的认识去行事，28在历史上，当民族利益与统治阶层的利益集团的利益发生冲突时，统治集团总是想在绝对确保自身利益的前提下进行社会变革，在这种主观意愿引导下，统治阶层往往为了自身利益而牺牲民族利益。

　　旧制度领导下的社会转型往往显得缓慢异常、长时间呈现为一锅“夹生饭”状态。当改革的范围、速度不能满足社会起码的要求时，旧制度作为社会转型最大障碍的事实则日益凸现，以致将之铲除成为社会的共识，这时，政治危机便随之降临，现代化转型将被迫采取灾难性的政治革命甚至军事冲突作为手段，29事情演变至此，虽然符合历史之必然，但却极大地增加现代化转型的成本，国家和民族也将为之付出惨重的代价

　　近邻日本的军事现代化之所以在极短的时间内获得成功，根本原因就在于一开始便意识社会全方位变革是军事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在1853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培理闯入江户湾后的第二年，毅然决定开国并迅速地作了“脱亚入欧”选择，30而不像中国那样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书呆子式的迂腐争执中作出错误选择，从而一开始就避免了“中国特色”的“单骑突进”式的军事现代化陷阱。除了政治体制形式上保留“天皇制”，进行从政治、经济、军事、、、等社会全方位的转型。由于日本的思想家、政治家们一开始便意识国家现代化是社会全方位、各层面的变革，不像中国当时的部分思想家和政治家那样迂腐地在传统与现代化之间追求一厢情愿的平衡，从而使日本迅速越过政治改革的沼泽地，没有像中国这样在政治理想、制度选择上付出长期的、巨大的代价。事实表明，耗时过久的政治理想和政治制度的选择最终是以中国军事现代化的严重滞后为代价的。

　　二、从海权退回陆权

　　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标志着中国在西太平洋、近海、邻海制海权的彻底丧失，标志着中国走向现代海权国家尝试的失败。也就注定了在同日本这个最凶恶的敌人对垒中，中国处于绝对不利的地位。1895年，中日签署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甲午战争以中国的惨败而告终。

　　但战争的失败引发了中国长达半个世纪的政治动荡，以及这种动荡带来的长期内战和日本军事入侵。透过表面纷呈复杂的社会万象，甲午战争后的半个世纪里，中国现代化转型要解决的、并且实际上想解决的是两个问题：一，严重滞后的政治制度与现代化要求的完全不适应；二，寻找最理想的适应国家现代化的政治制度。前者导致了1911年的“辛亥革命”，后者导致了各派政治势力的角逐，并发展到以国民党和共产党为主线的长期内战。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造成甲午战争后中国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在军事上几乎全部投入在陆军方面，无法重建现代化海军，更无法跟上时代的节奏，建设决定陆战和海战胜负的制空权所必需的空军。另外，建设一支类似北洋舰队规模的海军决非一朝一夕的事情，对于取清王朝而代之的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来说，无论为对付国内对手还是外部威胁，只能放弃对海权的追求，把有限的资源投入陆军现代化建设。对外军事战略考虑上，一旦发生外部入侵，只能放弃海上交战，退守大陆。以常规战争水准看，中国这种不利的对外军事态势，延续了相当长的时日，至今无多大改变，因此，甲午战争后，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努力可以说是从争取海权转向确保陆权，从海上重新退回陆地，彻底放弃了对海权。的追求。

　　作为军事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必须有一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确保国家基本利益的现代化海军，应该承担起三项战略任务，首先能够协同陆军确保沿海地区不受外敌入侵，其次能够控制近海包括属于领土范围内的诸岛屿，第三是具有远洋作战能力，能够在必要时，对涉及国家重大经济利益的特定的远海区域实施控制，并具有在全面战争期间与对手进行争夺制海权的能力。然而在20世纪的重大战争中，中国海军不具备完成上述任务中任何一项的能力。

