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政治行为：西方相关研究的综述与评价
从管理学科的角度来看，公司行为主要涉及资源依赖性理论、交换理论、行为理论以及制度理论等，这些理论对于CPA的研究作出了不同的贡献。
1．资源依赖性理论 资源依赖性理论被用于分析企业在立法、销售、贸易保护等方面对政府的依赖性，以及对其它利益相关者的资源依赖关系，以此来解释企业的政治行为。一个组织或机构对另一个组织或机构在必要资源上的依赖性影响了两个组织或机构之间的关系。当决策者认为外部组织的行为给本组织行为带来约束时，它们之间存在依赖性。依赖性的存在降低了独立组织在某个特定环境中的行为选择范围，并将使其稳定性甚至生存受到威胁。所以资源依赖性理论认为，依赖于政府有利政策的企业(例如，通讯行业、公用事业、等行业中的企业)应该采取CPA以获得竞争优势，因为CPA能够减少与依赖性相关的不确定性因素及依赖性给企业带来的负面效应。例如，政府政策完善的程度越高，企业对政府的依赖程度也就越高，企业的政治行为可以影响政府政策的制订和执行，也就可以为企业营造一个更有利的体制环境。另外，在企业环境中，政府影响了一些重要的不确定性因素，例如通货膨胀，利率和能源费等。企业通过采取合适的政治行为，可以降低这些不确定性因素带来的不利影响。但是这个理论并没有论证CPA是否能促使企业降低对政府的依赖性。
除了与政府的依赖程度会影响企业的政治行为以外，企业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也会影响企业参与政治活动的积极性。例如如果其它利益相关者(例如消费者或雇员)与企业依赖程度的矛盾占主要地位的话，则这个企业不会积极采取政治行为。
从前面关于CPA的定义中，我们发现CPA的目标对象并不明确。根据资源依赖性理论我们就可以解释实施CPA所选定的目标政府的功能和层级。事项不同、政治行为不同，则目标对象不同。例如，在关于臭氧保护政策的CPA研究中，Getz验证了多种不同的目标类型，他通过强调目标为企业创造的依赖性判断出政府官员及其政策是政治活动的目标。
2．交换理论 与资源依赖性理论密切相关的一个理论是交换理论，它们之间既有相同之处，也存在差异，例如这两个理论在能力和依赖性的相对重要性问题上分别做出了不同的假设，并对CPA作出了不同的解释(见表1)。
表1 资源依赖理论与交换理论的比较
资源依赖理论强调了企业对政府的依赖性。当企业可以为政府或政府官员提供他们所需的资源时，如信息、威信和金钱等，企业的能力就相对提高了(也就是说企业对政府的依赖性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而交换理论则表明能力和依赖性对社会关系非常重要，它强调的是两个系统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企业和政府都拥有对方所需要的资源，而且希望通过交换来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需求，因此资源的转移是以满足双方利益为目的和特征的。交换理论利用企业和政府之间的相互依赖性较好地解释了企业为什么积极参与政治活动。
在不平等的交换关系中(—个参与者相对于另一个参与者具有较强的能力以及较低的依赖性)，强大的参与者容易形成竞争优势。如果企业针对政府的能力非常强，那么企业可以利用CPA来积累竞争优势。
3．企业行为理论 与其它管理的理论相比，企业行为理论对CPA的研究没有直接的贡献，不能直接理解哪些特征的企业会积极采取政治行为。但是西方学者利用这个理论进行的相关研究仍然有助于解释企业为什么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企业行为理论是企业决策理论，它认为组织结构和日常经营活动会对企业目标的制订和决策过程产生影响，例如组织结构、资源、日常事务和等特征影响了企业的行为和对环境刺激的反应。
具体来说，这个理论强调组织集中度的重要性。组织的集中度影响了信息的收集过程，集中度越低的企业可以更好地收集信息。并且集中度越低的企业要求具有较高的管理判断力，而管理判断力是企业参与 CPA的重要决定因素。在企业行为理论中，组织集中度是依赖于组织资源的。研究CPA的学者已经注意到了资源的重要性，特别是财务资源和人力资源。他们认为企业拥有的资源和实施CPA之间有较高的正相关系数，也就是说资源丰富的企业会更积极地实施CPA。其它应用行为理论的研究结果表明，可以基于外部环境来解释企业的政治行为，企业的特征，如企业规模、历史、文化以及组织结构等，也会增加他们参与政治活动的积极性和能力。
4．制度理论 从行为理论而来的制度理论认为企业的行为受到体制的影响，它强调了在决定组织和个人行为时标准和期望的重要性，所以主要用来解释不同企业的行为为什么会存在差异。制度是指维持一个稳定的系统所需要的环境和限制条件，如政府各种政策、宗教等。制度理论已经在CPA的很多方面得到了应用。&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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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政治资源，例如政治文化、公众意见和政策等，是企业的一种竞争资源，同时也是一种制度资源。而CPA则是企业获得正式和非正式制度资源的方式之一。换句话说，CPA用于缓和现实的和潜在的体制问题，利用政治资源来建立有利的体制环境，从而获得企业优势。企业是在制度框架中竞争的，用制度理论来解释政治行为为“政治资源的转换，最终目标是增加正式制度资源的参与者的份额(或者阻止它的降低)”。
