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生与延续：近代中国乡村高利贷习俗的重新解读（上）
【内容提要】高利贷习俗的生命力非常顽强，能够超越不同社会形态而存在。它是长期相沿、为广大民众反复使用的高利贷习惯，本文特指私人、店铺借贷中超出社会认可、对债户非常苛刻的借贷利率习俗。从20世纪上半期华北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资料来看，此习俗花样繁多，大致可划分为加大利、先扣利、多算日期、粮钱互折、粮食与粮食及其他实物的互折等六类，由此可见高利贷习俗类型与模式的共性和表现形式的差异性。其所以能够长期延续，主要是因为除了高利贷，农民没有其他更多的融资办法，而高利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调剂生活中所遇到的资金或实物的不足。如果不考虑这一社会基础，只用干预的办法予以取缔，则会导致民间社会秩序的紊乱。
【摘 要 题】史专论
【关 键 词】高利贷习俗/20世纪上半期/华北/长江中下游
【正 文】
一
在人们的社会经济活动中，借贷是一种悠久、不可或缺的融资行为。民俗起源于生活，与其他社会生活领域一样，借贷活动也折射着浓厚的民俗气息。所谓高利贷习俗，笼统说来，就是长期相沿、为广大民众反复使用的高利贷习惯。民俗学家乌丙安依照同类题材和内容的密切相关性，将民俗分为12个系统、48个系列，（注：乌丙安：《民俗学原理》，辽宁出版社2001年版，第29页。）但我们从中看不出借贷或习俗的归属，究竟划为何类，尚须研究。就其运作的具体过程而言，高利贷包括借贷关系的主体即借贷当事双方、借贷的信用方式、借贷期限、借贷利率、借贷的偿还等环节，由此构成高利贷习俗的链条。这种借贷之所以成为高利贷，最能体现本质的内容是其高昂的利率，所以本文阐述的核心是高利贷利率问题。
何谓高利贷？迄今为止，这仍是一个没有解决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关键是很难做出一个的量的规定。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给出的定义为“可以把古老形式的生息资本叫做高利贷资本”。（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75、671页。）这一定义显然过泛，与西欧中世纪的高利贷概念没什么区别，即只要是有偿借贷，不管量的大小，都属高利贷。不过，从马克思的具体论述来看，高利贷资本的本质特征是重利剥削，它不仅占据了债务人的全部剩余劳动，甚至还占有一部分必要劳动，使其精疲力竭，每况愈下。
20世纪80年代末，有的学者仍然只是依据马克思的定义，而不是具体论述，认为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传统借贷都属于高利贷。（注：刘秋根：《试论宋代官营高利贷资本》，载《河北学刊》1989年第2期。）这一对传统借贷形式不加任何区分的观点，当然更有泛化高利贷之嫌。按此界定，民间私人借贷、店铺借贷、典当业借贷、钱会借贷等传统借贷形式都可以归属高利贷范畴，实际上不同类型的借贷，运作方式及其性质并不相同，必须根据具体问题而有所区别。例如，典当业是一种以动产抵押为主的传统金融机构，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高利贷行业，但近年有的学者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将典当业划为高利贷非常片面。（注：马俊亚：《典当业与江南近代社会经济关系辨析》，载《中国农史》2002年第4期。）笔者认为，完全否认典当业的高利贷现象也不客观，但由于经营成本较高，确非以往人们想象的那样严重，总体说来利大于弊；至于钱会，完全是一种多人集资和借贷的互助组织，根本不能算高利贷；而私人借贷和店铺借贷的情况较为复杂，其中亲友之间的无息借贷和低利借贷不能说是高利贷，民间所谓高利贷是超出社会广泛认可的利率。
前几年，笔者在博士中，鉴于高利贷利率的概念难以界定的情况，“姑且国民政府的提法，以超过年利20％或月利1.67％就算高利贷，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注：李金铮：《借贷关系与乡村变动——民国时期华北乡村借贷之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2页。）现在看来有取巧之嫌。其实，不仅南京国民政府对此有过规定，革命时期的中共政权也颁布和执行过有关规定，如抗战时期规定借贷年利率不得超过10％或15％。同样是权力规定，为什么仅以国民政府的规定为标准？显然并未表明充分的理由。无论如何，两个政权的规定都大大低于社会认可的利率，而是否高出这一规定就算是高利贷，则不能轻下断语，因为政府规定与社会经济基础的距离经常很大。
基于以上理由，本文所述高利贷习俗，并非泛指所有传统的民间借贷，也不是社会认可的借贷利率，譬如旧中国物价平稳时期，通常借钱月利为3分，粮食借贷年利率为7分，而是特指私人、店铺借贷中超出社会认可、对债户非常苛刻的借贷，此属社会陋俗。我认为，这或许是一个能够反映民间真实生活世界的概念。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以前，对民间借贷有泛化高利贷的倾向，而今却又有淡化乃至否定高利贷的论调。此一判断也属极端，均不足取。