　　1937年抗战爆发，日本海军完全掌握着制海权，可以在中国任何一个沿海地点实施战略性登陆。为彻底封锁中国，日本海军甚至可以实施海上大迂回，攻占缅甸的仰光，切断了中国从海上争取外援的最后一条通道。相比之下，中国海军既不能配合陆军阻止对手在沿海任何一个地区的登陆，更谈不上与日本进行一场海上会战以来争夺制海权。抗战初期，世界军事技术和战术已经发展到以制空权来完成雕制海权的争夺，中国的弱势海军又没有空军协同和掩护，只能退守内河协助岸防作战，接着要考虑的事情是军舰自沉江底，一来可以封锁航道，二来避免成为日本海军的战利品。抗战时期的中国海军连甲午海战的水准都远没有达到。另一典型例子是朝鲜战争爆发时，美国第七舰队往海峡一横，大陆仅竟然50年过不去。直到20世纪结束前夕，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海权意识在国人中日益重视，海军建设才有些起色。当与世界军事强国对抗时，中国海军纵能勉强执行第一任务，但后两项任务尚难以承担。

　　很明显，清王朝时代丧失制海权的苦果，先由国民政府、后由新中国政府一直品尝到今天。

　　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清王朝在社会转型起步时主观上奉行“单骑突进”原则是这一国防后遗症的主要原因。总而言之，就传统陆权向现代海权的转型而论，居然在整整一百年里都没有完成，中国军事现代化就算不是失败，也是不成功的。

　　五、陆军化的滞后及后果

　　自袁世凯创建新式陆军以来，陆军现代化建设基本上是以欧洲国家为参照系的。这是因为欧洲国家较早地进入现代化社会，而工业化社会代表着19、20世纪的方向，建立在工业化社会基础上的军事力量要比以前任何一种社会的军事力量更有威力。由于中国工业现代化起步较晚，并且是欧洲工业现代化模式的移植，这就决定了陆军和其他军种、兵种一样，不可避免地效仿欧洲国家，并且同世界先进国家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由于清王朝的反应迟钝、举措失当，更是加大了这种差距，从而使中国在近半个世纪里，在对抗外部威胁的战争中反映出致命的后果。这种后果在抗日战争和朝鲜战争中充分暴露了出来。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工商业最发达的华东沿海和华中平原地区理应是维持作战能力最重要的地区，但中国技术和重工业的落后，导致中国国防力量在军事技术方面严重落后，中国即没有制海权，也没有制空权，陆军基本装备是步枪和轻、重机枪加迫击炮和少量山炮，没有坦克和重型火炮。31虽然中国军队在爱国主义情绪激励下英勇作战，在士气上丝毫不亚于用“武士道精神”武装起来的日本军队，但日本军队凭借战略、战术制空权的优势，以及地面坦克、重型武器上的压倒优势，32在华东、华中、华北方面的几次会战中取得胜利，中国军队被迫放弃对维持战争最重要、却毫无地形、植被掩护的平原地带和重要沿海城市，退守中国腹地的山区和平原交错地带，与入侵者形成战略僵持。造成这一僵持局面的战术原因是日本侵略军的空军、陆军重型武器的使用受到山岳丛林地形的严重限制，只能使用步枪、轻重机枪、迫击炮和小型野战炮，其地面火力强度已与中国军队水平相差不大，而当时中国军工在轻武器方面的产量和质量完全能够满足战争的需求。33中国抗战的战略是“以空间换取时间”，而放弃相当幅度的无地形掩护的空间，争取到相对的战术火力平衡，是得以成功实施这一战略的主要前提条件。

　　然而，这一正确战略的实施，所付的沉重代价之一是放弃广大的平原地区和重要的沿海城市，许多公道的工矿企业的内迁虽然大大减少了损失，保存了维持作战的能力，但国土沦丧的代价仍然是巨大的。这些本该立即放弃的地区若不经战斗就放弃，对国民士气、国际舆论、争取国际支援甚至国内稳定都有极大的副作用，因此明知在这些地区作战会吃大亏，但也必须硬着头皮展开主力会战，以适应非军事方面的需要。例如，八一三凇沪抗战就是顾忌正在比利时召开的九国公约会议和上海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不宜过早放弃，在明知该作战地域有利于日军海、陆、空优势发挥，不宜坚受的情况下仍苦苦死撑到最后溃败。34现在许多学者都埋怨抗战初期中国军队在不利的地形条件下同日军展开多次主力会战，这种看法未必妥当。其实，我们从抗日战争中应该得出的教训不是这种埋怨，而是：如果一个国家的军事现代化滞后，将导致无法实施正确的军事战略，而被迫采取从纯军事角度看来不太明智的作战方针，并因此而遭受重大损失。