以上讨论的是针对企业面临的外部制度环境，事实上企业的内部制度环境也非常重要。在企业中，内部制度限制了企业行为的范围，并使这些行为变成组织内的制度化行为。例如，已经建立了正式的政企关系或政治事务机构的企业因为积累了实施CPA的经验，所以将这种活动或关系在企业内部制度化了。当出现问题时，虽然可能有多种备选方案，但管理者倾向于用制度化的解决方式，即采取政治行为来解决问题。西方学者曾经做过的实证研究也证明了这个假设。例如，Brenner通过研究发现，已经建立了处理与政府之间关系机构的企业会比没有这种机构的企业更积极采取政治行为 (尽管统计结果不具有代表性)，并且那些雇佣了有处理与政府之间关系经验的管理人员的企业会比没有雇佣的企业更积极参与政治活动。
制度理论对CPA研究的另一个贡献在于它有助于探讨CPA策略的选择。制度理论认为策略的选择是基于企业的相对政治资源和政治竞争对手的。CPA是一种旨在从政策制定者那里获得有利政策的沟通过程。有效的直接沟通要求拥有大量制度资源，没有足够制度资源的参与者只得选择间接沟通。而且，企业使用的特定策略或策略组合依赖于它的政治偏好，以及与竞争对手相比所具有的相对优势和资源。如果企业处于制度优势地位，则它会使用直接沟通策略或独立实施CPA。如果竞争对手具有相对优势，则企业处于防守地位，因此它会使用间接或联盟策略。
5．代理理论 代理理论强调了一方与另一方的代理关系。由于代理人不可能完全按照委托人的愿望来行事，因此极少有代理关系是理想的和完美的。不明确的代理关系会比明确的代理关系产生更大的代理问题和代理成本。
代理理论对CPA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代理理论通过将CPA看成是代理人创新的方法。企业不可能替代政府作出决策，而只能通过委托代理的关系寻找政府官员作为自己的代理人，以此来影响政府决策，于是CPA被理解为一种产生代理人的方法。一方面，代理人的数量是固定的，并且是有限的；另一方面，一个代理人不可能仅仅将一个企业作为自己的委托人。将CPA理解为产生代理人的一种方法有助于我们理解CPA发生的环境。
(2)代理理论将CPA解释为代理控制的方法。Getz说企业参与CPA是因为他们与政府决策的代理关系不完善，CPA的目的是减少或解决代理问题。
(3)代理理论研究了不同类型代理关系的CPA效率。Keim和Baysinger的研究表明，在理想的代理关系中，投票由委托人的偏好，或者更现实地说，由大多数立法者的委托人的偏好决定。CPA是企业试图改变立法者判断力或偏好所做出的努力。当大多数委托人有统一的偏好时，立法者的判断力最弱；而当委托人的偏好不同时，立法者的判断力最强。企业的政治行为旨在增强立法者的判断力(如果该企业的偏好不同于大多数企业的偏好)或者削弱立法者的判断力(如果企业有很强的偏好，而又没有明显的大众意见)。这个理论的优势在于注意到了CPA的目的在于改变立法者的判断力，通过妥善安排政治行为使立法者倾向于追求企业目标，从而使企业获得政治优势。
四、对我国CPA研究的启示
与市场比较发达的西方国家相比，我国政府对经济的影响和干预的范围及深度要大得多，对工商企业的影响也更大。鉴于政府环境对企业的重要影响，我国的各类企业无不花相当精力来经营对自己有利的政府环境。然而，我国学术界对有关企业政治策略和行为的理论研究却很少。大部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企分开、行政干预等政治体制改革等方面。我国企业的政治行为虽然大量存在，却缺少理论解释和理论指导。
本文就西方学术界对CPA的研究做了综述，虽然到目前为止西方学术界已经取得了较好的研究成果，但是西方的研究成果主要是针对西方政治及法律体制的，不能完全用于分析的问题，但是西方的研究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能为我国的相关研究提供以下几点启示。
1．针对我国特殊国情，应该研究我国各类企业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政治行为、政治活动的范围及方式、政治政策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以及影响策略选择的因素等。
2．由于我国目前尚未形成一个被广泛认同的“企业政治行为”的定义，使得对企业政治行为合法性的理解没有达成共识。因此应该清楚地界定CPA的概念，这样才有可能使企业将企业政治策略的制定与实施作为企业战略管理的内容之一。在界定概念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研究企业政治行为的合理范围，分析在企业政治行为的过程中，用于约束政府公务人员和企业相关人员行为的体制性规范与非体制性规范等。
3．研究企业政治策略制定与实施的有关理论与方法，并将企业组织行为理论及战略管理理论结合起来考虑问题。
4．在西方的研究中，还有一些问题尚未解决，需要我们做进一步的研究，例如，如何验证CPA策略的有效性，CPA随时间而改变的方式以及CPA发生的环境等问题。另外，评价企业是否应该退出政治领域以及哪些因素导致企业退出政治领域都将是下一步研究的方向。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增强，企业政治行为的环境越来越复杂，因此对CPA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在本地。而且随着国际业务量和国际政策调整量的增长，企业政治行为的实施需要一些能够了解各国政策的国际代理。不同环境中的CPA存在很大的差异，所以只有在社会理论的指导下，才能全面正确地理解CPA。同时，较好地理解CPA也有助于进一步增强企业的竞争力，提升企业的管理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