在近代乡村，尽管民初以降有农业银行、信用合作社等现代金融机构的出现和，但传统高利贷仍是十分重要的融资现象，所以对此问题的研究有着相当的历史价值。而从另一角度而言，由于以往民俗学界对此探讨尚属空缺，所以又有重要的民俗学价值。近些年来，笔者主要研究20世纪上半期华北和长江中下游乡村的信贷问题，兹即以这些地区的调查资料为中心，对高利贷习俗作简要讨论。
二
与“现在的”民俗不同，“历史的”民俗资料很少记载民俗生活的全部动态过程，它保留的主要是民俗事象、民俗文化和民俗符号，民俗主体基本被悬置起来。（注：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153页。）高利贷习俗也是如此，资料文本极少记录借贷双方讨价还价的具体细节，而是主要表现或抽象为借贷习俗的类型。在此限制下，要复原民俗生活的整体是不可能的。一如法国历史学家勒华拉杜里的名著《蒙塔尤》，所用宗教裁判所审判资料可谓丰富至极，但他仍然表示“在民俗这个领域里，‘复原’只是一种幻想。”（注：[法]勒华拉杜里：《蒙塔尤》，许明龙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94页。）所以，本文所介绍的主要是高利贷习俗的事象、模式，通常为民间俗称的种种名目。此习俗花样繁多，不胜枚举。据统计，江西乡村的高利贷习俗有23种名目。（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编：《1949-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农村经济体制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7页。）由于同名不同义、同义不同名者较多，要想准确地分类是很难的。这里仅就借贷方式及其利率的不同特点，粗略划分为以下六类：
第一类：加大利
这种高利贷直接表现为借贷利率的高昂，在借贷关系中颇为常见。
钱债有“大加”利之说，如山西黄土坡村称“大加一”，即月利10分。（注：宏流：《地主剥削式样》，载《晋绥日报》1947年3月30日。）太行山区乡村又称“老一分”、“十利”，即借1元，月利1角，10个月本对利。甚至有“加十五”、“大加二”的，即10个月期限，利钱高至150-200％。（注：魏宏运主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辑，中国财经出版社1990年版，第1361、1326、1361、1326、1361、1360、542页。）江苏嘉定县有“日拆利”，每元每日加利1.2或1.5角。（注：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江苏省农村调查》，1952年印，第83页。）粮债也有加大利的各种名目。如山西兴县有“冬五升夏三升”之说，即春借冬还，每斗以5升行息。如冬季不能偿还，至来年夏季再还，每斗又加3升利。（注：司法行政部编：《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录》，1930年印，第834、857、824页。）芮城县称“放伙帐”，借麦1石，加利4-8斗不等。（注：司法行政部编：《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录》，1930年印，第834、857、824页。）河南开封、偃师等县称“揭麦帐”，如年底借麦1斗，麦后还麦一斗二三升。（注：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47页。）河北赞皇县称“加五利”，亦名谷利，即借粮1斗还1斗半，且须“尖还”，即平斗借尖斗还。（注：魏宏运主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辑，中国财经出版社1990年版，第1361、1326、1361、1326、1361、1360、542页。）江苏常熟县有“粒半”、“粒六”、“粒七”乃至“粒八”，即指5分利、6分利、7分利和8分利。（注：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江苏省农村调查》，第217、20、61、439、47、61、140、216、439页。）浙江丽水县有“对合利”，7月借9月还，利为本的一倍。（注：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浙江省农村调查》，1952年印，第30页。）安徽滁县有“四撞十”，春借4石稻，秋收时连本还10石。（注：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安徽省农村调查》，1952年印，第99、150、99、35、99、208、109、35、50页。）
再就是利滚利、驴打滚与印子钱，它们成了一些地区高利贷的代名词。