　　抗战初期，充满爱国主义精神的中国军队和充满“武士道精神”的日本军队在士气上平分秋色，中国方面还占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但终因国家科学技术和重工业的落后，导致军事装备的巨大差距，天时、地利、人和显然远远不足以弥补这一悬殊的差距，因而战场上连遭败绩，丢掉半壁河山。35抗日战争另一条被人忽略的经验是：一旦中国军队拥有先进的军事装备，就能取得较好的战绩。1939年11月15日，日军为开辟华南战场在广西钦州湾登陆，继而攻占南宁，企图切断国际线。中国军队在反击中投入装备精良、新组建的机械化第5军，在战车、重炮、飞机的配合协同下，取得饮誉中外的“昆仑关大捷”。36

　　1942年4月，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作战，起初中美两国商定，美国出动第13航空队，对中国地面作战部队实施掩护。由于北非战场德国隆美尔军团逼近埃及，英军面临崩溃，美国根据欧洲战场和亚洲战场的战略指导方针“先欧后亚”，遂将用于掩护中国远征军的第13航空队调往北非。在没有战场制空权的情形下，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一开始就陷入被动，最后遭到重创，37一路退回云南，一路退往印度。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失利固然还有其它原因：如英军协作不利，消极避战；缅甸境内多山，中国军队主力杜聿明指挥的机械化第5军难以发挥优势；史迪威指挥失当等等。但是没有制空权是其主要因素。1943年10月，得到美式装备的中国驻印军第二次入缅作战，在美国空军的支援下，取得辉煌的战绩。过去日本一个大队对付中国一个师绰绰有余，然而，中国驻印军在攻克于邦的战斗中，以对等兵力。

　　即用一个团将日军18师团一个精锐大队击溃，日军大本营为之震惊。38这里的关键是中国军队得到了更好的装备，并拥有绝对制空权，而日本侵略军地面部队的装备已略逊一筹，而且已丧失缅甸战场的制空权，故而屡战屡败。39很明显，同样是斗志旺盛、装备良好的中国军队，能否掌握战场制空权是其胜负的关键。日本军队也是如此。40

　　在朝鲜战争中，中国军队又面临抗日战争入缅作战的老问题，不享有战场制空权，这个问题曾一度使中国在出兵问题上显得犹豫。41这一事实造成中国军队在入朝作战初期“五次战役”中，后勤保障不继、一切军事行动只能在夜间进行、丧失许多次良机和胜利、并导致局部失利的主要原因。42中国统帅部初期以国内战争经验为依据，战役计划往往以歼灭对方数个师为作战目标，结果通常是连歼灭美军一个团都无法做到。43主要原因是没有战场制空权和地面火力强度不够，美军一个团的炮火配置比中国一个军都强。中国军队因装备劣势，后勤保障困难，攻势只能持续一周，从而丧失许多良机。44朝鲜战争中，苏联提供了有限的空中掩护，在后方交通线上空建立了一条“米格走廊”，并且帮助新中国建立了一支可观的空军，45尽管这样，美军仍然占据空中优势。此外，由于美军完全掌握着制海权，随时可在中朝军队后方任意一点实施登陆，这就迫使中朝方面沿半岛北部东西海岸线部署重兵，时刻提防侧后登陆，这就必然削弱了正面作战的兵力。

　　1950年12月31日中国军队发起第三次战役，“被云吞般大军所吞没的联合国军立即吃了个美国陆军有史以来的败仗，不得不一下子撤退到三八线以南。”46美国政府震惊之下已经打算放弃朝鲜半岛，退守日本。1951年1月初，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给“联合国军”司令麦克阿瑟的指令中说：“如果根据你的明确判断，为了避免人力和物力的巨大损失，你们必须撤退的话，那时你就可以将部队从朝鲜撤到日本”47美军虽然遭受惨败。处境岌岌可危，但仍然掌握着制空权，并将中国军队原有的600辆运输卡车摧毁三分之二，前方亟需补充的粮秣、弹药、后续部队等无法前输，因而痛失战机。如果此战的后勤供应能够得到保障，而不是通过无济于事的原始的人力畜力来进行，则可乘胜于撤退之敌以毁灭性打击。其结果必然迫使对手撤出朝鲜半岛，退守日本。

　　1951年2月，中国军队勉强发动第四次战役，因后勤补给不济而受挫。原因是“置身于联合国空军不间断地攻击之下，使得原来就脆弱的中国军队的后勤供应能力不能跟随作战进行补给，因而只能靠各个士兵所背着的补给品来发起进攻，当受阻于难以想象的强大火力壁垒之前丧失了突击能力，就在不能扩大战果的情况之下将补给品消耗殆尽，从而就丧失了攻击能力。”48“联合国军”则通过固守砥平里的战斗，摸清了中国军队的弱点。砥平里一战成了美军在朝鲜战场上心理上和军事势态上的转折点，从而使其下了在朝鲜继续作战的决心。