“利滚利”，即届期不还，以利作本，重计利息，逐期滚算，利息学称作“复利”，是债主规避风险的一种有效方式。在河北称为“臭虫利”，形容其繁殖过速。（注：田文彬：《崩溃中的河北小农》，引自天津《益世报》1935年4月27日。）山西称“驹子生息”、“羊羔生利”、“黑驴打滚”（注：刘大钧：《我国佃农经济状况》，上海太平洋书店1929年版，第55页；崔哲：《“相财主”杀刮农民的“奥妙”》，引自《晋绥日报》1946年7月26日；宏流：《地主剥削式样》，引自《晋绥日报》1947年3月30日。）等，与臭虫利的意思是一样的。在江苏青浦县称“母子债”，到秋收不能偿还利息，就重写借据，将利作本，利上滚利，如借对本利1石，次年不还，第3年就还4石。（注：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江苏省农村调查》，第217、20、61、439、47、61、140、216、439页。）安徽宣城县称“放月利”，一般月利3分，每月利上滚利，一年后可滚至5倍。（注：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安徽省农村调查》，1952年印，第99、150、99、35、99、208、109、35、50页。）湖南临湘县，每元每日利息1角，满10天即算复利，如此，借洋1元，1个月须还本利8元。（注：冯和法：《中国农村经济资料》，黎明书局1933年版，第1125、1124、1125页。）
“驴打滚”，在有的地区，意指利息为本金的1倍，如太行山乡村就有这样的借贷习惯，借1元还2元，又称“轱辘利”、“梯梯利”。（注：魏宏运主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辑，中国财经出版社1990年版，第1361、1326、1361、1326、1361、1360、542页。）但通常含义是，届期不还，利息加倍，是一种比利滚利更为苛刻的复利借贷。在河北丰南县，这种借贷以一年为期，利息为50％，如到期不还，就利息加倍。（注：丰南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丰南县金融志》初稿，1989年印，第5页。）在河南新郑县，则以一月为期，利率4-5分，“如过期不还，则利率即按数学级数以增加，成为最厉害的复利！”（注：卢锡川：《新郑县唐河农村的调查》，载《河南大学农学院委刊》第1卷第3期，1930年。）在河北赞皇县，将“到期不付利，利加一倍”的情况，又称“大加一”。（注：魏宏运主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辑，中国财经出版社1990年版，第1361、1326、1361、1326、1361、1360、542页。）天津郊区，称“倍倍钱”。（注：实业部中国经济年鉴编纂委员会：《中国经济年鉴》上，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E198。）在湖南桃源县，称“孤老钱”，每月一对本，即借洋1元，过1个月还2元，过2个月还4元。（注：冯和法：《中国农村经济资料》，黎明书局1933年版，第1125、1124、1125页。）安徽滁县关山乡称“老驴滚”，春季借稻1石，秋收还2石，到期不还，加倍计息，至翌年还4石。（注：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安徽省农村调查》，1952年印，第99、150、99、35、99、208、109、35、50页。）湖北随县称“老呱呱”，借10元，1个月还本利12元，超过1天另收2元，超过2天收4元。（注：湖北随州志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随州志》，中国城市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356页。）
“印子钱”，亦称折子钱，规定债务人分期偿还本息，债主将还款日期及每次应还本利数额写在折子上，每还一次就在折子上加盖印记，其主要特点是数额特小、期限特短、利息特高。在河北，此种借贷期限一般为2个月，短至1个月，鲜有过百日者。款额多为一二元，10元以上者极少。普通月利20分，如借铜元500枚，每日还本利20枚，一月共还本利600枚。（注：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中国农业金融概要》，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93页。）天津郊区，农民需款少，就向印子房借，最多借5元，每日还5分，120天还完，本利共6元，月利达60分。（注：《中国经济年鉴》上，E198。）在江苏涟水县，借钱10千，按10日摊还，每日缴还本利1200文，合月利60％。（注：陆国香：《苏北五县之高利贷》，载《农行月刊》第1卷第1期，1934年5月。）安徽安庆县，借钱300铜元，每日还款15枚，1个月本利总数450枚，合月利50％。（注：汪洪法：《我国农民负债之特质》，载《文化建设》第2卷第6期，1936年。）
一般借贷是利随本清，先扣利则是在借贷关系一成立时就扣除部分或全部利息，全部本金和剩余利息仍要如数归还。因提前扣除利息，就等于提高了借贷利率，它成为债主防止债户到期不还而经常采用的手段。
这种借贷在太行山区有“现扣利”、“裹除利”、“裹扣利”、“倒抹利”、“倒坐利”等别称，都是借约上写10元，实际上借出的是8元、9元或7元。（注：魏宏运主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史资料选编》第2辑，财经出版社1990年版，第1361、1326、1361、1326、1361、1360、542页。）河北通县则有两种作法，一般是债主先扣留第一个月利息，如借120元，先扣月利4元，只出116元；另有“倒坐利”者，如借120元，10个月为期，月利4元，利息共40元，一并扣留，只付债户80元，到期还120元。（注：吴志铎：《北通县第一区平民借贷状况之研究》，燕京大学经济系1935年印，第93页。）在江苏奉贤县青村，称“内扣利”，借米1石，先扣3分利，实际只到手7斗，到期仍归还1石。（注：奉贤地方志丛书：《青村志》，1984年印，第165页。）无锡县称“丢稻钱”或“丢麦钱”，收成前一、二个月借1石，先扣利息3-4斗，收获后还1石。（注：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江苏省调查》，第217、20、61、439、47、61、140、216、439页。）浙江吴兴县，每借米或谷1石，先付现款2元或1元，至秋收时再还米或谷1.9石。（注：杭州国民党政府经济建设委员会经济调查所：《中国经济志》浙江吴兴县，该所刊1935年版，第33页。）江西南昌郊区称“贴现式”，借100元，先扣利息10元，实借90元，还100元。（注：张启元等：《旧南昌市的业》，载《南昌文史资料》第6辑，1989年。）在安徽，旌德县农民借款时，先扣利息，打八折付款；祁门县、绩溪县农民借粮时，打7-9折；滁县流行“大头利”，月利3分，借10元债，先扣3元利息，第一个月本利还10元，第二个月还本利13元，第三个月还本利17元，（注：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安徽省农村调查》，1952年印，第99、150、99、35、99、208、109、35、50页。）这显然是一种先扣利和利滚利相结合的高利贷形式了。
第三类：借多付少
借多付少与先扣利有形似之处，即债主付给债户的数额都比约定本金减少，实际却有质的区别。先扣利，是债主扣除部分或全部利息后再付给债户少于本金的数额，债户偿还的是剩余利息和全部本金。借多付少，则不是因为扣除利息后付给债户的金额减少，而是一种本金的部分扣除，债户偿还的仍是全部本金和全部利息。显然，这是一种比先扣利更为苛刻的借贷习惯。
此类借贷在河北盐山县有的称“回头扣”，也是借8元按10元还本付息；有的称“九出十归外加三”，即借9元作10元，月息3元，每月还本利13元。（注：张爱国主编：《盐山县志》，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68—469页。）在献县，债户借10元，只能得到8元，至期仍还本金10元和全部利息。（注：1998年3月22日访河北献县小流屯村朱玉庭等人资料。）在山西闻喜县，向商号借贷百元，只给九十四五元，按百元还本付息。有的付给九十四五元后，还预先扣除百元的全部利息。这样借者所得减至八九十元，本金百元仍要全部偿还。（注：《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录》，第811、776页。）河南开封县，有“大加一”之法，即借1000文，先扣除100文，得900文，仍按1000文行息。（注：《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录》，第811、776页。）在江苏盐城县，称“过头钱”，债主将本以七、八折放出，约定两三天或十天、八天偿还，另加20-30％利息。（注：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江苏省农村调查》，第217、20、61、439、47、61、140、216、439页。）浙江吴兴县南浔区，则是蚕农冬季借粮，每石先交保证金2-4元，不予发还，还时仍照市价，并付月利2-3分。（注：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吴兴农村经济》，该所刊1939年版，第51页。）安徽来安县安乐乡，称为“八撞十”，借8元作10元算，外加利息。（注：安徽省财政厅等：《安徽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第1册，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1、291、299、299、320页。）湖南耒阳县、湖北部分地区称“九出十归外加三”，借9元作10元，月利3元，1个月还13元。（注：冯和法：《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第1124页；南经庸：《湖北农村金融之建设与统治》，载《经济评论》第1卷第2期，1934年3月。）
第四类：多算日期
从借贷日期上做文章，是债户提高利率、剥削债户的又一手段。
这种借贷在太行山区有出门2分利(算一月)、过6天算一月、两月一季利，甚至出门半季利等名目。（注：魏宏运主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辑，中国财经出版社1990年版，第1361、1326、1361、1326、1361、1360、542页。）山西有一种“臭虫利”，又称“日夜忙”，即一天一夜算两天。（注：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山西金融志》初稿，1984年印，第136页。）兴县高家村，有一种“捆月子”的办法，即约定借期半年，4个月头上提前还也得出半年的利；如至期还帐，则“过三不过五”，6个月零5天就算7个月的利。（注：胡正：《斗垮地主白老婆——高家村诉苦清算大会速写》，引自《晋绥日报》1947年4月16日。）