　　因此，毫不夸张地说，因为军事现代化程度没有达到起码的要求，以极其原始的后勤供应勉强支撑前线作战，中国军队失去一次将“联合国军”完全逐出朝鲜半岛的决定性胜利。49中国在朝鲜战争中，又一次品尝了清末以来军事现代化滞后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六、中国军事现代化过程的一些现象和问题

　　一、内战——军事现代化的阻力

　　中国历史反复出现的现象是通过战争暴力实施改朝换代，军事力量是实施政治理想、意志、要求的直接保障，也是传统政治运作的之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人们政治文化意识中根深蒂固，而传统中国社会方方面面对现代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运作也存在着严重制约，因此从清王朝的“戊戌变法”开始，当两种不同的政治运作方式进行磨合时，实际政治运作总是被传统的政治规律所支配。政治差异总是成军事斗争。摒弃一切历史细节，从理论上讲：由于历史赋予中国现代化的任务是从传统农业社会直接进入现代工业社会，因此也就把战争暴力改变政治状态的传统带入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并由此产生极大的负面作用。

　　在政治运作中，成熟的西方民主政治体制、意识、价值观要么被“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所利用、要么成为它的装饰品而被愚弄。

　　由于传统的军事与政治变革关系进入中国现代化进程，导致中国进入这样一个怪圈而长期不能自拔：要成为军事现代化强国，就必须建立政治上统一的国家，通过国家权力统一地、合理地运用人、才、物资源。但代表社会不同利益集团的政治派别都有自己的政治理想、政治统一方案，任何一种方案的确立又必须通过长期的、大规模军事斗争来解决，这种为创造国家富强的前提所必需的军事斗争本身就是一种严重摧毁国力、且导致国家武装力量在整体上更趋衰落的做法。

　　现代战争的胜负取决于制空权，以中国空军为例，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空军对未来战争的决定性作用已经十分明显，1913年春，袁世凯采纳军事顾问白理苏的建议，创办了中国第一所航空学校——南苑航空学校。为建设空军培养人才，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直军失败后，航空署和南苑航空学校均被奉系军阀张作霖取消。该航校惨淡经营十五年，仅培养了四期航空人才，其他毫无成就，也没有建立起空军部队。50军阀混战期间，云南唐继尧创办云南航空学校，广西李宗仁、白崇禧，四川刘湘、刘文辉，东北张作霖等政治军事集团对为问鼎中原而建立起空军，1925年广东的国民革命政府在苏联帮助下也建立了空军。但因战火连年，消耗巨大，一省一地之财力难以承受空军建设，所以内战虽然有刺激中国空军较早诞生，但却始终处于幼稚状态，而不能正常发育健全，即使是这些支离破碎的空军，实际作用也是打打内战而已。到了抗战爆发，中国空军只是这些“地方空军”七拼八凑的组合，无法与日本空军相抗衡。51至于自己的飞机制造业更谈不上，那是五十年代中期才具备。52

　　为汲取中国军事现代化曾陷于这种可悲的恶性循环的教训，有必要详细分析内战对军事现代化的负面作用。

　　政治统一的国家都具有外部“假想敌”的强烈意识，并根据国际先进军事技术发展趋势来规划国家武装力量发展战略，瞄准国际最先进的武器装备来制定国家军事技术发展计划、进行军事预算、规划军工企业发展并配置以相关的重工业发展体系。但内战时期，各政治军事集团的军事规划不可能产生外部“假想敌”意识，因而他们所有的军事规划仅仅以战胜国内对手为最终目的。这就造成关系国防战略的先进武器的研制和生产所必需人才、资金、技术都无法形成有效的协作攻关，各自为政的政治军事集团所掌握的有限资源仅能研制和生产陆军轻武器装备，而对国防具有重要意义的飞机、坦克、重炮几乎没有研制和生产能力。最令人痛惜的是内战中所有的人力、物力、财力和研制生产的武器都在内战中自相消耗。内战极大地妨碍中国军事现代化建设，53这种恶性循环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结束。