山东临沂、郯城二县“行利帐”的规定更为苛刻，过期一日，增息半月，过期半月以上，增息一月。（注：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山东省华东各大中城市郊区农村调查》，1952年印，第70页。）在江苏上海县马桥区，借粮不论是前一年11月、12月，还是当年1月、2月，到7月收稻时，都要缴纳同样的利息。（注：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安徽省农村调查》，1952年印，第99、150、99、35、99、208、109、35、50页。）江西兴国县也是如此，借谷不管是去年11月、12月借的，还是今年1月、2月、3月借的，到7月割禾还债时，都要交50％的年利。（注：《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03页。）无锡梅村镇，则是借款过月一日作一月计，如上月29日借，至下月1日还，利息须以2个月计，如本月5日借，6日偿还，亦须支付1个月利息。（注：倪养如：《无锡梅村镇及其附近的农村》，载《东方杂志》第32卷第2号，1935年1月。）浙江义乌县也是如此，债主用两头月计算利率，如2月28日借的钱，即便在3月1日清偿，也要算二个月。（注：吴辰仲：《浙江义乌县农村概况》，引自天津《益世报》1935年3月9日。）
第五类：粮钱互折
农民在借粮、借钱时，债主根据市场物价的季节变动，对粮食与货币做有利于己的相互折算，核心是“听涨不听落”，以提高借贷利率。
最常见的是农民借粮食以后的粮钱折转。在山西五寨县，地主就有“籽折钱，钱折籽”的放贷办法。沙湾村农民保后子1926年向地主借债40元，当年粮贱，地主就将钱折成40石莜麦。第二年，莜麦涨价，地主又将40石莜麦折钱280元。（注：宏流：《地主剥削式样》，载《晋绥日报》1947年3月30日。）经过粮钱互折，二年间合年利300％。方山县“放土债”的办法则是，春夏之际借莜麦1斗，时价1000文，加5行息，至秋后偿还时，如莜麦价格涨至1000文以上，就以1斗加息半斗归还莜麦；如莜麦价格降至1000文以下，就按借麦时1000文的价格加息还钱。如债户愿还莜麦，就按借时的高价折合成低价时的莜麦数额，另加息归还。（注：司法行政部编：《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录》，1930年印，第834、857、824页。）在河南鲁山县，有“双保险”、“两头利”之说，即借粮还钱者，粮价“听涨不听跌”，还债时按借用期间的最高粮价计算金额；借钱还粮者，粮价就低不就高，归还时按借用期间的最低粮价折算粮数。（注：程岷源：《高利贷形式何其多》，载《鲁山文史资料》第4辑，1988年。）在江苏萧县长安村，贫民借粮时按当年最高市价折成银元，到收获时再按较低的市价折成粮食归还，譬如借麦1石，按该年最高麦价每石10元计算，到收获时，麦价跌至每石5元，就按此将10元折成2石小麦清偿债务，利息达100％。（注：江苏省立徐州民众馆：《长安村农村经济调查报告》，载《教育新路》第12期，1932年12月。）在涟水县，农民于春寒时借粮，收获后以钱偿还，粮价以春价计算，随涨不随落，故贷谷1斗，非2斗莫偿。（注：陆国香：《苏北五县之高利贷》，载《农行月刊》第1卷第1期，1934年5月。）安徽来安县安乐乡也是如此，春天借粮1石，到清明时作价，听涨不听跌，待粮食下场时再依当地市价折成粮食付还，通常借粮1石，须偿还2石左右。（注：安徽省财政厅等：《安徽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第1册，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1、291、299、299、320页。）在湖北，农民春耕时借谷1石，以同样的方式于秋收时还谷达3石。（注：程理锠：《湖北之农业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台北成文出版社、美国中文资料中心1977年版，第45599页。）在湖南衡阳县，称这种借贷为“标谷利”，四、五月间借谷1石，以最高价折为现钱，第二年七、八月间又以最低价折谷偿还。与上述萧县长安村不同的是，还要加月利6-7％，总共利息竟达原本的3倍以上。（注：冯和法：《中国农村经济资料》，黎明书局1933年版，第1125、1124、1125页。）
也有借钱还粮的折转情况。如浙江南田县的“放谷债”，借银10元，至夏秋早稻或晚稻收获时，以较低的市价折合还谷。（注：施沛生主编：《中国民事习惯大全》，上海广益书局1924年版，第9页。）安徽滁县大王营乡，债主先估计秋收新粮上市的价格，再按此对半付钱折成粮食放予债户，群众称为“随市作价，听涨不听跌”，如稻谷上市估计每石8元，仅借4元或4.5元，秋收时债户还1石。（注：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安徽省农村调查》，1952年印，第99、150、99、35、99、208、109、35、50页。）歙县岩寺区一地主借给农民30石粮的钱，按4千元1石折成粮，而当时粮价2万元1石，等于借1石还5石，借30石粮的钱要还150石粮。（注：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安徽省农村调查》，1952年印，第99、150、99、35、99、208、109、35、50页。）