　　二、朝鲜战争、国民党盘踞和“反右”、“文革”等“左倾意识”对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影响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除台湾省外，国家重新实现政治统一。军事现代化有了最可靠的前提条件。但是，军事现代化的前提不等于军事现代化本身！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政治理想指导下的社会变革实验，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存在意识形态上的严重对立。这种情况导致中美关系在关键的1949年7月至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夕，由于美国政府迫于院外反共势力的压力，拒绝采取现实的态度对待即将成立的新中国，阻止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北上与中共领导人接触，遂使中国决定在外交上采取“一边倒”政策，加入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1950年6月，苏联同北朝鲜领导人在没有征求中国领导人同意的情况下，发动统一朝鲜半岛的战争，美国反应强烈。一面出兵干预，一面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阻止大陆统一。不久美军实施仁川登陆，北朝鲜兵败如山倒，美军越过“三八线”直逼中朝边境鸭绿江。中国为维护国家安全，在警告无效的情况下被迫出兵，被动地卷入朝鲜战争。至此中美关系彻底破裂。以后美国利用其国际影响，对中国采取长期经济封锁，致使中国长期不能利用西方先进技术。19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苏联停止向中国技术援助。这些因新中国缺乏外交经验而造成的不利因素严重妨碍了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管理经验和资金的引进。“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虽然是当时唯一正确的途径，但也是出于无奈的被迫选择。在这种严峻形势下，虽然搞出了核武器、导弹、人造卫星，但对中国军事现代化总体发展产生了长期的副作用。

　　朝鲜战争的另一个严重后果是美国阻止了中国的统一，国民党残余势力在台湾获得喘息的机会，大陆被镇压的旧势力阶层对台湾国民党抱有一线希望，对新中国政权形成极大威胁，54加上后来苏联的入侵威胁，造成新中国在战争准备与和平建设之间处于两难困境。55另外，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主要依靠各种掌握现代人文、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阶层，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属于暴力方式的阶级斗争，解放后很长一个时期内，中国知识分子在阶级属性上被划入资产阶级，在阶级归属上属于盘踞台湾的代表中国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政权，因而长期受到歧视和不被信任。56除了极个别直接参与尖端军工建设的科技人才得到尊重外，57大批优秀的人文、自然科学人才在“反右”、“文革”中遭到迫害。直到1980年代后，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后，才改变知识分子政策。对知识分子的敌意和长期歧视知识阶层的政策对中国现代化和军事现代化造成的损失虽然无法以准确的数字统计方式来，但其副作用无疑是巨大的。

　　尽管新中国对直接参与国防建设的极少数从事理工专业的知识分子网开一面，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给予特殊的待遇，例如从事核武器和弹道导弹研究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和二机部在饥荒严重时还能保证猪肉、水果、蔬菜、豆制品供应，58但这种区别对待知识份子的做法还是反映了80年代以前的中国决策层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也没有完全摆脱军事现代化可以“单骑突进”的陈旧观念。这种对知识分子放弃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做法不失为应付眼前危机的有效措施，但对军事现代化长期建设而言是一种极大的失策。

　　由于追求革命的彻底性，对西方国家除了了武器之外，视一切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知识为洪水猛兽，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展开，国家出现了一个普遍糟糕现象：每次都将“正确的政治”同社会各个领域包括军事领域的正常工作人为地构成所谓“红与专”相互否定的矛盾。政治上的权力斗争也往往以这种方式展开。1958年，军内的“反教条主义”

　　就是在防止“匈牙利事件”和张国焘式的分裂借口下，把刘伯承元帅主持下的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视为“资产阶级建军路线”，进行了全盘否定。591965年的大比武也遭到清算。

　　聂荣臻元帅原打算集中全国的科研力量，建立十八个国防科学研究院，才建了几个，文革便开始，被“四人帮”冠以“大科研主义”而遭到批判，最后不了了之。60

　　“文革”对中国军事现代化的严重阻力是不言而喻的，仅举决定现代战争胜负的关键性军种空军为例，“文化大革命”期间，生产出来的几百架飞机因质量问题出不了厂。已经交付空军使用的一些飞机质量存在严重问题。如歼-6Ⅲ飞机的进气道铆钉脱落。纵向操纵过灵；强-5飞机的瞄准具质量不过关，铆钉松动，导线焊接不牢；直-5飞机的旋翼大梁内壁加强肋裂纹，主减速器齿轮折断等等。导致空军后来发生多起严重事故，震动国家高层领导。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